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門徒
文\煙熏牛
“今天的中國之所以有各種令人髮指、匪夷所思的亂象，之所以正氣不張、各種醜惡現象叢生不斷，不是因為窮、沒有錢，而是因為失去了信仰！”北京普世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劉澎說。
相對於中國龐大的人口，有信仰的門徒西安的比例很小，但卻在當下不容忽視，門徒的身影早已出現在各行各業，比如影視明星孫海英、呂麗萍夫婦就是一對虔誠的基督徒，2010年5月4日晚，北京基督教會崇文門堂就邀請了他們分享信仰經歷。“基督徒在所有任何的崗位上都應該是最好的、最出類拔萃的，這是神給你的責任。”孫海英說。
2000年左右出版的海外基督使團的《中國基督徒數百萬》（China's Christian Millions）、2003年《時代》周刊記者大衛•艾克曼（David Aikman）所寫的《耶穌在北京》（Jesus in Beijing）、2005年“中國夥伴”創辦人林明膽牧師（Rev. Werner Burklin）的《耶穌從不曾離開中國》（Jesus Never Left China）等多本英文著作記錄中國當時已經在發生著的屬靈復興和基督教的蓬勃發展。
而近日公佈的《中國宗教藍皮書》則從另一面也指出，當下社會轉型時期，更多的人尋求宗教的慰藉。
“我們要讓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讓宗教回歸宗教，卸下教會身上過多的政治承載，讓宗教在宗教市場上接受宗教信仰者的檢驗，在社會公共生活中接受法律的規範。”劉澎說。
（小）
在過去的很多年，中國的門徒，主要分佈於農村，對於那些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鄉土之間的生活讓他們更願意尋找某種慰藉和寄託，長期以來城鄉二元結構下，很多地區的農村貧窮落幕，生活於此的人們試圖改變自我，他們需要來自更神秘的訴求的鼓舞。
而現在，城市裡的人，也陸陸續續成為門徒，他們有文化有知識，很多在漫長的小學初中和高中學習中，早已對教科書上的唯物主義思想爛熟於心，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成為門徒。
生活的複雜性就像一盆涼水，澆在臘月天的腦門上，成為門徒，彼此團契，則能獲得一種光。
城市裡，門徒通過網絡聯繫，更加便捷，他們在QQ群裡彼此開解，他們又會在咖啡館和茶社里聚會聊天。
平日他們是公司職員，是攝影師，是設計師，等等，此刻，他們都是基督的門徒。隨便翻看報紙，就能看到有關門徒的消息，有時候他們並非那麼顯性的出現，但背後總離不開他們的推動。
比如在2008年，浙江大學一個校內社團創立了“婚前守貞課程”，引得媒體大量報導，不過，新聞中並沒有指出背後的推手是基督教社團。在一則反對者的聲音中，才能看出端倪，這一講座首先受到該校同性愛大學生組織的堅決反對。該校一網名“同志哥”的學生帖子說：“美國右翼基督教保守分子，統統給我滾出這個唯物主義無神論國度！”
再比如，另一則廣為流傳的新聞發生在溫州，華蓋山的山腳下，有一個施粥攤正在給生活困難的人們提供免費的粥和小菜。有網友稱，這樣的站點在溫州很多，都是退休的大爺大媽在幫忙。而後的媒體報導中，也將筆墨放在具體的施捨過程描述上，事實上，這些老人都是基督教的門徒。
一位自稱了解此事的溫州網友介紹說，“紅日亭”在溫州非常有名，這些年老的門徒，拿出各自的退休金及家庭財產，創立了“紅日亭”施粥點，每天，生活在這個城市邊緣的農民工、生活無著落的流浪者會在飯點來到此處，分的一碗粥，蹲在一邊的馬路牙子上痛快的吃起來，這樣的場景讓老人們感到滿足。這些老人“早上4點就起來做粥，然後施粥、打掃場地”。在他們的帶領下，更多的愛心人士和企業加入進來，其中不乏門徒。
無論是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還是南京、杭州、溫州這樣的二三線城市，城市門徒日益增多。
馬兵是北京一家廣告公司的策劃人員，與《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多有接觸，馬兵總顯得含蓄而低調，為了能更多時間研修基督教，他主動跟公司提出，更換薪水低但時間更充裕的崗位，他對物質沒有太強烈的慾求，每個週末，他都會和家人去教堂，一家人都是門徒，將來的孩子，也要找個門徒做結婚對象。
在公司，有強烈的傳教慾望，借各種教義的書籍給朋友看，不失時機的傳教，自己恪守言行，在一般人看來甚至有些不近情理，他也顯得敏感，對朋友善意的玩笑，會嚴肅的予以糾正。
建國初期，三自愛國運動全面推開，中國的基督教實行聯合禮拜，原本宗派林立的基督教門徒發生變化，李林說現在是“後宗派時代”。
但事實上，不能忽視的是，中國還存在不屬於三自教會的民間獨立教會，這些教會的建立違反中國政府的宗教管理政策，被統稱為家庭教會或者地下教會，這些教會的參加人數大大超過三自教會。
劉同蘇牧師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學院，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現任美國北加州灣區山景城基督教會的主任牧師。他認為，當下新興城市家庭教會的興起已經成為一個顯著的現象，雖然現在按數量上說新興城市家庭教會還不能說是主流，但可以看到很多教會都在學習和借鑒他們的模式，比如現在一些省市的教會在陸續學習北京城市家庭教會的模式，他稱之為“智能型的引導”，即主要是從教會的模式和發展範式上的引導，這都體現了新興城市家庭教會對“整個中國福音運動”的影響力。
三自教會稱中國基督徒有1600萬人，一些海外人士稱中國基督徒有1.3億，中國社科院的於建嶸教授估計中國的基督徒人數至少在6300萬。
而今年，《宗教藍皮書》中估算，中國現有基督徒2305萬人，約佔全國人口總數的1.8%。這是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國內首次公佈全國基督教入戶調查數據。調查顯示，近年來，中國基督教徒群體規模增長較快，1993年以來信教的基督徒佔信徒總數的73.4%。
這個數據遭到一些宗教人士的質疑，現任北京中福聖山研究所所長范亞峰就說：“家庭教會龐大的人數都沒有計算在內。”他補充說，根據各個信息源中國家庭教會的人數應該是在5,000萬人左右，加上官方的三自教會2,000多萬，加上天主教徒1,000多萬，整個中國基督徒的總數應該介乎7,000萬至8,000萬左右。
劉同蘇牧師說，過去教會的規模比較小，而且成員多是邊緣群體和弱勢群體，如長者、殘障人士、低收入人士、受教育水平較低的人群等。
他回憶說，在當時如果在教會遇到一個受很高教育水平、文化知識水平都很高的年輕人信主的話，人們常常會說這個年輕人：“你腦子沒有毛病吧？有知識、有文化、有青春....幹什麼要信基督教呢？”
他曾在2007年的時候調查了65個北京地區的新興城市家庭教會，發現會友中75%是30歲以下的，而且文化知識、受教育水平都較高，70%以上受大專教育，基本是城市白領階層。 “這是很大的變化。”劉牧師評論說。
這個變化在藍皮書中也得到體現，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院李林參與了今年新近公佈的中國宗教藍皮書的編撰，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近兩年，城市中的基督教門徒總量是在上升的，但增幅有所放緩，從結構上來看，有個趨勢，從原來的三多（老人多、女性多、低學歷者多）變成五多（年輕人增多、男性增多、高學歷增多、城市居民增多、非功利信仰增多）。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高師寧說，城市化的直接結果之一，是原有城市變成城市群，或者說成為更大的城市、週際城市、衛星城市等等。此外，人口流動加速，人口劇增，大城市生活更加多元，更加豐富。新興城市和“城鄉結合”地帶的出現。由於城市的擴展，在過去純屬農村的地方，或者變成了城鎮，或者成為農村與城市的匯聚會地；而過去曾經是“鄉下人”的農民，在城市化過程中逐漸成為“城裡人”。
20世紀80年代以來，已經有一億多農村青壯年遷移到城市。因此，城市門徒，既包括原有的城市居民，更包括了從農村流動到城市的人口。
所以基於這樣的複雜性，也就不可否認，總絕對數量來看，藍皮書中說，目前的門徒中，因自己或家人生病而信仰基督教的信徒占到了68.8%。作為一種外來宗教，絕大多數中國基督徒的信仰並非源自家庭，而是出自功利性目的，這種情況在農村尤為顯著。
調查表明，68.8%的基督教徒將自己開始信教的原因歸結為“自己或家人生病”，且年齡越大，因“病”信教的比例越高。其中，65歲以上的基督徒中，接近八成都是因為自己或家人生病而信仰基督教。因“家庭傳統”而信仰基督教的教徒僅佔一成五。
學者盧雲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在雲南一些地方，基督教被用於癮君子的解毒工作中。當年的台灣善堂，也是如此。而在青島，基督教和工會聯繫起來了，在很多韓國人開的工廠裡，通過工廠方式來傳教，比如用內部員工培訓的方式，潛移默化，引導員工的信仰。事實上，宗教很長以來都被拿來利用作為勞動控制的手段之一。
（小）溫州教會
“城市”標誌著主流社會。
一種流行的服裝樣式或時髦髮型不會發源於某個村子，通常是從上海興起。一種前衛的思潮或先鋒的藝術流派也不會形成於某個縣城，一定來自北京。
是中國目前正處在工商業化的社會轉型過程中，中國的社會文化潮流，基本上是從最大城市（北京和上海），大城市（省會和直轄市），中小城市（包括鎮），農村而由上向下傳導的。
因此，家庭教會進入城市，實際上是進入了主導整個社會的文化主流。
在上海，共有基督教堂點165處，其中教堂103座，聚會點62處，基本採用了以堂帶點的管理模式。其中，屬於市中心區的黃浦、徐匯、盧灣、虹口、閘北、普陀、長寧、楊浦、靜安等九個區共有基督教堂點27處，佔全市堂點總數的16%；閔行等10個郊區共有堂點138處，佔總數的84%。大教堂一般都維修得比較好，特別是那些用來接待海內外訪客的教堂，聖經、讚美詩和樂器無不齊備。教堂有165所，教牧人員近200名。在教堂活動中，大抵是幾百個專業教牧人員或義工，服事近20萬名左右的信徒。
但上海並非門徒最多的城市，在學界的分析研究中，溫州與北京是目前城市家庭教會的兩個中心；這兩個城市的家庭教會具有明顯與當地社會文化特徵有關的類型；前者是私人企業家類型，而後者是知識分子（廣義）類型。
溫州自古開教，教史悠久，時至今日，教徒甚眾，被稱為“中國的耶路撒冷”，因為溫州地處沿海，經濟發展迅速，一般來說，工業化和世俗化是齊頭並進的，這也是西方工業化以後的一個大趨勢——商品經濟的發展直接導致宗教信仰的衰落，然而，在溫州，現實是另外一個場景，溫州人在發展商品經濟、經濟上取得豐碩成果的同時，篤信基督教，很多信徒是企業領袖和工廠主管，在工廠中召開布教會，參加者眾多，一些信徒對於新建教堂十分熱心，把做生意賺來的錢無私的奉獻用於建堂，海外溫州人將生意所大筆捐回家鄉用於傳教興教，與此同時，溫州教牧人員的薪酬很低，他們一般都接受清貧的牧者生涯。
8月11日上午，溫州市基督教八屆九次常委會在城西堂召開。基協會長張大鵬主持會議，三自主席余建榮禱告。會上，吳聖理牧師代表會務組匯報了會務相關情況；歐陽後增牧師代表秘書組匯報了大會文件起草情況和兩會章程修改說明；朱禮斌牧師匯報了代表審核組情況。元春根牧師匯報了《工作報告》起草經過。會議在名譽會長高建國牧師的禱告聲中落下帷幕。
自1980年代之後，宗教活動獲得公開的合法性，家庭教會於是就成為了中國基督教的一個主要分支。隨著中國宗教政策的逐步落實，一批牧師和傳道人重新回到教會，與秘密聚會時期的教會領袖共同牧養教會。在此過程中，秘密聚會時期的領袖，這時既有講道經驗，也具有深厚的群眾基礎，同時也大都按立了神職，或為牧師、或為長老，繼續牧養著逐漸已經發展壯大的地方教會。
如今的溫州，基督教的發展更加規範也更公開，很多具有家庭教會影子的團契，選擇在寫字樓和公寓中開展，不再如以前那般隱秘，而是開放式的面對公眾，不需要過去熟人引薦方可入內。一些家庭教會和三字教會之間的聯動也日益緊密，與宗教管理部門的關係也顯得成熟很多。
在溫州永嘉縣，教會設有十大牧區，兩個教派，一個聚會處，一個是安息日會。已經登記的教堂216個，沒有登記的，聚會點，正式的有61處，非正式的則有兩百多處，堂點加起來，一共六百多處。其中有牧師5位、教師7位，長老6位，義務傳道、講道員約一千多人。加上各個聚會點的探訪人員，全縣共有3000人。受洗的信徒5萬人，沒有受洗的慕道友有8萬人，一共13萬人。 13萬資源得信徒，3千多得牧養人員，這與上海教堂幾百個專業教牧人員或義工，服事近20萬名左右信徒的情形比較，顯然是資源充裕得多了。
有時候宗管局也會主動勸說一些家庭教會辦理登記手續，類似的身份轉換也平常起來。
在溫州市南區的蒲鞋市教會，歷史上具有西方循道公會背景，原來是溫州市的南門教會。這在1970年代是一個老教堂，信徒多是老人。至於這個南門堂附近的年輕信徒，常常不到教堂聚會，而喜歡在家裡聚會。後來因為城市改建，南門堂搬遷，從此租賃了一個1700平方米麵積大小的寫字樓，成為一個具有教堂規模的聚會點。聚會的信徒則由老年人為主，轉變為以中青年信徒為主。
（小）老闆門徒
陳村富教授是浙江大學基督教與跨文化中心主任，他經過對溫州門徒的研究，最早提出“老闆基督徒”的說法。
陳村富認為，中國的基督新教和天主教正在形成三個新的群體，即以私有經濟為基礎的、有經濟實力的“老闆基督徒”，以大學生、研究生、大學教師、醫生、藝術家等為主的“知識精英基督徒”，以及教會內正在崛起的年輕的神職人員，這三個群體將影響未來基督教的面貌。
所謂老闆基督徒，陳村富的解釋是：“他是教徒，但他們的職業，他們的經濟，他的生活方式，都是現代經濟的產物，跟現代經濟緊密相關。這些老闆基督徒類似於14至15世紀歐洲新興城市形成時的市民，所以也可稱之為'市民身份基督徒'。”
基督教主要包括天主教、東正教、新教三大派別，在中國，通常所說的基督教，其實是新教，
馬克思韋伯曾指出了新教與資本主義的關係，他說過：“當追求財富與道德自律同步發展時，才能達到現代企業家的最高境界。”在這一點上，基督教企業家有其自身的優勢。
從陳村富對溫州市四個教堂的調研數據來看，從1980年代初到2000年初的這段時間裡，個體經營者（俗稱老闆）和大公司、企業高層人士增長很快，這些人基本占到教堂禮拜人數的50%上下，“實際上要超過這個數字，因為做生意的人到教堂做禮拜的不多，越是做大生意的，越是少在教堂露面。”陳村富說。
教會中的“老闆基督徒”大概可分為兩類：一種是開始便具有基督教信仰，經過不斷奮鬥，從農民甚至打工者，一躍成為企業家；還有一種便是一些企業家接觸到基督教信仰後，認為其適合自己的企業管理及自身的信仰需求，進而受洗入教的。
他們大多從事小商品加工、開個體經銷店，少數人成了承包商、批發商、股份公司的股東、董事或經理。對現代化的經營管理，他們還是比較生疏，但與此同時，這些老闆基督徒又是溫州教會資產、教堂建設、教會管理的主力，他們財力雄厚、見識廣，社會聯繫多，能量大。教會要擴建或者新建教堂，舉辦各種職業培訓班，以及和其他教會的協作交流都要辦復雜的申請手續，神父、牧師大多不善於交際，但這些老闆基督徒出場往往可以辦成。
溫州神力集團董事長鄭勝濤就是一名典型的老闆基督徒，他既是基督教虔誠的信奉者，又是溫州市政協副主席和溫州商會的會長。他在溫州宗教界和商界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1994年，鄭勝濤組建了以溫州鹿城印刷機械廠為主的溫州神力集團有限公司，2000年又經國家工商總局批准升格為無區域的中國神力集團。他的企業已經成了“全國印刷機械行業龍頭企業”、“中國十佳包裝機械企業”、“國家級CAD示範企業”， 1999年起跨入中國民營企業500強行列。
為了支持2008年北京奧運會，他還帶頭組建了“溫州企業家助奧聯誼會”。聯合一些企業，一方面鼓勵和支持現役運動員的訓練，另一方面也幫助安排退役運動員就業。汶川地震後，他不但捐款400多萬，還帶頭髮動基督徒企業家成立“華福慈善基金會”，為災區重建和改善災區民眾生活作出了貢獻。在一份基督教內部讀物中，這樣寫道：“鄭弟兄對於慈善事業有自己非常簡單樸素的想法——鄰舍有困難，我們有能力的人理當給予幫助。”
“神力，就是神賜我力量”，鄭勝濤這樣闡釋“神力”的含義。 2009年的一天夜裡，鄭勝濤對前來採訪的一份宗教刊物說：“像我這樣的人，對神還有很多虧欠。但神對我的恩典太大了，不熱心愛主不行啊！”
蔡小林是華福慈善基金會秘書長。 15歲時，她就成為一名基督徒。他稱自己“從小喜歡思考人生、死亡和永恆這些問題”。
人口780多萬的溫州，現有基督徒100萬人左右。 2005年，蔡小林和另兩位企業家發起成立了溫州企業界團契。團契成員是來自溫州各個教會的基督徒商人。針對當時溫州商人中存在的不良風氣，團契提出了“約法四章”：一要依法納稅，做大做強；二不搞商業賄賂；三不剋扣員工工資；四不搞婚外情。團契邀請經濟學家前來講課，也邀請前摩托羅拉中國區總裁及百事可樂中國區總裁等身為基督徒的大企業老闆，為大家傳授企業管理經驗。
如今的華富慈善基金會，就源自於“溫州企業家團契”，為了讓本地信仰基督教的企業家們“共享資源，分享經驗，心靈痛苦的時候互相撫慰”。
據陳村富的調查，對於僱工做老闆，有64.1%的人認為必須榮神益人和守法。這說明基督徒做生意的職業道德觀念。現在很多非教徒老闆殘酷對待員工，違法亂紀，弄虛作假，欺騙消費者，對此教徒們和老闆都很反感。而基督徒企業家們往往信譽高，所以顧客大多喜歡買他們的東西。這也是溫州一帶教徒們開店做生意一般比別人好的原因。
但也有學者持不同意見，研究者李林說，在溫州的商人，也會有欺詐，只有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之後，信仰和宗教或許才真的比財富和利潤更看重。
周忠信也是華福慈善基金會的一名負責人，他同時也是一名商人。他說，他去年放棄了一筆100多萬的政府生意，原因是這筆生意需要走關係，而這與他的信仰不符。周強調這個取捨過程並不痛苦，原因是“在這裡失去的，上帝會在別的地方給我”。
文\煙熏牛
“今天的中國之所以有各種令人髮指、匪夷所思的亂象，之所以正氣不張、各種醜惡現象叢生不斷，不是因為窮、沒有錢，而是因為失去了信仰！”北京普世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劉澎說。
相對於中國龐大的人口，有信仰的門徒西安的比例很小，但卻在當下不容忽視，門徒的身影早已出現在各行各業，比如影視明星孫海英、呂麗萍夫婦就是一對虔誠的基督徒，2010年5月4日晚，北京基督教會崇文門堂就邀請了他們分享信仰經歷。“基督徒在所有任何的崗位上都應該是最好的、最出類拔萃的，這是神給你的責任。”孫海英說。
2000年左右出版的海外基督使團的《中國基督徒數百萬》（China's Christian Millions）、2003年《時代》周刊記者大衛•艾克曼（David Aikman）所寫的《耶穌在北京》（Jesus in Beijing）、2005年“中國夥伴”創辦人林明膽牧師（Rev. Werner Burklin）的《耶穌從不曾離開中國》（Jesus Never Left China）等多本英文著作記錄中國當時已經在發生著的屬靈復興和基督教的蓬勃發展。
而近日公佈的《中國宗教藍皮書》則從另一面也指出，當下社會轉型時期，更多的人尋求宗教的慰藉。
“我們要讓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讓宗教回歸宗教，卸下教會身上過多的政治承載，讓宗教在宗教市場上接受宗教信仰者的檢驗，在社會公共生活中接受法律的規範。”劉澎說。
（小）
在過去的很多年，中國的門徒，主要分佈於農村，對於那些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鄉土之間的生活讓他們更願意尋找某種慰藉和寄託，長期以來城鄉二元結構下，很多地區的農村貧窮落幕，生活於此的人們試圖改變自我，他們需要來自更神秘的訴求的鼓舞。
而現在，城市裡的人，也陸陸續續成為門徒，他們有文化有知識，很多在漫長的小學初中和高中學習中，早已對教科書上的唯物主義思想爛熟於心，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成為門徒。
生活的複雜性就像一盆涼水，澆在臘月天的腦門上，成為門徒，彼此團契，則能獲得一種光。
城市裡，門徒通過網絡聯繫，更加便捷，他們在QQ群裡彼此開解，他們又會在咖啡館和茶社里聚會聊天。
平日他們是公司職員，是攝影師，是設計師，等等，此刻，他們都是基督的門徒。隨便翻看報紙，就能看到有關門徒的消息，有時候他們並非那麼顯性的出現，但背後總離不開他們的推動。
比如在2008年，浙江大學一個校內社團創立了“婚前守貞課程”，引得媒體大量報導，不過，新聞中並沒有指出背後的推手是基督教社團。在一則反對者的聲音中，才能看出端倪，這一講座首先受到該校同性愛大學生組織的堅決反對。該校一網名“同志哥”的學生帖子說：“美國右翼基督教保守分子，統統給我滾出這個唯物主義無神論國度！”
再比如，另一則廣為流傳的新聞發生在溫州，華蓋山的山腳下，有一個施粥攤正在給生活困難的人們提供免費的粥和小菜。有網友稱，這樣的站點在溫州很多，都是退休的大爺大媽在幫忙。而後的媒體報導中，也將筆墨放在具體的施捨過程描述上，事實上，這些老人都是基督教的門徒。
一位自稱了解此事的溫州網友介紹說，“紅日亭”在溫州非常有名，這些年老的門徒，拿出各自的退休金及家庭財產，創立了“紅日亭”施粥點，每天，生活在這個城市邊緣的農民工、生活無著落的流浪者會在飯點來到此處，分的一碗粥，蹲在一邊的馬路牙子上痛快的吃起來，這樣的場景讓老人們感到滿足。這些老人“早上4點就起來做粥，然後施粥、打掃場地”。在他們的帶領下，更多的愛心人士和企業加入進來，其中不乏門徒。
無論是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還是南京、杭州、溫州這樣的二三線城市，城市門徒日益增多。
馬兵是北京一家廣告公司的策劃人員，與《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多有接觸，馬兵總顯得含蓄而低調，為了能更多時間研修基督教，他主動跟公司提出，更換薪水低但時間更充裕的崗位，他對物質沒有太強烈的慾求，每個週末，他都會和家人去教堂，一家人都是門徒，將來的孩子，也要找個門徒做結婚對象。
在公司，有強烈的傳教慾望，借各種教義的書籍給朋友看，不失時機的傳教，自己恪守言行，在一般人看來甚至有些不近情理，他也顯得敏感，對朋友善意的玩笑，會嚴肅的予以糾正。
建國初期，三自愛國運動全面推開，中國的基督教實行聯合禮拜，原本宗派林立的基督教門徒發生變化，李林說現在是“後宗派時代”。
但事實上，不能忽視的是，中國還存在不屬於三自教會的民間獨立教會，這些教會的建立違反中國政府的宗教管理政策，被統稱為家庭教會或者地下教會，這些教會的參加人數大大超過三自教會。
劉同蘇牧師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學院，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現任美國北加州灣區山景城基督教會的主任牧師。他認為，當下新興城市家庭教會的興起已經成為一個顯著的現象，雖然現在按數量上說新興城市家庭教會還不能說是主流，但可以看到很多教會都在學習和借鑒他們的模式，比如現在一些省市的教會在陸續學習北京城市家庭教會的模式，他稱之為“智能型的引導”，即主要是從教會的模式和發展範式上的引導，這都體現了新興城市家庭教會對“整個中國福音運動”的影響力。
三自教會稱中國基督徒有1600萬人，一些海外人士稱中國基督徒有1.3億，中國社科院的於建嶸教授估計中國的基督徒人數至少在6300萬。
而今年，《宗教藍皮書》中估算，中國現有基督徒2305萬人，約佔全國人口總數的1.8%。這是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國內首次公佈全國基督教入戶調查數據。調查顯示，近年來，中國基督教徒群體規模增長較快，1993年以來信教的基督徒佔信徒總數的73.4%。
這個數據遭到一些宗教人士的質疑，現任北京中福聖山研究所所長范亞峰就說：“家庭教會龐大的人數都沒有計算在內。”他補充說，根據各個信息源中國家庭教會的人數應該是在5,000萬人左右，加上官方的三自教會2,000多萬，加上天主教徒1,000多萬，整個中國基督徒的總數應該介乎7,000萬至8,000萬左右。
劉同蘇牧師說，過去教會的規模比較小，而且成員多是邊緣群體和弱勢群體，如長者、殘障人士、低收入人士、受教育水平較低的人群等。
他回憶說，在當時如果在教會遇到一個受很高教育水平、文化知識水平都很高的年輕人信主的話，人們常常會說這個年輕人：“你腦子沒有毛病吧？有知識、有文化、有青春....幹什麼要信基督教呢？”
他曾在2007年的時候調查了65個北京地區的新興城市家庭教會，發現會友中75%是30歲以下的，而且文化知識、受教育水平都較高，70%以上受大專教育，基本是城市白領階層。 “這是很大的變化。”劉牧師評論說。
這個變化在藍皮書中也得到體現，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院李林參與了今年新近公佈的中國宗教藍皮書的編撰，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近兩年，城市中的基督教門徒總量是在上升的，但增幅有所放緩，從結構上來看，有個趨勢，從原來的三多（老人多、女性多、低學歷者多）變成五多（年輕人增多、男性增多、高學歷增多、城市居民增多、非功利信仰增多）。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高師寧說，城市化的直接結果之一，是原有城市變成城市群，或者說成為更大的城市、週際城市、衛星城市等等。此外，人口流動加速，人口劇增，大城市生活更加多元，更加豐富。新興城市和“城鄉結合”地帶的出現。由於城市的擴展，在過去純屬農村的地方，或者變成了城鎮，或者成為農村與城市的匯聚會地；而過去曾經是“鄉下人”的農民，在城市化過程中逐漸成為“城裡人”。
20世紀80年代以來，已經有一億多農村青壯年遷移到城市。因此，城市門徒，既包括原有的城市居民，更包括了從農村流動到城市的人口。
所以基於這樣的複雜性，也就不可否認，總絕對數量來看，藍皮書中說，目前的門徒中，因自己或家人生病而信仰基督教的信徒占到了68.8%。作為一種外來宗教，絕大多數中國基督徒的信仰並非源自家庭，而是出自功利性目的，這種情況在農村尤為顯著。
調查表明，68.8%的基督教徒將自己開始信教的原因歸結為“自己或家人生病”，且年齡越大，因“病”信教的比例越高。其中，65歲以上的基督徒中，接近八成都是因為自己或家人生病而信仰基督教。因“家庭傳統”而信仰基督教的教徒僅佔一成五。
學者盧雲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在雲南一些地方，基督教被用於癮君子的解毒工作中。當年的台灣善堂，也是如此。而在青島，基督教和工會聯繫起來了，在很多韓國人開的工廠裡，通過工廠方式來傳教，比如用內部員工培訓的方式，潛移默化，引導員工的信仰。事實上，宗教很長以來都被拿來利用作為勞動控制的手段之一。
（小）溫州教會
“城市”標誌著主流社會。
一種流行的服裝樣式或時髦髮型不會發源於某個村子，通常是從上海興起。一種前衛的思潮或先鋒的藝術流派也不會形成於某個縣城，一定來自北京。
是中國目前正處在工商業化的社會轉型過程中，中國的社會文化潮流，基本上是從最大城市（北京和上海），大城市（省會和直轄市），中小城市（包括鎮），農村而由上向下傳導的。
因此，家庭教會進入城市，實際上是進入了主導整個社會的文化主流。
在上海，共有基督教堂點165處，其中教堂103座，聚會點62處，基本採用了以堂帶點的管理模式。其中，屬於市中心區的黃浦、徐匯、盧灣、虹口、閘北、普陀、長寧、楊浦、靜安等九個區共有基督教堂點27處，佔全市堂點總數的16%；閔行等10個郊區共有堂點138處，佔總數的84%。大教堂一般都維修得比較好，特別是那些用來接待海內外訪客的教堂，聖經、讚美詩和樂器無不齊備。教堂有165所，教牧人員近200名。在教堂活動中，大抵是幾百個專業教牧人員或義工，服事近20萬名左右的信徒。
但上海並非門徒最多的城市，在學界的分析研究中，溫州與北京是目前城市家庭教會的兩個中心；這兩個城市的家庭教會具有明顯與當地社會文化特徵有關的類型；前者是私人企業家類型，而後者是知識分子（廣義）類型。
溫州自古開教，教史悠久，時至今日，教徒甚眾，被稱為“中國的耶路撒冷”，因為溫州地處沿海，經濟發展迅速，一般來說，工業化和世俗化是齊頭並進的，這也是西方工業化以後的一個大趨勢——商品經濟的發展直接導致宗教信仰的衰落，然而，在溫州，現實是另外一個場景，溫州人在發展商品經濟、經濟上取得豐碩成果的同時，篤信基督教，很多信徒是企業領袖和工廠主管，在工廠中召開布教會，參加者眾多，一些信徒對於新建教堂十分熱心，把做生意賺來的錢無私的奉獻用於建堂，海外溫州人將生意所大筆捐回家鄉用於傳教興教，與此同時，溫州教牧人員的薪酬很低，他們一般都接受清貧的牧者生涯。
8月11日上午，溫州市基督教八屆九次常委會在城西堂召開。基協會長張大鵬主持會議，三自主席余建榮禱告。會上，吳聖理牧師代表會務組匯報了會務相關情況；歐陽後增牧師代表秘書組匯報了大會文件起草情況和兩會章程修改說明；朱禮斌牧師匯報了代表審核組情況。元春根牧師匯報了《工作報告》起草經過。會議在名譽會長高建國牧師的禱告聲中落下帷幕。
自1980年代之後，宗教活動獲得公開的合法性，家庭教會於是就成為了中國基督教的一個主要分支。隨著中國宗教政策的逐步落實，一批牧師和傳道人重新回到教會，與秘密聚會時期的教會領袖共同牧養教會。在此過程中，秘密聚會時期的領袖，這時既有講道經驗，也具有深厚的群眾基礎，同時也大都按立了神職，或為牧師、或為長老，繼續牧養著逐漸已經發展壯大的地方教會。
如今的溫州，基督教的發展更加規範也更公開，很多具有家庭教會影子的團契，選擇在寫字樓和公寓中開展，不再如以前那般隱秘，而是開放式的面對公眾，不需要過去熟人引薦方可入內。一些家庭教會和三字教會之間的聯動也日益緊密，與宗教管理部門的關係也顯得成熟很多。
在溫州永嘉縣，教會設有十大牧區，兩個教派，一個聚會處，一個是安息日會。已經登記的教堂216個，沒有登記的，聚會點，正式的有61處，非正式的則有兩百多處，堂點加起來，一共六百多處。其中有牧師5位、教師7位，長老6位，義務傳道、講道員約一千多人。加上各個聚會點的探訪人員，全縣共有3000人。受洗的信徒5萬人，沒有受洗的慕道友有8萬人，一共13萬人。 13萬資源得信徒，3千多得牧養人員，這與上海教堂幾百個專業教牧人員或義工，服事近20萬名左右信徒的情形比較，顯然是資源充裕得多了。
有時候宗管局也會主動勸說一些家庭教會辦理登記手續，類似的身份轉換也平常起來。
在溫州市南區的蒲鞋市教會，歷史上具有西方循道公會背景，原來是溫州市的南門教會。這在1970年代是一個老教堂，信徒多是老人。至於這個南門堂附近的年輕信徒，常常不到教堂聚會，而喜歡在家裡聚會。後來因為城市改建，南門堂搬遷，從此租賃了一個1700平方米麵積大小的寫字樓，成為一個具有教堂規模的聚會點。聚會的信徒則由老年人為主，轉變為以中青年信徒為主。
（小）老闆門徒
陳村富教授是浙江大學基督教與跨文化中心主任，他經過對溫州門徒的研究，最早提出“老闆基督徒”的說法。
陳村富認為，中國的基督新教和天主教正在形成三個新的群體，即以私有經濟為基礎的、有經濟實力的“老闆基督徒”，以大學生、研究生、大學教師、醫生、藝術家等為主的“知識精英基督徒”，以及教會內正在崛起的年輕的神職人員，這三個群體將影響未來基督教的面貌。
所謂老闆基督徒，陳村富的解釋是：“他是教徒，但他們的職業，他們的經濟，他的生活方式，都是現代經濟的產物，跟現代經濟緊密相關。這些老闆基督徒類似於14至15世紀歐洲新興城市形成時的市民，所以也可稱之為'市民身份基督徒'。”
基督教主要包括天主教、東正教、新教三大派別，在中國，通常所說的基督教，其實是新教，
馬克思韋伯曾指出了新教與資本主義的關係，他說過：“當追求財富與道德自律同步發展時，才能達到現代企業家的最高境界。”在這一點上，基督教企業家有其自身的優勢。
從陳村富對溫州市四個教堂的調研數據來看，從1980年代初到2000年初的這段時間裡，個體經營者（俗稱老闆）和大公司、企業高層人士增長很快，這些人基本占到教堂禮拜人數的50%上下，“實際上要超過這個數字，因為做生意的人到教堂做禮拜的不多，越是做大生意的，越是少在教堂露面。”陳村富說。
教會中的“老闆基督徒”大概可分為兩類：一種是開始便具有基督教信仰，經過不斷奮鬥，從農民甚至打工者，一躍成為企業家；還有一種便是一些企業家接觸到基督教信仰後，認為其適合自己的企業管理及自身的信仰需求，進而受洗入教的。
他們大多從事小商品加工、開個體經銷店，少數人成了承包商、批發商、股份公司的股東、董事或經理。對現代化的經營管理，他們還是比較生疏，但與此同時，這些老闆基督徒又是溫州教會資產、教堂建設、教會管理的主力，他們財力雄厚、見識廣，社會聯繫多，能量大。教會要擴建或者新建教堂，舉辦各種職業培訓班，以及和其他教會的協作交流都要辦復雜的申請手續，神父、牧師大多不善於交際，但這些老闆基督徒出場往往可以辦成。
溫州神力集團董事長鄭勝濤就是一名典型的老闆基督徒，他既是基督教虔誠的信奉者，又是溫州市政協副主席和溫州商會的會長。他在溫州宗教界和商界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1994年，鄭勝濤組建了以溫州鹿城印刷機械廠為主的溫州神力集團有限公司，2000年又經國家工商總局批准升格為無區域的中國神力集團。他的企業已經成了“全國印刷機械行業龍頭企業”、“中國十佳包裝機械企業”、“國家級CAD示範企業”， 1999年起跨入中國民營企業500強行列。
為了支持2008年北京奧運會，他還帶頭組建了“溫州企業家助奧聯誼會”。聯合一些企業，一方面鼓勵和支持現役運動員的訓練，另一方面也幫助安排退役運動員就業。汶川地震後，他不但捐款400多萬，還帶頭髮動基督徒企業家成立“華福慈善基金會”，為災區重建和改善災區民眾生活作出了貢獻。在一份基督教內部讀物中，這樣寫道：“鄭弟兄對於慈善事業有自己非常簡單樸素的想法——鄰舍有困難，我們有能力的人理當給予幫助。”
“神力，就是神賜我力量”，鄭勝濤這樣闡釋“神力”的含義。 2009年的一天夜裡，鄭勝濤對前來採訪的一份宗教刊物說：“像我這樣的人，對神還有很多虧欠。但神對我的恩典太大了，不熱心愛主不行啊！”
蔡小林是華福慈善基金會秘書長。 15歲時，她就成為一名基督徒。他稱自己“從小喜歡思考人生、死亡和永恆這些問題”。
人口780多萬的溫州，現有基督徒100萬人左右。 2005年，蔡小林和另兩位企業家發起成立了溫州企業界團契。團契成員是來自溫州各個教會的基督徒商人。針對當時溫州商人中存在的不良風氣，團契提出了“約法四章”：一要依法納稅，做大做強；二不搞商業賄賂；三不剋扣員工工資；四不搞婚外情。團契邀請經濟學家前來講課，也邀請前摩托羅拉中國區總裁及百事可樂中國區總裁等身為基督徒的大企業老闆，為大家傳授企業管理經驗。
如今的華富慈善基金會，就源自於“溫州企業家團契”，為了讓本地信仰基督教的企業家們“共享資源，分享經驗，心靈痛苦的時候互相撫慰”。
據陳村富的調查，對於僱工做老闆，有64.1%的人認為必須榮神益人和守法。這說明基督徒做生意的職業道德觀念。現在很多非教徒老闆殘酷對待員工，違法亂紀，弄虛作假，欺騙消費者，對此教徒們和老闆都很反感。而基督徒企業家們往往信譽高，所以顧客大多喜歡買他們的東西。這也是溫州一帶教徒們開店做生意一般比別人好的原因。
但也有學者持不同意見，研究者李林說，在溫州的商人，也會有欺詐，只有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之後，信仰和宗教或許才真的比財富和利潤更看重。
周忠信也是華福慈善基金會的一名負責人，他同時也是一名商人。他說，他去年放棄了一筆100多萬的政府生意，原因是這筆生意需要走關係，而這與他的信仰不符。周強調這個取捨過程並不痛苦，原因是“在這裡失去的，上帝會在別的地方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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