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5日星期三

「番人」醫師,技高術精 ——記溫州中心醫院(定理醫院)首任院

「番人」醫師,技高術精 ——記溫州中心醫院(定理醫院)首任院

2016-05-06 由 溫州市圖書館 發表于社會

作者:尤榮開

霍厚福(Alfred Hogg,1868年4月11日~?)又名阿爾弗雷德。他畢業於英國阿伯丁大學(University of Aberdeen)醫學院,畢業後參加倫敦聖潘克勒斯醫療傳教團(St.Pancras Medical Mission),在那裏接受眼科、咽喉科專科培訓,並在皇家眼科醫院做過臨床助理醫師,1893年被英國基督教偕我公會派往中國溫州任教會的專職醫師,在溫州時與內地會傳教士白慈萊(Bardsley)結婚。1897年~1901年任溫州首家西醫醫院——定理醫院首任院長,也是溫州市第一家西醫醫院院長,可以說是溫州市中心醫院第一任院長。在溫前後行醫達七年之久,醫技精湛,有口皆碑,深受溫州人民尊敬和愛戴。



霍厚福1868年出生在英國蘇格拉的格蘭扁山區(Grampian)—個蘇格蘭人的家庭里。霍厚福自小資質聰穎,酷愛讀書,也使他養成了愛思考、尋索真理的好習慣。父母同屬英國基督教偕我公會教友,畢生事主敬虔,霍厚福因而自幼受基督教薰沐。

年青的霍厚福以優異的成績入讀阿伯丁大學醫學院。阿伯丁大學是英國最古老的五所大學之一,於1495年在蘇格蘭阿伯丁創立,阿伯丁大學的醫學享有盛譽,設有英語系國家第一所醫學院,胰島素和核磁共振都是由阿伯丁大學教授發明的,有四位諾貝爾獎得主出自該校。霍厚福在這裏接受正規的五年制醫學教育,系統地學習了現代醫學知識,為日後來溫州行醫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我已撇下凡百事物,背起十字架跟耶穌,世上福樂名利富貴,本已對我如糞土……」。霍厚福回憶說,有一天他在校園裏時,見到了「劍橋七傑」中的司安仁與施達德,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劍橋七傑」是英國劍橋大學高才生,他們放棄大好前程,於1885年一起前往中國傳教,震憾了那個時代。美國「學生志願海外傳教運動」的發起人韋達(Robert P.Wilder),對他也有很大的影響,這使他最後決定當一個醫療傳教士到中國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1892年他從醫學院畢業後,參加倫敦的聖潘克勒斯醫療使團,接受了海外工作以及眼科、咽喉科的專科培訓,並在皇家眼科醫院當了近一年的臨床助理醫師,具備了一定的醫療水平和海外傳教知識。

1893年中秋,比霍厚福大五歲,並在溫州已經傳教十一年的傳教士蘇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返回英國述職,也是蘇慧廉第一次回國述職。此時,溫州城西教堂西醫診所已開診多年,求醫者摩肩接踵,診所人滿為患,為此有必要擴大規模。他請求總部增派專業醫生以及在溫州建立教會醫院,他特別指出溫州很需要醫師和醫院,辦好醫院並有助於推動傳教工作。其時,經過多年探索,外國教會發現醫療救治對傳教事業是很有幫助的,於是,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教會醫院一間接一間建立起來。

二十五歲的霍厚福應招被選,於是於1893年10月從英國倫敦搭乘輪船啟程,經過三個月的海上顛簸,於1894年1月20日抵達溫州,他是溫州循道公會真正意義的第一位醫療傳教士,是溫州第二個科班出身的西醫師,第一個西醫師是內地會的稻惟德(Arthur William Douthwaite,1848~1899年)醫師。



溫州是開埠較早的沿海開放城市,民眾也因切身的體會和受益,較早了解和接受來自西方的近代醫學知識。霍厚福到溫州時,溫州的民眾已經逐步接受西醫開胸剖腹治療方法,並對西醫的功效感到驚奇。霍厚福到達溫州後立即投入到城西教堂西醫診所的工作。

1894年2月6日,中國農曆正月初一,星期二。周二、周五是作為常規的門診時間,雖然這一天是大年初一,診所里仍然來了許多病人。

平時在門診時間裏,一大早就有市內以及周邊農村的病人坐在小教堂里候診。病人候診時教會本地的傳道士常常發一些宣傳福音的小冊子,告訴他們救贖靈魂的道路。病人當中大部分是貧苦人,少部分有一定的經濟能力,有經濟能力的病人要付三十個銅板作為就診挂號費,並拿到一支寫上號碼的竹籤。

當年為什麼用竹籤充當挂號的憑證?蘇慧廉注意到溫州人生病首先要去求神問卦,算命求籤時就是用竹籤的,溫州民眾對竹籤有一種膜拜心理,入鄉隨俗,診所挂號也用竹籤吧。所以竹籤一直是蘇慧廉創辦的西醫診所→定理醫院→白累德醫院挂號的憑證。

霍厚福醫師初來乍到,語言不通,每天上午專心致志學習溫州話,大約下午一時許到診所,首先花點時間準備藥品以及醫療器械消毒等等,下午二時許準時看病人。

霍厚福、海和德和勞萊等三位醫師坐診。病人依次進來,在醫師的對面坐下,旁邊有一位年輕的有一定文化的基督教徒充當助手,即當學徒又當翻譯,並作記錄,登記他們的姓名與住址。然後開始問診,醫師必須從他們模糊、不完整的表述中初步確定症狀,仔細檢查病人身體,並作一些必要的尿、大便、血液化驗檢查,作出診斷,開具藥方,詳細交代病人服藥方法以及注意事項等等。日門診量基本上在八十至一百人左右。

重病人需要密切觀察病情的收治住院,需要手術者則預約手術時間,一般安排在非門診時間,在診所內或醫師的家裏進行手術。

1893年至1898年期間,霍厚福醫師接待病人已有3萬多人,在溫州地區已是頗具盛名。霍厚福醫師醫術精湛,待人和善,深受溫州居民的尊重。當地人在路上遇見他,都會畢恭畢敬地稱他「先生」。「先生」是當時溫州人對教師和醫生的尊稱,而平時溫州人都帶略有不敬的口吻稱外國人為「番人」。海和德牧師匯報醫療工作時如此描述當地人對霍厚福醫術的欽佩之情:「在馬路上常聽到路人向身背霍醫生醫療器械的苦力打聽:『這位醫生治內科的病還是外科病?』苦力總是略帶自豪的說:『我們的醫生內科外科都治,任何病帶到他面前他都能治好!』」



霍厚福記錄一百年前溫州民眾就醫情況寫道:「那些來自或遠或近地區的人們操着不同口音方言,無法清楚地說明自己的病情。更加困難的是,這些人有着一些奇怪的觀點和意識,所以要搞清他們的病因是難上加難。某個人的疾病是『風』,而另一個則是『空氣』,第三個則兼有『風和空氣』,而這些詞到最後卻都是『風濕』的意思。另一個人說他胃裏的某個部位得了『感冒』。其實是消化不良,而他卻認為病因是七年前曾從樓梯上摔下來過;還有一個人說不出自己哪裏不舒服,但言之鑿鑿地說他需要奎寧才能康復。」

「這裏的中國人堅信奎寧是一種幾乎能治百病的萬靈藥,由於瘧疾在這裏相當流行,他們有這種觀念也並非錯得很離譜。他們還認為西藥可以治癒任何疾病,於是一個人會想要一點藥去治療白內障、嚴重骨質疾病。他甚至想為某個住得遠的親戚要一勺藥劑,那個親戚的身體里出了一點問題,但他卻疏忽了具體有何症狀。」

「通常,他們並不希望做手術,不過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們對外國治療手段的懷疑,而非僅是怕疼,因為通常來說他們很能忍受疼痛。他們很容易陷入對手術前景的恐懼之中。」

「更加煩人的是,這裏的病人一般都會忽視用藥指導,他們也缺乏持續接受治療的耐性。有一個患了某種慢性病很多年的病人被警告必須小心遵醫囑用藥,但他卻藉口說一個人不可能面面俱到。他可能一次就吞下七天的藥量,造成令人相當驚訝的後果,同時還會得出這些藥並不合適的結論。有時又有已經到了最後療程的慢性病人,回來悲傷地對我們說治療毫無進展,哪怕他已經用了整整三天的藥。作為工作中的助手,我有一位年輕的『老師』,如今正接受醫學生的訓練,並且在我的監督下進行配藥。他是個聰明人,在兩年前信了教,如今已經受洗。還有我的僕役,一個七十五歲時成為基督徒的老人,帶着他的小男孩在這裏看門並照看病人。」[1]



病員日增,病房不足,原本寬敞的診所日見狹小,擁擠不堪,衛生狀況不容樂觀,城西診所已顯得逼仄。蘇慧廉等人意識到必須建造醫院才能滿足愈來愈多的就醫需求,於是蘇慧廉向英國偕我公會寫信要求資助籌建教會醫院。

在蘇慧廉牧師的多方奔走努力下,新的醫院,確切地講溫州第一家西醫醫院,取名為定理醫院,就是現在的溫州市中心醫院前身,於1897年2月17日正式開張,聘任霍厚福醫師擔任院長,負責醫院的一切事務。

英國偕我公會1895年的年報中,有這樣一段關於溫州擬建醫院的報告:「霍厚福醫生的醫療工作成為傳教工作的重要部分。他現有大量的病人,建設一座匹配的醫院迫在眉睫。蘇慧廉牧師希望能為此募集到一百至一百五十英鎊,捐獻者的名字,將成為這所醫院的名字。」

經偕我公會沃克登(A. J. Walkden)牧師(時任英國偕我公會海外傳教委員會 (Missionary Committee)成員)和熟悉溫州教會的闞斐迪牧師介紹,英國大雅茅斯市(Great Yarmouth)的約翰·定理(John Dingley)先生慷慨解囊,決定捐獻兩百英鎊,支持這個建醫院的「扶貧」項目。

約翰·定理捐贈的這筆錢很快匯到溫州。蘇慧廉在墨池坊買了塊地,是現在的墨池坊楊柳巷10號,即溫州市墨池小學,並在其上蓋起醫院。霍厚福醫生的岳父、來自曼徹斯特的巴茲利(Bardsley)先生也捐了筆錢,用於建造女病房。

定理醫院開張時能夠收治十二名男病人、十名女病人,並配有輔助用房,如廁所、廚房、門房等。因為主要的工作是門診治療,所以有一個相當大的門診所及一個兼作候診室的小禮拜堂。

上圖是沈迦先生在倫敦大學圖書館找到一張定理醫院的舊照,這張照片根據溫州大學端木敏靜老師推測是蘇慧廉於1898年拍攝。照片里的醫院大樓很有型,具有濃郁的西洋風格,不論是檐角,還是屋頂。這樣的建築不要說一百多年前,就是現代也是獨具一格的精緻建築。

大樓的門上嵌入一塊青色大理石,上面陽刻着「定理醫院」四個大字,蒼勁有力。青石碑上院名兩側有時間落款,右寫「耶穌降世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左寫「光緒二十三年」。這塊石碑文革期間被廢棄在墨池小學的一堆建築垃圾中,後被馬銘華副院長發現,安放在溫州市中心醫院內科大樓與外科大樓之間水池旁,後移至二十一層病房大樓前,即目前的位置。定理醫院、白累德醫院遺蹟遺物,除了這塊石碑外,在多年拆建過程中已蕩然無存。



霍厚福院長主持定理醫院工作四年時間裏,管理醫療兩不誤,嚴於律己,寬於待人,管理有方,醫院秩序井然。不管白天黑夜,有危急的病人,隨叫隨到,醫術精湛,待人和善。

據1900年循道會差會報告,1900年定理醫院接待門診病人高達11000位,住院病人256位。這樣繁重的工作基本上都是霍厚福醫師一人和他所培養的本地助手來承擔,箇中的艱辛實非常人所能想像。

霍厚福醫師從當地年輕的信徒中培養了李筱波等兩位醫療助手。兩位學生,邊教邊學,進步顯著,霍厚福深信他們已經能夠勝任醫院的日常行醫任務,而他對晚清溫州還有更大的抱負:他打算在溫州藝文學堂里開設一個醫學班級,為溫州培養一批西醫人才。然而這個計劃因他離開溫州而擱置。

霍厚福院長主持定理醫院期間每年大約收治門診病人一萬多人次,住院約三百人次,有時霍亂、白喉、瘧疾等疾病流行時,醫院人滿為患,只好租房使用。

1901年霍厚福院長離溫回國,鮑理茂(W.E.Plummer)醫師接替他工作。



霍厚福醫生在溫期間曾兼任甌海海關的醫師四年,負責《海關醫報》(Medical Reports)1895年3月~1899年9月的溫州有關醫事報告記錄。

《海關醫報》是以英文出版的半年刊,1878年始由上海海關醫官賈米森(Alexander Jamieson)醫生主編,是我國西醫期刊的嚆矢。《海關醫報》是清末中國海關關冊《海關公報》(Customs Gazette)的一部分,旨在記錄中國通商口岸的疾病種類、數量,並將其置於當地的氣候、風土、生活習慣中加以分析。

《海關醫報》由各地海關醫官負責編寫,醫官一方面負責海關洋員及其家屬的疾病治療,另一方面也要對當地的疾病醫療情況進行調查,於每年三月底和九月底分兩次匯集後交給海關稽查統計處(Statistical Office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出版。有關溫州的報告從1878年3月發行第一期起,到1910年9月止,共有24期,

《海關醫報》中有關甌海關的記錄可以說是目前有關近代溫州疾病的最為完整的外文資料,就報告而言,每篇報告的篇幅長短不一,少則僅有半頁,多則可達數十頁,其內容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部分,分別介紹溫州的自然地理環境、天氣降水狀況以及有關當地醫事方面的統計與敘述。其中對溫州自然地理環境和天氣的記載,包括氣溫的變化和降雨量的多少等,之所以記錄這些信息,主要是因為醫官們認為溫州地區的疾病與當地的自然環境、生活習慣和天氣變化有密切關係。

霍厚福曾記錄:「1895年夏天,儘管溫州平均氣溫不是很高,但大部分時間空氣非常乾燥,外國居民感到十分悶熱,精神萎靡,水井幾近乾涸,當地居民便紛紛去河裏取水,由於河水不潔,病菌叢生,這為傳染病的傳播提供了機會,以致霍亂更加流行,造成多人死亡。在外國人居住區,有兩人死亡,其中一名女士在溫州已經居住了大約四年時間,她在去上海的船上因中暑而死;另一個死亡的是一名傳教士剛出生的兒子,他起初因為消化不良被送往市區醫治,病情曾一度好轉,但後來突然出現嚴重的腹瀉和腹痛現象,僅在20小時內便死掉了。」[2]

參考文獻:

[1]沈迦.尋找·蘇慧廉.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101-102.
[2]楊祥銀,王少陽.《海關醫報》與近代溫州的疾病.浙江學刊,2012;4:6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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