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4日星期六

温州英籍传教士——曹雅植 作者:章圣任

曹雅植(温州传教士)

罗杰·卫尔  整理
章圣任、金海霞  翻译

《曹雅直》
(GEOGE STOTT)
温州
1867-1887
照片(略): 1895年, 曹夫人在温州25周年
第一部分: 福音入华
    1.1792年, 为了与清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签订通商协定,英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派遣特使马嘎尔尼(Macartney)勋爵觐见清朝皇帝乾隆。但是,清政府拒绝了他所有的请求,具体如下:
    ⅰ)仅开放广州作为通商口岸;
    ⅱ)皇宫内不接见任何英国外交使臣;
    ⅲ)英国宣教士不得进入中国;
    ⅳ)清朝皇帝对英国献上的先进科技礼物不屑一顾,认为毫无用处。
此外,清朝皇帝还给英王乔治写了一封轻蔑的长信,信的结尾是这样的:“国王!朕命令你按照朕的指令行事!如果你在宁波、天津或其他港口有船只或贸易行为的话,朕将下令使用武力迫使你的船只离开那些口岸!到时候别怪朕没有事先警告你!你必须永远遵守这道圣旨!”
    2.1807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到达现在被称为香港的地方。他是第一位来到中国的英国宣教士。他非常震惊地发现,如果一个中国人教外国人说中国话就要被处死!最终他还是找到了两个愿意教他汉语以及协助他翻译《圣经》的人,并支付给他们报酬。但事实上,死亡的威胁一直笼罩着他们。当他们其中一个人被发现的时候,为了逃避严刑拷打和惨忍的死亡,竟然服毒自尽!
    1812年,清政府通过了一项新法令使得外国人印刷汉语基督教书籍成为死罪。并且“欧洲人聘用的中国宣教士传讲基督信仰将会被处死。他们的跟随着若不肯放弃信仰将被流放到北满洲(也就是中国的东北)”。
    3.清朝皇帝一心要拒基督教及一切国外的影响和贸易商于中国大门之外。广州是西方人唯一可以购买中国茶叶和交换商品的地方,并且只能按照清政府的条件进行交易,无任何平等可言!
    西方国家认为拥有庞大人口的中国将成为那些来自英国和印度制造的商品的潜在市场,是海上运输的雇佣之地,也是个兜售鸦片的好市场!但是,为了与清政府进行正常贸易关系,他们所做的一切尝试和努力都被愤怒地拒绝了,有时还动用武力。这激起了西方国家的军事报复!清政府视西方国家为使用超强海军实力的侵略者,将不平等的鸦片贸易强加给中国!当清政府抵抗时,战争就爆发了!但是导致战争的结果,双方都是有过错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于1842年结束,同时签订了南京条约。其中对宣教工作影响最大的条款为:
    ⅰ)割让香港岛给英国;
    ⅱ)清政府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商人在这些通商口岸贸易和居住。
    在1845年的《中法黄埔条约》签订之后,罗马天主教徒及基督教徒都开始被清政府所容忍。
    第二次鸦片战争在1858年结束,同时签订了《天津条约》,紧接着1860年签订了《北京条约》。这些条约中对宣教工作影响最大的条款是:
    ⅰ)更多的通商口岸被开放,准许英国商人贸易和居住。如汕头、浙江、烟台、天津、营口、九江、武汉、芜湖。
    ⅱ)允许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
    ⅲ)宣教士在中国内地活动自由;
    ⅳ)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
    1877年4月,第一艘外国轮船到达温州!
    4.当然,撒旦总是竭力阻挡福音入华。它总是拦阻上帝国度的扩张。(帖撒罗尼迦前书2:18;启示录12:13-17)但是,神为要成就他在世上的美意定能战胜魔鬼撒旦的作为。(创世记50:20)
    5.在1842年的《南京条约》签订之后,英美各使团纷纷派遣他们的宣教士到中国各通商口岸传福音。1865年,戴德生(Hudson Taylor)创建了中国内地会,使福音不仅被传到中国沿海省份,还进入中国腹地。这是自从1868年他带着一班宣教士从杭州到达扬州开始的。不过,中国内地会有四大独特之处:
    ⅰ)它接受所有教派的宣教士:英国国教徒、浸信会教友、公理会教友、卫理公会教友、长老会教徒。
    ⅱ)你仅需要被你所在的当地教会承认即可加入内地会,而无需是一位牧师或曾在圣经学院学习过。
    ⅲ)单身女士也可以成为宣教士。
    ⅳ)宣教士在中国必须穿汉服。

第二部分 曹雅直及福音入温
    虽然我们不知道曹雅直(George Stott)先生的生辰,但我们知道,19岁的他在一次事故中伤了右腿。那时,他是苏格兰农场的工人。两年后,他的腿又癌变,不得不在膝盖以下截肢。他在床上躺了九个月,伤心地思考着自己渺茫的未来。不过,在这期间,他接受了福音并成为一名热心的基督徒。
    之后,他在一所学校当了几年老师,也曾接触到有关中国属灵需要的消息。当他的一个同事George Crombie告诉他自己正打算加入刚成立的“中国内地会”去中国宣教时,他也开始对此深感兴趣。
    后来,曹雅直对自己这样说:“我没看到两条腿的去中国,所以我一条腿的要去。”他写信给戴德生请求派他去中国。于是,戴德生邀请他到伦敦进行面谈。戴德生告诉曹雅直,一个瘸腿的人去中国非常危险,特别是当外面有骚乱暴动的时候。曹雅直笑了笑,幽默地说他不会有事的,因为圣经上说“瘸腿的能把掠物夺去。”(以塞亚书33:23)戴德生见此便心里说,“这就是中国需要的人!”于是,1865年,曹雅直放弃了学校里教学的工作到伦敦跟随了戴德生。1866年2月,曹雅直等八个人到达了上海,他们是刚成立的中国内地会派出的第一批宣教士。在宁波附近服侍了一段时间后,曹雅直作为先锋被派往沿海古城温州。他于1867年11月25日到达温州的。
    当时的温州自称为“万幸之城”,“辉煌之城”。温州人认为他们所拜的那些神灵是非常有能力的。因为当时太平军从广东北上,沿途各个城市都被攻破,惟独温州得以幸免。曹雅直看到温州庙宇林立,拜偶像成风之后非常震惊!当他和另一个宣教士蔡文才(Josiah Jackson)努力去找一个能歇息的小旅店时,却发现几乎无人肯接待他们。可见当地的反洋情绪极其强烈。在找房子租住的两个月内,当房东发现承租人是“洋鬼子”时,他们的租金马上被退回!最终在1868年1月18日,他们找到了一个愿意租房给他们的地主。随后,蔡文才回到临海继续他在那里的事工,只剩下曹雅直一个人开始他在温州二十多年的宣教工作。但是第二天,就有一群蛮横吵闹的人聚集到房子门口,叫喊着,朝房子扔石头。他们用力敲打着房门,愤怒地要求曹雅直马上离开这个地方!但他勇敢地走出来,朝他们说:“你们都看到了,我是个瘸子。如果我想逃跑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们杀了我的话,你们可能会有麻烦。如果你们让我单独留下来,你们会发现我对你们毫无恶意。总之,我已经来了,我要留下!”
    人群逐渐地安静了下来。他们又扔了些石头后,一一地离去,剩下这第一个到温州的洋人曹雅直一个人,也就是第一个到温州的外国宣教士!他决定开办一所小型的寄宿学校,收了十二个男孩作为学生,并雇了一个中国籍老师来教他们。同时他自己教他们《圣经》课。他也开设了一间小礼拜堂,并向每一个进来的人宣讲耶稣。1868年,他给他的第一个归信者施洗,是一个补鞋匠。1869年,在他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提到自己如何度过那最早的几年:
    “我的家庭由十二个男孩、一个教师(也是我自己的语言老师),两个男仆和一个做清洁的老妇人组成。如果我能按照我所应该的去管理他们,那将很好,但是并不都是这样。让你看一下我日常生活的程序吧!我早晨六点钟起床。在读经灵修、祷告和早餐后,我给学生们做个短讲或读《圣经》,同时有祷告。接着需要安排我们所有人的日常生活需用:买米、蔬菜、鱼、柴火、针线、纽扣、鞋子等。必须确定要买的尺寸、数量和质量。一完成这些采购的工作,我就开始学习并准备星期天的布道及给那些男孩子们的教导。我对每一个来访者都很重视,总是找机会告诉他们神的真道、罪及救恩。午饭后,我继续学习,接待来访客人,或骑马到乡下去。在那里,我随身携带一些福音小册子,寻找机会来传讲耶稣,因为我还不敢在大街上布道。当孩子们放学的时候,我回到家里。晚饭的时间在天黑以后,我必须让孩子们一直忙碌直到晚饭,不让他们有机会调皮捣蛋。接着是我们的娱乐时间。在音乐声中,我们看着图片凭记忆来讲故事,直到‘祷告时间’。有一些朋友也参加进来,那些会识字的就一起读圣经,轮流着一人一节地读。之后,我会做一个短讲并以祷告结束。接下来就是孩子们的‘提问时间’。我会试图激发孩子们的智力,使孩子们的智力更自然和更开发性的表现出来。我的身体很健康,非常适应这里的气候。有时候我的精神十分振奋,但有时我又很沮丧,对每一件事、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都想得很多。这里离最近的租界需要八天的路程,并且我工作上也遇到许多困难。你若不在这里待上两年或更多的时间,是无法理解我的处境的。但是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其他地方的机会,我还是会说:‘温州!’哪怕有可能让我当一个民族的统治者的话,我也不会改变我的选择!”
    有一天,曹雅直来到教室,惊奇地发现里面空无一人。通过询问之后,才知道这个城市在谣传他要拿学校里孩子们的心脏和肝去做药!谣言传开来,人们信以为真。他孤独和烦躁地度过了好几个月后,才重建起在人们面前的信任。孩子们才纷纷返回学校。
    由于自己缺少友谊且时常感到孤独,曹雅直发现自己这前两年过得非常艰苦。于是,他向一个自己认识的苏格兰基督徒女士Grace Ciggie求婚。她同意了。后来他们就于1870年4月26日在上海结婚。当她到达温州后,每天都有一群人来观看第一个到这个城市的外国女人。她发现她的新家是在一个嘈杂的教室上面,由三个房间组成的。不过,事实证明她是个非常理想的妻子。她对所有的事工都非常积极努力,正是曹雅直所需要的同伴和协助者。
    1870年,天津发生了针对外国人的大屠杀,19个欧洲人因此丧生。原因是中国人非常愤恨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了惩罚可恶的外国人而散布了一些邪恶且愚蠢的谣言。他们说,外国人绑架并谋杀儿童,挖出他们的眼睛、心脏和肝来做药。除天津外,其他地方也有这个谣言。在温州发生了疯狂的反洋暴动。连走出房子都变得很冒险,这样大约持续了三个月之久。在此期间,曹雅直时常被石头砸,被恶毒地诅咒。温州到处贴满了手写的布告,说曹雅直杀了婴儿并用盐腌了放进桶里。每天都有一群人冲进房子并在各个可疑的角落寻找那个传说的桶。最后,他请官府公示通告来辟谣。这才使这些威胁过去,形势稳定下来。不过,就在这些黑暗和苦难的日子里,也有人过来询问福音信息。在1870年在他写给一个好朋友的信中说:
    “自我上次写信给你之后,我们经历了几个令人欢欣鼓舞的环境。其中一次是当我对事工感到有点沮丧的时候。由于天津大屠杀,我们陷入困境,无法出门,人也很少进来。有一天,一个来自附近县城的人说他想见我。他告诉我说他认识的一个人是我们这里的成员。他听那个人讲过耶稣基督和上帝创造天地的故事,并差遣他的儿子为罪人死。然后他们每天晚上一起读圣经,祈求上帝赦免和拯救他们,他相信了耶稣的‘教义’并相信他救恩的价值,而且另外有三、四个人也相信了。这是我从未看到的,不过这个人是个小贩,到城里这几天是为了进货,他每晚都参加我们的敬拜,但是现在他再次离开做生意去了;另外有两个男孩也对真理很感兴趣,他们的心窍被打开,对经文也懂得最快。即使在我们最黑暗的时刻,上帝也常常鼓励我们,虽然那时候看起来很有希望的果子并不总是能成熟。”
    1871年6月,蔡文才先生从临海到温州来协助事工。他们在城市非常繁华的地段——五马街租了一个很大的店面做礼拜堂。店面的一部分用来作为书店,每天有个中国籍的传道人坐里面卖书并向每个进来的人宣讲福音。到了下午,大礼拜堂就打开,蔡文才或曹雅植先生在里面布道。刚开始一大群人过来听,但过了一会儿他们就散去。只剩下一个或两个确实想明白的人在仔细听。曹雅植先生在一封信中这样描述这一段日子:
    “当大门打开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涌进来,有失业的人、游手好闲的、小流氓、旅途中的商人、小贩、魔术师、算命的人、音乐家、小偷、乞丐,甚至会有佛教徒或道教徒。人群的嘈杂声几乎盖过讲道声!使这样的一群人集中注意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极大的肺活量和智慧。今天上午当我讲罪的来源和影响、以及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安静地听了一个多小时。许多人一直很专心地听,但大部分人总是不安心地走来走去,进进出出,坐不下来。我每天必祷告的内容是让我们的会堂成为许多灵魂在此得救的地方。昨天有超过一千多人听道,他们理解起来很费劲。但是有神的保守与同在,我们一句一句详细地解释后,他们渐渐能够接受。”
  曹雅植觉得神不仅仅呼召他在温州城里传福音,温州周边的农村也有这个需要。尽管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他常常面临拦阻和危险,但他的勇气从未消减。“义人却胆壮像狮子!”
当有需要的时候,他会带着寝具和他的拐杖,骑着一匹小马边旅行边传福音,也经常有一两个中国人陪同着。
    “我们走访了许多的村镇,时常有一千多人来听道。有时我们在戏台上布道,有时在农村的庙宇里。当找不到适当的地方时,有时就在我的马背上传道。同时有两个中国基督徒与我轮流讲道。当其中一个讲了一天后嗓子哑了,另一个就可以起来继续讲,声音大到四百码外都能听到!在我回到市里后,他们两个继续在许多地方传了将近十天的道。”
    1873年4月,他在给另一个好朋友的信里写到有关他的另一次外出布道的经历:
    “上个星期我去了约二十英里外的东林。我骑着马去一些小村庄,一边传道一边卖书。这个地方之前从未有过外国人,整个村里的人一下子就全跑过来听我讲道。我们看到了在地里干活的男人一扔下手里的农具就跑来看我。当我骑到了一些能讲道的地方时,人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嘈杂……我一直讲道直到太阳下山然后晚上住到一个屋子里(但是人群一直跟着我到那里),我一直讲到喉咙发痛!
    这个农村周围的村落都非常美,但这里的人们似乎很落魄。晚上,村里的族长邀请我们到他家里,热情款待我们。晚饭后一大群人又跑进屋来,我就给他们讲道直到深夜。同时,我的两个同工在接待室也有一大群听众。他们待我如此友好是因为我之前医治好了他们当中一个发热病的人。第二天早晨,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就起来骑马去了另一个村庄。那里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一个庙宇的院子里。我和两个同工轮流爬上戏台向他们传道。庙里带头的僧侣不让我们在神像面前讲道,但听的人们叫他闭嘴。于是我们继续传道。”
    1872年开设了走读女校。
    1874年在平阳邻镇租了一个房子作为宣教事工点,但是被愤怒的人群破坏了。曹雅直将此事汇报给在宁波的英国领事。7月,戴德生夫妇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来温州。
    1875年温州建立了一个教堂。周边建立了三个祷告点,包括平阳和东林。每个祷告点有一个中国籍牧师。
    1879年由于年轻男子在教堂里很难找到一个基督徒妻子。他们决定开设一个女子寄宿学校。
    1880年教会建立了温州第一所西医医院。
    1884年中法战争。法军快速袭击了福州附近的造船所,击沉了中国十一艘军舰并毁坏中国的军械库。当消息传到温州时,愤怒的人群开始暴动。他们破坏了所有外国建筑并将所有外国人赶出温州。于是学校、教堂和曹雅直的住所全被烧毁。处于安全考虑,他们把收养的小孩子送往宁波。几星期后,曹雅直再次回到温州,花了五个月的时间重建原来的事工。在江心屿上的当地英国领事馆认为曹雅直向中国政府要求的赔偿金过多。
    在这个暴动期间,有一个从武汉来温州做生意的人看到人群冲进曹雅直的住所,抢夺他的财物并将房子完全毁坏。人群还用石头扔曹雅直,而他却只是冷静地走向衙门,毫无怨恨、咒骂和发怒。更令他惊讶的是,几个星期后他看到曹雅直回到温州,默默地开始重建被毁掉的一切。那和气的神情仿佛这城市是他朋友。这个商人自言自语说:“能使人有如此举动的信仰实在值得探个究竟!”因此,当他回到武汉后,他开始参加那个城里一所新的基督教堂的聚会。很快,他就在卫理公会一个有名的传教士李修善(David Hill)那里受了洗。虽然曹雅直处在危险和迫害之中,但主却借着他这种无声的见证祝福临到其他人。
    曹雅直像一个严格的苏格兰校长治理他的学校那样治理他的教会。他在各样危险和困难的事工上都敢于做先锋。他坚信神特别地呼召他去做这些事并要使这见证被成就。他无法忍受任何其他人为的机构来干涉他事工的进行。甚至中国内地会备受尊敬的带领人戴德生也不行!他坚持自己和其他来自英国的同工都穿欧洲服装,而不是像戴德生所教导的那样穿汉服。同样地,他坚定地认为中国政府应当赔偿他们被市民们无理卤莽地破坏掉的所有财产。但是,中国内地会却持相反意见——不要求赔偿是真基督徒的见证,体现基督的顺服和温柔。戴德生派来的那些宣教士觉得在曹雅直严厉又需要绝对服从的独断专行的做事风格下事工非常之难。戴德生三番五次地建议曹雅直应该如何做温州事工的各个方面,这令他深感不快。于是曹雅直向伦敦的总使馆抱怨。最后,由宁波来的一个美国宣教士Mr. Lord在他们中间做调解才达成妥协。随后曹雅直夫妇二人就回英国去了。
    但是中国各个教派的成员都非常喜爱这个宣教牧师,因为他为了把福音传给他们而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对于他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怀有深深的感恩之情。他们也很尊重他严格的管理方式。下面是1891年来自他所在教会的成员作的见证:“我想写一点关于我们的牧师曹雅直。他由中国内地会派到中国来传福音。他性格正直、公义且睿智。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乍一看觉得他很严厉,但是当一个人更多地了解他后会发现他非常和蔼可亲。他在做每件事情之前都会先全盘考虑。他的话语很少却很有智慧。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他承诺过的就一定会去做。大家都能感觉到他的能力和影响。他可被称为温州教会的栋梁,每个人都以他为目标并渴望能像他一样。我们的牧师多年致力于教育和教导。他喜欢出去向大家传扬福音。他在二十四年前来温州,而他的妻子在两年后过来陪伴他。他们远离了家乡、亲人和朋友,一起为了神的旨意而侍奉。他们因为被神拣选来做这样的侍奉而喜乐。为了能更好地与我们沟通,他们还学习我们这里的方言。他们组织教会,开办和经营寄宿学校,不在乎时间和金钱;收养孤儿和其他贫穷的孩子,教他们阅读和明白圣经。他们不怕千辛万苦地在当地和周边各地旅行布道、卖书和帮助哀伤的人。因他所做的这一切,福音被广传了。唉,在偶像崇拜这件事情上,温州及其周边地区比起其他许多地方更严重。因此,曹雅直先生心急如焚。他忧伤地求告上帝来看顾和怜悯这些百姓。很快,上帝应允了。福音在温州、平阳和东林传开了。现在,每一个教堂都有他自己的华人牧师。每个月他都拜访他们,并且传道、教导和考察那些归信的人。在这一切事上,曹夫人都是他的帮手。她教导妇女和女孩。当一些灵魂得救的以后,她又教导他们如何去帮助别人。她还组织了一个小组去照顾那些无助的、悲伤的和饥寒交迫的人。每一件和教会有关的工作,他们都非常热心和投入地参加,并且全力以赴。他们这样做了很多年,留下了良好的根基。现在,这个教会已经有了三百多个信徒。1887年,曹雅直夫妇返回了他们的国家。不久,曹雅直先生得了重病,死于1889年4月。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所有的信徒都泪流满面。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悲伤。然而,追忆曹牧师的美德,男女老幼都非常感激他教导的恩典,并深深地觉得自己是由他而生。”雷世开(音译)
    如今,温州是众所周知的“中国耶路撒冷”。因为那里的教会和信徒的人数都快速地增长,大概人数已经超过六十万。曹雅直是第一个在这个城市传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尽管有敌对的人群、恶毒的流言、投石与纵火、死亡的威胁以及灰心和软弱,但他却为将来神的教会在中国的这个地方的成长打下了一个美好而坚固的根基!他的信心是不屈不挠、坚定不移的信心,以至于能面对这一切的困难。正如他自己所言:
   “有很多事情会带来麻烦和焦虑,不会都是一帆风顺,也不会全是成功。在中国,要使得能阅读和教导上帝的话语不再是一件希奇的事,需要我们‘通入幔内’(希伯来书6:19),强烈地继续着来自上帝的支持;并且唯有与上帝亲密地同住同行才能做到。我的经历带给我一个结论,只有通过活泼的信心和祷告才能获得和维持,而这祷告是真实的祷告,是心灵的格斗,如同雅各从奋斗中获得了力量,而不是软弱。”
    如果要对曹雅直一生和他的工作做个简要的概括,那么无疑他是最勇敢的宣教先锋之一,也许他是这些勇敢的宣教先锋中唯一一个曾经做个截肢手术的人。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信心和勇气没有动摇。1894年,温州基督徒的人数发展到超过1000人,其中包括卫理公会苏慧廉(W.E Soothill)牧师在1881年建立的教会。在曹雅直去世后,他的夫人回到温州住了几年,直到疾病迫使她在1895年举行25年服事庆祝会后返回了英国。
参考文献:
1. “Hudson-Taylor & China’s open century,” Volumes 1 to 7, by A.J. Broomhall
2. “26 Years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by Mrs G. Stott, 1897.
3. “The Chinese Recorder”.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f248790100hab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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