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会宣教士笔下的中国教会 [注1] —— 1877年浙江教会的东西南北
译/《亿万华民》译友会 编校/亦文
引言
《教会》2017年3月号（总第64期）的历史专栏，编译了一篇戴德生于1878年初撰写的“中国事工汇报”，因为篇幅有限，大部分宣教站的事工只能提纲挈领地一笔带过。本专栏将以不同省份为单位，陆续推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内地会在各地福音工作的详细文献记录。本期主题以内地会在浙江的进展为焦点。
内地会与浙江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该差会正式成立之前12年。1854年到1857年间，戴德生以上海为基点，在江浙两省旅行布道多达18次。在浙江，他脱离举债维持的中国布道会（Chinese Evangelisation Society）开始凭信心生活，找到了他的心上人，也带领出得力的中国同工。即便在他回英国休养的五年间（1860-1865），他仍然招募了七、八位宣教士前往浙江。[2] 内地会成立后，首批宣教新人在1866年秋抵达上海之后，也是先在浙江找到了立足点。到了1877年底，内地会在浙江已经耕耘了十多年，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宣教区。本期特意按区编辑了四篇报告，并列齐观，以飨读者。这四篇文章分别为：戴德生（J. Hudson Taylor）对浙北教会经济独立的评述；宓道生（James J. Meadows）对浙东教会遭受迫害的报道；蔡文才（J. A. Jackson）对浙南教会不断增长的记载；稻惟德（Arthur Douthwaite）对浙西教会向赣东外展的回忆。
戴德生：浙北教会经济逐渐独立[3]
在上海参加宣教大会期间[4]，在杭州牧会的王来全牧师（Wong Lae-djun）找到戴德生等宣教士，恳请他们走访杭州的教会。于是，会后不久，戴德生一行人就经由宁波和绍兴前往杭州，及时到达了钱塘江（Tsien-t’ang river）的南岸。
就在他们到达杭州之前，头上暴雨将临、脚底潮水高涨，广阔的平原被水淹没一大片。好在他们找到一辆水牛车。水牛是一种耐心但笨拙的动物，驮着他们趟过了很长的路。在水深到连水牛也过不去的地方，他们便借助类似桥墩或防波堤之类的踏脚点继续前行，终于登上接驳船。到了杭州，老友新朋相会，不亦乐乎？前来会见宣教士的中国人中，有些是杭州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些则是各地分会的成员。所有肢体受邀在6月20号（周三）那天餐叙，在席间分享神在过去几年如何扩展中国每个未得之省的福音事工，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
22号（周五），戴德生在王牧师和梁荣传道（Liang-yuong之音译）的陪同下，赶在日落前到达余杭。他从城郊的一座山上俯瞰整个平原，城郭和郊野的景色尽收眼底。尽管这是个小城，但郊区的面积和人口却远远超出戴德生的预期
他们穿越城中那些繁华街道时，路过原先福音站的旧址，那是一个极其局促狭小的地方。非常感恩的是，现有的福音站在各个方面都大为改善。其中一间面对大街的明亮屋子，用作每日对路人传道的小礼拜堂；房子后面则是一间更大更凉爽、安静且通风的房间，用作教会的敬拜。
当地的基督徒闻讯之后陆续来访，晚饭过后，戴德生和杭州教牧同工身边已经聚集了不少弟兄姐妹、慕道友和朋友们。余杭教会已有十名信徒。他们为了建堂，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坚持每月奉献一元。迄今为止，他们已积攒到了20元钱。
戴德生向余杭教会的信徒们建议：他们得救，是因为杭州教会所付的代价。杭州的教会拣选、差派传道人来此传福音，并承担了一切费用。如今，梁传道在余杭这边的服事已不仅是布道性的（evangelistic），或多或少也包含牧养性的（pastoral）。如今，神既已供应了合适的场地为当下所用，若是把建堂的事先放一放，而考虑支持梁荣传道的事工，是不是更好呢？
余杭教会衷心地接受了戴德生的建议，并选出两名同工管理款项。目前他们只有十位信徒，所收奉献尚不够负担传道人全部的开支，但他们愿意承担总额的五分之一，并且同意，神每加添十位信徒，他们就再多承担总额的五分之一。以此类推，当教会增长到50位信徒时，他们就不再需要外来的资助了。安排完这一切，大家举行了一次特别崇拜，将梁传道明确分别出来承担羊群的牧养监督之责。这一重任过去主要由杭州教会的王牧师承担。王牧师和梁传道令人敬重的致辞，以及当地信徒所展示的纯朴与诚挚，让见证这一切的戴德生深为感动，唯愿过去一直大大赐福该地的神，继续丰丰富富地赐福他们。
回到杭州，戴德生引导杭州教会在24号那个主日举行了一次类似的崇拜。传道人尹慈卿（Nying Ts-kying之音译）接受并顺服了教会的呼召，成为杭州教会的助理牧师，这一安排是考虑到王牧师今后会花费更多的时间走访各福音支站。杭州教会的众信徒也同意尽力供养他们的牧者。迄今为止，杭州教会一直在经济上支持余杭福音支站，现在只需略加努力，他们便能完全供养尹牧师。与此同时，教会也特别设立一位长老，专门管理这笔供养新传道人的奉献。
戴德生相信，关注中国禾场的英国读者听到这些消息一定会既高兴，又受鼓舞：中国内地会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已经成为一个自养（self-supporting）的教会；而另一个教会，也已经在用他们微小的力量，开始慷慨地承担本会牧师的生活费。他们所能筹集到的款项，看上去并不多，但是和他们的财力相比却绝非如此。同时，我们必须记得，对一个中国信徒而言，即便他能保住原来的饭碗，守主日仍意味着损失七分之一的收入。戴德生挑战英国读者反思自己，他们为神的缘故而作的奉献，其比例是否可以和这些从异教环境里出来的归信者相仿？
宓道生：浙东教会在逼迫中成长[5]
内地会当时在绍兴的宣教站分两处，一处是沿街的礼拜堂，每天都有针对路人的福音布道；另一处则位于静街，在主日向信徒和慕道友证道。宓道生带领的中国传道人坚持每晚在沿街礼拜堂布道，屋子里每每坐无虚席，很多人用心听道，但也有人心硬如石。
近来，主接走了两位教会成员。其中一位老先生是孔浦（K’ong-p’u）内地会学校的老师，他应是在运河边散步时失足淹死的。他曾被教会停圣餐，感恩的是，两年前又被重新接受入会，并从此定期礼拜。周遭的人对他的死额手相庆：“这就是跟随耶稣的人的下场！”见此光景，宓道生想起了旧约中的一句话：“义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赛57:1），可悲的是这句话今天仍然适用。
神虽然接走他的圣徒，也不断加添新人进入教会。宓道生在1877年4月10日的信中，提到一位新近受洗的年轻人。他曾经历许多逼迫和唾弃，其父一度大发雷霆，定意要让儿子与耶稣教划清界限。一天，当地牧师和一个朋友上门探访，试图安抚他的父亲、妻子和岳母，却发现这位父亲打造了一条又长又沉的铁链，还买来一块带洞的巨石。这位父亲当着牧师的面双手指天宣布说，他要么不认这个儿子，要么把他卖给洋人，像他这样不适合随便出门、已深受红毛鬼的洋教蛊惑的人，就该用带石的铁链拴在家门口。他的岳母哭喊着要自尽；他的太太逼他写休书；他的族人和宗亲则决议要把他赶出祠堂、除名家谱。这位父亲和岳母的盛怒着实吓到了宓教士和他的中国同工们，同时也为这位年轻弟兄的信心而忐忑，担心他会在这样内外夹攻的巨大压力下放弃信仰。但是主坚固了他，使他站立得稳。他在4月初受洗时，没有遭遇任何反对。“教会为他切切地祷告神”（徒12:5），无疑，这正是他得以坚定不移、亲友间的暴风雨得以平息的秘密。
行笔到此，宓教士忍不住把他心爱的中国教会和英国教会相比：当中国信徒们把神的恩典深藏在心时，便甘愿像世上任何一个民族那样以忍耐来承受逼迫。说“他们不愿付代价，或不愿为信仰受苦”实在是种诽谤——有些人很喜欢这样诽谤他们。每一名中国信徒都需要面对各种反对势力，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充斥着偶像和邪恶的环境，他们接受的狭隘偏执的训诫导致根深蒂固的偏见，他们在街道或集市上所遇见的男女老少都成了仇家，公共舆论也与他为敌——宓教士想到凡此种种，常常惊叹：仍有那么多中国人愿意归信那位“被藐视的拿撒勒人”。
宓教士问母国的亲友们：在英国，有人会因为信耶稣而失去生意，或者损失主要的经济来源吗？但是在中国，几乎所有的行业都或多或少反对基督徒的信仰：信主的石匠为了良心的缘故，拒绝进庙去切割打磨拜偶像所用的祭坛或器具，那可是他主要的利润所得。信主的油漆匠也面临同样的顾虑，若是拒绝为偶像和寺庙做工，便会失去很多生意。信主的棺材匠会因为拒绝为死者做安魂板而大受亏损。在农闲季节去抬轿子赚零钱的庄稼把式，不仅会因为拒绝抬客人进庙烧香而损失路钱，还会因此失去抬同一位客人去别处的工钱。以上所述，在宓教士治理的教会里都存在，所以这些不是想象，而是事实。可以说，环绕一名中国基督徒的所有因素都与他的信仰格格不入，因基督的缘故互相抵触。这和英国的生活是何等不同啊！英国信徒去的每个地方、每个转角，都有一座为他们所拜之神而造的建筑高耸入云，让他们眼睛渴慕、心灵欢畅。教堂尖塔的钟声大声宣告：“前来敬拜！”橱窗里各种圣经版本和属灵书籍，墙上用大号字体所装饰的圣经经文，荣耀和赞美神的各种聚会的公告和广告——这一千零一种方式都齐心协力地激发信徒们的信心和勇气。但对可怜的中国基督徒而言，他在本城或本乡一片道德荒芜中孑然独立。没有友善的眼神，没有同情的话语，没有共同的利益，没有合一的感受。所有的一切都漠视他、孤立他——不，更糟的是，他所到之处，眼目所及，每一条街、每一家店，都是与他属灵生命针尖对麦芒式的另一种崇拜。因此，除了那些把他拉回与基督教信仰的成长极为不利的旧事物，他无处可去、无声可听、无物可视。感谢神，中国基督徒绝非几声嗤笑便能吓倒、碰到鼻风就会断气之辈。他们中间颇有一些刚毅之士，在所有反对他们的邪恶与敌意之下仍不屈不挠。
另一位宣教士范明德（Stevenson）在宓教士监管的教会中建立了每周收奉献的规矩，这些奉献至少在绍兴教会已经约定俗成。他们已经在绍兴以外30华里（约10英里）的一个大集市开设了传福音的站点。定金、租金和打理装修加在一起，共花费了约五六十元，还剩五十来元留在宓教士手中。绍兴、嵊县和仙岩这三间小教会过去三年奉献的总额，包括当地人为赈济穷人所筹款项，共计 318.47元。对既小且穷的教会而言，实为一笔可观的数目，如果换算成当时的英国货币，相当于300英镑。戴德生“当地信徒供养当地事工”的设想，也激励了宓道生，他召集当地的会友们为此开会。这个小小教会二十来位家境拮据的会友，最终承诺每年为此认捐40元！
3月15日，宓道生探访嵊县，并为三人施洗。宓教士观察到，即便从人数而言，在其他因素等同的情况下，中国教会与他的母国相去并不远。绍兴一带三个小教会加起来共有一百多名信徒，尽管如此，神仍在去年仁慈地赐他们34名归信者。而英国某个宗教团体的年报显示：他们136个教会中的33682名会友，同一年增加了1056名新人。宓教士指出：33682名信徒、至少再加上136位牧师，在英国教会完善的组织架构的基础上，一年之内平均每家教会只增加了7.5个灵魂！同年，另一个英国的教会组织增加了2665名会友，但是他们有350位巡回传道人和3435名平信徒助手，以及两万名主日学老师；而绍兴教会只有六到八位传道人。当时有人认为：“对华宣教是一个失败”，宓教士比较之后认为：如果说基督教在中国失败了的话，从人数增长而言，在大不列颠则是百倍的失败了。
中国当地的反对势力、加上来自英国的批评之声，对宓道生形成了无形的压力。他在4月30日那封信中写道：
我们这里几乎每天都有许多人来听福音，但是我却对事工没有突破而焦躁不安。或许是因为我对这一年的期待过高，而神要我们知道：“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赛55:8）神如此行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学习做基督的仆人绝非易事。我们太喜欢拥有上主的特权，即便只是在一些小事上：我们把大部分献给耶稣，却又想共享一点对事情发展的掌控与规划。因为我们的心很难洞察耶稣乃至高无上独一君尊这样的真理。但是，神的预备仍然超乎了我们的所思所想！与此同时，让我们先为那已经受洗的九个人向他感恩吧。
神没有忘记他的仆人，5月10日那天，宓道生在午间祷告会上，感到仿佛分享到了上海宣教大会上为缺席的宣教士们所求的祝福。他和他的同工们一直在等候这样的祝福，神没有让他们失望。
蔡文才：浙南教会又有多人受洗[6]
蔡文才1877年9月10日写信给戴德生，提到桐岭（Dong-ling）的传道人殿卿（Din-ky’ing）[7]带来四位候选人到温州预备受洗。周六晚上的祷告会之后，蔡教士对这四人一一考核，在他的推荐下，教会同工再度审核，并一致通过，为他们施行洗礼。因着蔡教士的笔记，我们看到：
邰先生（Mr. Tae）今年37岁，务农为本。他在温州的福音书店第一次听到福音，并买了一本Dr. Lord写的福音小册子。接着，他又在今年正月间，在桐岭的传道人殿卿口中听到福音真理。从那时到如今，他都没有再拜偶像。他说，当他反省内心，便发现自己着实有罪，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觉得需要一位救主。他对耶稣基督的代赎认识清楚。他的妻子也赞成他接受福音。
王先生（Mr. Wong）今年50岁，住在桐岭，以制作竹具为生。他在三年前第一次听到福音，之后就再没有拜过偶像。当我问他，是否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时，他说：“只有神是无罪的。”“耶稣为谁而死？”王先生答：“为所有人。”“那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得救呢？”王先生答：“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接受耶稣。如果人人都愿意接受他的话，人人都可以得救。”[8]
伍先生（Mr. Ng）今年27岁，是一位农夫。他是去年二月从殿卿那里听到了福音，灵魂得救。但是在那之前，他已经向神祷告了很长时间。
曾先生（Mr. Tseng）从殿卿那里听到了福音，第一次在平阳，然后在桐岭。
一段时间以来，蔡教士和他的同工们一直在做和雅比斯一样的祷告：“甚愿你赐福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代上4:10）神应允了这样的祈求，但他们还要不知足地继续祷告下去。
同年12月12日，也是宁波会议[9]结束后、蔡教士和他的中国同工们回到温州不久，便为来自桐岭（Dong-ling）福音支站的三名信徒施洗。还有好几位等候受洗的候选人：宣教士们借宿过的那户人家的老太太和女儿都请求加入教会；另外有位来自Ao-do的人说，他确信自己的太太信主了；温州学校有位膝下两子的父亲的申请已被接受；原先男校的学生陈益新（Ih-sing）也希望受洗。这孩子一直很追求，洗礼前便在热心传讲救恩的福音。除此以外，曹雅直夫人（Mrs. Scott）的女仆和宣教站的厨师也请求受洗。这样算起来，温州教会又有八位很有希望的候选人了——事工有果效是圣灵运行在教会中的印记，蔡教士为此感谢神。
与此同时，之前的一位候选人杜先生（Du）尽管还坚持参加晚堂敬拜，但他对自己灵魂得救已不再那么迫切，因为他正在筹备婚事。（这个年轻人想归信真神已经很久了，但是他一旦成为基督徒，就会毁了婚事，而他还没有足够的恩典宣告“一切为耶稣”。）
处州（Ch’u-chau）的情况也峰回路转。宣教士离开那里之后，逐渐风平浪静下来。那里的信徒自己买书、听道，大大地鼓舞了两位教士。[10]
稻惟德：浙西教会向赣东拓展[11]
内地会在浙西的故事，恐怕要从金华县（Kin-hwa）讲起。早在1867年，卫养生先生（Williamson）试图留在金华城里定居布道，却被当地人赶走。八年后（1875年），稻医生在金华县租到一处房子，之后又争取到一个租期十年的大房子。1876年11月，最早的三名归信者受洗；翌年年底，又有五人受洗。其中一人后来将福音传到邻省江西。
金华只是一个县城，当地的首府乃在金华以西约80英里的衢州（Kiu-chau）。早在1870年，美南长老会的司徒尔牧师（Stuart）[12] 和何牧师（Helm）[13]便在衢州建立过宣教站。他们在此事奉了两三年，因为疾病等诸多困难，不得不退到另一处更适合的地方。
他们走后不久，中国内地会重新租下了他们放弃的场地，并通过派驻中国传道人的方式继续开展事工。稻惟德医生曾多次走访衢州，并在1875年决定将此处作为浙西福音事工的总部。有那么一段时间，稻医生不得不与当地的反对势力抗衡，那是宣教士们在任何一处尝试长住时都会遇到的反对力量。但假以时日，他和他的中国同工还是成功地租到一个房子，租期长达十年。
1876年12月，稻惟德医生开设了一个眼科诊所，每周开放两天，约有两百名病人来看病。1877年4月他把诊所关闭了一段时间；年底又重新开放，一周一天。稻医生认为医疗服务是开展宣教事工最重要的方法，在开辟新宣教站的过程中尤其如此。首先，医疗服务可以快速地消除偏见和阻碍，打通富人的门户；此外，医疗服务吸引成百上千的普通人听见福音。若非如此，这些人恐怕永远都没有机会通过其他渠道接触福音，而他们在完全不认识神救恩的情况下徘徊于生死之间。当时已有一位病人接受了稻医生的洗礼，另外还有四个人正在预备期。他们正是当初在看病就医时受到福音的影响。
当我们的救主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他的命令是：“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路9:2）使徒们忠心地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他们白白地得来，也白白地舍去。但尽管他们随走随传使人得救的福音，使死人复活，医治病人，使瞎眼的得看见，他们仍然从一个城被赶到另一个城，到处受迫害。对良善之事的那种偏见与仇恨今天依旧存在，或许在中国可以见到最强烈的苦毒之情。不久前，稻医生的两名中国助手到严州县（Yen-chau）去租房子。当地人一听说他们是基督徒，就将他们从旅店赶了出去。第二天，他们被士绅带人抓住，拖到一个庙里暴打，还被迫向庙里的偶像下拜。可见外邦人依旧向神发怒，如经上所说：“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诗2:2）但在不久的将来，亦会如诗中所唱：“万膝要向主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他是主。”
尽管衢州人毫不掩饰地以仇恨和苦毒对待他们，稻医生和他的团队仍在此经历了许多使他们大受鼓舞、满心喜乐的事。1876年4月，他为这里第一批归信者施了洗：一位是退休了的买卖人，一位是农夫。
这个农夫的信主经历很有意思，显然神正在使用他来拯救更多的人。他本住在江西省玉山县（Yuh-shan-hien）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多年来一直出任斋教的“大祭司”，[14]持素长达43年。虽然他一直被误导，但追求真神的心志却是明显与真挚的。1876年3月，他从一个熟人口中第一次听到福音，这个熟人即是金华信徒之一。当时他立刻相信，这正是他长年来所追寻的真理。为了更多了解这套奇妙的教义，他毫不迟疑地赶到金华，和稻医生他们住了一周。他满心喜乐，稻医生毫无疑问地确信他完全归信了。
回家的日子到了，老农夫请求受洗。但稻医生希望他能再等上几个月，直到更明白福音为止。他答道：“但我已是一个老人，随时会死。我可能再也没有受洗的机会了。为什么现在不能接受我呢？”因大家对他归信的过程十分满意，稻医生便为他施洗，并在主里欢喜快乐地为他送行。
老农夫不是那种 “将灯藏在斗底下”的人，而是立刻将救恩的大好消息传讲给了左邻右舍。他将自己的家变成了一个礼拜堂，每个主日都邀请朋友来一同学习圣经。几天前，他带了六个人来拜访衢州福音站，这些人都是因他的证道而觉醒，深感自己需要一位救赎主。他说，有更多的人想来，却来不了。若神许可，他们都将成为主耶稣的真门徒，忠心为主向同胞传福音的工人。
陪同食素老农来拜访教会的六个人，经过一周的学习，顺利地通过了考核，被教会接收为信徒。稻医生为他们施了洗，同时受洗的还有两位浙江本地人。其中一人双目失明，却是位非常诚挚的基督徒。他永不倦怠地对人讲论他的救主，奉劝每个有耳可听的人为自己的罪悔改，信靠耶稣为救主。另一位受洗者的信心则经历了严酷的考验。他刚刚慕道、参加崇拜时，他的房子以及所有家当都在一场火灾中付之一炬。他虽然极其伤心苦恼，但对神的信心却从未动摇。
洗礼翌日上午，衢州的基督徒们聚集一堂，同江西的弟兄们告别，并为他们祷告，求神亲自看顾保守，因他曾如此应许说：“我永不离弃你们，也不撇下你们。”（来13:5）稻医生计划几个月后去江西探访他们，相信那时他们正努力带领同胞归主。
基督的教会是否有能力使那荣耀的日子加快临到呢？稻医生确信如此，因为这永恒的福音要先传于万民，且正因播撒福音种子的责任已经赋予教会，显然播种的工作越快完成，收割的时间也会越快临到。稻医生呼吁他的英国读者：
亲爱的基督徒们，时间不容我们白白伤感。福音必须被宣讲，不是藉着天使，乃是藉着人。并且，依靠神的力量竭力传扬福音，是每个主的门徒的本分。切记以西结书中，先知从神所领受的严肃警告：“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结3:18）我知道有许多人万分愿意加入宣教事工，却苦于环境所限难以如愿。但没有一个渴望见到救赎主的国度扩张的人，不能通过祷告协助我们的。弟兄们，我们需要你们的祷告。请为我们祷告，好使我们常在基督的恩典当中。请为我们当地的同工祷告，好使他们被圣灵充满，满有能力。请为这些归信者祷告，好使他们远离偶像崇拜与迷信文化的不良影响。请为在大清帝国疆界之中三亿六千万宝贵灵魂祷告，因他们仍活在撒但的捆绑之下。请为此恳切祷告，不断地祷告。切记救主的应许：“你们无论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约14:13，16:23）
译后记
一百四十年之后，作为一个浙籍华裔基督徒，重新聚焦内地会在浙江各地的教会，难免感慨万千：
西方宣教运动之初，不少有远见的差会领袖便认识到，海外宣教的目标不是使之永垂不朽。换言之，宣教的目标是为了结束宣教，宣教士应征入伍的目的是为了解甲归田，宣教的过程是从“使命难达”（mission impossible）到“使命完成”（mission completed），福音遍传天下，基督王者归来，所有的差会都可以功成身退。早在十九世纪中，英行教会（CMS）的总干事亨利•樊（Henry Venn）便用三个比喻来演绎他的宣教理念：1）差会应该追求“安乐死”；2）外国差会是脚手架，本土教会才是建筑物；3）宣教应是撒种，而非移植。无独有偶，大西洋彼岸美部会（ABCFM）的总干事安德森（Rufus Anderson）也提出，差传使命的目标除了领人归主以外，还包括建立地方性的教会、培训本土教牧人员和协助教会独立自传。[15]两位先贤虽然位居大差会的领袖，可惜没有机会亲赴禾场，只能通过牧函、劝勉和叮咛的方式传递给一线同工。
戴德生则不仅是一位深邃的思考者，也是一位智慧的实践者。虽然杭州是内地会最早的立足之地，也是其行政中心，但杭州的福音事工一旦稳定下来，他便把教务移交给中国牧师王来全，只留下少数几位欧裔同工辅助他，自己则带着大部队北上镇江、扬州开辟新的宣教站。戴德生从进入杭州到离开杭州，最多两年（1866-1868）。杭州教会自立不久，便出人出钱，到余杭等地做外展工作。余杭教会虽然只有十名会友，却开始为建堂认献，在我们看来已经非常难得。但是，戴德生的眼光更为深远：与其拥有自己的教堂，不如拥有自己的牧者。换言之，先养人，再养房。圣经启示我们的模式也是如此：教会不是建筑，而是信众。他特别指出，当一位传道人的服事性质不再是针对慕道友的布道，而是针对信徒的牧养，被牧养的人就有供养他的义务。主的大使命不仅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也包括“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并遵守他一切的吩咐。
余杭教会愿意分阶段、按比例承担牧者的生活所需，减轻了杭州母会的负担，但是杭州教会并没有把省下来的钱停留在内部，而是用来聘请另一位传道人，释放王牧师投入周遭地区的外展事工。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使各地教会在萌芽期便形成自力更生的理念，差会无需对既有堂点“追加投资”，而是将资源转移到未及之地。反观今天的浙江教会，在教堂建筑等硬件上不惜耗费巨资，在传道人的待遇和培养上仍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水准，一旦教堂被判“违章”，教会便损失不菲。海外的教会，也因为地皮、造价和合规成本飞涨，不得不为了建堂预算而缩减宣教和外展的经费，吸引富有的中产阶级，忽略边缘群体。绝大部分的奉献在内部消耗，以自给自足为起点，陷入自娱自乐的光景，越来越难走出教堂四壁，更遑论推动跨文化宣教事工。笔者曾亲耳听到一位宣教士感慨：“建堂是宣教的第一杀手。”
论到本土教会的独立过程，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当时内地会中西同工之间惺惺相惜、彼此敬重的情谊。戴德生一方面尊重中国同工治理教会的权柄，另一方面在关键时刻仍配合扮演仲裁的角色。宣教史上不乏宣教士承担“第三方调解人”的案例。在此处我们看到，作为杭州教会的牧师和浙北教区的监督，王来全牧师在余杭教会自养一事上不便多说，新生的余杭教会也确实有自己的难处，戴德生作为一个不是外人的“外国人”，反而容易赢得双方的信任与尊重，使得自养协议的达成水到渠成、波澜不惊，没有四五十年之后“自立运动”期间不相往来的对立气氛，更没有七十年之后“爱国运动”剑拔弩张的敌我立场。当然，促进中国教会的独立，并非内地会的特立独行，早期赴华宣教士中，不乏秉持这些理念的先驱。
除了“宣教的目的是为了结束宣教”这一貌似自相矛盾的属灵悖论（paradox）之外，中国信徒归信耶稣所需付出的代价，令今日的华人读者和当时的英国读者一样瞠目结舌。在那种处境下，成功神学是绝对没有市场的。若不是确信耶稣是一位值得为之生、为之死的真神，中国人没有任何其他动机去信“洋教”。[16]这种逼迫的环境，是最有效的自动筛选体系。相对而言，今天国内的环境宽松很多，在海外信主的华人所付的代价则更小，环境的改善虽然有利于信仰的自由传播，却似也导致了教会普遍的软弱与懈怠，“信而受洗”流于形式，“举过手、做过决志祷告”变成永生确据，“分别为圣”无需落在实处，成功神学大行其道；门徒当付的高昂代价被逐渐淡忘，牧长也较少有勇气按神的命令执行纪律。
而尽管外界环境如此残酷，仍然有很多中国人渴望真理。稻惟德医生笔下的江西玉山老农夫，和蔡文才洗礼考核笔记中的邰、王、伍、曾四人在传统宗教中求而不得的心路历程，正是神安排他们接受基督的福音预工。但是没有传道的人，他们仍然没有听道的机会。在马礼逊和戴德生的时代，很多人怀疑宣教士是否有能力改变异教的中国；今天的时代，也有很多人怀疑福音是否能改变伊斯兰国度和佛教社会。但是只有鉴察人心的神，才知道异教世界的土壤中有多少发白的庄稼。除了外部的质疑和攻击，教会内部对宣教的批评和拦阻也从未间断，缺人缺钱和果效不彰是最常见的理由。一个人数逐年递减的英国教会，从不认为因此可以辞退牧师；而看到一个在宣教禾场缓慢增长的教会，却觉得增援是多此一举，原有的同工似乎也可以召回。今天的华人教会和当年的英国教会一样，对内部消耗的人力和财力从来不会觉得投入太多，而转寄到海外禾场或跨文化布道的资源总是浅尝辄止，把“投资”算作“亏损”，完全无视资源投入悬殊、前线供应不足，正是回报稀疏的原因之一。
普世宣教是漫长而庞大的团队协作，没有人能从起初做到收尾、从日出之地做到日落之处。在衢州，我们看到内地会的稻惟德医生接手美南长老会司徒尔牧师开辟的宣教站；在温州，我们看到蔡文才在曹雅直夫妇述职之年收割他们当年播撒的种子。每一个宣教站，都可以列出一长串前仆后继、一棒接一棒的同工名单。宣教士生涯中的“酸”，包括了看着自己带领信主的人在别人手下受洗。笔者在编译之际，非常欣赏宓道生这位性情中人，他不仅发声为中国信徒抱屈，也坦言自己窃取神主权的私心。我们这些同样在学习做神仆的人，是否愿意像他一样正视自己对事物的掌控欲呢？神才是历史的总编与导演，撒种的人不必气馁，收割的人也不可骄傲。历代的圣徒只有将来在羔羊的宝座前聚首时，才能看到那幅从永远到永远的完整图画。
[1] 本文承接之前一直连载的内地会文献编译系列“一八七八年的内地会”，为了更好地突出文章内容，故改变了这一名称。本文由1877-1878年的数期《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中的相关内容编译而成。——编者注
[2] 这些在内地会正式成立前被差派的宣教士分别为：1862年1月蜜月中赴华的宓道生夫妇（James & Martha Meadows），1865年4月赴华的白克敌（Stephan Paul Barchet）和江郞笔（George Crombie），两周后赴华的江教士的未婚妻施金娜（Anne Skinner）。因为这些人最初都在宁波服事，所以在内地会文献中又被称作“宁波五士”（the Ningbo Five）。史料中还提到一位叫Jean Notman的单身女宣教士曾在1864年12月赴华。戴德生正式成立内地会之后到带领第一批宣教新人赴华的一年间（1865年6月到1866年5月），还差派了范明德夫妇（John & Anne Stevenson）和曹雅直（George Scott）于1865年10月赴华。这七八位宣教士在内地会的文献中也被称作“前兰茂密尔之先锋团”队（pre-Lammermuir team）。
[3] J. Hudson Taylor, “Hang-chau and Yu-hang: Further progress towards self-support,”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Nov 1877, pp.134-135.
[4] 此指1877年5月10-24日在上海召开的首届赴华宣教士大会，会议内容详参：亦文编校：“首届赴华宣教士大会报道（上）”，《教会》，2015年7月，总第54期，第89-96页；“首届赴华宣教士大会报道（下）”，2015年9月，总55期，第65-76页。
[5] 综合英伦版China’s Millions 中以下内容：Mr. Meadows’s extract from “Missionary Correspondence,” Sep. 1877, p.118; Mr. Meadows, “The work in Shaohing,” Oct. 1877, pp. 125-126; Mr. Meadows, “Shao-hing,” Feb. 1878, p.41.
[6] “Wun-Chau”,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Feb. & Mar. 1878, pp. 30 & 41.
[7] 曹雅直1868年创办的男校，首名学生是周殿卿。他儿时偏瘫，毕业后成为传道人、教师，协助宣教士们在平阳、桐岭开辟新福音站。
[8] 这是蔡教士与一名等待受洗的新信徒的对话剪辑，并不代表内地会的神学立场，也不等于最符合圣经的教义问答。譬如，对话中没有论及神的拣选、圣灵的工作等重要因素。蔡教士之所以引用这段对话，或是觉得在异教环境中长大的王先生，对基督的代赎达到这样的认识殊为不易。
[9] 1877年10月6日到16日期间，浙江教会的中国领袖在宁波召开了一次退修会，详参刊登：稻惟德：“圣灵充满的福音事奉——百年前浙江教会领袖宁波退修会实录”，亦文编译，《教会》，2016年3月，总第58期，第71-88页。
[10] 处州地方官对内地会宣教士的刁难与阻扰，详参：戴德生：“一八七八年的中国内地会（一）——中国福音事工汇报”，亦文编校，《教会》，2017年3月，总第64期，第70-80页。
[11] Douthwaite, “Kiu-Chau: Summary of Mission Work in Kiu-Chau and Out-Stations”,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anuary 1878, pp. 6-7. 因为这篇文章是刊登在1878年1月号，很有可能是1877年底写成，所以文中的“去年”被译作1876年，“今年”译作1877年。
[12] 全名John Linton Stuart（1840-1913），当为司徒雷登的父亲，1868年赴华宣教，后转往杭州服事。后文所说的”“更适合的地方”当指杭州。
[13] 可能是B. Helm，1868年来华，后转往杭州、汉口等地服事。
[14] 斋教是民间信仰流派之一，可能起源于白莲教，到清末时分支甚多，吃斋茹素是其重要特征。流传到江西、浙江、福建等省的可能是龙华派，因为信徒之间互相尊称“老官”，半僧半俗，故又被称做“老官斋”。参：https://zh.wikipedia.org/wiki/齋教（2017年7月29日存取）。
[15] 详参：袁玚：“西方传教学中‘三自’理念之溯源与发展”，载徐以骅、张庆熊主编《基督教学术》（第九辑），第19-39页。本文仅讨论“三自”理念在西方的演变过程，该理念后来被扭曲滥用，需另外撰文讨论。
[16] 当时天主教神甫有包揽词讼和雇佣华人传教的现象，所以有些人为了打官司，奉献财产而入天主教，也有人到教会里来谋职，被称为“米饭基督徒”（rice Christian），不过内地会等新教差会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制定了不同的政策防止这些不良现象（譬如，官司在身的候选人，一定要等官司结案之后才能领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