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13日星期一

《Constructing China's Jerusalem》的筆記-第100頁 作者:敬之

香港大學的曹南來教授早年間親赴溫州,做了將近兩年的田野調查,深入研究溫州地區的基督教。對於作者和讀者而言,溫州的基督教發展引人注目:信眾廣泛,又有與中國其他地區大多數基督教社區、特別是鄉村地區基督教的不同之處。在全書的第二、五、六章,作者分別分析了溫州基督教的三個不同參與群體,分別是老闆基督徒、女性基督徒和農民工基督徒,試圖通過不同角度的訪談調查,瞭解基督教是如何影響和嵌入(embed)人們的生活的,並在描述中向讀者分析溫州基督教的實質。
溫州號稱中國的耶路撒冷,有估計一百萬基督徒人口 。這在整個中國都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數字。在一個沿海地區的小城,這樣的情況是怎麼發生的?作者在開頭試圖通過列舉幾個方面的原因進行解釋。首先,溫州地處偏遠,中央政治從來都不易控制,甚至在文革時期都有強烈的本土政治力量對抗中央;其次,溫州海上貿易發達,自古就有工商業傳統,這為現代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歷史根據;再次,溫州是最早有傳教士活動的地區之一,其影響深遠,許多溫州人都有家庭信教背景。然而除此之外,作者在現代溫州基督教興起原因的問題上並未繼續做出分析,也不再從宏觀角度講基督教和地理、歷史、政治以及文化的可能聯繫。而是另闢蹊徑,從微觀的角度進行描述,把重點放在描述各參與者所經歷的社會結構和互動。我認為是本書的最大成功點。
提起基督教的社會研究,幾乎所有人都會想起馬克思韋伯。甚至在作者採訪下的溫州企業家也會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例子。可是如同其他對馬克思韋伯著作的批評一樣,歐洲資本主義早期的社會研究能否搬運到其他國家、其他背景下的社會進行類比,是個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本書涉及的研究,看起來與韋伯的案例有極大的相似之處:都是基督教和資本主義的共同發展。溫州的基督教的真正膨脹,是與經濟發展密不可分的,而企業家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然而再靠近一點會發現,溫州的企業家並非韋伯筆下的加爾文教徒,他們與政府間的關係也不是簡單的控制-對立。作為溫州基督教的重要代表,企業家和基督教之間的關係被作者詳細地描述出來。有趣的是,這些企業家好像將運營企業的一些特點帶到了基督教世界裡。例如在談到政府對教會的態度時,劉弟兄說:教會能夠造福社會、能夠納稅、又有政府的關係,政府不會幹預。這邏輯和談論企業的邏輯沒什麼區別。再例如這些企業家們借用了企業運作的方式,在傳教時會進行詳細計畫,目標明確地進行工作。更不用提企業所貢獻的資金。
這種打著資本主義烙印的基督教信仰的實質是什麼,是否可以簡單理解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工具,來最大化自己的利潤?作者沒有明說。書中提到許多企業提倡基督教式的管理文化,鼓勵員工信仰基督教,這在後果上一方面造成員工與管理方之間的關係緩和,矛盾明顯減少。另一方面讓企業家覺得自己幫助提升了員工的素質,給他們帶來了進步。而對企業而言,這些影響統統都能為企業帶來直接或間接的好處:消除潛在勞資矛盾、減少管理成本。作者筆下的溫州商人常常引用被他們所誤解的韋伯理論,聲稱自己是為了服侍上帝而要不斷掙錢。然而如同作者所說,正好相反,企業家(有意無意地)利用上帝的概念,在實質上幫助了自己企業的發展。
不僅僅是勞資關係得到了緩和,企業家還通過基督教的團契等活動獲得社會資本。基督教在溫州不代表草根階級的集體抗爭,而代表著西方現代。企業家通過改造教會文化,將其適應自身的需求,使得基督教和資本主義企業發展(更高程度上也就是政府經濟發展的基本路線)相融合,從而達到基督教的去政治化depoliticize)。這是本書的第一個重大發現。
企業家並非基督徒的唯一一群。女性在溫州基督教中也佔據重要的位置。然而作者發現其中的問題。女性看來總是處於較低端的工作崗位,企業家裡也很少有女性,因而在重要的企業家團契中幾乎都是男人身影。而女性則常被稱為不理性”“情緒化文化層次低,被排除在主要的交際圈外。作者分析說,男性企業家通過推崇文憑、召開小規模內部聚會等方式,建立了一種精英式的基督教群體,從而維持自己的較高地位。而女性只能作為陪襯,從事門迎、衛生等服務工作。一些女性崇尚的與上帝直接交流,在企業家基督徒中也不受歡迎。然而在我看來,這些女性的基督教概念才更接近于即馬丁路德之後開始的正統基督教的想像,而這些企業家則不相信與上帝的直接交流,更相信自身的能力和自己對上帝的定義理解。這樣是否能夠被稱為基督徒,我保持懷疑。
在這裡,男女教徒間出現的不平等,更像是一種階級之間的不平等。僅僅用文化差異理由解釋是不夠的。作為既成事實,男性企業家在這裡首先控制了實業的資本,女性很少獲得。在此之上,男性又利用基督教中的概念和儀式,甚至是某種文化霸權(hegemony)的形式,將女教徒控制在一個範圍內,從而維持自己的地位。最能夠說明這一點的是一個充滿諷刺的例子。溫州人對於生育有著共同態度,就是都想生男孩(原因顯而易見)。作者記錄了不少人因為懷了女孩而去人工流產的案例。基督徒不支持流產,但對男孩的熱情不輸別人。一位因為要生孩子而臨時轉化的新基督徒說,多虧對上帝有信心,才真的生了個兒子。要是做了B超胎兒性別檢測(這是對上帝沒有信心的表現),說不定就變成女的了。
作者繼續論證,強調這種在基督教儀式、概念中顯現出來的弱勢階級並非只有女性。農民工(外來人口)也有著相似的遭遇。已經被社會其他領域排擠的農民工希望通過加入教會改變命運。作者分析,教會對於農民工的作用大致包括提供教育、娛樂、社交、甚至有助於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教會承載的,農民工對於現代性的想像和對階級融合的願望。然而書中農民工真實的經驗告訴讀者,溫州基督教教會作為本土性的組織,對農民工一方面有幫助作用,能夠吸收他們成為整個溫州基督教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限制著他們的活動,通過類似的文化霸權,被限定在某種低層次的教會活動上。他們幾乎無法通過這種管道融入到溫州社區,也無法打破和老闆之間的隔閡。教會只是他們曾經誤解的一個美夢。
我們通過本書,看到基督教作為一套文化符號被不同的人借用和影響的過程。作者的精彩之處在於他分別從三個角度敘述基督教在溫州的情況,又不斷對所得到的答案提出反問,終於得到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基督教在溫州發展的基本情況說明。然而本書也有看來不完美之處。書中前後所描述的工人(農民工)、女性對基督教的態度稍有矛盾,讓人不禁疑問:溫州基督教會是否遇到過這兩個方面的抵制(Resistance)?這兩個群體所進行的基督教活動,和以企業家為主的基督教活動,之間有什麼樣的互動和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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