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27日星期六

寻访六年写成《寻找•苏慧廉》讲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之关系:我们欠传教士一个道歉,一个感谢



本报记者 赵妍 发自上海
光绪九年(1883),早春,一位年仅22岁的英国青年只身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温州。他的汉名叫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这个名字后来被认为对温州乃至整个中国都举足轻重。
苏慧廉是理雅各(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西方人)的学生,李提摩太(英国传教士,1870年来到中国,最初在山东、东北一带传教)的追随者,费正清的老师,胡适的朋友,陈寅恪在牛津大学的前任—因苏慧廉去世,陈寅恪赴牛津接班汉学教授一职。他为温州留下了第一所西医院、第一所西学堂;为中国留下了温州方言版《圣经》,并将《论语》翻译成英文—该译本成为牛津大学最认可的经典作品,至今已印了三十多版;他曾在一战前线服务华工,获民国政府勋章;代表英国处理庚子赔款,助力千万英镑退还中国。
“他一生最好的时光都在中国度过,他的故事却少有人知。”毕业于浙江大学的温州人沈迦决意为这位苏慧廉先生出书立传,六年后,有了这本《寻找·苏慧廉: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以下简称《寻找·苏慧廉》)。在上海读者见面会上,沈迦谈及此书的写作缘起:“在我写这本书之前,有关苏慧廉的介绍最多不会超过300字。所以我特别赞同一句话,我们今天对利玛窦以来的传教士还缺少一个道歉,缺少一声感谢。像苏慧廉这样曾服务于中国、有功于中国的传教士名单还很长很长,他们的故事值得为我们知晓。”
六根黑色大圆柱的记忆
作为一个温州人,沈迦无法忘记幼年时跟随祖母上教堂时所见到的那六根黑色的、据说是从英国运来的大圆柱—究竟什么人会将这些高达十余米的木头不远万里运到小城温州?
“我第一次知道苏慧廉的名字,是在大学毕业后到《温州日报》副刊工作。”沈迦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知道温州图书馆的善本书库里有两本外国传教士撰写的回忆录。英文写的,没什么人知道书里到底记录了什么。1999年底,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报社组织‘百年温州’专版,我和摄影记者专程去图书馆借出这两本回忆录,并翻拍了其中几张照片。这两书的作者就是苏慧廉夫妇。”
虽然之后没多久,沈迦便“下海”沉浮商界,但苏慧廉的名字却始终与教堂里的那几根黑色大圆柱一起,让他常常想念。忙碌之余,沈迦断断续续收集过有关苏慧廉的资料,发现历史对于这位将一生最美好的时光贡献给中国的传教士实在吝啬。
“我想写苏慧廉。”2007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全家移民加拿大、并“主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沈迦向太太吐露了酝酿已久的想法,得到首肯。一开工,困难重重。“首先是资料稀缺,不是一般的稀缺,而是相当的稀缺。我去过温州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也走访过从事地方史、教会史研究的人,所有当时温州能找到的材料,连一篇苏慧廉的简历都拼凑不全。我后来查Google,不论中文还是英文,也都只有短短的几百字,大多还是重复温州媒体抄来抄去的报道。而关于他离开温州后的行踪,更是付诸阙如。”沈迦介绍。
除了家门口的UBC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沈迦还去过英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档案馆、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台北胡适纪念馆、台湾大学图书馆等。在北美哈佛、康奈尔、明尼苏达等几所名校的图书馆也查阅过资料。英国循道公会还授权他查阅目前存放在伦敦大学图书馆的教会档案。
“除此之外,近年来我还走访了苏慧廉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城市。从温州到太原,从上海到北京,从香港到澳门,从牛津到剑桥,英伦半岛也去了两趟。重返历史现场,寻找历史后人。”沈迦说,虽已离开媒体多年,他依然信奉“好文章是用脚写出来”。
于是,非历史学者沈迦写成的《寻找·苏慧廉》充满难得的严谨—书中千余条注释足以说明作者的努力。“有人认为书中引用原文过多,担心因此影响可读性。其实,这是我的故意为之。中国的历史,离今天越近竟然越模糊,稍一深入就会发现与教科书里讲的大不一样。在这个缺乏信任的时代,我只能尽量用这些来自第一手、并用第一人称记录的材料,提醒读者,这才是当事人眼中实实在在的历史细节与角度。”
“有史家将晚清这段历程称为中国第一波现代化,以别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波现代化。我在阅读写作的过程中,强烈感受到这两波现代化竟然是如此相似。它们都是以改革开放为导向,并且均在70年代开始中兴,90年代遭遇挫折。政治与经济在其间交织往返,缠缠绵绵,历史只能以一种混沌的姿态向前寸进。当然,这不是我的发现,我仅是感慨于这一发现,并试着想借苏慧廉的酒杯,浇中国一个世纪的歌哭,并期待苏慧廉及他的时代成为我们今人回首百年时一个可资分析和咏叹的角度。”沈迦说。


(图:.由李庆华首建、后经苏慧廉扩建的楷我公会城市教堂,至今仍屹立在温州城西。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胡适之友,费正清之师
胡适文章中,有很多赞美外国传教士的段落,在给金陵大学四十年纪念的题词中,胡适曾写:四十年的苦心经营,只落得“文化侵略”的恶名。如果这就是“文化侵略”,我要大声喊着,“欢迎!”(《胡适日记全集》第五册,第628页)
持这样态度的胡适,在英国庚款代表团访华后与苏慧廉成为友人,一点不意外。苏慧廉之女谢福芸曾在其第一本中国题材小说《中国女士》里,记录了她与胡适的对话,这段对话发生在苏慧廉父女与胡适一同跟随庚款代表团访问各地的时候。
“接受谢福芸采访时,胡适还只有三十五岁。谢福芸直接记录下了大量胡适的宗教观念和思想,不经意间保留了他年轻时候的想法。”沈迦说,胡适除了在美国读大学时有过一回入教的冲动外,一直都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晚年在台湾,看见梅贻琦的夫人为病中的梅先生做祷告、唱赞美诗,还觉得不可理喻。“他还没死,一屋子愚蠢的女人在唱着歌祈祷,希望升天堂。—这些愚蠢的女人!”(《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206页)
胡适唯一一次到访苏联,旅途也有苏慧廉陪伴—两人从哈尔滨同搭西伯利亚的铁路前往英国,途中胡适经停苏联,苏慧廉先行抵达英国,并随后作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陪同胡适访问牛津并讲学。
“胡适抵达莫斯科,并停留了三天。其间,参观了苏联的革命博物馆和监狱,并到中山大学演讲,盛赞苏联1917年革命的成功。这三天的行程,胡适自认为很受教育……苏联当时的现实还一度改变他的思想,他甚至认为可以容忍牺牲一点自由以图专政治国。不过,徐志摩即提醒他注意,因为胡适当时只看到苏俄的国家统一与貌似强大,并没有看到国家强大和民众弱小的关系。”沈迦说。
早三天抵达伦敦的苏慧廉,着实对远道而来的胡适之先生尽到了地主之谊,不仅到车站迎接,还邀饭、相谈甚欢。胡适也曾去苏慧廉家中看望夫妇二人及女儿。在胡适日记中,对苏慧廉在牛津的接待有详细记录。沈迦也在台北查阅到了胡适与苏慧廉之女谢福芸的通信往来,以及赠书记录。
苏慧廉作为牛津大学的汉学教授,对中国研究更为深刻的影响或许来自于其“高徒费正清”。1929年,年逾古稀的苏慧廉接到校方通知,要求他指导一名来自美国的青年学生,这位名叫约翰·金·费尔班克(John King Fairbank)的青年二十出头,毕业于哈佛大学,来牛津攻读博士学位,当年获得牛津大学的罗德斯国际奖学金。外交史及一次大战原因的探讨是当时西方学术界的热点,这个青年于是想做19世纪中英关系的课题。
后来,在苏慧廉以及另一位汉学家的推荐帮助下,为了完成博士论文《中国关税的起源1850-1858》,1932年,这位当时25岁的美国青年来到中国,在清华大学做讲师,认识了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夫妇,并成为好友。他们帮他取了一个响当当的中国名字—费正清。
曾助力庚子赔款退还中国
“不管我如何评述中国,我都是带着一种对中国和中国劳苦大众的真挚情感。我曾服务于他们,并在他们中间度过了我的半生。中国的未来需要耐心,也需要持续的同情。”苏慧廉在其1928年所著《中国与英国》一书中这样写道。
沈迦认为,苏慧廉服务于中国,最被忽略的功绩是他曾代表英国处理庚子赔款,助力千万英镑退还中国。“对于这段往事,中国的教科书把焦点放在国耻两字上,一般指说庚款是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巨额赔偿,对赔偿起因则有意无意忽略,更少有提起部分庚赔款的退回,及在中国建设事业上发挥的巨大作用。”沈迦评述。
1925年5月26日,英国国会正式通过中国赔偿用途法案,决定将庚款余额退还中国。对于这笔款项的运用,英国政府希望是在自身主导下进行,最终这笔赔款的用途和分配由英外交大臣和咨询委员会商议决定。咨询会员会由11人组成,全部由英外交部任命,其中包括中方三委员胡适、丁文江和王景春。“咨询委员会”的想法就是苏慧廉提出来的。
1926年初,苏慧廉随威灵顿代表团来华调查,抵沪后接受了当时的《民国日报》、《字林西报》采访,后《申报》转载了《字林西报》的采访。其后威灵顿代表团曾在上海查礼饭店(现浦江饭店)就庚赔款举行过记者招待会。
该代表团曾到访上海、汉口、南京、杭州、北京等地,听取中英两国人士意见。其间,在汉口,苏慧廉一行还与吴佩孚面谈多次,谈及庚赔款用途,吴佩孚曾有“请以大部分造粤汉铁路、川汉铁路,及其他铁路,以路款收入为教育经费”的提议。
由英外交部任命的资讯委员会最终确定庚款用途大致可分为:1.补助农业、教育及农业改良;2.投资方面。完成粤汉铁路未完成之部分,约计280里,约需500万镑,如有困难,则用之于水利;河务工程,直隶水利,约需320万镑;导淮水利,约需200万镑。
“但中国政局变化的速度,远快于庚款委员的会议讨论。他们商议的报告完成后仅月余,国民革命军即开始北伐,中国局势大变,因此,该计划未能立即付诸实践。”沈迦说。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