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28日星期三

悼念主的忠仆杨宝礼长老 作者:陈丰盛


图为前温州永嘉内地会信徒杨宝礼(1997年按立长老)

永嘉县基督教江北牧区杨宝礼长老于2012年11月1日星期四凌晨四点左右安息主怀,享年92岁。
杨宝礼长老,1921年出生于浙江永嘉。从祖父开始,皈依基督,乃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信徒。杨氏少时入温州内地会崇真小学读书,16岁由王春亭牧师施洗入教。18岁开始受派为义务传道,后成为温州内地会黄田分会代表。文革时期,与黄益兴长老一同组织举行在“隐密处”的聚会,于1970年左右与市区、平阳、瑞安、乐清等教会同工发起温州区交通会,任永嘉县代表之一。由文革时期开始任江北牧区负责人。1997年被浙江省基督教协会按立为长老,2002年退休。
一、忘年之交
杨长老与父亲是很要好的同工,虽然他们年龄差距二十多岁,但从文革时期开始就一同为温州地区总会的永嘉县代表。在我的印象中,杨长老一直就是乐呵呵的,极其平易近人。从我开始搜集温州教会历史开始,杨长老是我最初口述史采访的对象。也正为此,年纪相差近60年的我们,成了忘年之交。
自2004年9月作第一次口述史采访之后,我又先后采访过五次。从他个人的传道经历,家族的信仰历程,黄田教会的成长,到江北牧区发展历史,他从亲历者的角度追溯了一番。后来,我每次到黄田教会主日崇拜讲道,他都会坐在男座的前排等候。早上聚会完了之后,他就会带我到“同工休息室”,亲自为我泡茶,甚至还给我预备热水。在午休的时候,他总会先问候一下我的家人,我则很迫切地要知道一些与教会历史相关的问题。后来,虽然他总会重复之前讲过的故事,但他还是乐在其中,让我不舍得打断他的话题。
大概是两三年前,一次我到黄田教会讲道,照例在教堂的男座前排寻找长老的身影,但很遗憾没有找到。后来得知长老因中风住院。去年年底,到府上探望的时候,得知年过九旬的长老,已“返老还童”,每天准时要求吃饭、洗澡。当我到他床前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一边微笑着,一边嘴里嘟嚷着:“感谢主,赞美主……”。听他的儿子,现黄田教会执事杨和平弟兄介绍说:“父亲经常叹息着说:‘主啊,什么时候接我回家?’”
我相信,长老的离世,正是神应允他的祷告,回到主耶稣为他预备的永恒之国。
二、忠仆见证
在杨长老珍藏的资料中,有一本从已故兄长遗留下来的圣经。其兄长从崇真小学毕业,后来在教会里做过传道人,但年仅20多岁就离世了。杨长老接续兄长的传道使命,一生不偏离。在个人与长老的接触,在他自己的回忆以及同工的追溯中,我认为以下几点是他作为一位神的忠仆的明证。
1.善于劝勉的忠仆
父亲在《江北牧区建立暨联合派单四十周年纪念册》的感言中在追溯对江北牧区建立、发展、复兴有贡献的长者、牧者时说:“回顾江北牧区40年来的发展,与神在教会中兴起的时代工人是分不开的:祂兴起郑颂三牧师点燃灵火、敲醒心灵;举起余督兵牧师培育人才、奠定基础;兴起陈直牧师严谨解经、诲人不倦;兴起陈公权牧师淡化教派、坚持合一;兴起方树人教师深思熟虑,任劳任怨;兴起杨宝礼长老善于劝勉,平易近人;兴起黄益兴长老把握原则,胆大心细。这些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是我们在主里的自豪,是新一代同工的楷模。”今天在电话中,他再次提到:“杨长老是一位善于劝勉、平易近人的好同工,在同工之间有很好的名声,跟同工们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2.严守主日的圣徒
在2004年9月的口述史采访中,长老曾对自己一生谨守礼拜作了回忆:“我一生都守礼拜天的,只有一次没有守,就摔断了手。从小开始直到退休都守住礼拜天的。退休后(到现在退休已经二十多年了,七九年退休的),大概在二十年前,六十多岁时候,有一次不守礼拜天。我原本是从事白铁修理工作的,专门给人家修理家里锡制家具。一次快过年的时候,礼拜天都在外面帮人修,因为那天要修的人特别多。有教友问:‘老杨,你今天没有派工呀?’我一声不吭。他们说:‘你礼拜天都守住的嘛,你今天守不住了?’邻舍说:‘我叫你修的时候,你就说礼拜天不修,今天你又在修,你对别人好点,对我们邻舍倒没有这么好。’在这么多的意见声中,那一天,我连头都抬不起来。回家时,骑自行车摔倒,左手摔断。到医院拍片后,都说要住院。而我没有去住院,只是抓药敷了五天,就不再去了。我自知原因就是我不守礼拜天,亏欠犯罪。有多少人责问我,我成了绊脚石。我就痛哭认罪,之后只有二十九天就痊愈了。”
3.教会合一的使者
杨长老在解放初期是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黄田分会的负责人。在1958年教会联合礼拜之后,教堂被迫关门,基督徒从有形的教堂聚会转入家庭聚会。杨长老与黄益兴长老(原循道公会的义务传道人)作为两个教派的代表,他们看到信徒牧养的需要,在私下的交通中谈到江北众教会要放下一切教派观念,联合两教派,实行统一派单。后来就尝试组织众教会实行联合派单。第一次于1965年2月实行联合派单,但在1966年8月因外界压力而停止。第二次是1968年2月恢复,1969年5月停止。1970年第四季度,联合派单再次恢复,至今已逾40年,中间没有停止。
在教会联合派单的同时,教会实行圣餐、洗礼等教会礼仪进行合一和调整。原内地会实行浸礼,而循道公会实行点水礼,在联合派单之后,就实行浸礼与点水礼共用。原内地会在圣餐中实行单杯领受“主的宝血”,而原循道公会则实行分杯领受,在合一之后则采取分杯领受的方式。这些礼仪上的改变,都与当时教会代表放下狭隘的宗派观念、愿意寻求创新的精神有关。其中,我们不能不记念杨长老在其中所付出的艰辛。
4.勤做圣工的良牧
从18岁开始,杨长老就开始担任教会义务传道员。先是内地会的传道人,后是家庭聚会中的负责人,接着又是到各地传讲福音的勇士,再后来是牧区管理的负责人,最后成为江北牧区第一批接受圣职按立的长老。在长老自己的回忆中,他说:“从文革开始,我尽力多做主工,从原来一季度派三到四周,增加到八至九周。从那时开始,我在圣工上没有一次旷工,没有一次拦阻,没有一次难题。有一次最多时,就派了十三工,别人都是四次。后来,在派工时,有难题,他们都会多加给我,知道我不会推辞。”值得记念的是,杨长老在文革时期曾多次因为出外传道而被捕,也曾经因为传道而被批斗。
杨宝礼长老,在外部环境恶劣的文革时期和教堂恢复礼拜之初,成为特殊时期神所兴起的忠心良善的仆人,在侍奉中留下了佳美的脚踪,在生活中留下生命的见证,在信仰上留下了美好的榜样。
2012年11月1日星期四晚

在温州事主的衡秉忠教士夫妇 作者:黄锡培 整理者:李步正


在温州事主的衡秉忠教士夫妇
黄锡培
整理/ 李步正
( Mr. Edward Hunt, 1861-1922 and Mrs. Alice Hunt, 1867-1921)
衡秉忠教士来自英国,1889年廿八岁时抵达上海,五年后与1890年到中国服侍,后主管温州一间女校的魏姑娘在上海结婚。夫妇俩在温州服侍长达五十多年。
初抵温州宣教站
当时温州宣教站由曹师母领导,有四位宣教士1及衡教士夫妇与她同工。1898年,衡教士的报告:「今年稻米失收,米价上升,群众都知道富人囤积居奇,县政府又不允开仓赈灾。皇上还要加三成地税,遂引发一场暴动,商店关门,官员遭拳打脚踢,衙门内被抢掠一空。官员往军部求救,军警出榜安民无效,宣布开仓赈灾后,米价回落,暴动才止。」
衡师母服侍温州妇女,并鼓励她们不要缠足,虽然要摆脱当时风尚不易,但在一次反对妇女缠足聚会中,一位妇女流泪祷告说:「我双脚带来教会的羞耻,我感到不配蒙主帮助,主啊!求祢赦免我的罪,使我有决心放脚!」主怜悯她的祈求,不仅她得释放,也感动了在场六位妇女一起放脚。最后,共有逾120位信徒和慕道者宣布放脚。
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事件,宣教士纷纷往沿海各地避难,衡教士夫妇于7月22日安抵上海;而信徒在温州和平阳遭遇极大的迫害,至少有一位传道人被杀,多位受重伤,房屋全遭焚毁;其馀信徒也遭杀害,损失极重。当时,有以摆渡为业的张砥,无惧成为乱平后第一位受洗信徒。张砥在团乱前,因载女宣教士过河而得听福音信主。此后,他不肯载香客赴庙进香,主日却义载无力付钱的信徒过河聚会。
团乱时他常受村民威胁,却宁死不屈,为主作美好见证。乱平后宣教站重开,衡师母回去安抚信徒,需要仆役工作,他乐意应聘。但他需供养年老义父,遂娶了女校学生宝荷为妻,在家照顾义父,自己则到宣教站工作,周日才返家。宝荷为村中唯一信徒,有时也向村民传道,教唱诗歌,但村民敌视外人,孤单成了她的重担,忧思成病,送到宣教站急救,蒙神医治。回家后,村民改变对她的态度,渐渐赢得村民爱戴,带领了约二十家接受福音。
1903年,衡教士鼎力相助的《温州话新约圣经》,终由圣经公会宣布出版。夫妇二人同年3月5日亦开展了十数天的探访布道旅程,攀山越岭,最高点达三千呎,又穿过溪涧,横过百码宽的溪流,走了近廿哩路才到达信徒家庭巽宅。在那里举行了主日崇拜、查经班、培训班、识字班,也为信徒施洗。后因暴雨造成山洪未能离开,延迟了归程,却又多添了信主的人数。
工作多而工人少
1904年英伦内地会年会报告:
1. 温州城内人口约八万,来聚会的约一千;城外村庄的聚会人数由数十至二百人不等。每月出版一份中文报纸,送到各村镇,让信徒和慕道者有灵粮。
2. 温州已有完善的医疗中心,需要发展教育,分设男、女学堂。温州城内城外满布庙宇,每月初一、十五,各庙香火兴盛;每到节期神诞,便有戏台表演,村民以抽税方式集资,信徒多不愿参与,便引起冲突,变成逼害,什或以祭祖为名,全村按宗族辈分科钱,信徒必须抉择,或是该村失去一笔收入,或是连信仰也放弃。故宣教士须兼顾城内城外的传道工作,到处探访,坚固信徒。
回国述职
1906年衡教士举家返英述职,并在1907年的年会中报告:
1. 温州人主要讲温州土话,居民贫穷;文盲问题严重,只有一成男信徒识字,女信徒更差,四百人中才一人识字,故教导只能口传,需广设学校,训练师资。
2. 温州信徒多自己向亲朋好友邻居传福音;在逾七百名受洗者中,只有一位说是由洋人传福音的。每遇建堂扩堂,信徒均尽力支持,像一会堂由四百座位扩至八百,费用120英镑,有50英镑来自信徒。
3. 惟赌风什盛,更有种植罂粟、抽鸦片烟,以致家贫如洗。
教会成长路
衡教士一直坚持,福音不可能由宣教士传开,只有本地信徒承担起来,才能传遍中国。故衡教士特别专文介绍他们重视的接班人--蒋宝仁牧师2。他生于贫寒山区,补鞋为生。廿七岁归主后,勤学自修,借曹师母之助,能阅读圣经和古文。先在山区传道,后到学堂教书,1894年任署理牧师,为曹师母得力助手。衡教士初抵温州时,蒋牧师已被认同为神所赐的忠心同工。
衡教士另有一信谈到平阳县教会。事缘有平阳教会职员,在上海读到中国自立教会的文章,受到感染;便去见推行此运动的美国长老会差会之余牧师,学习如何成立自立教会。又在1911年于平阳县举行之署理牧师会议中提出两点要求:平阳教会已接受宣教会卅年来的经济支持,该做出细则正式自立;宣教士要撤离教会工作的运作,改为全时间教导及属灵上之监督。
教会独立运动于同年传到温州,有人开始闹事,但经过祷告后,众同工见此事令教会损失极大,事件便渐渐地平静下来了。衡教士深感教会工作受到阻碍,幸大多数信徒效忠内地会,故他仍能够平安地到处访问,继续父神在平阳的圣工。
接掌温州宣教区
衡教士在1912年的报告:
1. 温州人多迷信且贫穷,除温州话外,各地土谈也多,山区土着称为蛇民,渔民与岛屿之居民,另属其他族类。
2. 内地会现约有130间大小教会和福音堂(包括六至八个平阳自立教会),聚会人数约5,990人,受洗信徒约2,200人,有不少男、女平信徒自愿起来,协助教会牧养羊群。宣教士负责监督工作,除巡迴探访各区外,并在城内举办圣经学校。
衡教士于1916年接掌温州宣教区监督,第一件要处理的事,就是中国自立教会又在平阳出现。衡教士写给上海总部的信:「在平阳南部的岩下,有教会领导人大胆地占据一座大会堂……坚持拒绝我们的传道人使用会堂。」
衡教士没有留下处理事件的详细记录,但从上海总部于10月27日发出的《上海家书》(Our Shanghai Letter)中道:「在前一封信中,我述说了温州宣教区遭遇极大的困难,什至引起教会分裂的危机,但现在……全体的领导人已经彼此谅解,和好如初了。那从魔鬼来的诡计,经已被拆穿,便无可施其技了。但我们仍需要大家继续代祷,俾现今和谐共存的关系能持守长久。」
衡教士在1916年的报告:
1. 整体来说,主日聚会的地点增加了许多,但领洗守主餐的、为自养奉献的,比两年前减少。
2. 各处查经班参加人数增多,妇女多喜欢查经和认真好学,两位华人女传道除协助查经外,还外展探访及布道。
3. 女学堂近100%女生归主,男学堂有五名受洗及多名慕道者,但信主的女生,不少因婚嫁而进到未信家庭,求主保守她们。
4. 平阳地区工作有喜有忧,喜的是有118名信徒受洗,忧的是教会自立运动引起的困扰,有三四处教会闹分裂,目前大多数教会站立得稳,以属灵的事为重,不致动摇。
温州宣教区的果子
1917年,教会约有三千名受洗信徒。温州宣教站自1867年开始,金禧纪念那天的主日崇拜,由夏时若教士主持,曹教士的首名学生邓先生讲道。当日又特别邀请三百名未到过教会的人出席晚堂布道会,果然大部分都来了。第二天早上,衡教士主持一怀旧聚会,由多人作见证;下午,衡师母主持妇女的怀旧聚会,回想昔日妇女少出门多文盲,现今许多妇女携带圣经和诗本来参加聚会,实在要感谢神。
衡教士在1918年及1920年的报告,分别讲述了宣教区之得失与需要:
1. 失的是:因气候不佳,十二年来失去了七位宣教士,六位返回原籍3。教会自立运动,令到温州宣教区分裂,数间福音堂宣布脱离,不少同工和信徒离开。
2. 得的方面:妇女查经班十分蒙福,十二年前约有1,500名会员,如今增加一倍。本地人贫穷,但奉献达43%,信徒虽是贫农,却奉献了五百日人工来建造新会堂。
3. 区内共有169个福音堂,44位受薪传道,211位义务传道。多年来除举办圣经学校,也利用新春农暇开办圣经学校,让传道人有进修机会。这些课程能帮助华人同工有更深入、更完整的延伸训练。
双双猝然归天家
衡师母一向尽心尽力管理女学堂、带领妇女查经班和圣经学校,是衡教士的得力助手,料不到她染病,送到上海治疗时,才知道是晚期癌症,医药罔效,于1921年12月26日,主怀安息,离世时年五十四岁。
衡教士于师母离世后,悲恸之馀,竟在一个多月后的2月12日,因心脏病猝然辞世,年六十一岁。
(作者着有《舍命的爱》及《回首百年殉道血》,并得香港第五届金书奖殊荣。)
注释:
1. 同工的四位宣教士分别是余思恩教士(Bernard W. Upward)、梅师母(Mrs. A. Menzies)、谢姑娘(Miss K. B. Stayner)及平姑娘(Miss K. Sping)。
2. 据温州陈丰盛牧师来函:「“Tsie Poe-zang”(温州话译音)的中文名字是蒋宝仁,又名蒋宅如。」
3. 六位退休回国的是:江孟氏(Mrs. J.M.Greene)1899-1919共廿年;夏若时教士夫妇(Mr. and Mrs. G. H. Seville)1902-1919共十七年;周韵琴姑娘(Miss M. F. Johnston)1899-1911共十二年;苏国安姑娘(Miss J. Scott)1908-1914共六年;孟存诚教士(Mr.J.M.Munro)1907-1911共四年。
资料来源:
(1)China’s Millions, London Edition, London: China Inland Mission. 中国内地会月刊英伦版《亿万华民》: 1897年第112页;1898年第8,15至16,30,77,117和136页;1899年第124和155页;1900年第130和155页;1901年第46, 135和177页;1903年第21和164页;1904年第10至11和79至80页;1906年第27和190至191页;1907年第4,41,72,74和95至97页;1908年第191页;1911年第58至59和141至142页;1912年第125至127页;1913年第174至175页;1914年第78页;1916年第101页;1917年第6页;1918年第29和35页;1919年第63,75和89至90页;1921年第88页;1922年第44, 48和77页。
(2)China’s Millions, North American Edition, Toronto: China Inland Mission. 中国内地会月刊北美版《亿万华民》:1898年第70和111页;1901年第94至95页;1903年第69至71页;1905年第22页;1908年第118至119页;1912年第109至111页;1915年第85页;1917年第58至59页;1918年第13,33和39至40页;1920年第21至22页;1921年第86至87页。
(3)China Inland Mission: Register of China Inland Mission Missionaries and Associates, 1854-1948. 《内地会宣教士及夥伴宣教士注册名录》。
(4)China Inland Mission: List of Missionaries and Their Stations. Shanghai: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July, 1892; June, 1895; June, 1900; January, 1901; July, 1905; January, 1910; January, 1915; January, 1920; January, 1925; January, 1931; January, 1935.
(5)Stanford, Edward: Atlas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1908.
(6)Stauffer, Milton T.: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Shanghai: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1922. 《中华归主》之英文原着。
(7)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National Geographic Atlas of the World. Washington, DC, 1975.
(8)MacGillivray, D.: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3-1914.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3-1914.
(9)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系列地图No. 031-1》。《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插图: 中国的四大海划分及领海基线。
(10)花存宏主编:《浙江省地图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9。第43-44页。
来源:《传书》双月刊,2012年8月号.第20卷.第4期.总第118期
 http://www.ccmhk.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7376&Pid=16&Version=118&Cid=37&Charset=gb2312#.ULbCCKzAerk
注:原文将衡秉忠宣教士译为衡平均,本网编则采用温州教会普遍使用的衡秉忠。

2012年10月22日星期一

上海《通问报》主笔陈春生

刘廷芳通过上海的《通问报》主笔陈春生结识司徒雷登,有关陈春生的网络链接。
1、
刘廷芳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时,对教会所办教育机构的办学宗旨、管理制度,很为不满,特别是对西方传教士蔑视中国文化,颇为愤慨,屡次撰文在上海《通闻报》发表,引起司徒雷登的关注。有一次,司徒雷登在刘廷芳的文章里读到,教会须由教育专门知识之人办学,一般传教士因本身缺乏学识,虽热心有余,却造育些不中不西、知识畸形的教会青年……甚有同感,便请《通闻报》主笔陈春生安排,在上海晤见刘廷芳。司徒雷登非常欣赏刘廷芳的才华。刘廷芳大学毕业后,得到司徒雷登的推荐,取得奖学金赴美深造。当时司徒雷登尚在金陵神学院执教。为报司徒雷登的知遇之恩,刘廷芳答应回国后到金陵神学院服务。


陈春生的《伊朔译评》


3、
上海基督教其他刊物一覽表
通問報,長老會、廣學會,1902-1950年,週刊,陳春生主編。
 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521/node29060/node29270/node63895/userobject1ai14588.html
4、
基督教史綱第十八章:基督教的事工
通问报,乃长老会机关报,创始于一九○二年,由吴板桥主政,陈春生任编辑,每星期出版一次,以有光纸印的单张。专载全国教会消息,行销甚广。 教会公报,亦为广学会出版,创始于一九○四年初名中西教会报,高葆真主政,冯九卿为编辑,多载经题讲义,教会新闻,至一九一五年停刊。

5、

上海译文社编撰的中译外国小说书单(1899-1996)
·1903年

广学会出版(法)散颠著《狱中花》,陈春生译等3种

6、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名录(四)
《通问报》
上海出版历时很长的教会杂志。1902年6月1日(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六)创刊。由美国南北长老会合办,上海广学会出版。由外国人吴板桥任主理,陈春生为编辑。另有各省付主笔八人。周刊。版型为六开式单张,用有光纸印刷,以四号字及二号字排印。
1950年12月停刊,最后一期为第1819号。上海图书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等均藏有部分原件。


7、

陈春生:五更钟
晚清小说,二卷二十四回。题“美国亮乐月命意,润州陈春生编辑”。
存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海美华书馆刊本。卷首标“改良社会小说五更钟”。有守拙山人、邵宝亮和作者的自序,以及“大凡八则”。美华书馆曾多次再版该小说。
小说讲述了林九如历经人生浮沉,终于信奉耶稣教的故事。林九如乃富家子,好友庞凤兮告诉他,家乡平安村因全村皈依佛教而成为世上天堂,劝他入教,但林九如不听,终日寻欢作乐,流连烟花,为此父子反目、夫妻成仇。林九如两番意欲往平安村洗礼入教,但都因故中途作罢。林九如得官生子,不久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他因保护教民不力获罪,被削职为民。归乡后,家庭又屡遭灾变,林九如于是皈依耶稣,才求得内心的宁静。此类题材是在西方宗教传入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一种劝善书,无非宣传教义,争取信徒,但也真实地记载了当时的教民生活。像这样的作品,目前存世的数量很少。从这点来说,《五更钟》颇有研究价值。

8、

《五更钟》

章回小说。又名《五次召》。题"美国亮乐月命意,润州陈春生编辑。"2卷14回。陈春生清末民国初人,与美国女教士亮乐月合作共译过《狱中花》、《贫子奇缘》等小说,又在上海《通问报》当过笔政。此书鼓吹皈依基督教的好处。武昌人林明道家庭富裕,唯子九如不思进取。一日,九如好友来告,家乡平安村男耕女织、夜不闭户。这一切得益于信奉了耶苏教,劝其皈依圣主。九如一笑了之。此后,九如手捧"圣经"静思,忽然悟出了教义的真谛。原书名《五次召》寓上帝屡召回头之意。改名为《五更钟》,盖午夜清钟,警醒世俗。此类题材是在西方宗教传入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一种劝善书。无非宣传教义,争取信徒。但也是某一方面内容在文学上的反映。是当时记载教民生活为数甚少的作品之一。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海美华书馆铅印本,另有1920年协和书局本。
 http://www.zggdxs.com/Article/yjzl/smty/201007/2296.html
9、
宋莉華。從晚清到“五四”:傳教士與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萌蘗。第三點的第二段。
传教士在译介西方童话的同时,还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本土的儿童文学译者和作者。他们多采用双人合译、合著的方式,由中国助手进行笔录或帮助润饰文字,这些中国助手后来纷纷开始独立翻译和创作儿童文学。如与亮乐月合作的陈春生和她的学生兼助手周澈朗、袁玉英、李冠芳、朱懿珠,薄玉珍的助手刘美丽,贝厚德的助手沈骏英,季理斐夫人的助手刘文林等。


10、

关于《圣公会报》的史料补充:
陈春生先生(基督教新教长老会在华机关报《通问报》的编辑)于1927年6月在《真光》第二十六卷第六号上,发表《二十五年来之中国教会报》一文,其中对《圣公会报》的历史沿革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兹转录如下:
“该报于一九O八年(即前清光绪卅四年)一月一日出版。原名《圣教会报》,由西人聂高莱主任。社址在上海文义路圣彼得堂。是年七月增延陈继铎、慕雅德、朱葆元三人为经理。一九O九年,即前清宣统元年六月,社址移上海樊王渡圣约翰大学,由戴调侯先生主任,卜舫济先生经理。一九一三年,即民国二年,改称《中华圣公会报》,社址移汉口圣保罗座堂,废经理制,改由书籍委办。订孟良佐先生为主笔。其后数易其人。至一九一九年,即民国八年,改为半月刊。一九二二年,改为单张周刊,全年四十八期。一九二三年,即民国十二年,又改为旬刊。一九二四年,仍改为半月刊,简称为《圣公会报》。其间名称社址,频频改易;经理主笔,屡屡换人。可谓许子不惮烦矣。最近该报又迁回上海,由董健吾先生主任,田伟森先生代理会计事务。其内容与体裁均较前进步。所谓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窃愿为该报祝也。”
 

11、(此處提到的陳春生不確定是否是同一個人)
不做大官做大事——孙中山总统府顾问陈少白其人其事
陈少白根据孙中山的意见,马上进行筹备。是年秋,他从日本购进印刷机器、排版铅字等设备。1900年元月下旬,中国民主革命派第一张报纸 《中国日报》在香港创刊。陈少白任该报社长兼总编辑,杨少欧、陈春生、冯自由等先后任主笔,胡汉民、章炳麟等任特约撰述。


12
Principles of the preparation and delivery of sermons. Chinese;"讲道要诀 / [by John A. Broadus 编辑者, 万应远, 陈春生]"上海 : 美华书馆, 民国13[1924]245.2 1651 192


陈春生: 《小说大凡八则》,亮乐月译、陈春生述: 《五更钟》,美华书馆1909 年第3 版。
13、
五更钟。(清)陈春生编。上海: 广学书局, 民国22年(1933)


14、(別人的研究提及陳春生,應該是同一個人。)
在中國各地,像瀋陽這樣如期舉行為國祈禱會的城市不在少數,因此在第二年(1914 年)出版的《中華基督教會年鑑》上,一位署名陳春生的作者,在一篇名為〈基督教對於時局最近的概論〉的論文中,就以這件事作為基督教會獲得政府信任的證據。他進一步申論,由於許多來自各國的宣教士也同步通知他們的母會,在這一天加入為中華民國祈禱的行列,所以,實際上,這一天不但是全國,更是全球都在為中華民國禱告的日子。
除了「政府之信任」外,在同一篇文章中,陳春生也以「教徒之參政」、「名流之歸教」、「布道之豐收」等小標題,說明基督教在民國肇始之際產生的影響力,及其具有的優勢。「教徒之參政」方面,他列舉內閣中的基督徒成員,如農林總長陳振先、海軍部次長李和、參議院副議長王正廷、政事堂參議林長民、交通部會計司長王景春、外交司長曹復賡等都是。
在「布道之豐收」方面,陳春生提及穆德(John Mott)及艾迪(Sherwood Eddy)兩位美籍佈道家,他們在 1913 年春季來華,巡迴廣東、福建、安徽、湖北、山東、江蘇、直隸、奉天等省,共計聽道者有 78230 人,簽名慕道者有 7057 人。關於穆德在東北奉天的佈道會,在前面提及的司督閣醫師回憶錄中也有記載。司醫師在兩星期前拜訪都督和教育廳長,請他們為佈道會提供較大的場地,結果由政府出資,搭建巨大的帳棚充當會場。由於穆德是國際知名的學生領袖,他的佈道對象也以青年學生為主,在教育當局全力配合下,包括教育廳長親自主持大會,帶動了教育界追求基督信仰的風潮。


15、
陈春生:《基督教对于时局最近之概况》,《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4年第1期,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基金会出版。


来源:以上链接由温文编:鄭樂囯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