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3日星期五

曹雅直、李華慶、蘇慧廉抵溫時間考 作者:沈迦

英国人曹雅直(George Stott,1828-1889)、李华庆(Robert Inkerman Exley,1855-1881)、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百余年前相继赴温州传教,是温州基督新教传布史上的第一批开拓者,但对于他们抵温的具体时间,已见的各种文献说法不一。笔者近年撰写苏慧廉传,几度赴英伦查阅档案,有幸接触到些一手材料,特作考证并补充如下:
 
第一个来温州的新教传教士就是汉名“曹雅直”的英国人——乔治·司托特。曹雅直属于中华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 ),此为西方近代教会史上唯一一家仅为中国传教而设的差会(Missions)。创始人叫戴德生( James Hudson Taylor),中国新教传播史上可与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比肩的伟人。戴氏想仿效使徒保罗,不在有基督名传过的地方宣教,于是将目光落在中国内地。“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这是他的名言。曹雅直就是直接受戴德生的感召前往中国的。
 
曹雅植夫婦

曹雅直是苏格兰亚伯丁郡(Aberdeen)人,1828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十九岁那年,有一天不小心在路上滑倒,左膝盖撞在一块石头上。这个看似小小的意外,却让他的左脚异常肿胀,两年后更被迫截肢。曹雅直无助地在病床上躺了九个月,也就在这段苦闷的经历里,他遇到了上帝。
 
戴德生1865年6月25日在伦敦成立中华内地会后,便开始招摹愿与他一起去中国的年轻人。这个消息传到了时在一所学校教书的曹雅直耳中。当时英国有众多教会派遣年轻人去中国,但没有一家差会愿意接受一位独脚的残疾人。关于这点,曹雅直特别感激戴德生,因为只有他愿意冒这个险。当时有人问曹雅直:“为什么是你,一个只有一只脚的人,想到中国去呢?” 他说:“因为我没有看到两只脚的人去,所以我必须得去。” 这句话打动了戴德生,也打动了一百多年来陆续听闻这段对话的人。
 
对温州而言,曹雅直是新教第一个西来传教士,他踏上温州这片土地的时间,对这座后来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的城市历史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
 
“1865年初,英国苏格兰人传教士曹雅直,抵达宁波;一年半后,即1866年10月(清同治五年),偕同翻译朱某(宁波人),乘夹板船来到温州,先住晏公殿巷客栈。次年正月租得大南门东城下黄宏林屋,年余后又租了花园巷张姓房子(即解放初温州中华基督教内地会的原址),开始了他在温传道生涯。他是近代温州开荒布道的第一人。” 这是温州内地会老牧师高建国在《基督教最初传入温州片断》一文中的记述。[1] 这篇文章流布甚广,很多年来成为介绍曹雅直传教历史的基本素材。2008年7月5日,笔者曾去拜访现已年逾八旬的高建国牧师,想了解他当年撰写此文依据的材料。但遗憾的是,老人因年高,对旧事已记忆模糊。
 
支华欣牧师后来撰写的《温州基督教》,估计也是应用高建国牧师的材料,只是将曹氏抵达温州的时间改为1867年7月。[2]
 
莫法有教授撰写的《温州基督教史》则认为曹氏抵温的时间是1867年农历七月。“清同治六年(1867)农历七月,英国内地会传教士曹雅植偕同一位朱姓翻译(宁波人)从宁波乘船来到温州。” [3] 2007年,由花园巷教堂编印的《温州基督教花园巷教堂简史(1877-2007)初稿》也采用农历七月的说法。[4] 各家说法不一,那曹雅直到达是何年何月抵达温州?

曹雅直夫人曹明道(Grace Stott,1846-1922)在1898年出版的回忆录《在华传教廿六年》(Twenty-Six Years of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中有如下的记录:
 
1865年10月3日,在戴德生的安排下,曹雅直和结婚才三个星期的范明德(J. W. Stevenson)夫妇一同从英国启帆,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辛漂泊,于1866年2月10日抵达中国宁波。曹雅直在宁波逗留了十八个月,在那里学习当地语言。1867年11月来到温州。[5]
 
苏慧廉的英文回忆录《中国传教纪事》(A Mission in China)也认为曹是1867年11月抵达温州。“当曹雅直和蔡文才 [6](Josiah Alexander Jackson )于1867年11月到温州时,一段时间住进当地客栈里,他们只是住在那里等待时机,并未介入重大的传道事务。”[7] 苏慧廉比曹雅直小了三十多岁,他们在温州有过几年共事的经历。
 
笔者一直想进一步考证出曹雅直抵达温州的具体日期,但至今未果。以目前的材料,我们可以这么说:1867年(同治六年)11月,农历丁卯年十月——此为内地会在温州传教之始,也是温州近代史上基督教新教传播之始。是年堪称温州“开教之年”。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温州与宜昌、芜湖、北海一起成为新一批的通商口岸。英国偕我公会[8](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遂派传教士李华庆前往温州。
 
李华庆1855年5月出生在英国利兹城(Leeds)沃特利镇(Wortley),早年即参加偕我公会的主日学校,十七岁那年成为教会的一员。他做事总是力求完美,于是很快被教会列入本地传道人的培养计划。他视对外传教为自己的职分,并主动请缨。通过一系列准备和常规考试后,他的申请被接纳,并被派往了温州。[9] 据偕我公会档案记载,李华庆1877年8月份离开英国[10] ,并于10月底先期到达宁波。那时的宁波,是偕我公会在中国的传教中心。他要在这里逗留段时间,为前往温州做准备。
 
《温州基督教》、《温州基督教史》认为李华庆是1877年抵达温州,《温州近代史》则记载他是光绪四年(1878)来温[11]。
 


李華慶

现已稀见的《偕我公会杂志》(The 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Magazine)1878年卷上刊载了一封李华庆当年2月5日在宁波给英国差会干事谢菲尔德·布谢尔(Sheffield Bushell)牧师的信,汇报了自己的温州首途:
 
自上次给你去信后,我在中国旅行的经验又增加了些,当然它是既危险又有趣的。我是去年12月11日离开宁波前往温州的,走的是陆路。13日那天,我们横穿象山港[12],那是个仅有二十英里宽的海湾。很不幸,在这里遭到了海盗的追击。不过通过改变航线,并拜海风所赐,我们终于安全上岸,尽管不是原计划的目的地。同船的人,八九十个本地人下船后马上就消失在山中,渡船也随即消失在大海里。不过,我们(也就我与一个随从)有上帝庇护,现还平安。

曾以为只要登陆后就会安然无恙,但之后的两天,即我们抵达石浦——我们教会在这里有个聚会点——整整有六个小时(我根本不可能外出去雇一条船,以继续我的旅行),我被人群围堵在这里。这个租借的我的避难所,遭受了前后左右飞来的石头雨点般的袭击。幸亏玻璃在中国还是稀罕之物,因此没有造成多少实质的破坏。近暮时分,租房子给我们的房东终于成功雇到一条船,我很高兴,他也一样。因为风雨不停的天气,在台州停留了十天后,我终于以饱满的精神及良好的身体抵达温州。温州是个美丽的大城市,据说有五十万人口。它距外海比宁波还近很多,因此非常适合贸易。尽管这里有极大的需求,但福音的旗帜在城里几乎还没有展开。受差会的委任,我将要在这里开展工作,并为此竭尽全力。在内地会蔡文才先生的帮助下,我成功地找了一个住处,可用十年,花了三百八十个墨西哥元[13]。当然,还得另外开支一百,以便根据英国人的想法改造得妥帖。因为地处城市正中,如若有一天不做寓所了,也很适合开办学堂。我打算很快就返回温州,从宁波请来的老师几乎没有用,因为两地的方言差别太大了。当这封信到达你手中的时候,我希望我已安顿下来并努力学习温州话。

今年的冬天特别冷,在回宁波的路上,河道都结冰了。我们只能放弃坐船,在雪地里步行到下一个城市。

尽管天气及周遭的环境如此恶劣,我还是为能健康并平安返回而心存感激。[14]

由此信可见,李华庆是1877年12月11日从宁波出发前往温州的,他抵达温州的时间估计是12月下旬。

李华庆抵达温州时还只有二十三岁。虽然在上述信件中,他自称精神饱满、身体良好,但事后证明他的身体并不强壮。“我认为在去中国之前,对他进行体检的医生可能弄错了什么。……他们有时将一个并不能经受域外传教磨难的年轻人送了出去,而将身体强健的人留在了国内。” 后来偕我公会会刊《传教士回声》(The Missionary Echo of the 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的编辑在缅怀这位开拓者时,用点幽默的笔调如此写道。[15]

李华庆1881年6月8日在宁波去世病逝,年仅二十六岁。虽然他在温州前后不到四年,但受到后人高度的评价。著名基督教史学家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 )在《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1807-1907)》(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一书中赞扬他努力工作,不顾病体,为温州福音事业成功打下根基。[16]

李华庆英年早逝,偕我公会遂派遣另一位传教士来填补空白,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享有盛名的苏慧廉。

苏慧廉对温州近代史而言是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但对于他抵达温州时间的记录,也是五花八门。

谢圣弢牧师1963年撰写的《循道公会温州教区简史》认为苏氏抵温时间是1882年。[17] 其后出版的材料多延续此说,《温州基督教史》、《温州近代史》并将抵达时间明确为1882年初。[18] 据循道公会会刊记载,其实,直至1882年9月苏慧廉还在他的家乡哈利法克斯(Halifax)。9月9日,哈利法克斯不伦瑞克偕我公会教堂(Brunswick Free Church)为苏慧廉前往中国举行欢送会;9月10日,苏氏做了他在家乡的最后一次布道——《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9月13日,苏慧廉才搭乘尼扎姆(Nizam)号由格雷夫森德(Gravesend)离开英国。[19]
 
一百年前,从英国到中国,海上航行需要近两个月。1883年的《偕我公会杂志》刊载了两封苏慧廉致差会干事阿德科克(J. Adcock)牧师的信,一封写于1882年10月13日,在近科伦坡的海面上;另一封写于当年11月7日,已抵达宁波。

据1882年11月号的《教务杂志》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 记载,苏慧廉是11月2日抵达上海。[20] 抵达当天即转往宁波。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图书馆藏有一批苏慧廉在中国时期给父母家人的信,其中有十二封写于宁波。这批宁波信札,最早的一封写于1882年11月7日,其中说自己抵达宁波时受到了同事的热烈欢迎;最晚的一封写于1883年1月7日,提到下周二(笔者注:1月9日)将坐“永宁”号前往温州。

蘇惠廉

在伦敦大学所藏苏慧廉致父母信件中,有这样一张既小又模糊的照片,或许这就是苏慧廉启程远赴温州时的形象。
 
苏慧廉在宁波停留近两个月,然后前往温州。
 
1月10日我陪伴苏慧廉前往温州,经过两天的海上航行,我们平安抵达一个温和的地区,苏慧廉要去的这个地方,按中国的人方式叫它温州。这个城市离宁波有两百英里,坐普通蒸汽轮船需要二十四个小时,不过,对旅行者很不幸的是,目前通航的船只并不能抵御大的风浪,上层甲板及船坞常会被掀翻。
…………
1月12日,星期五,苏慧廉和我,还有一个学生、一个仆人及所有的行李,包括必须的家具,来到了已空置了两年的传教点。[21]
 
时任偕我公会中国教区负责人的阚斐迪(Frederic Galpin)牧师在1883年2月6日返回宁波后给英国总部的信里,详细记述了陪伴苏慧廉前往温州的过程。
 
苏慧廉1883年1月12日抵达后,就在温州住了下去,除了几次回英国述职并休假。他在温州前后生活了二十五年,直至1907年应李提摩太之邀,远赴太原出任山西大学堂西斋总教习。辛亥后,苏慧廉离开中国回到英国。一战期间,他被借调到英国青年会(YMCA),在赴法华工中组织青年会,贡献良多。战后苏慧廉受聘牛津大学,担任汉学讲座教授。1925年前后还受英国政府聘请,出任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委员,1926年春随英国庚款代表团访华并重访温州。1928年受聘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苏慧廉1935年5月14日在牛津去世,享年七十四岁。

二〇一一年十月三日初稿,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六日改定。
(刊于《瓯风》第四卷,2012年)


注释:

[1] 高建国:“基督教最初传入温州片断”,载《温州文史资料》第七辑(1991),页343。
[2] 支华欣:《温州基督教》(杭州:浙江省基督教协会,2000),页3。
[3] 莫法有:《温州基督教史》(香港:建道神学院,1998),页52。
[4] 《温州基督教花园巷教堂简史(1877-2007)初稿》(温州:温州基督教花园巷教会,2007),页4。
[5] Grace Stott, Twenty-Six Years of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898 ), 10.
[6] 蔡文才(Josiah Alexander Jackson, ?-1909),英国人,内地会传教士,1866年9月30日来华,主要在浙江台州宣教。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一度来温州协助曹雅直工作,后赴处州(今丽水)传教。
[7]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 (Edinburgb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 1907) , 14.
[8] 偕我公会(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 简称 U.M.F.C.)创立于1857年,由原从循道会(Wealeyan Methodist Church)分裂出来的两个团体循惠社(Wealeyan Methodist Association)和循改派(Wealeyan Reformers)合并而成。1864年开始进入中国传教,主要传教地为浙江的宁波、温州。1907年与同宗派的圣道会(Methodist New Connexion)、美道会(Bible Christians)合并,称“圣道公会”(United Methodist Church,简称UMC);1932年又与同宗派的循道会(Wesleyan Methodists Church)、循原会(Primitive Methodist Church)合并,改称“循道公会”(The Methodist Church)。
[9] "Robert Inkermann Exley," The Missionary Echo of 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1900): 96.
[10] The Missionary Echo of 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1914): 228.
[11] 胡珠生:《温州近代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页107。
[12] 原文为Nimrod Sound ,Nimrod(宁录)是《圣经》中的人物,为诺亚的曾孙,世上英雄之首。晚清时,英国人把浙江的象山港称为Nimrod Sound。
[13] 墨西哥银元,俗称墨银、鹰洋、英洋,1860年前后大量进入上海,并成为主要流通货币。晚清温州,墨银也是通用货币。
[14] The 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Magazine (1878): 447.
[15] "Robert Inkermann Exley, " The Missionary Echo of 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1900): 96.
[16]Donald 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Shanghai: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 131.作者季理斐(Donald Mac Gillivray,1862-1931), 加拿大人,1888年受加拿大长老会委派来华,在河南传教。1899年调任上海广学会编辑,1921年升任为总干事。著有《中国官话拉丁化字典》、《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等。
[17]谢圣弢:“循道公会温州教区简史”,载《温州文史资料》第七辑(1991),页349。
[18]莫法有:《温州基督教史》,页58;胡珠生:《《温州近代史》,页107。
[19] The 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Magazine (1882): 692-693.
[20]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13 (Nov 1882): 465.
[21] The 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Magazine (1883): 437-438.

來源轉載:http://blog.sina.com.cn/s/blog_81934b4101012dm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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