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中学肄业

艺文中学是由偕我会苏慧廉牧师于1897年创办，地址为瓦市殿巷，苏慧廉为首任校长，由英籍牧师谢道培负责英语部。学校创办初期规模较小，学生仅为20人[1]。因学校发展需要，苏慧廉为1902年在东门海坦山麓购地二十亩，于1903年10月20日新校舍落成。该校落成典礼时，温处道童兆蓉、温州镇总兵刘祥胜、温州知府王琛、永嘉知县秦国均、地方著名士绅、经学大师孙诒让等应邀到场祝贺，英国著名传教士、学者李提摩太也特地从上海来温祝贺。[2]温州府学、县学和中学堂的教师及孙诒让创办的瑞安学计、方言两馆的部分师生也参加了典礼。会上，苏慧廉、李提摩太和孙诒让相继发表演说[3]。

学校由英人蔡博敏（T.W.Chapman）任校长，并聘请本地最博学的学者为教员。据蔡钢铁在〈艺文学校始末〉中回忆：“新校舍为西式建筑，规模恢宏，建筑精致。有教室、教研室、校长室、接待室、餐厅、礼拜堂和可容纳90人的学生宿舍。教室宽敞，设备先进，其规模在当时堪称温州之首。……新校师资扩大，教学设备亦趋齐全，并于当年开齐课程。有国文、算术、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英文、体操、图画、神学和修身等课。初级英语作为选修课。三、四年级的地理、算术等课用英文授课。”[4]

刘廷芳从小在温州内地会成长，最早入铁井栏内地会办的崇真小学完成小学课程[5]，后就读于艺文中学，但令人费解的是他并未“毕业”，乃是“肄业”。刘氏到底为何没有从艺文中学毕业，是值得追溯的。现存资料中，最能解释这件事的是1924年刘廷芳在〈中国基督徒爱国问题平议〉的回忆：“我还记得我十五岁时，江浙铁路问题正闹得很利害，我当时在英国人所办的教会中学肄业，日间在学校中，英人教员详细为我们解释为何江浙铁路以借英款用英工程师为佳，我日间听饱了回家，晚上竟夜撰就万余字极激烈的文章，标题为‘江浙铁路事泣告同胞书’，天亮方脱稿，邮寄上海，登载美国人办的教会报纸上。”[6]

关于江浙铁路问题，在《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第一册第二卷中提到，1907年“11月4日至12月中旬，苏、浙、皖掀起收回筑路权运动，反对苏杭甬铁路借英款”。文中记载：“1898年10月，英国怡和洋行代表英国银公司与清铁路公司的总办盛宣怀签订《苏杭甬铁路草约》四款，规定从苏州经杭州到宁波的铁路由英国银公司修建。但此草约仅由盛宣怀画押，并没有报请清政府批准，也一直未签订正约。1905年至1906年间，浙江与江苏铁路公司相继成立，一致要求将苏杭甬铁路收回自办。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却拿出七八年前的草约来进行阻挠，声称这项草约合同应当立即切实照办，要求清政府迅速签订正式合同。江苏、浙江两省绅商坚决反对，并积极筹集资金，1907年动工修筑从苏州到杭州的路段。英国新任公使朱尔典得讯到清外务部，指责清政府‘有意失信’，要求下令停工。最后双方商定，将筑路与借款分为两事，路归江浙两省绅商兴建，而由英国贷款150万英镑，按九三折扣交纳，常年五厘利息，以30年为期，并聘用英国人为总工程师，同时，把苏杭甬铁路的起点改为上海，同沪宁铁路联结在一起。这样，‘商办’的名义虽然保持，实际上却仍受英国控制。10月20日，清廷命外务部派员与英人商订苏杭甬铁路借款详细章程，同意苏杭甬铁路交英国‘借款筑路’。24日，江浙铁路公司咨呈两江总督端方，反对苏杭甬铁路借款。”[7]接着，发生强烈的拒绝借款运动。

10月24日，江苏铁路公司在沪股东召开苏杭甬铁路拒绝借款大会，决议电告江苏总督代奏劝阻借款。

11月3日，江浙两省留日学生集会，反对苏杭甬铁路借款。11月4日，江浙铁路公司上书清廷，痛陈利害；致电川、陕、鄂、皖等省，请求支援；

11月5日，浙江铁路副工程师汤绪（迪臣），因愤恨苏杭甬铁路借款，绝食而亡。

11月5日，浙江11府绅士代表115人，公呈浙江巡抚冯汝骙，请代表奏浙路拒借外款理由。

11月9日，苏浙绅商合力拒借英款，成立拒款会，公举代表赴外务部议拒英款。

11月10日，上海苏浙士绅开苏浙铁路拒款大会，并公举代表赴外务部继续议拒英款。

11月10日，旅沪浙人召开特别大会，反对向外国举借铁路贷款，并当场认捐2700万元。大会决议，立即将500万元存入户部银行，以备每年续存相同数目，直到全部捐款收齐。

11月13日，江苏铁路公司召开特别会议，到会1200余人，大会力主自办铁路，反对借款。

11月16日，苏州、常州妇女组织“女界保路会”。

11月18日，南京学生召开“学界拒款大会”。

11月25日，杭州举行“国民拒款大会”。

12月1日，留日学生2000余人，在东京举行苏浙铁路拒款大会。

12月15日，清廷命盛宣怀同外务部妥筹办理苏杭甬铁路草约合同。

就在全民反对向英国借款的当口，英国偕我会所办的艺文中学英人教员居然向学生“解释为何江浙铁路以借英款用英工程师为佳”，促使刘廷芳彻夜撰文，并在美国人办的教会杂志上发表。吴昶兴博士描述：“这文章一方面痛骂英人一方面痛哭涕零警告基督徒当救国难，破产去投资，不使路权丧失，落英人手中。他自己也不落人后，要求其母变卖股票、地产买回江浙铁路股权。他自此也不再返回艺文中学。他从这个中学肄业后，即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预科，在圣约翰大学获得中文总督奖（Viceroy Medal in Chinese）。”[8]不过，刘廷芳回忆此时他为15岁，但若根据《中国二十世纪通鉴》记载为1907年，时年应为1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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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温州市鹿城区政协文史会编，《鹿城文史资料》（第九辑），内部发行，1995年3月，第141页。

[2]莫法有著，《温州基督教史》，香港：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1998年7月，第82-83页。

[3]温州市鹿城区政协文史会编，《鹿城文史资料》（第九辑），内部发行，1995年3月，第142页。

[4]温州市鹿城区政协文史会编，《鹿城文史资料》（第九辑），内部发行，1995年3月，第142-143页。

[5] 《通问报》，第1646回，1935年7月第25号，第7-8页。（从文本看，该文未完，可能还有第8页，尚需查原报。）

[6] 刘廷芳著，〈中国基督徒爱国问题的平议〉，《生命月刊》第4卷第8期，1924年4月，第4页。

[7] 龚育之主编，《中国二十世纪通鉴》（1901-1920），第一册，线装书局，2002年9月，第383页。

[8]吴昶兴著，《基督教教育在中国——刘廷芳宗教教育理念在中国之实践》，香港：浸信会出版社，2005年5月，第50-51页。

原文出处：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7519ed0102dtl2.html

老秀才 作者：陈丰盛

“老秀才”

“老秀才”，这是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会创会会长尤树勋在刘廷芳追悼会上的回忆。他回忆：“十六岁时即任英文教员，身躯矮小，人人称异，同时并任内地会小支队长，担任布道工作。十九岁时代表温州教会出席全国勉励会，即能登台演讲，大家都佩服他的口才伶俐。常为文登载‘通问报’，读者以为他是老秀才出身。刘先生学问渊博，信仰诚笃，自小见之。”[1]

刘廷芳的“老秀才”身份，相信自小就已表露无遗。他“自幼聪明好学，9岁能背诵全部礼记”[2]，10岁已能阅读大部分中国经典名著。。早在1905年，年仅14岁的刘廷芳就已任温州内地会主日学会委办[3]。1907年，他出任温州内地会勉励会第五任书启兼副书记司事、经斋二部委办、通问部委办长等职[4]。现在，我们可以从刘廷芳在《通问报》中发表数篇报道，文中可见他在文学方面的功底。

1905年，刘廷芳在《通问报》发表四篇报道与文章，分别是〈温郡第五次勉励会纪事〉[5]、〈信德可钦〉[6]、〈率土胪欢〉[7]、〈施医乃传道之善策〉[8]。在〈施医乃传道之善策〉一文中，刘廷芳报道了瑞安教会以医药作为传福音媒介所带来的效果。在文末，他以二对联作结：

圣地布鸿恩。七十命受神力。

美门施异迹。五千共庆更生。

昔日圣徒。垂仪型于万世。

望风兴起。是所望于同胞。[9]

1906年，《通问报》登载五篇刘廷芳的报道，分别是〈苏会牧温州医院落成演说文〉[10]、〈豁然贯通〉[11]、〈白象教会佳音〉[12]、〈无辜惨死〉[13]、〈迅雷风烈必变〉[14]。其中〈苏会牧温州医院落成演说文〉为温州偕我会白累德医院的落成盛况作了简要报道，也为该院的历史作了详细的梳理。成为温州教会历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

1907年，《通问报》登载两篇刘廷芳的报道，分别为〈文旌北向〉[15]、〈祝蒋宅如牧师五十寿序〉[16]。其中〈文旌北向〉报道了偕我会牧师苏慧廉离温赴山西大学任西斋总教习的经过，并简要追溯苏慧廉在温服侍的功绩。〈祝蒋宅如牧师五十寿序〉更是值得认真阅读研究的，因为它是报道温州内地会著名华人牧师蒋宅如事迹的珍贵资料。现将全文抄录如下：

盖闻九五福曰寿。真神实掌权衡。八千岁为春。圣徒独邀宠眷。是以大辟敬撰诗篇。感帝恩而极陈赞美。摩西恭传申命。遵主旨者克享遐余。荀子所谓美意延年。史公所谓修道养寿者此也。先生章安系世。（先生祖系浙温瑞安人）瓯海寄身。（居瓯城者十载）弱岁失怙。（四岁孤）壮年蒙召。（廿三岁得道）就得救之灯。晋酬恩之爵。（是岁秋间领洗）濬灵泉于竭地。（越岁遂任传道职演讲圣经时听者皆谓得圣灵助）共沐涵儒建大邑于高山仝深景仰（品行卓尔人佥以忠厚笃实称之）德既拔萃于人群身廼荣膺夫天爵。（主降世千八百九十五年为本会总监督戴德生先生擢升于会中封牧师职）盖维帝眷斯民。廼报君授圣职。先生于是负十字架。（任会务历经艰险）执两刃锋。（宣救道迹遍城乡）战亚波仑于黑界。攻别西卜于苍穹。笑饥狮为威莠苗空植。（会务严明劣伪之种子不得长成）念群羊待哺芳草。时颁（释经精切饥馁之灵魂时蒙饱福）明星朗照四射荣光（近者）既悦远者亦来）朝露依稀一齐歛迹。（有威可畏有仪可象）壮志克酬大勋廼集兹者星会佳期（寿辰距双星渡河节仅三朝）年登大衍一堂雍睦（师母为前育德女书院学生适先生已拾捌载琴瑟默谐哲嗣有三长曰德新襁褓间已别之无髫龄即知宣道虎父无犬子也）八福骈。臻此固天父之令典。亦即先生积德之福报也。仆等幸列宫墙。频闻训铎。（十七总支会诸教师长老执事皆受先生教化者）时亲雅范。共荷陶镕（先生岁常亲历各处支会宣讲圣经郡城总会岁开大会先生亲诂难题授传道之方一叨满座之春风未抒葵悃屇悬弧之胜日敢晋芜词相期老当益壮。拓天国于星球。（稼多穑少望先生者犹深）。俾之弥高树人群之标帜。今日跻堂瞻矍铄精神（夜寐夙兴喜先生之尚壮）预祝期颐晋爵他年扶杖对婆娑铜像。（友人谈浙温内地会之历史者曰待百年纪念之期当于会中铸二铜像一为第一设立基础之英牧师曹雅直先生其次即经营立基础之华牧师先生愚祝其言不诬）欣看独立搴旗（先生年来日祷祝教会之自立办事上尤具独立精神他年旗飘独立铜像增光矣）信可乐也。岂不懿欤。是为序。

全志浙温内地会十七处支总会教师长老执事等（支会地名及诸君之姓名皆从略）仝拜赠

浙温内地会勉励会第五任书启兼副书记司事经斋二部委办通问部委办长永嘉姻侄亶生刘廷芳拜撰

联语  十三载尽瘁鞠躬。悬狼群艰辛几许。（先生任会牧职十三载经庚子诸大劫夙夜在公毫无难色）百万呼振翼率羊队庆祝齐声（今郡教城会会友主日会集者数百人天使得以亡羊得救之众而喜乎）[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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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风》第93期，1947年10月25日，第15-16页。

[2] 支华欣著，《温州基督教》，浙江省基督教协会，2000年5月，第67页。

[3]《通问报》，第186回，上海：北京路18号，丙午（1906年）正月，第2页。

[4] 《通问报》，第285回，上海：北京路18号，丁未（1907年）十二月，第2页。

[5]《通问报》，第186回，上海：北京路18号，丙午（1906年）正月，第2页。

[6]《通问报》，第183回，上海：北京路18号，乙巳（1905年）十二月，第2页。

[7]《通问报》，第183回，上海：北京路18号，乙巳（1905年）十二月，第2-3页。

[8]《通问报》，第183回，上海：北京路18号，乙巳（1905年）十二月，第3页。

[9]《通问报》，第183回，上海：北京路18号，乙巳（1905年）十二月，第3页。

[10]《通问报》，第191回，上海：北京路18号，丙午（1906年）二月，第1页。

[11] 《通问报》，第197回，上海：北京路18号，丙午（1906年）四月，第2页。

[12] 《通问报》，第201回，上海：北京路18号，丙午（1906年）闰四月，第4页。

[13] 《通问报》，第201回，上海：北京路18号，丙午（1906年）闰四月，第6页。

[14] 《通问报》，第212回，上海：北京路18号，丙午（1906年）七月，第2页。

[15] 《通问报》，第267回，上海：北京路18号，丁未（1907年）八月，第2页。

[16] 《通问报》，第285回，上海：北京路18号，丁未（1907年）十二月，第2页。

[17] 《通问报》，第285回，上海：北京路18号，丁未（1907年）十二月，第2页。

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7519ed0102dsu8.html

刘廷芳与孙中山 作者：陈丰盛

刘廷芳与孙中山

刘廷芳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一位极具爱国情怀的教会领袖，对时局有迅速地响应。如吴昶兴所说：“很明显的刘廷芳是具有敏锐的政治触觉，以及对时局变化有着强烈的关怀，他经常观察时局的变化，然后将他的观察，同时放进整个中国基督教的反省上，然后藉着杂志刊物或个人的影响力，带出基督教对于中国时局的关怀，在于追寻一个如何能够有效改善中国社会的途径。”[1]这种用基督教来影响中国及中国教会本色化的思想，导致许多人认为刘廷芳将基督教拴在政治势力上。

刘廷芳将基督教与政治势力挂钩，大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孙中山了。刘廷芳早年在美国留学时就与不少党政要员有交往，且与孙科及其家庭有不错的交谊，再加上妻子吴卓生与宋氏三姊妹是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作为当时中国教会的领袖，刘廷芳在1925年3月12日得知孙中山去世之消息后，不理会燕大师生正举行朝会，冲入大礼堂，大声宣布孙中山去世的消息，并请众人起立默哀，使在场的人深感惊愕。[2]后来，他按宋庆龄的要求和朱友渔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大礼堂主持追思礼拜。据传，当时不少国民党要员欲阻止此次追思礼拜，想移走孙中山遗体。刘廷芳的妹夫徐淑希得知消息之后，就通知刘廷芳，刘因此发动燕京大学三百个学生护卫灵堂，不使外人干扰，追思礼拜遂得以顺利举行。[3]温州郑颉丰、支华欣在〈神学博士刘廷芳〉一文中记载：“孙中山先生生前对学识渊博、热爱祖国的刘廷芳博士十分器重，1925年孙先生逝世后，治丧委员会特请刘廷芳以燕京大学神学院院长兼牧师的身份，主持丧礼的宗教仪式，并宣读《请看吧！这里来了个白天作梦人》的哀悼文。悼文情辞并茂，以孙先生媲美亚伯拉罕、苏格拉底、林肯诸贤，谓世人罔识其伟大。据说，美国某世界名人演讲录，特以此篇为弁言。”[4]

据1925年3月20日天津《大公报》载《昨日孙中山移灵之详情》中记：

中山举行移灵之前，行在协和医院行宗教式之祈祷礼。关于此次礼节，国民党员有一部分反对者，讨论最后之结果，认为完全为家属方面之事，故最后国民党方面采取放任主义也。昨日上午十时，即在协和医院举行祈祷礼。因礼堂不能多容人众，故得入内观礼者仅无二百人。主礼者为刘廷芳。赞礼者为朱友渔。先奏乐行开会礼，次由刘主礼宣训，次唱歌、次祈祷、次念圣经、次又唱歌，歌毕，刘主礼致词，略谓：

孙先生屡困难，百折不回，是一种最富之信仰性。共和尚未成功，民众仍须努力。是一种优美之希望心。爱国爱同胞爱世界，是一种大公之博爱心。信也，望也，爱也，皆上帝所以昭示于世者。故孙先生在上帝前为极好之人云云。

次朱赞礼致唁词，略谓：

先生临终特嘱善视宋夫人。不可因其为基督教人，而岐视之。可知先生不将政治宗教混为一谈。故先生实亦一信仰宗教者云云。

次孔庸之代表家属致谢词，词毕。礼成。遂由汪兆铭、于右任等，行举柩出院之礼。[5]

协和医院追悼会现场（1925年3月19日）

但刘廷芳的作法不得其同事洪业的认同。陈毓贤在其著作《洪业传》中提到：“1925 年孙中山死后，刘廷芳东奔西走游说让他以基督教礼仪下葬，洪业觉得孙中山年轻时虽是基督徒，但后来发妻还在就另娶表示他已不遵守教义了，何必多此一举？刘廷芳善于塑造形象，多方设法把中国基督教会拴在政治势力的快马上，是洪业不敢也不屑为的。”[6]

刘廷芳在《生命》月刊登载两篇分别于他与妻子吴卓生写的诗——〈挽孙中山先生〉——以外，又登载两篇文章——〈孙中山的贡献〉和〈中华基督徒与孙中山〉——对孙中山的一生作出重要的评价。

在〈孙中山的贡献〉一文中，刘廷芳提出孙中山一生对中国国民有三大贡献：第一、“就是使共和的观念，在中国国民中，有一普化的机会”。他说：“中山先生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上，最大的功绩，就是‘普化共和’。四十年来，使男女老幼，富贵贫贱，智愚廉顽，都知道有共和。都知道共和是绝对必要的。值得中国人用生命头颅去换他。尤其要的，是在那多少骄傲自矜的西洋人面前作普化的工夫，收普化的效果。将他们看轻华人，硬说：‘中国人不配共和’的喉咙封塞了。”[7]

第二、“中山先生对于民国第二个大贡献便是组织”。他说：“中山先生以手无寸铁的医学生，能掘起民间，使饱有经验崛强难驯的团体的领袖，倾心归向。把他数十团体的印绶，献给他，奉他为盟主。组合成一大团体。这是中国史上，一件非常的成绩。……他能把这许多复杂的分子，打成一片，在纷岐的意见中，守定革命救国的方针，经过几次叛乱纷争的颠仆，而屡踬屡起，未尝一日间断他猛进的工作。就是反对他的政见的人，也不得不钦佩他坚忍的能力。到今日中国不但革命的精神未尝销灭，而且依旧有国民党，而且有改组成一大规模的国民党，这是中山对中国的一个绝大贡献。”[8]

第三、“中山先生对于民国第三个大贡献便是方略”。他说：“中山先生，虽然奔波一世，但研究之志很坚，读书的工夫很勤。他不以著述家自命，也未尝以著述为职务。但他已成的建国方略，及已计划而未完功的国家建设所发表的不求高深，却实在有明白的主张，切实的见地。使一般国民，可以懂得。”[9]

在文章的末尾，刘廷芳提出孙中山还有未尽之工，他说：“他的普化的事业，还未完工。……他的组织的事业，还未完备。……他为国建设的方略，未完未完工。”他屡次呼吁说：“先生去了，谁能继续他的工作！”[10]

在面对当时中华基督徒对孙中山的一些批评，刘廷芳在〈中华基督徒与孙中山〉一文中，提出七个“基督徒当记得……”，提醒不要对孙中山及其革命事业进行恶意的论断。其中特别提出：“基督徒当记得中山先生是一个信徒。他从少年领洗归主后，毕生没有背教。……他信上帝，他信耶稣，他祈祷未尝一日间断，自己读经灵修的工夫，未尝废弃的。”[11]在“基督徒当记得中山先生的遗嘱”中，他说：“中山先生，一生事业，为吾侪基督徒所当特别注意的是他的信仰。他在世最后数天。曾执其亲戚孔庸之先生之手说：‘我是奉上帝差遣与恶魔奋斗的使者。’”[12]刘廷芳又特别提出“基督徒当记得中山先生如何不与教会亲密”的两个理由：“1.他做革命事业，教会在满清时代，怕受他累，因此与他疏远。他便因此与教会疏远，以免相累。2.他觉得在中国的教会，未能实在从耶稣的教训，未能步武他的生活。他信耶稣是革命家，要助人改造社会，成一个实行博爱的世界。在中国的教会，从中山先生眼中看来，是不配称为耶稣的教会，因为没有革命的精神与魄力。”[13]

在文章的最后，刘廷芳将孙中山比作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民族领袖摩西。他说：“他少年时信道归主，投身革命事业，自觉被上帝唤召。此正与摩西少年在何烈山顶牧羊时从荆棘中闻声应召相同。他创立民国，使四万万同胞脱离满清专制的权威，正如摩西引导同胞出埃及。他为革命劳碌四十年，又与摩西旷野中引导希伯来人四十年的时期相等。摩西领民出埃及，而未能亲入迦南，中山先生今日革命的工作只成第一步，而要建设真正民国的志愿，还未达到。摩西登尼颇山头，遥望迦南而死。中山先生撒手归去，我中华民国流乳与蜜之迦南，还远在前途。尼颇山头的遗嘱，与中山先生劝国民努力的遗嘱，实后先相映。同信一主的信徒，读先生遗嘱，当擦干眼泪，努力进迦南呵！”[14]

最后，刘廷芳的〈挽孙中山先生〉一诗正是对孙中山一生的最好总结：

少年何烈受灵，领此邦决心出埃及。

今日尼颇遗嘱，愿吾民努力进迦南。[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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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昶兴著，《基督教教育在中国——刘廷芳宗教教育理念在中国之实践》，香港：浸信会出版社，2005年5月，第95页。

[2]吴昶兴著，《基督教教育在中国——刘廷芳宗教教育理念在中国之实践》，香港：浸信会出版社，2005年5月，第64页。

[3]吴昶兴著，《基督教教育在中国——刘廷芳宗教教育理念在中国之实践》，香港：浸信会出版社，2005年5月，第88页。

[4]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温州文史资料》（第九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第209页。

[5] http://www.gdzszx.gov.cn/showcontent.asp?id=588244

[6]陈毓贤著，《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84页。

[7]刘廷芳主编，《生命》第五卷第六期，生命社出版，1925年3月，第86页。

[8]刘廷芳主编，《生命》第五卷第六期，生命社出版，1925年3月，第87页。

[9]刘廷芳主编，《生命》第五卷第六期，生命社出版，1925年3月，第88页。

[10]刘廷芳主编，《生命》第五卷第六期，生命社出版，1925年3月，第89页。

[11]刘廷芳主编，《生命》第五卷第六期，生命社出版，1925年3月，第91页。

[12]刘廷芳主编，《生命》第五卷第六期，生命社出版，1925年3月，第92-93页。

[13]刘廷芳主编，《生命》第五卷第六期，生命社出版，1925年3月，第91页。

[14]刘廷芳主编，《生命》第五卷第六期，生命社出版，1925年3月，第93页。

[15]刘廷芳主编，《生命》第五卷第六期，生命社出版，1925年3月，第94页。

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7519ed0102dtzk.html

与会计师事务所聊聊基督教财务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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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基督教财务门曝光和温州市民宗局“财务通报会”以来，历时50多天，估计会计师事务所财务审计报告已经出台，之所以没有按原计划及时公布，可能有其他客观因素，我相信广大教民和网民一定会给予充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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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温馨提醒审计事务所

        1、被审计单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转移、隐匿、篡改、毁弃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以及其他与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有关的资料，或者转移、隐匿所持有的违反国家规定取得的资产，审计机关认为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应当给予处分的，应当提出给予处分的建议，被审计单位或者其上级机关、监察机关应当依法及时作出决定，并将结果书面通知审计机关；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根据有关规定，在审计中发现“被审计单位会计伪造凭证、出纳公款私存、私设小金库以及违反本单位财务制度等，或因单位负责人（法定代表人）玩忽职守、监管不力造成经济损失或贪污、挪用公款（公款私存）等触犯刑法的问题，应建议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3、审计会计责任。计核算体系和方法是否安全、真实、可靠，会计是否对“化公为私、公款私存和私设小金库”监督到位，“有无授意伪造、变造会计凭证、账簿、报表，有无设置账外账等问题。”

  

    二、当前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存在的问题

　　

      1、对经济责任审计的定位问题存有模糊认识。经济责任审计具有局限性，审计结果只能作为考核单位负责人的参考依据，这是非常明确的。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过于强调审计结果的局限性，对审计内容不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审计过程中只偏重于审计与财政、财务收支有关的经济责任，对一些与财政、财务收支有关的经济活动缺乏监督力度，审计风险很大。另一种是对审计结果的局限性认识不充分，对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面面俱到地去评价，对一些没有查深、查实的问题盲目定论。

      2、离任审计的突击性、无计划性和时间上的滞后性。中办、国办的两个《暂行规定》都明确规定，领导人员任期届满，或者任期内办理调任、转任、转岗、免职、辞职、退休等事项前，应当接受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有的审计结论难以落实。离任审计是对原任领导经济责任的鉴定、评价，其审计结论也有利于新任领导掌握单位的情况。但目前的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大多在完成审计报告后就结束了，对审计结论流于落实，没有注重实效，落实责任。

      3、审计力量与离任审计任务不相适应的矛盾比较突出。领导干部的任免尤其是换届调整，面广量大，时间集中。离任审计项目多、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内容广、工作量大。而审计力量严重不足，审计人员准备不充分仓促进点，很难在审前对审计对象进行充分的了解和分析，只能在审计过程中边了解边审计，影响了工作效率；审计取证只能查阅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财务资料，对一些重要事项不能进一步调查取证核实，影响了审计广度、深度和审计质量；面对繁重的审计任务，审计人员存有畏难情绪，消极等待，缺乏主观能动性，达不到审计的目的和要求。

　　4、会计资料失真，影响审计质量。一些单位领导、财会人员的法制观念淡薄和为了本单位利益等原因，会计信息质量仍存在许多问题，会计信息失真现象较为普遍，编造假账屡有发生。如果审计组在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虚假会计资料基础上进行审计，其审计质量会受到严重影响。加之许多违法违纪问题已由账面转移到账外，违法违纪问题变得更加隐蔽，单靠一般的审计方法很难发现问题，使得不少违法违纪问题在检查中漏网。

　　5.审计潜在风险大。离任审计是对负责人任期经济责任的评价，必须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保证质量。但从审计实践看，受多种因素影响，审计质量难以全面保证，审计潜在风险比较大。由于时间紧，审计组只能审查被审计单位的账表资料，没有进行全面财产清查盘点；在审计范围上，只能就单位本身财政、财务收支进行审查，不能延伸到相关单位。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决定了这项以人为监督对象的审计，在实施过程中，伴随着极大的风险。审计实践也证明，在各种审计中，离任审计风险的出现机率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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