2011年6月6日星期一

一個名叫沈迦的商人和外國傳教士蘇慧廉相遇之後的故事 作者:朱雨晨

     一張模糊不清的照片,在十幾年的時間裡不停發酵,成一個心結。終於到了2007年,曾經的記者、商人沈迦放下一切,投入一場只屬於他一個人的歷史探索,千里追蹤,找到了大部分答案。
照片的主人公,叫“蘇慧廉”,一個即使是專業歷史學者都感到陌生的名字,但卻是一個早應引起中西漢學界注意的名字。
    沈迦靜靜地看著車窗外的藍天白雲,看著清澈卻深不見底的大海,看著以百公里時速向後飛馳的欄杆,車正離開溫哥華,上了通向烈治文的跨海大橋,沈太太安靜地開著車。突然,他開口了,聲音不響但堅決:“我想做這個事,我想寫他。”
    沈迦想寫的這個人,中文名叫“蘇慧廉”。
初識蘇慧廉
   1991年大學新聞系畢業之後,沈迦回到家鄉擔任《溫州日報》文化版記者、編輯。他注意到,幾乎所有與溫州開埠有關的歷史書籍和報導中,都會用同一張照片。它大約攝於19世紀後半期--溫州的近代化歷史,開始於1876年的《中英煙臺條約》。
       照片裡的溫州,還是一個由密集平房、鱗次瓦頂、林立船桅構成的中世紀小城。沈迦發現,這張照片來自于一本英文書——《中國使命》作者名為“蘇慧廉”,英文William Edward Soothill。他的妻子也寫過一本書,叫《中國往事》。這兩本書在整個溫州市各只有一本。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另一個溫州人,考古大家夏鼐在北京舊書攤上買到了它們,後來被溫州圖書館借去。1985年夏鼐去世後,它們就被收藏在溫州圖書館裡當作善本,不准外借。因為《溫州日報》的記者身份,沈迦去圖書館,能被允許翻翻這兩本書,偶爾複印一兩頁。
        幾乎所有追溯溫州近代史的書籍、報導、紀錄片,都會使用這張照片。時間久了,沈迦越來越感到好奇,這張照片的拍攝者,這兩本書的作者,是什麼樣的人?
        工作之餘,他查閱了溫州的地方誌,以及所有能夠得到的相關材料,只能隱隱勾勒出一個主人公在溫州時的大致輪廓。
       蘇慧廉是英國“偕我會”(後來改名為“循道公會”)派到中國的傳教士。他主持大規模重建的“城西堂”,至今還是溫州規模最大的基督教堂,2008年剛剛慶祝了建成110周年。
       小時候,沈迦陪奶奶去過這家教堂,對那裡很熟悉。教堂的淨空很高,裡面有六根黑色巨型圓柱,它們和中國古建築裡朱紅色的圓柱完全不同。他也模糊地記得,很早就有長輩提起過,這些柱子是從英國千里迢迢運來的,原來蘇慧廉就是它們的奠基人。
       業餘時間的探索極其有限。雖然沈迦對蘇慧廉發生興趣了足有十年,那個遙遠的身影仍然極其模糊,就像他留給溫州的唯一一張照片那樣。
       這個迷一樣的人是什麼時候來的溫州,除了那所教堂之外又做了什麼,什麼時候走的,之後的命運呢?



用溫州方言翻譯聖經
    1881年時,從英國到中國的海路需要兩個月時間。21歲的他孤身一人,飄洋過海而來。
        蘇慧廉生於1861年,學過法律,曾在曼徹斯特一家律師樓工作。他通往中國的路,始於一本雜誌,上面登了循道公會招募志願者的廣告。蘇慧廉是個虔誠的基督徒,當時就有一種感動。志願者只有一個名額,就在中國——寧波教區駐溫州的傳教士去世了,需要有人繼續他的工作。
       蘇慧廉在溫州一待25年。幾年後,未婚妻也來了。倆人在溫州舉辦婚禮,生下一子一女。兒子在四歲時離開溫州,女兒則一直跟隨父母左右,也成了一個中國通。
       到溫州後不過半年,蘇慧廉就能用溫州話上臺講道——這是一種連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望而生畏”的方言。後人不得不感慨,這個外國人有怎樣的語言天才,又是怎樣勤學苦練才能做到呢?
       在城西堂的重建碑文上,至今還留有蘇慧廉寫的銘文。其中有一句文言文:“中外集資成數,庀材鳩丁,昕夕董治,月圓十度,方始告竣”,這段現在大部分中國人讀起來都拗口的文言文,翻譯成現代漢語是:集合了中外大筆資金,窮盡人力物力,不分晝夜地加班苦幹十個月,終於竣工。
       蘇慧廉還用溫州方言翻譯了聖經的《新約全書》,並且用拉丁字母給當地方言之一,甌音的進行注音。蘇慧廉用過的講稿,有些保留到了今天,那上面還有他用拉丁文字的注音。
       這些資料在語言學上非常寶貴,因為它們無意中記錄了一個世紀之前溫州方言的發音規則。
溫州的現代化醫療體系由蘇慧廉開創
       蘇慧廉在溫州創建了一家“藝文學堂”,英文名是“college”。也就是說,十九世紀後期,溫州這樣一個偏具一隅的中等城市已經開始了高等教育。蘇慧廉聘請的校長來自英國,是劍橋大學的博士,後來在溫州也待了20多年。
    1903年,開學典禮上,應邀出席的還有他的好友,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過傑出貢獻的李提摩太,他也是當時中國首屈一指的翻譯家和教育家——1907年,在溫州待了25年之後,蘇慧廉走馬上任山西大學(時稱“山西大學堂”)校長,也是接了李提摩太的班。
       另一方面,溫州的現代化醫療體系也由蘇慧廉開創。1906年,他創辦了白累德醫院,這是溫州第一所西式醫院,1949年之後,它改稱溫州市第二人民醫院,懸壺濟世至今。說起來,當年參與接管這家醫院的一名外科醫生,就是沈迦祖母的姐夫,沈迦就是在他家長大,叫他“爺爺”。
    2007年決意“尋找蘇慧廉”的沈迦,其時已不做記者,下海經商,幾番打拼後,擁有了一家規模不小的公司。沈太太說:“你還有別人不具備的條件——吃飽了飯沒事幹。”
       沈迦知道,他的條件已經成熟,他已經進入了最好的研究、寫作狀態,一個人的歷史研究從此開始。
沈迦先後讀了不下100本書,像拼圖一樣,一塊一塊拼出蘇慧廉的生活軌跡,其中的困難,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譯名不統一。“William Edward Soothill”最正確的譯法應該是“威廉·愛德華·蘇西爾”,“蘇慧廉”可能是他本人取的中文名字,史料中還有很多譯法,甚至有民國教育資料說他是個女人。
他當時已是全中國首屈一指的教育家
        蘇慧廉對中國的最大的貢獻,在於教育。“山西大學堂”是用庚子賠款建立起來的,當時和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北洋大學堂(今天津大學)齊名。這是當年僅有的三所公立大學。
       當年的中國高教體系頗有相容並蓄的雅量——僅此三家大學,就分別採取了美國、英國和日本式的不同管理模式。山西大學堂是學英國的。其中設立“中學專齋”和“西學專齋”兩個分部。蘇慧廉就是接替李提摩太,擔任“西學專齋”的“總理”,相當於校長。
       當年中外約定,西學專齋由中方的庚子賠款建立,由外方全權管理,經營十年之後交還中方,所以蘇慧廉任職到1911年,作為最後一任外方校長,辦完轉交事宜才離任。
       沈迦找到了山西大學百年校慶(2002年)的內部出版物,發現“蘇慧廉”這個詞條的前言作者,正是蘇的後人。通過山西大學,沈迦聯繫到了蘇慧廉的曾孫——一個內燃機工程師。
       他還記得一直到上世紀七十或八十年代,家裡保留了一套中國清代的官服,因為那是貴族的象徵,很不幸,後來失竊弄丟了。但除了那套官服,他對蘇慧廉一無所知。英國人也沒有掃墓的傳統,他連祖先葬在哪裡都不知道。於是,這條線索就斷了。
       事實上,那套官服是山西巡撫上奏,表彰傳教士們開辦教育有功,封李提摩太三代正一品,蘇慧廉三代正二品。
       蘇慧廉離任和辛亥革命幾乎同時,那一年各國差會有一個宏大計畫,要在中國聯合開辦一所最好的大學,定名為“華中大學”,而蘇慧廉被公推為首任校長,負責籌備的協調事宜。可見他當時已是全中國首屈一指的教育家。
       為了“華中大學”,蘇慧廉回到英國籌款,募集到30萬英鎊啟動資金。遺憾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讓這個計畫完全落空。但蘇慧廉夫婦的教育理念仍得到了實現——他回國後,太太在北京留了一段時間,繼續辦學,她開設的學校叫“培華女子中學”:1916年入學的一個女孩子後來名震中國,叫林徽因。
第一文官家族的命運轉折
       沈迦發現,謝福芸的四部小說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書裡的主人公都用了化名或職務代替,但她寫下的故事大都有原型。比如胡適的名字沒有出現,只說是一位“邏輯學教授”。
      於是,謝的四部小說構成歷史導遊圖中的骨架,細心校勘就能發現很多尚未被史家解開,甚至注意到的謎團。它們聯絡的進路和出途,都光輝無比。但後人窮經皓首卻弄不明白,為什麼歷史在這裡轉了一個彎呢?沈迦就像一個耐心的鎖匠,細心挫去板結了一個世紀的塵埃。當歷史之鎖叮噹一聲開啟,他恍然大悟,原來機簧線路是如此連接的啊。而鑰匙,就是蘇慧廉。
      在謝福芸的三本書,和蘇慧廉太太的回憶錄裡都提起一個人,名叫“Li Cheng”(勵誠),說是個名門之後。尤其是蘇太太說得很明確:“宰相翁同蘇被罷免,他是我們的朋友勵誠的叔叔”。而在謝福芸的小說裡,勵誠的妹妹“花兒”(Flower)和謝本人是結拜姐妹,在天津同吃同住。也就是說,翁家和蘇慧廉有非常密切的聯繫,從此,沈迦開始聚焦這條關聯。
       翁同蘇一家出了三個狀元,滿門高官,可謂是中國文官的第一家族,其家族史承載了中國知識份子在那一場時代大潮中的命運變遷。他們和傳教士的聯繫,卻很少為人所知。
       翁氏後人中,現在最著名的人物是大收藏家翁萬戈。翁家是個大族,姑表甥侄關係複雜,又相互過繼。如果畫一張表,會像一棵百年古樹一樣枝杈交錯。翁萬戈的族名“翁興慶”,屬於翁家“慶”子輩,也是翁同蘇之後的第五代。翁同蘇本人無後,翁萬戈一支被過繼到了老狀元家,因此得享翁同蘇的收藏,後來成就了世界級收藏家的地位。
       現在翁萬戈也已年過九旬,居住美國,在全球華人中赫赫有名。沈迦素來喜好字畫,對翁萬戈仰慕已久。他托人向北京的嘉德拍賣行打聽,因為翁家有藏品通過他們拍賣。對方卻很警惕,要知道在這個圈子裡,去找拍賣行的上家是很犯忌的事情。
       沈迦反復聯絡,終於把謝福芸書裡的一張照片送到翁萬戈手中。九旬老人看到以後說:“裡面一個孩子就是我。”沈迦和翁萬戈取得聯繫後,曾問老人,你們是中國文官第一家族,怎麼會不走私墅開蒙,應試中舉的老路,去上教會學校呢?答案都是蘇慧廉。
       謝福芸和蘇太太書中提到的“勵誠”,就是翁萬戈的父親翁之熹。因為蘇慧廉的影響,翁之熹畢業于天津的教會學校,後來去了英國,為中國赴歐洲考察的代表團做翻譯。謝福芸本人也被翁之熹的父親收為義女,按輩分算是翁萬戈的姑姑。至今翁家人也都口耳相傳當年有個外國來的“蘇小姐”。後來,翁萬戈也出國讀書後來定居美國。是蘇慧廉,影響了中國這個最具有代表性的家族命運。
牛津的漢學大家
    1911年,蘇慧廉回到英國。“華中大學”由於戰亂擱淺,但蘇慧廉仍然在烽火連天的歐洲,做著和中國教育有關的事,他創立了赫赫有名的法國華工青年會(YMCA)——中國向德國宣戰之後,有20萬華工踏上歐洲戰場。青年會就是為他們服務的組織。
       當時蘇慧廉麾下的兩位知識份子,後來在中國也赫赫有名。一是著名歷史學家蔣廷黻,一是晏陽初。後者榮耀一生的平民教育,就是在法國從教華工識字、寫家信開始的。1943年,宴陽初被美國人評為“十位現代具有革命性貢獻的偉人”之一,與愛因斯坦、福特、杜威同列。
一戰結束,蘇慧廉受聘為牛津大學漢學教授。在英國高等教育體系中,教授是罕見的高位,鬚髮如雪的講師、副教授比比皆是。
       牛津漢學教授一職還是終身制,至今為第九任,蘇慧廉是第四任。1920年他受聘時,前任已辭世兩年,職位一直空缺,可見牛津大學的考核嚴謹。 


       而蘇慧廉在中國待了30多年,既不是牛津大學畢業,又沒有學位,雖然已經坐定了這個位置,卻不合牛津的體制。於是英國人“特事特辦”,蘇慧廉正式註冊成為牛津大學聖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漢學教授的當天,牛津大學授予他碩士學位。這是19201116日。
他何德何能被如此青睞?
       蘇慧廉在山西大學任上,就重新把《論語》翻譯成英文。他的譯本至今還是牛津大學最認可的經典翻譯,版號已經翻新到了三十多版,仍在出版。
       很可能就是在好友李提摩太去世後,他寫下《李提摩太在中國》,很可能就是在後者的影響下,蘇慧廉對佛教產生了興趣,因此在牛津任上,他翻譯了《妙法蓮花經》(The Lotus of the Wonderful Law),又撰寫了一本中國佛教術語詞典》(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這兩本書奠定了他一生的漢學地位,到今天都是佛教研究領域中最好的英文工具書之一。
       作為牛津的漢學教授,蘇慧廉留下著作十餘冊,另有論文若干。1928年他被邀請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做半年的訪問學者。蘇慧廉寫了一封信給牛津校方:第一位受聘為這個項目訪問學者的是伯希和,即第一個把敦煌古卷帶到西方的人,乃公認的漢學大家;第二位是劍橋大學的翟理斯,是李白的詩作和《聊齋志異》的譯者,也是漢學巨星;現在是歷史上第三位。此時,兩位前輩都已過世,蘇慧廉在當時世界漢學界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牛津一定要批准我去。”蘇慧廉不無驕傲地在信中寫道。


與蔡元培、費正清、胡適的交往
    20年代以後,所有第一流的中國知識份子造訪牛津,都由蘇慧廉對口接待。如蔡元培1924年作為中國教育界的代表訪英,蘇慧廉請他做了文物鑒定的工作。
    20年代末,有一個美國年輕人來牛津攻讀漢學博士,投入蘇慧廉門下。蘇建議他去中國調研考察、學習中文。在中國,他結識了也算是同門的林徽因。林才女給他取了一個漂亮的中文名字——“費正清”。很遺憾,待費正清結束中國之行,回英國參加博士論文答辯時,蘇慧廉已經過世。
        牛津大學漢學教授的繼任者,中選的是陳寅恪。陳卻因為眼疾未能成行。
       沈迦在謝福芸的一本書裡,還看見一幅讓他頗為吃驚的照片,畫中人不是胡適嗎?
       蘇慧廉和胡適的合影攝於1926年。那一年英國下院通過“退還中國庚子賠款議案”,決定將英方退回的賠款用於興辦教育,在中國選派赴英留學生。
       中英雙方建立了一個“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商談這筆賠款的使用細則,並在全國各地考察。英方掛帥的是威靈頓勳爵,蘇慧廉為此向牛津請假一年,加入委員會重返中國。中方的代表則是胡適、丁文江等。
蘇慧廉的年紀比胡適整整大了一輩,但一路相談甚歡。結束中國之行後,他們又乘火車進蘇聯,一起走遍整個歐亞大陸回到英國。不離左右的,正是蘇慧廉的女兒謝福芸,後來她把這些經歷都寫進了自己的小說。
在這裡,歷史是活的
       一個人的研究歷史到了2008年,沈迦依然無從知曉蘇慧廉何時去世,葬在何處。
        通過網上舊書店,他買到了一本蘇慧廉的學術著作《中國三教》(The Three Religions of China)。那本書已有近百年的歷史,前任主人也是個有心人,在封底貼了一張發黃脆頁的《紐約時報》剪報殘片,是蘇慧廉去世的消息。
       報紙上只有1935年字樣,沒有確切日期。於是沈迦在圖書館裡調閱了那一年《紐約時報》的所有縮微膠捲,他進而猜想《紐約時報》的消息可能是從英國媒體轉載來的,於是又查閱了同期的《泰晤士報》,終於在1935515日的頭版,發現了以下一行字:“蘇慧廉教授于昨晚在牛津Bloomberg Street去世。”沈迦大喜,這不是連蘇慧廉在牛津的住址都找到了嗎?
       沈迦知道,治史者,最好能見到實物。20093月,他來到牛津。
       初春的嫩綠覆滿了數百年的老樹,背後是故舊的教堂、教室,他所在的家庭旅館,衛生間的水龍頭上面刻著字:產於1901年。沈迦意識到——在這裡,歷史是活的,他所處的牛津還是蘇慧廉的牛津。
       沈迦找到牛津大學圖書館,想調閱這裡的歷史檔案。但根據校方規定,他需要牛津大學的教授作推薦人才能看到。一位元東方善本部的負責人接到電話,回答:“快讓這個中國年輕人到我辦公室來”。
       這個和善的老頭,叫David,一輩子精通中國文言文,卻不懂現代漢語的聽說讀寫,發回的郵件都是“君頓首”之類。
        沈迦像一個求教前輩的年輕偵探,向他攤開手中的所有線索。
     David建議直接打電話給牛津的市政廳,看看他們那裡有沒有蘇慧廉墓地的記錄。過了一會,對方回電,沈迦小心聽著濃重的牛津音的交談,不時蹦出一個名字“Lucy”,突然想起,那是蘇慧廉太太的名字啊,找到了!
       蘇慧廉夫婦的墓地是以蘇太太的名義購下,但兩人最終歸葬一處。
       沈迦和David立刻前往實地,那裡是一塊長滿青草的空地,墓碑、號碼一概無影無蹤。David 知道,按照英國人的習慣,如果是沒有墓碑的墓地,一鎬打下去應該能看到棺木周圍有金屬銘文。
       墓地上有一束塑膠花,下面是個金屬的支架,老頭也不管對旁人是否尊敬,把花拔掉,拿金屬管當洛陽鏟用,扒開表層土,挖出已沉於地下的墓沿花崗岩界石,然後就看到了金屬的刻字。
這兩人一起努力,刨開棺木周圍的表層泥面,再拂去塵土,重見天日的正是蘇慧廉夫婦的名字。
“他們的功業長存”
       後來沈迦才知道,David在牛津的地位很高,下級去見他的時候都要穿上袍子以示尊敬。這一天他卻像個孩子一樣,不住說今天是“lucky day”。
       下午,他又拖著沈迦去尋找蘇慧廉的故居,一路上嘀咕著:“蘇慧廉很富有嗎?你給我的位址,可是房價極其昂貴的地方啊。”沈迦答道:“我查到他的遺產不過1600英鎊,而且生前還要出租房屋補貼家用,不會很有錢。”到了地方一看,原來那是牛津大學的校產,蘇慧廉只有在世時可以無償使用。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蘇慧廉去世後,謝福芸很快搬離牛津。
       謝福芸的後半生極其坎坷,她一度成家,嫁給另一位漢學家“謝立三”,所以她給自己冠以“謝”姓。謝立三曾任英國駐溫州、重慶和臺灣的領事。他的年紀比蘇慧廉還大,於1925年去世。寡居的謝福芸之後又和父親一起生活了十年。
      大有收穫的第二天,David就把這個資訊發到牛津大學圖書館的新聞網頁上。老頭也不掠人之美,貼上了沈迦在墓地拍下的照片,說是這個中國年輕人,幫助牛津大學貼補了校史上的一個空白。
       現在,沈迦正忙於《蘇慧廉傳》的寫作。從英國回來後,他偶然看了賈樟柯導演的《二十四城記》,螢幕上的最後一句話讓他深有感觸:“僅你消逝的一面,足以讓我榮耀一生。”
       他想到蘇慧廉,想到牛津的墓地上,蘇慧廉夫婦名字邊也刻《聖經》上的一個句子:“他們的功業長存。”
     “我想,我跨越重洋千里追尋到這裡。不過就是為了證明這句等待了我幾十年的話吧。”沈迦謙遜地說。
       除了他所著《李提摩太在中國》之外,他幾乎沒有在歷史上留下蹤跡。其實,他的生命軌跡,直接或間接地改變了一群重要人物的命運,如翁同蘇、胡適、費正清、陳寅恪、林徽因。
       他偶然看了賈樟柯導演的《二十四城記》,螢幕上的最後一句話讓他深有感觸:“僅你消逝的一面,足以讓我榮耀一生。
——摘自《普知 Readers Digest-美國讀者文摘版權合作,20103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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