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教區原屬寧波教區，1949年2月聖座正式批准成爲溫州教區。當時命名爲“永嘉教區”，暫由寧波戴安德主教兼任溫州署理主教，溫州總本堂蘇希達神父爲溫州教區副主教，蘇公于1958年1月6日在獄中病亡。
溫州天主教源遠流長，我們可以回溯到14世紀初葉。元朝大德八年，在《元典章》中記載：“溫州路有也裏可溫，創立掌教司衙門，招收民衆，充當本教戶籍。” “也裏可溫”是蒙古語，意思是有福緣的人，是對景教（中國當時對天主教的稱呼）和天主教的統稱。當時稱天主堂爲十字寺，元末失傳。
明末清初，有多明我會傳教士黎玉范西班牙籍，從福建福安來溫州布道，因話語中抨擊祭祖民俗，引起佛教徒反對，被官府押送離境。
康熙35年（公元1696年）建立了浙閩代牧區。1700年有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神父朴勒瑪住在溫州。後因不許祭祖等禮儀之爭，康熙詔令驅逐外國傳教士，開始禁教。1718年浙閩代牧區被取消了。
1874年5月8日原浙江代牧主教田嘉璧信中說：“昔日溫州曾有福建主教的助手住在天主堂裏，有許多教友一起。”這座天主堂據推測是在虞師裏的寧波公所。因爲1878年溫州天主堂神父董增德（意大利籍）同徐志修（意大利籍）神父曾去虞師裏尋根探踪。那時房子早已拆除，但找到有我教會特徵的磉盤，說明那裏確實有天主堂的奠基，曾有過天主堂。
清康熙年間，除上述一個天主堂外，還有三處天主堂。花柳塘的天后宮，原來是天主堂，在雍正皇帝禁教後被改建爲天后宮。東門老天寧寺內，也有一個天主堂。西郊象門街的慶雲寺原來也是天主堂。連同虞師裏天主堂，都毀于禮儀之爭後，這是雍正禁教帶來的不幸後果！此後，溫州天主教就銷聲匿迹了。
公元1840年鴉片戰爭後，寧波成爲五口通商城市之一。天主教從寧波開始傳入，逐漸發展到杭州一帶，後傳至台州。1865年台州黃岩栅橋地方有一座小型天主堂。1867年寧波傅道安神父（衢縣麻蓬人）到那裏作爲傳教點，負責開發台州、溫州、處州（麗水地區）的傳教使命。
1869年春，樂清虹橋附近裏嶴地方，村民陳希林接到黃岩一個名叫葉永根的天主教朋友來信，向他介紹天主教，幷勸他信奉天主教。陳希林約了陳茂慶一起到黃岩會見了葉永根，在他開導下學習了天主教要理，同意加入天主教。當年6月20日黃岩栅橋天主堂傅道安神父給他們付了洗。同年9月29日，又給陳顯智，陳顯達等人付洗，以上幾位可說是溫州地區最早的首批教友。樂清裏嶴是溫州地區最早設有天主堂的地方。當地教會發展很快，教友非常虔誠。有一位名林可靜的教友，溫州本堂董增德神父請他來溫州總堂協助教務，爲創建保祿書院、神父住宅、保祿新大堂、仁慈堂、孤兒院、董若望醫院等，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他終身不娶，一生獻給天主的事業，難能可貴，晚年雙目失明，教友們稱他爲“林阿公”，1925年8月25日于溫州總堂安逝，安葬于護國寺聖山。
1870年左右，永嘉縣山區茶坑地方，有一季姓村民，受人蒙蔽參加了清政府禁止的白蓮教。爲逃避官兵拘捕，改姓易名外逃經商至寧波，接觸了天主教。他當時的動機可能是對自身安全有利，但他能認真學習要理，皈依了天主教，而且逐漸成爲一位虔誠的教友。
他回到茶坑，向房族親朋介紹，宣揚天主教，吸引了不少人，有幾位有决心進教的慕道者，學好要理，到黃岩栅橋天主堂，在徐志修神父前領受了洗禮，在最早的名單中有季長貴，季盛棟等人。
1875年又有季振界等人受洗入教。當時，溫州地區沒有天主堂，茶坑教友平日在家念經過主日。每逢大瞻禮，就帶領家人千里迢迢來到黃岩栅橋天主堂過主日瞻禮，可見他們對信仰如何忠誠！
有關白蓮教又稱無爲教徒改奉天主教的史實，後來溫處兩府教會天主教首任總本堂馮烈鴻神父（法籍，1899年來溫）曾有報導：“茶坑教會，一如菇溪、溫州、瑞安、樂清和處州等地，首批教徒都是白蓮教徒，因畏避官府殺害、投身我教，尋求保護……”（寧波教區〈〈簡訊〉〉1926年）
1876年，栅橋徐神父到茶坑和處州等地巡視教務，領洗的人很多，以季振標爲首共計83人，在某教友家中設立了臨時經堂與經言學習所。
1878年至1880年，寧波蘇鳳文主教曾兩次親臨茶坑給教友傅堅振聖事，可見當時茶坑教務之盛。1878年，溫州本堂神父董增德（意籍）在茶坑購置一座九間民房，用作經堂，學習經言及傳教司事住房。
後來，寧波趙保祿主教接任，也親臨茶坑巡視教務。
現在再回顧溫州教會情况：1874年11月，栅橋天主堂馬宗良神父來溫州看望慕道教友，尋到了30來位福建老教友，就在花柳塘設立了臨時聚會點，指派舟山顧玉崗爲駐溫首位傳道員。1875年，馬神父再次來溫，給26位慕道者舉行了洗禮，奠定了溫州教會的基礎。一年後，有太平天國舊部落人員施鴻鰲和白蓮教徒潘汝成等受洗入教。溫州、處州兩地教友增至320人，慕道者100餘人。
以上所說福建老教友的來歷是這樣的：早在1873年，有幾位福建興化教友住在溫州城內，他們有一次到玉環坎門做工，看到一間理髮店裏貼著一張天主教主日瞻禮單，就進去問店主人，知道大家都是教友。福建教友說自己共有30人，都是來溫州做銅器生意的，由于溫州沒有天主堂，也不瞭解溫州群衆對天主教的看法如何，一直不敢暴露教友身份。當時坎門沒有天主堂，離坎門約15裏遠的青塘背地方有一座小型天主堂，有栅橋堂神父來付聖事，這幾位福建教友就要求理髮店主人帶他們去青塘背天主堂。那年聖神降臨大瞻禮，他們在那裏遇到神父，領了聖事。
溫州城內最早的本地教友名叫高建榮。他是一位拳術師傅。1874年他結識了一位樂清朋友連金生，他是天主教徒。高建榮在他的影響下願意進教，連金生教友陪同他到黃岩栅橋天主堂成爲慕道者。栅橋本堂神父馬宗良知道溫州城裏有一批福建教友，又有本城的教友。當年就來溫州城內訪問教友，受到教友們的熱烈歡迎，馬神父同意教友們的要求在花柳塘租了房屋，暫作聖堂，還派了一位聖名文都辣的醫生作爲花柳塘臨時天主堂負責人。這位傳教司事，以看病行醫維持生活，教會給他補貼甚微，他被稱爲“施洗者”，幷不是專職的傳教司事。此後，溫州城內的天主教自雍正禁教後得以復蘇更生。
1875年，黃岩栅橋堂徐志修神父到樂清裏嶴過復活節時，爲溫州城區高建榮拳師等三位新教友付了聖洗聖事。後來，馬神父來溫州，先後共領洗了二十三位教友，連同以上三位新領洗的共計二十六人，這是溫州城區最早的一批教友。
1876年，溫州繼寧波之後也被開放爲外貿商埠。那年12月，寧波宗座代牧蘇鳳文主教來溫州視察教務。他拜訪了當地官員，結識了不少對教會有好感的官員，蘇主教向溫州道台提出要求，在城區中心地帶購置房産，建造天主教堂，得到道台的同意，向周宅祠巷一位名周慶妹的房主購置三進三十間豪門祖屋，爲建造聖堂和神父住宅之用。將花柳塘臨時租用地點搬遷入新堂，舉行了熱鬧的開堂慶典，幷設筵宴請地方官紳和鄰居，地方官紳們也紛紛送來賀信、賀禮等，新堂對外開放三天，讓群衆來教堂觀光，影響很好，城區的教友人數與日俱增。
1877年11月，蘇鳳文主教委派董增德神父（意籍公元1850——1922年）來溫常駐，同時兼任栅橋副本堂。當時溫州地區已有教友400多人，聖堂四座。（包括玉環縣青塘背天主堂）
1879年，有顧寶法神父（浙江平湖人）來溫作爲董增德神父的助手即副本堂，當時溫州教會仍屬黃岩栅橋堂管理。
1880年12月20日，溫州地區教務發展很快，根據需要，寧波宗座代牧蘇鳳文主教正式宣布溫州成立本堂區，董增德神父任溫州堂第一任本堂神父，顧寶法神父爲副本堂神父。
1881年夏天，顧寶法神父他調，另派陳子愚神父來繼任，1885年有王恩興神父（黃岩人）來接替陳子愚神父爲副本堂。1887年，王恩興神父調走，有傅貌祿神父（衢州麻蓬人）來繼任。
溫州天主教孤兒院（又稱天神會）的沿革
1880年自溫州成立本堂區後，董增德神父又就著手創辦“天神會”即孤兒院。這是一個機遇，就是董增德神父到茶坑巡視教務時，發覺個別教友家庭經濟極端困難，贍養不了自己的子女，甚至發生弃嬰，尤其是女嬰。董神父看到這種現象，于心不忍，爲了發揚愛德，把弃嬰收來帶到溫州城裏，請保姆撫養，直到撫養成人，教她們手藝，擇配出嫁。這是一個漫長的歲月過程，董神父組織“天神會”管理負責人和其他成員，聘請首任院長名山蓮，黃岩人，尼姑出身。直到1897年岑山寺巷孤兒院會落成，孤兒遷入新居。“天神會”收養的女嬰不斷增加，規模也越來越大，最多人數竟達五十人。“天神會”的創辦，很有利福傳事業。那些被收養者的家長，感激教會的慈善愛心，更加虔誠敬主，而且逢人即訴：教會如何有愛心，天主教是真教……吸引不少人進教，尤其是那些喂奶的保姆，每月來堂領工資，經常接觸教會，聽到教會的道理，許多外教保姆願意領洗進教。“天神會”不斷發展，後來又購買了附近地帶，建造大批用房，開辦了女教友經言學習所，總名“仁慈堂”，交與寧波來溫的拯靈會修女管理。直到1918年，仁愛會修女接管了甌海道當地官府新辦的育嬰堂。“天神會”收養的孤女最小是八、九歲，生活基本能自理才收入天神會，嬰兒和幼兒由育嬰堂仁愛會修女撫養。拯靈會修女教學，培養孤女們長大成人擇配出嫁，這功績永垂千古。多少“天神會”女兒嫁到另方教友，懂道理，會念經，給當地教會或祈禱所帶來很多利益，領導教友過主日、參加禮儀，是當地傳教先生最有力的助手。
溫州“天神會”在抗日時期，教區因戰爭失去教廷的傳教基金，經濟拮据無法維持生活。1943年溫州本堂顧保祿神父（波蘭籍）又向寧波宗座代牧戴安德主教申請；因經濟無著，請求委派其他神父來溫主持教務，戴主教于1944年春特派寧波增爵修院副院長蘇希達神父來溫州視察教務，于同年7月委任他爲溫州地區總本堂神父。蘇公見“天神會”維持不下，只得遷往蒼南錢庫天主堂，請當地教友慷慨捐助，得以勉强維持生活。抗戰勝利後，1945年底，“天神會”重返仁慈堂，開辦紡織布廠。1950年停辦，“天神會”解散，回顧90年來“天神會”共收養孤女800餘人，功不可沒，彪炳史册。
甲 申 教 案
公元1883年（清光緒九年）“中法戰爭”爆發，1884年月6月，法軍入侵安南（即越南），又派海軍侵擾我國福建，厦門和浙江沿海一帶，激起了全國人民一起掀起聲勢浩大的反帝愛國行動。在當年10月4日中秋節，溫州人民在柴岩榮等人策動下，連夜焚毀了花園巷耶穌教堂，城西禮拜堂和書院，也燒毀了周宅祠巷天主堂聖堂的一部份，同時燒了英國稅務司甌海之關的檔案室。這就是溫州的“甲申教案。”
在這次事件中，董增德本堂神父險些遭殺身之禍，幸虧董公機警靈敏，當他知道鬧事群衆尋找他時，立即慌忙從神父樓東南角越墻脫逃到西郊一外教人家，藏匿在他家的堆柴房裏，可好這家主人十分慈善，設法營救神父，收留了他，秘密告知當時的縣官，縣官接報後，立即派人抬出自己作爲交通工具坐乘的蘭昵轎，還帶去一套中國衣帽到西郊那戶人家，叫董公換穿中國衣裝，坐上蘭昵轎抬到縣署，以後再護送他到江心嶼與稅務司公館暫避，待事件平息後回堂。這是這次事件中的一個小插曲。
甲申教案結果由清政府和法國議和，結案賠償基督教27641元銀幣，天主教7359銀幣。事後一位英國女牧師痛恨法國侵略者，她在一本《走向中國》的著作中說：“是中法戰爭引發了那場教案，是鄙劣的法國人給教會帶來這場浩劫。”這話比較中肯！
溫州總堂的重建
經過這次事件後，溫州教友們反而更加虔誠敬主，信仰絲毫沒受影響。教友們看到教堂被燒毀的情景，非常痛心，不少老年教友觸景生情，落下了眼泪，紛紛向神父提出要求重建新聖堂。
在董增德本堂神父經營之下，籌集了一筆資金，于1888年開始奠基動工營建現今尚存的新聖堂和已毀于二戰的神父住宅。寧波趙保祿主教（法國籍）親自來溫參與設計作圖，國籍傅貌祿神父負責主持，不辭辛勞，親自往麗水、龍泉等地區原始森林采購高大木材，現場監工，管理工地等，付出了很多心血，經過三年時間，于公元1891年（清光緒十七年）一座規模宏偉、美侖美奐的哥特式大教堂落成了。大堂面闊17，5米，深度35，5米，鐘樓35，5米，共計六層，呈四方六角尖塔式，傘狀屋頂，弧拱長窗，梅花大柱，上飾宗教圖案，聖堂占地面積爲698，25平方。
大堂落成時，鐘樓尚無尖塔，堂背蓋有瓦片，到馮烈鴻神父（法籍）來任溫州本堂後。約在公元1904年，將堂背瓦片換以瓦楞鉛板，紅色油漆，同時鐘樓加建六層尖塔，大堂顯得非常雄偉華麗。解放前，是溫州市最高建築，登上鐘樓頂層，開窗遠眺可俯瞰全城景物。
大堂東面有五間坐北朝南神父樓房住宅，和大堂同時落成。這是一座法國式二層樓房，淡黃的墻壁，白色的花飾，上下層都有長廊欄杆，中間爲會客室，宅前有小花園，廊欄上擺滿盆花，粉紅色的薔薇花爬上樓廊，春天花開，清香撲鼻。花園中一年四季不斷開滿鮮花，靠近聖堂一角，有一小水池，上竪葡萄架，葡萄成熟時，一串串葡萄令站在花園欄杆外的孩子們看了饞涎欲滴！園中曲徑迂回 ，小橋流水，風景幽雅，園中近聖堂一角有一株非常高大的南洋棕櫚樹，枝丫高達堂背，迎風搖曳，好像在呵護著大堂，又像在歡迎教友們來堂。可惜好景不長，抗日戰爭中，遭受日本侵略者狂轟濫炸，神父住宅和花園成了一片廢墟，轟炸最猛烈的時候，有一位年已古稀的吳慶華老神父正坐在自己房間桌前，炸彈從樓上下來爆炸開來，彈片飛傷了他的手臂，削去了一片肉，總算幸免一死！
抗戰勝利後，教會經濟無著，不能重建。解放後，尤其是文革期間，改爲廠房，原有的風光，僅僅留在年老教友的腦海中，令人嗟嘆不已！
溫州天主堂保祿書院
董增德神父爲了教友子弟能來堂學習教理和經言，在周宅祠巷天主堂舉辦了一所“保祿書院”。院址在目前已廢建了的聾啞學校宿舍。初辦時規模很小，到1891年新大堂落成後，就在甲申教案時被焚毀的老堂基上建造一幢木結構二層樓房，正式成立“保祿書院”。學生增至一百多人，大部份是住宿生，膳宿費很低，家庭經濟困難的，予以减免。
“保祿書院”曾盛極一時，學生穿校服出游，有軍樂隊前導，在當時溫州城市中是很新穎令人矚目的。“保祿書院”爲教會培育了不少人才，好幾位老神父如李仁聲神父、陳熙止神父、徐振存神父等都曾在“保祿書院”讀過書，許多優秀的傳教先生如陳叔陽先生、徐伯篤先生、史作霖先生等等都是“保祿書院”培育出來的，還有許多教友骨幹分子，也都在“保祿書院”學習過。
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保祿書院”因爲沒有教育廳備案，改爲“保祿經言學習所”。抗戰勝利後改爲“保祿小學”，解放後汪鳴皋神父任校長，約在53年，學校被政府接管，搬到對面仁慈堂，即現在的廣播電視大學，改名信河小學，後改建爲廣播電視大學。
董增德神父對溫州教區的貢獻
董增德神父(公元1850-1922)（Domenico Vincenzo Procaci）
意大利拿波裏市皮東托人，生于1850年10月，1871年11月入巴黎遣使會修院攻讀神學，1877年3月26日升神父，10月11日抵達寧波。當時溫州教會剛成立，寧波蘇鳳文主教派董公作爲黃岩栅橋堂分駐溫城神父，當年12月3日，本堂神父徐志修陪董公到了溫州堂，一進堂門，董公高呼“中國萬歲”，董公因人地生疏，語言不適，較難開展教務。
1879年5月聖神降臨節，董公抱病登臺作首次用溫州俚語講道，幷給來自鄉村五名新教友付了洗。
1880年國籍神父顧寶法來助理董公，教務開始好轉，辦起了孤兒院（天神會）和保祿書院，還培訓了好幾名傳教先生分派到瑞安、樂清、青田等地傳教。1883年溫州教友由1878年250人增至630人。
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溫州發生 “甲申教案”。溫州堂被民衆焚毀，董公死裏逃生，後被官兵救出，坐轎到縣署過宿，一星期後董公赴寧波休養，第二年5月返回溫州。
董公因聖堂被焚使他受到虛驚，甚至舉止失措，1885年下半年有傅貌祿神父來協助他，和董公一起重建了溫州堂新住宅和新大堂，重開了孤兒院天神會和保祿書院，教友每年增加50人左右，至1891年他們調離後，已由1885年的790人增至1091人，農村堂點增至6個，傳教先生8人。
董公在溫州開教創業，也在處州（麗水地區）傳揚福音，開設祈禱所。董公以溫州爲他第二故鄉，不斷向主教要求從定海調回溫州，董公生活在定海，爲牧靈任勞任怨，堪稱模範神父。
1917年董公晋鐸40周年，趙保祿主教很關懷他，向教廷上報董公傳教功績，當時教宗本篤十五世和國務卿加斯巴裏樞機分別發來賀信。趙主教還在9月27日會同在寧波避靜的中外遣使會神父30多人爲董公舉行慶祝會。當趙主教把羅馬教廷賀信交給他，幷引用聖經一句話“日出星消”時，董公潸然泪下。
1922年12月，董公病逝于定海，安葬于雷鼓山，董公對溫州教會作出豐偉的功績，溫州教友深深懷念他。
1900年義和團運動時的溫州教案
19世紀末期，溫州地區受義和團運動的影響，平陽金宗財、瑞安許阿擂（道士）等，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以“扶清滅洋”爲宗旨組織了神拳，講壇授拳，各地群衆紛紛參加。1900年7月9日（光緒二十六年）金宗財在平陽蔡郎橋，次日許阿擂在瑞安馬嶼先後起事，搗毀焚燒瑞安杜山頭、平陽肖江、樂清裏嶴、虹橋郭路、菇溪等地天主堂，平陽鰲江、肖江等地基督教堂及好幾家基督教徒住宅也被燒毀，在馬嶼殺了一位牧師。當年7月16日，許阿擂被清軍捉拿歸案，8月9日金時東、黃時東（樂清白溪人）被捕處死。瑞安華表地區張新棟繼任教壇，率領群衆搗毀一座基督教堂和兩座基督教徒住宅。第2年1月，在帝國主義插手干預下，清政府鎮壓了義和團（神拳會）結果賠款白銀36218兩，其中賠償天主教2萬兩，賠償基督教16218兩。
劉懷德神父簡歷
1891年新大堂剛落成，董神父被調往定海北門任本堂職。回顧董公初來溫州，教友共有400多人，農村堂口四所，專職傳教人員還沒有，董公調離時教友發展到1088人，農村堂口增至六所，專職傳教司事已有八名。
劉懷德神父來接替董增德神父。劉公是法國人，名PierreLouat 是寧波趙保祿主教的表弟，1865年出生，1888年抵寧波大修院攻讀神哲學。1891年6月由趙主教祝聖鐸品。不久就來溫爲溫區第二任本堂。先後有馬宗良、王恩興、徐輔賢、孫茀之等神父來協助開展教務。劉公愛憎分明，守正不阿，教內外人很敬畏他。劉公在日記中寫道“我認爲在溫州傳教不能溫文爾雅，應該是一位嚴肅的警官”。
1893年3月，劉公以120元銀洋買下平陽縣城區五間破舊樓房，設立教會活動點，派潘子斌（潘嘉祿神父之父）爲傳教司事。後來開設了瑞安馬嶼、湯嶴、杜山頭、樂清虹橋、白石、永嘉霞嵊等地堂點，幷派了傳教司事，使全區堂點增至十八個，教友發展到1125人。
可是溫州城區不如其它縣城，教友增長很慢，自1886年至1895年近十年來教友原有250人僅增多22人，爲272人。後來徐輔賢神父（台州臨海人）成爲劉公得力助手，同孫茀之神父一起向寧波主教徵求同意，創建“仁慈堂”，趙主教撥銀五千元，建造了“仁慈堂”。（在大堂對面，舊稱女堂）占地9.7936，建築面積3598.8平方，除了“天神會”孤兒們住宿等用房外，還設有女教友學經室，教理學習班，請寧波拯靈會修女管理培訓，成績斐然。自1896到1899年4年內，溫城教友增至338人，永嘉381人，樂清259人，平陽153人，麗水93人，青田40人，玉環17人，共計1566人。
1894年瑞安湯嶴群衆和1895年間永嘉菇溪群衆因迎神賽會和教友發生衝突，外教群衆搗毀教堂，毆打教徒。劉公强烈要求清政府平息事故，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嚴懲凶手和肇事人。劉公在菇溪事故中被群衆用亂石擊中臉部，當夜乘船返回溫州，次晨去見知府，提出强烈抗議，經過一年多時間的交涉，終于使菇溪教友擺脫長期受騷擾的困境。
1900夏，義和團事發，劉公和剛來溫州的法藉馮烈鴻神父帶領仁慈堂全體修女和孤兒到寧波避難。同年秋後去天津仁愛會創辦的醫院充當“隨營同鐸”爲法國傷兵服務。義和團事件過後，劉公返法國探親，1902年回溫帶來兩口大鐘，供加高了的溫堂新鐘樓使用。同年離溫調任湖州、紹興等地本堂。
1912年5月，劉公在紹興救濟灾民中不幸染上時疫身亡，終年47歲，葬于紹興。劉公在溫十一年，教友由1091人躍增2181人，傳道員由8人增至22人，（處州地區除外），農村教堂6個躍增至30個左右，都附有經言學習所。傳教神父由2名增至3名。
劉懷德神父功不可滅，是溫州教區的奠基人之一，溫州教友應該永遠懷念他！
馮烈鴻神父的豐功偉績
馮烈鴻神父原名Cyprien Aroud ,1876年1月出生于法國裏昂市，于1893年入巴黎遣使會，1899年晋鐸，當年9月來中國，被派到溫州傳教，1900年任副本堂，1902年任溫州本堂，1903年（光緒廿十九年）溫州本堂升格爲總本堂區，管理溫州，處州（麗水地區）教務，直到1928年1月因眼疾嚴重離任回國。
馮公在溫州教會服務近30年，爲溫州教會打下良好基礎，功不可滅。他因眼疾接近失明離開溫州。回國後曾任法國維希市遣使會退休教士院理院。1940年逝世，享年73歲，溫州教友永遠懷念他。
馮公是繼意籍董增德神父和法籍劉懷德神父之後主持溫州教會的第三任本堂，他十分信任徐輔賢和孫茀之等神父，尤其是徐輔賢神父是馮公的得力助手，馮公敬重他如謀士，認爲徐公十分明理，德才兼優。現舉一例，馮公在任時，溫州出了個有名的教友，別號叫餛飩金，此人依仗外國神父勢力幹了不少欺人的事，馮公辨明是非在堂門口張貼聲明：“教會是慈善機關，餛飩金的不法行爲，全由他個人負責，與教會無關”幷加了粗鐵絲框，人人瞧了，非常敬佩。
馮公財大氣粗，教務發展很快。他的大哥伯多祿神父在法國組織了“溫州傳教良友會”爲溫州教會籌集了大量資金，再加上溫州董若望醫院院長類斯大姆姆的資助，本堂區發展到4個，即溫州本堂、平陽西坑天主堂、瑞安城關天主堂、永强滄頭天主堂。教友由2181人增至26068人。到了1928年又增加了永嘉楓林、樂清虹橋、平陽錢庫天主堂等三個堂區。1926年玉環教會由台州幷入溫州天主堂。1927年處州教會劃分給加拿大斯加爾波羅傳教會，溫州教務飛速發展。
1906年溫州總堂原建的五間神父樓房不够使用，馮公在其東首另建六間樓房，與原有五間成直角型，于是大客廳、大餐廳、會議室、圖書室都俱備了。
馮公任本堂26年間，爲各新堂區建造教堂和神父住宅，創設100多公所經堂和生活用房，還附設教學經言要理的活動場所。1913年開辦了由仁愛會修女主持的董若望醫院。1924年建成由拯靈會修女管理的平陽善導堂，1926年創辦了溫州竇婦橋增爵中學和平陽西坑一泉小學等。
馮公富有基督博愛精神，憐苦濟貧，熱心社會公益事業，積極爲群衆排難解憂，深受社會各界人士對教會的好評。民國元年賑灾後溫州士紳贈送“惠周甌括”匾額，民國十三年調解彭、郝兩軍閥對峙消除一場戰爭後，社會賢達人士贈送“一視同仁”匾額，這是溫州地區人民對馮公的敬仰和懷念。
馮公是一位杰出的傳教士，爲福傳事業操勞奔走，備受艱辛。馮公經常在暗淡的油燈前寫作，因而眼疾加劇。他不辭艱苦，認爲往永嘉山區付聖事是義不容辭的。他在通訊簡報中記載“我在溪中寸步難行，這苦是非親身經歷所不能體會的，在艱難的日子裏傳福音，也許是一場空？只有全知的天主會知道”。這種忍受，讓人欽佩，永嘉教友信仰扎根，虔誠敬主的不在少數。
馮公擅長文章，曾在法國《遣使會年鑒》和寧波教區《簡訊》上發表了不少文章，幷以家書形式向家兄神父報導溫州教務的事，匯有10多册，可惜國內已流失，現存法國巴黎遣使會。
馮公回國後，于1936年曾出版《傳教生涯》一書，以增進西方人對中國的瞭解，作出貢獻。
董若望醫院（現溫州三醫）的創建
溫州天主教爲了救死扶傷，救濟貧苦群衆免費施藥的事業，在馮烈鴻總本堂主持下，在岑山寺巷和七聖殿巷東段購置了十五畝民宅址，于1912年動工，興建醫院，命名“董若望醫院”爲紀念一位于1890年在南昌爲主殉道的董文學聖人，奉他爲主保，解放前稱爲白帽姑娘醫院，因爲是由仁愛會修女管理的，第一任院長是法籍類思姆姆，創建醫院的經費大部分是類思姆姆的奉獻，類思姆姆個人生活非常簡樸，對窮人慷慨大方，她還資助馮公爲福傳事業作出很大的貢獻，是溫州教友的大恩人。
董若望醫院于1913年9月11日正式開始門診幷接收住院病號，成員有醫師一位，國籍修女及護士28名，醫院以獻愛心爲宗旨，對病員收費極低，遇真正貧困者，往往免費診治。每天上午開設免費門診施藥。每逢星期天，修女們分別到東門高殿下、西門橫街、南門河嶼橋三所分堂義務出診施藥，經常去監獄爲犯人施藥，出錢給犯人鋪築低板床。
1930年始醫院“對外院長”由國籍醫師擔任，還在本市蛟翔巷建造一幢院長寓所，（即目前溫州老年大學，抗日時期被國民黨部隊占領，教會喪失産權）。擔任院長的有呂泰然、張忠邦、王德明等醫師。修女對內任院長的有類思姆姆、瑪利亞姆姆（英籍）是仁愛會修女，她把分得家産全奉獻給溫州教會，南門、西門、永嘉山區大部分公所都是瑪利亞姆姆出資建造的，功不可滅。
瑪利亞姆姆于1936年逝世，安葬聖山（今景山公園）接著白依德、高光明、葛良貞等修女擔任大姆姆（院長）。
醫院床位開辦時僅28張，很快增至230張，成爲溫州市三大醫院之一，1951年由人民政府接管，改名溫州市工人保健院，後又改爲市第三醫院。
溫州育嬰堂
溫州育嬰堂原是民間創辦的慈善事業，始建于公元1747年，名爲甌海道育嬰堂，多年來不論設備管理等方面都不上軌道，直到1918年當時甌海道尹黃慶瀾爲了辦好育嬰堂，專程到上海和大慈善家陸伯鴻先生商議。陸伯鴻先生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同上海仁愛會負責修女協商，經溫州育嬰堂董事會討論同意後，次年4月雙方簽訂協議，首任臨時的姆姆即董若望醫院瑪利亞姆姆。1919年8月正式簽約，上海仁愛會指派法籍方良沙姆姆來溫擔任育嬰堂大姆姆主持育嬰堂事務，方姆姆帶領二位國籍仁愛會修女爲助理，立即著手整頓育嬰堂，自己出資金改建育嬰堂，另建了三間樓房三幢作爲辦公用房和修女住宅，擴大了規模，改善了管理，收養大批弃嬰。
方大姆姆一直在育嬰堂服務了26年，抗戰勝利後1945年，積勞成疾安逝于溫州育嬰堂。當時舉辦了規模盛大的追悼會，懷念她爲溫育嬰堂慈善事業所作的巨大貢獻，幷敬佩她個人高尚獻身品德。
解放後，1951年初育嬰堂由人民政府接管，當時有嬰兒孩童204人，其中乳嬰57人，後作爲溫州市兒童福利院。
溫州增爵小學
溫州天主堂于1925年春在松臺山北麓竇婦橋之間購地18畝，爲建造中學，共建八間四層教學大樓一座，及附屬八間樓房作爲教師宿舍，又建20間平房作爲厨房，餐廳等用房，當時命名“中法中學”校內課程爲中法文幷設，校長爲林芳谷神父。
1926年溫州教育界在“溫州學聯”和“溫州各界收回教育大同盟”發動的“非基督教運動”要求收回教育權，取消教會學校，中法中學被取締了。
1934年，國民黨縣政府教育局裏有一位督學名陳雪溪，是教友通過他的努力，改爲私立增爵小學。增爵小學設備師資在溫州城區首屈一指，畢業生升學率很高，增爵小學在體育比賽中經常得獎，知名度頗高。抗戰年代老師隊伍中有革命畫家陳沙兵、夏子頤和當時參加地下革命活動的葛克儉、李國英、胡秀玉、江雪琴等，畢業生中有參加浙南游擊隊的李慶霖、林松卿等，解放後曾擔任一定職位的幹部。
1951年底，由政府接辦，改爲溫州師範學校，後將原有的校舍全部拆建改爲溫州市第七中學。
溫州天主堂的三塊匾額
1912年8月28日到30日狂風暴雨襲溫州地區，沿江200多個村子無存，死亡3.5萬餘人，9月11日颱風再次來臨，飛雲江和甌江兩岸鄉村一片汪洋，死亡931人。當時永嘉縣議會和甌海道尹公署决定撥款救濟灾民，聯合商請馮烈鴻本堂神父協助舉辦，馮公博愛爲懷，立即承諾。聯同上海華洋義賑會撥巨款救灾，從越南購來大量大米，向灾民分發了10萬斤麵粉，4萬元大洋，馮公還派一批傳教司事，參與賑灾具體事宜，博得社會人士一致好評，事後溫州各界士紳特贈“惠周甌括”匾額一塊給溫州本堂以表誠忱。
1920年8至9月間，颱風數起，溫州各縣農民外出逃荒乞食者10萬余人，幸存者挖草充饑，缺衣少被。馮公四方求援，先後募捐到西貢米1200袋，銀洋20萬元，在醫院類斯大姆姆和瑪利亞姆姆的大力協助下全部施捨給灾民。1921年3月又運來西貢米150噸，在地方官員配合下，將100噸大米分施給永嘉，50噸施給青田、瑞安、樂清灾民。
1922年8月11至12日，9月11到12日和29日至30日，溫州先後3次遭受颱風襲擊，經上海國際救濟總會溫州分會的指派，溫州天主堂郎儒望和馬福良神父分別對受灾較重的永嘉和樂清進行了調查開列損失報表，爲永嘉、樂清分別申請到20萬和10萬銀元的救濟款，寧波教區還另捐5080銀元。浙江省府曾爲救灾慷慨解囊者在杭州中山公園刻有“孤山”兩大字壁兩側留念，寧波趙保祿主教和溫州馮烈鴻神父的名字都寫在亭子的梁上。
1924年9月，閩浙兩省軍閥混戰，軍閥郝國璽占據溫州，福建彭德銓欲吞幷浙江，帶兵到平陽直搗飛雲東南岸，兩軍對峙，形勢極其緊張。溫州城鄉人心惶惶，溫城危在旦夕。當時溫州城區著名紳士呂文起受溫州道尹及地方各界人士委托，出面調停此事。呂文起請求馮公協助，馮公欣然承諾，和輔祭曾月舫先生等人與彭軍接觸。彭軍對他們的船開槍，險情環生。後來在平陽城進行談判，在馮公極力調解下雙方簽訂了停戰協定，使溫城避免了一場戰爭的浩劫。郝軍撤退，彭軍過境，事後呂文起等士紳向溫州總堂贈送“一視同仁”匾額一塊留念。
1929年夏秋之交，溫州霍亂病流行，溫州三家醫院無法容納衆多病人，而霍亂病必須隔離。天主教會將停辦的竇婦橋增爵中法中學的校舍作爲臨時瘟疫病院，設床位80多張，幷派出簡余蘭主持醫師，經過三、四個月努力，使瘟疫得到控制。溫州群衆爲了感謝教會的援助，特贈溫州總堂“樂與爲善”匾額一塊。
以上三塊匾額是天主教會在溫州地區行了“三大善事”留念。三塊匾額雖在文革時被砸爛，但證實天主了教會流芳百世的高風亮節和爲人民服務的具體實踐，也說明馮公的高尚品德，永載史册。
溫州教區的傳教司事
溫州教區的傳教司事是溫州天主教福傳事業的生力軍，是溫州教會的特色。溫州教會的開創人如馬宗良、董增望、劉懷德等神父早已物色得力助手傳教先生。二十世紀初法國馮烈鴻神父任本堂司鐸後和老徐公輔賢，大力招募熱心福傳事業、德才較優的教友充當傳教司事。
當時的傳教司事或稱傳教先生分兩類，一類是專職的傳教司事另一類稱爲散工先生。
專職司事，按文化水平、辦事能力、教理水平分爲總司事、正司事、副司事三等。以溫州總堂爲主，將農村所有堂口劃分若干總司事區，派駐總司事如楓林、藤橋、張堡、井頭等幾個堂口都有總司事常駐，總司事管轄各堂點正、副司事。正、副司事遇到困難問題可與總司事商議。總司事如不能解决處理可由他向總本堂神父請示解决。歷任由總本堂委派的總司事有林錫祺、陳輝庭、胡松亭、王松琴、謝幹甫、朱醒初、徐志勉、陳遺玉先生等。不論正副司事都備有日記本，將一切有關教務事宜如嬰兒付洗，病人臨終付洗，教友亡故名單、婚嫁名單、保守教友名册及慕道情况等隨時加以記錄，以備向本堂彙報。每年寫道理稿四篇，道理題目一般都由老徐公輔賢出的。每年分四個季度到總堂領工資時，同時應上交日記本的記錄和道理稿。道理稿由神父閱後評給分數，分別爲上、中、下三級，用金紙、紅紙、白紙寫上等級號，挂牌公布。每年冬季，全體傳教司事集中進行避靜，時間約一星期。
如有人員調動，都在避靜結束時公布。被調動人員絕對服從不許推辭。司事的工資分等不同最高達三十銀元左右，最低十多元，多子女有補助費。工齡較長的以“養老金”名義加以補貼。鄉村教友對傳教先生非常敬重，向先生贈送柴、穀物土産等，傳教司事生活待遇相當優越。直到二戰期間，教會經濟困難，傳教司事工資無著，逐年减少。解放後專職傳教司事全部解散。總堂傳教司事半個世紀以來人數七十多名，其它堂區如平陽、樂清、永嘉、瑞安等都有傳教司事分駐各堂點。解放前全教區傳教先生至少一百多人，他們對神職人員鼎力相助，對福傳事業作出很大的貢獻。溫州總堂往往招收文化水平一般的熱心青年教友來堂任輔祭之職，在教理、文化各方面加以培養，擇配對象可在仁慈堂學習經言教理，成婚後雙方派駐堂點開展福傳工作，男女教友由傳教司事夫妻二人分擔招待、培養等。溫州教區這個福傳組織還應受到重視和推薦，希望能恢復過來。
另一類“散工”先生，其實也是傳教先生，他們沒有固定專職，在家操業度生，每逢主日被傳教司事派遣到公所或祈禱所帶領教友過主日、講道理，但沒有固定工資。教會僅給微薄的補助金。但散工先生表現較好，具有傳教司事能力，可由總司事向總堂神父推薦，可提升爲傳教司事。爲此、散工先生是傳教司事的預備人員。
德高望重的徐輔賢神父
徐輔賢神父（公元1871年—1935年），原名仁德，聖名瑪弟亞，浙江臨海人。貧苦家庭出身，1884年7月入定海舟山小修院。1892年到寧波加入遺使會。1895年6月29日晋升鐸品，到舟山傳教。第二年一月到溫州天主堂協助法籍劉懷德本堂神父，馮烈鴻總本堂，朗儒望本堂神父開展教務，直到1935年于溫州天主堂逝世。
徐神父一身正氣、老成持重、和藹可親、多才多藝。溫州地區教堂祭台圖樣、神父祭衣設計，聖號門對花樣，很多是他的藝術作品。徐公爲人謙而毅，抑强扶弱、憐苦濟貧、溫良恭讓爲神職人員的楷模。深受中外傳教士尊敬，教友群衆的愛戴。溫州教友都稱他爲老徐公。因爲1920年後溫州地區晋升謝擁三神父，二姓同音，爲了分辨，稱徐輔賢神父爲老徐公。
1900年義和團事件發生，外籍傳教士逃往上海、寧波、溫州教務由徐公臨時主持，徐公堅守崗位。1913年聖誕節前夕下午，徐公往南門天主堂“聽告解”經過小南門雙蓮橋時不慎跌倒，成了跛子。
徐公日理萬機，每天從事整理“教友名册”，傳教司事道理稿件，安排“天神會”女兒成親，辦理嫁妝，親自指導仁慈堂天神會女兒們剌綉祭衣、對聯。設計教堂建築和內外裝璜圖案，審核傳教司事的工作實效。他對全教區大小事項了如指掌，是馮烈鴻總本堂的得力助手。馮公稱他爲“不可思議”的奇才，馮公遇事都與他商量。每次教友來往，詢問徐公對此人評價，徵求他的意見。當時確有人利用外國傳教士的勢力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表面是教友，其實是壞人，徐公心明眼亮，協助馮公以免被壞人利用成爲帝國主義份子，溫州教會可以誇口，溫州天主教沒有帝國主義份子，這應歸功于徐公的英明輔助。
1921年徐公五旬壽慶，又值晋鐸銀慶，溫州教會舉行盛大的慶祝。馮公拿出300銀元作爲活動費。喜慶那天教內外歡慶一堂，賀禮十分豐厚。
同年9月趙保祿主教在寧波保祿大修院祝聖一位新鐸，趁此機會向參加晋鐸典禮的徐公授予羅馬教廷頒發“爲教會，爲教宗”的十字勛章，主教和大家同聲說“這是你老神父傳教勞苦功高，教宗特此嘉獎表彰你”。
兩年前，1919年教宗本篤十五世曾在趙保祿主教推薦下，確認徐公是“宗座傳教士”撥下一大筆保養金。這是寧波教區和全省天主教有史以來獲此資金的唯一傳教士。
徐公謙抑不居功，衣著樸素，溫文大度，平易近人，每日接待前來的教友從不厭煩。徐公工作積勞成疾，喘哮日趨嚴重，病逝于1935年2月21日，享年65歲，送殯者2000餘人，爲溫州城歷史以來少見的死後哀榮。
徐輔賢神父是神職界的好榜樣，他工作的熱忱，深厚的學問，聖德的造詣，在溫州天主教會史上寫下輝煌的篇章，流芳百世，他永遠活在信友們的心中。
徐公原葬在景山公園護國寺後“聖山”，後遷至甌北馬嶴山。
馮公回國、郎公接班
自1928年馮烈鴻神父離開溫州回國後，溫州總本堂由法籍郎儒望神父接任，郎公任總本堂期間，溫州教務發展很快，先後成立瑞安城關、樂清虹橋、永嘉楓林、玉環坎門、平陽錢庫等本堂區，每個堂區都有神父長駐。平陽西坑天主堂設立了“仁慈堂”由寧波拯靈會修女管理，每個本堂區都創辦了小學如平陽“一泉小學”，永嘉（龍灣區）的“文心小學”，樂清的“乾西小學”，錢庫的“誠德小學”等都博得社會人士的贊許，當時溫州全區教友已超過三萬人。
自1891年後，溫州教會的總本堂神父都是法籍的，教會傳教經費由教廷撥款，相當一部分由法籍神父向法國教友籌募。
波蘭籍神父來溫接任總本堂
1934年法國遣使會長上報教廷，溫州教會由波蘭籍遣使會神父來接任溫州總本堂，首來者爲顧伯樂神父任本堂，同時有九位隨同前來，計有柏、錢、孫、薩、戚、魏、馮、高等及葛、白二位會士。波蘭籍神父初來溫州，不懂方言，無法立即開展教務。爲此，郎儒望神父暫留溫州協助做好交接工作，一年多時間，波蘭籍神父學方言能力較强，基本上可應付對話、講道、聽告解等，郎神父于1935年離溫至寧波，後調往上海首善堂（遣使會賑房所在地）工作。
首批來溫的波蘭籍神父很快被分配到樂清虹橋、永嘉楓橋、蒼南錢庫和龍灣滄頭天主堂協助教務工作，留在溫州總堂的還有五位波蘭籍神父，加上原有國籍神父徐輔賢、潘加祿神父、謝擁三神父、吳欽華神父、林雅各、黃學聖神父、戴方贊神父和一位國籍會士吳楚三先生。當時溫州總堂神父和三位會士共有十五人，是歷史上溫州總堂神職人員最多的時期。
由于神父人數增多，原來的神父宿舍不够用，顧本堂在原神父樓東北首再造一幢七間樓房，樓上爲神父宿舍，樓下最靠東向一間爲大厨房，隔壁是大飯廳，穀倉等等，同時又在該樓東南角築三間樓房一幢，樓上爲輔祭先生寢室，樓下作屯穀倉和搗米間，雇工搗米。當時溫州總堂盛極一時，分男堂和女堂兩部分，住堂用膳人員近二百人。整個教堂建築群，包括仁慈堂和董若望醫院建築面積跨三條巷，即木杓巷、周宅祠巷和岑山寺巷，總面積約四十多畝，各種用房計一百多間，當時沒有自來水設備，爲供應這麽多人員用水，總堂開鑿六口水井，解决生活用水，規模相當宏大。
抗日時期的溫州天主教
戰爭初期，日軍認爲溫州總堂是法國財産沒有侵犯，經常有數百人在敵機來時到總堂避空襲。
1941年後，天主教羅馬教宗比約第十二世發表聲明譴責日本侵略行爲後，日本對天主教在中國境內財産開始轟炸破壞，對教堂也不例外。
溫州總堂于1942年兩度受日機轟炸，被炸神父樓一幢，老神父吳慶華傷了右臂。接著仁慈堂、增爵小學、平陽西坑天主堂、錢庫天主堂等都遭日機轟炸。
溫州教區的建立
1924年，浙東教區（包括台州、溫州、麗水）統稱寧波宗座代牧教區，因寧波是主教長駐地，又因爲當時全國稱爲傳教區域，沒有正式成爲聖統制的教區，寧波主教被稱爲齊伯代牧（齊伯教區原在非洲，因教友失散湮滅，成爲挂名教區，宗座將此虛名賜給寧波主教）。1926年首批中國主教區胡若山主教成立了台州宗座代牧，從寧波代牧區劃分開來。1931年處州（麗水）成立處州宗座監區，又稱麗水宗座代牧區，由加拿大斯加爾波羅會士主持。溫州和寧波之間有台州教區間隔，應當自立一個教區。
溫州地區教會自1920年法籍遣使會士馮烈鴻來溫任本堂神父後，教務發展很快，是全省任何地區望塵莫及的。1935年寧波教區教友總數爲45383人，溫州一區爲28414人，占總數爲62.6%；1936年寧波教區教友總數爲48165人，溫州一區爲30342人，占總數爲63%，面對這種情况，寧波主教爲戴安德向遣使會總會請求會士來溫支援。1932年遣使會派遣了以顧保祿神父爲首的波蘭籍遣使會士陸續來溫辦理教務。
當時留在溫州的法籍神父僅郎儒望和馬福良二位，他們按戴安德主教的部署，等到波籍神父學會溫州方言，略悉溫州風土人情，初步掌握溫州教務知識後調往寧波。可惜，顧保祿神父他們拘泥于本國教會情况，很難與溫州本土教會相適應，兩位法國神父見他們自行探索，不向他們求教，很快就申請離開溫州，時在1934年。
那時溫州地區本堂神父大部分是國籍神父主持，1934年永嘉法籍馬福良神父調往寧波後，立即由波籍神父薛茂華去接班。1939年楓林本堂林其嵩被戴主教調寧波，由波籍高若山神父接任，但是，楓林教友一來對林其嵩神父德高望重，感情很深，二來聽說波籍神父對溫州福傳一竅不通，就反對此事，拒不接受。歡迎酒宴當天，還有教友要對高若山神父動武。其他堂口本堂神父先後均由波籍神父接任，國籍神父居于輔助地位，真是喧賓奪主。無形中，國籍神父與波籍神父産生隔閡。例如吳希天神父主管增爵小學，爲了改築學校禮堂大門與顧保祿神父意見分岐，逐漸産生成見，國籍神父與波籍神父鬧不團結的情况時有發生。
抗戰期間，顧保祿神父見教務很難開展，再說外匯斷絕，無經濟來源，就向寧波戴安德主教訴說困難，幷向北京蔡寧總主教表白自己對負責溫州教區難以勝任，决定放弃溫州教務他往。爲此，蔡總主教對此事很關切，數次召見當時正在輔仁大學讀書的王益駿神父，瞭解溫州教務和中外神職人員相處的情况。
1944年春，戴安德主教爲了緩和溫州波籍神父和國籍神父之間的矛盾，特派寧波增爵小修道院副院長蘇希達神父前來溫州視察教務，調整各堂人事。同年7月，戴安德主教委任他爲溫州區總本堂兼溫州總堂神父。蘇希達神父是溫州總堂有史以來第一任國籍本堂神父，教友熱烈歡迎他到任。1944年7月《浙甌日報》在第一版曾作了專題報導，對社會愛國人士影響很大。
戴安德主教委任了蘇希達爲總本堂，怕波籍神父思想上有疙瘩，給顧保祿神父榮譽副主教銜頭，幷在委任書上寫明“無法典上規定的實權只賦予批准婚姻申請書的權限” 波籍神父對蘇希達神父甚爲不滿，竟然公開反對。例如有一次蘇本堂派馮撥萃波籍神父去溫溪施行終傅，馮公開拒絕不去，蘇本堂再三催促，馮竟大發雷霆，還謾駡蘇本堂是竊權者。
1945年抗戰勝利，教友們認爲溫州教區成立的日子爲期不遠了。這時波蘭神父積極爲做溫州教區主教而打好基礎，派柏長青神父到美國加緊募捐資金，戚德光神父又到波蘭去籌募捐款。
國籍神父也積極籌劃，力爭溫州教區成爲一個非會士主管的國籍教區。其難度最大的方面不是資金而是主教人選問題。本地神父沒有一位有資格堪爲溫州教區第一任主教。蘇希達神父因體弱多病，客觀上不能勝任。最後，全體國籍神父贊成王益駿神父的建議，準備邀請曾任全國公教進行會書記幷任于斌主教秘書的正定教區牛若望神父來做溫州教區主教。
蔡寧總主教决定上報在溫州建立新教區，命戴安德主教往溫州徵求國籍神父的意見，决定成立國籍教區或外籍教區。戴安德主教于1946年初來溫州，對成立教區的事，守口如瓶，只是說他來爲了領導神父們舉行避靜。他將避靜神父分爲三班：第一班爲全體波蘭神父，在春節前（2月2日）舉行；第二班爲各堂的年長者國籍神父在春節後舉行；第三班爲其餘國籍神父，很可能戴安德主教已向波籍神父透露了教區成立的事，波籍神父出靜後個個笑逐顔開。蘇公探知戴安德主教已面許他們成立遣使會士波蘭教區。因此，顧保祿神父改變放弃回國的决心，準備留在教區。
蘇希達總本堂召開了國籍神父緊急會議，一致通過要向羅馬教廷、北京蔡總主教和寧波戴安德主教呈上請願書，要求建立非會士的國籍溫州教區，推選陳熙止神父用拉丁語寫請願書三份。請願書主要內容：首先溫州地區教務發達，成績顯著，溫州教區建立已時機成熟。其次例舉國籍神父與波籍神父意見分岐、不團結的事實。說明他們不適應領導溫州教區。再次，說明溫州國籍神父有能力建立不依賴外籍神父的國籍教區。最後，溫州地區缺乏能勝任的主教的人才，提名推薦牛若望神父提供參考。
陳神父寫好三份，有3000多字，國籍神父簽字的有：蘇希達、潘嘉祿、吳欽華、張越塵、林雅谷、謝擁三、黃學聖、薛柏露、黃浩然、方味增、童逸仙、吳希天，李仁聲、汪嗚皋、鄭濟民、陳熙止、林隆起、陳瑋、徐振存、林銘剪、楊君陶、蔡叔毅、張乃布、兩封寄給教廷和蔡總主教。一封由蘇希達神父送戴安德主教回寧波時交給戴主教。戴主教到上海會見蔡總主教時，强調此書强詞奪理，與事實不符，早在十五年前遣使總會已經决定將溫州總地區劃歸波蘭遣使會主持。蔡總主教認爲國籍神父和波籍神父不統一，不團結，對溫州教務是不利的。國籍神父要求建立國籍教區的意志非常堅决，顧保祿神父來信說自己對溫州教務無能承擔，蔡總主教考慮到各種理由以宗座代表名義宣布：溫州教會，將建立非會士的國籍教區，波蘭神父應立即全部離開溫州。戴主教對蔡總主教的决定只能服從，電報美國謝絕那二位美籍遣使會士來溫助理的事。幷向溫州波蘭神父傳達了蔡總主教的命令。
這時，溫州教友們尤其是公教進行會的骨幹，積極響應國籍神父們的行動，在增爵小學會堂集會，到會的有胡愛庭先生、戴永華等數十位教友，會上討論了溫州教區應成爲非會士國籍教區，一致認爲溫州教會應自力更生，不必依賴外籍教士，會議决定上書蔡總主教要求建立溫州國籍教區，幷動員城區各分堂，祈禱所教友簽名上書。
1946年4月，溫州波蘭神父接到撤退令後，賴著不走，幷以已募得的波蘭和美國傳教經費相威脅，如他們離開溫州，這捐款就不會匯來。也有部分教友反對波籍神父離開，造成教務工作癱瘓，戴主教親臨溫州督促波蘭神父離開。部分同情波蘭神父的教友極力反對，經過激烈的鬥爭，波蘭神父還是只得離開。1946年7月6日，顧保祿神父和另一位波蘭神父在戴主教的陪送下乘船離溫赴滬，其餘的波蘭神父乘下一班輪船離溫。
1946年4月11日，中國天主教聖統制成立，寧波宗座代牧戴安德升格爲寧波主教，杭州宗座代牧梅占魁升格爲杭州總主教，同年羅馬教廷與南京政府建立公使級外交關係。7月6日任命黎培理總主教爲駐華公使。原駐北京的宗座代表撤消，蔡寧總主教另有任務被教廷召回。1947年25日聖神降臨節，黎培理公使到杭州爲梅占魁升總主教舉行典禮，特召蘇希達神父前往觀禮，幷商議有關成立溫州教區事宜及主教人選問題，黎培理公使邀請蘇公當選溫州教區主教，蘇公因病體弱不堪勝任，堅辭主教之職，黎培理公使依就地取材原則，向他推薦杭州教區兩位神父一是姜德昌神父，一是遣使會士胡宗文神父。蘇公提出溫州神父一致通過要求南京牛若望神父來主持溫州教區。戴主教轉告黎培理公使的批示，要溫州神父投票選舉首任主教，幷將選票直接寄往南京教廷公使館。指示中提到嚴禁串通、協商等，溫州神父不約而同的都投了牛若望神父的票。
1949年6月29日溫州總堂主保聖保祿宗徒瞻禮教廷正式宣布：溫州教區成立。脫離寧波教區，正式成立永嘉（溫州）教區，幷委寧波主教戴安德兼任永嘉教區宗座代辦，直到新主教就職爲止。戴安德主教則任命蘇希達神父爲永嘉教區副主教。
蘇希達副主教的豐功偉績
蘇希達副主教原名蘇理得，洗名保祿，黃岩路橋人，出生于1898年。姐姐是一位修女，弟弟升了神父。
蘇希達副主教平易近人，開朗樂觀。他于1912年入舟山小修院。同學有姚彌高、林雅各。1917年1月25日搬遷到新落成的寧波草馬路新修院。他在協助搬遷工作中顯示出他的才能。1918年2月入寧波保祿大修院。他與同學交往融洽，受戴安德院長的器重，只是體質不好，後因病輟學到增爵小修院休養。蘇公于1922年2月升五品，次日升六品，5月6日晋鐸。
蘇公聰明好學，晋鐸後，趙保祿主教和戴安德院長保送他到北京參加遣使會舉辦的高級神學培訓班，可惜多病的他一年後就回教區了，1923年被派到平陽西坑天主堂傳教，主管一泉小學，每年九月中旬去寧波避靜。1927年9月在寧波避靜時受凉開始喘哮，三十歲開始直到六十歲死于喘哮病。
1929年蘇公被調到寧波增爵小學修院任教，1933年任副院長，溫州和寧波籍神父很多是他的門生：方志剛博士、施森道蒙席、姚宗監蒙席、錢志純主教、林錫黎主教、王益駿副主教、蔡叔毅神父、曹兆吉神父、張乃布神父、朱維芳神父等等都是他的學生，蘇公對修生的培育循循善誘、愛護備至。那時寧波大修院院長是愛爾蘭籍的安神父，常因小事開除修士，蘇公盡力求情，保住了不少後來成爲合格神父的聖召。
1944年春，寧波戴安德主教派他來溫州調查波蘭神父和國籍神父之間的矛盾。同年7月被委任爲溫區總鐸和溫州市本堂主任，這是第一任國籍神父膺此重任。
蘇公來溫任職時，有新晋鐸的蔡叔毅神父隨行，一到溫州總堂原本堂主任顧保祿神父就把帳本向蘇公交來，沒有錢，如何辦？首先是孤兒（天神會）維持不下去了，蘇公只得把孤兒們帶到蒼南錢庫天主堂已停辦的培德小學住下。由于蘇公在平陽傳過教（當時蒼南屬平陽縣）許多老教友相識，也很尊重他。蔡神父協助他大力發動義捐，很快解决了天神會生活問題。蘇公和蔡公在溫州總本堂等處，奉勸教友要與教會同甘共苦，發動制訂了“經常費”制度，教友們須量力捐助，逐步實現各堂口、各公所自給自養，允許傳教司事行醫或其他副業增加家庭收入，在增爵小學裏設立校董會籌措資金。蘇公抱病堅持福傳事業，蔡公當時年青力壯，是蘇公的得力助手。
1945年寧波增爵小修院經濟無著只得解散，當年八月抗戰勝利後，9月初，蘇公立即召叫溫州籍小修生到堂集中，暫時組織上課和自學，到第二年春節，寧波小修院恢復，再回修院。錢志純修生染上霍亂，在蘇公愛護照料下起死回生，蘇公有如慈父愛護修生，得到全體修生們的愛戴和崇敬。
1946年秋，蘇公爲了籌劃成立溫州國籍教區，與教廷新任駐華公使黎培裏密切聯繫，幷于1947年5月，黎公使爲杭州法籍梅占魁主教晋升總主教舉行典禮，召蘇公赴杭面談，商談黎公使肯定溫州教會已有條件成立國籍教區，多次請蘇公擔任主教之職，蘇公有自知之明，强調身體病弱，不能勝任，堅决婉言辭却。
1947年春到1948年秋，蘇公想方設法籌集獎金將抗戰期間損壞的溫州總堂修理一新，又重建了抗戰前火灾燒毀的東門天主堂，教務開始復興。
1949年6月29日，永嘉（溫州）教區正式成立，蘇公被委爲副主教，寧波戴主教暫時兼管溫州教區，直到新主教上任爲止。
溫州市于9月5日解放，戴主教宣布蘇希達、鄭濟民、方志剛三人相繼爲非常時期的溫州教會主持人。教區成立後，依教會法典指定溫州教區諮議員五名：蘇希達、鄭濟民、方志剛、潘嘉祿、鄭熙止神父。
1950年總堂爲了慶祝聖年，政府說是違反冬防法令，學生游行到聖堂內驅散教友，教友提出抗議，立即逮捕了蘇公和鄭濟民神父，經過七十天獲釋出獄。
1951年3月，溫州天主教三自愛國革新委員會成立，蘇公被推選爲主任委員，因當時寧波教區戴主教不同意，蘇公滯疑不前，政府很爲不滿，矛盾不斷。如聖體燈問題：解放初國民黨經常派飛機來轟炸，燈火管制很嚴，一個晚上青年教友在堂裏面恭拜聖心，點有聖體燈，民警來干涉，青年教友不服氣，當場發生爭執，逮捕了兩位青年朱維良和胡阿銀，朱被判了刑，說是“壞分子”。
1953年，政府取締了聖母軍，逮捕了方志剛、蔡叔毅神父。其它堂口如坎門金子建神父、碧蓮張乃布神父都相繼被捕入獄。
1955年10月8日，蘇公和徐振存神父被捕。當年底，溫州所有被捕神父都被押送到杭州，經過烏龍巷看守所轉到湖墅看守所受審訊。蘇副主教在湖墅看守所受審訊9個月。1956年秋再次被押送到烏龍巷看守所。
那年12月初，各教區都有幾個在押神父抽調出來舉辦一個學習班，杭州教區有李炳輝神父、葉露嘉神父、曾韜默神父，寧波教區有周信智神父、林錫黎神父。台州教區有程行可神父、張文爽神父。溫州教區有蘇副主教、、朱維芳神父。學習班學習內容有國際形勢、認罪服法，加强改造。
1956年10月，蘇副主教和王益駿、鄭熙止神父被押送到溫州解放電影院開公審大會，還有一位在狀元公所傳教的司事張祝三先生。期間蘇副主教對王益駿神父說：“今後教區的事由你負責就是了。當天公審大會宣判張祝三參加反共救國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判處蘇希達爲反革命分子有期徒刑十年，王益駿有期徒刑五年。鄭熙止坦白交待，做到認罪服法，態度較好，立即免于刑事處分，釋放回去。
蘇副主教因患嚴重喘哮病，經過兩年多監獄處于病危狀態，1958年1月6日，病死獄中。
蘇副主教體弱多病，患嚴重喘哮病，但他對有病痛的教友非常同情。曾把救濟物資如奶粉、衣物等分給貧困教友，不獨自享受。蘇公對福傳事業認真負責、不悲觀失望，能盡力而爲，死而後已。蘇公靈修有深度，非常真摯。蘇公是溫州教區第一任副主教，是溫州教區的奠基人，他的道德造詣可當神職之模範，他的精神不死，永遠活在溫州教區信友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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