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张凯案”致温州（浙江）教会和基督徒的劝勉

就“张凯案”致温州（浙江）教会和基督徒的劝勉

亲爱的父老长辈、主内弟兄姊妹、同工同道：愿主的恩惠、平安归于我们！

自2014年2月27日至今，浙江省大规模拆毁基督教堂十字架已有两年之久，期间超过1500个十架被拆，多名牧者失去人身自由，教会经历了极大的试炼。然而，上帝总是给我们开出路，使我们能忍受得住（林前十13）。“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裡夸胜，并藉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林后二14）

2016年2月26日，温州又出现令人不安的新现象。地方当局在电视中播放“张凯案”录像，播放了我们的弟兄张凯律师在被羁押半年后“被认罪”的画面，同时，数位曾与张凯一齐坚守十架、同受羁押的弟兄也出现在电视中，他们的约谈被刻意剪辑成为“控诉”材料，我们无法还原其中的真实场景。

我们吁请温州当局停止这种电视“认罪”，以及任何胁迫或误导他人“控诉”其他基督徒这一违背法治原则和信仰良心的做法。同时，我们郑重地向所有温州（浙江）教会和基督徒公开宣告：张凯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委身于北京守望教会，他多年来使用法律专长协助教会维护自身权益，是服侍教会的忠心仆人。

自前年4月温州永嘉“三江教堂”被拆后，温州教会面临十架全面被强拆的威胁，众圣徒奋起守护。张凯弟兄受邀远道而来，启用法律程序协助教会摆脱困境，共度难关，有效遏制拆十字架的势头。2015年8月26日深夜，张凯因此在温州鹿城下岭教会被当局带走羁押至今。

我们是十架教案的亲历者，有责任呼吁温州及浙江教会保持灵性警觉（约壹四1），识破恶者企图挑拨离间、愚弄圣徒的诡计。求主赐予我们分辨的智慧和拒绝配合负面评论弟兄的勇气（出二十16），这些是我们敬畏上帝之人的本份。

为了防止教会中再次出现上世纪“控诉大会”的历史悲剧，为了基督的身体不再次被猜忌与伤害撕裂，我们请求各教会在祷告中响应：拒绝作虚假见证，忠于我们同为圣徒的认信，竭力履行基督耶稣赐予的彼此相爱的命令。

如果我们因受外力胁迫的恐惧而违心作出被利用的控诉，唯求主怜悯赦免，恳求主收去祂的忿怒之杖。若是我们中间有人故意卖主卖友，置圣教会和圣徒于羞辱之中，此等人当受主的责备，众教会理应引导劝勉与警戒。

我们牢记圣经的教训，“敬畏上帝，尊敬君王。”（彼前二17）但我们理应拒绝国家崇拜，在面对上帝和人间的权势必须做出抉择时，我们毫不犹豫地宣告：“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五29）

在这艰难的时期，让我们同心仰望祷告：“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耶和华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诗一百二十三1-4）

愿主坚固我们众人的信心，为主继续打那“美好的仗”（提后四7）；恳请诸位为我们的弟兄张凯律师(北京)、张崇助牧师(温州平阳)、顾约瑟牧师(杭州)、包国华牧师(金华)夫妇，以及数位身陷囹圄的浙江牧者和众教会祈祷；并殷切盼望浙江、温州众圣徒能够警醒守望、连为一体、勇敢智慧、诚实无伪，阿们！

在主耶稣里

共同联署人：

包志清牧师(浙江龙泉教会)
陈金罕（崇基神学院神学生）
陈道德（温州乐清白象教会，北美教会)
崔约瑟牧师（北京爱加倍教会）
曾淼(北京守望教会）
傅秋花姊妹(浙江龙泉教会)
回地（北京天主教会）
胡健行(长沙新泉教会)
纪孟子(温州苍南五凤石盘教会，神学生)
何舜（广州同路人教会）
李萌长老（青岛宣信教会)
李晓明律师(北京教会)
刘贻牧师(圣约瑟教区基督堂)
林景国(温州苍南下溪教会)
李萌(华大团契)
李圣风牧师 (北京城市复兴教会)
毛志斌（丰收神学院神学生)
王赛鹏（崇基神学院神学生）
汪晓丹（洛杉矶晨光福音教会）
王震静（温州龙湾教会）
王芳(武汉生命教会）
王超翰（温州平阳腾蛟一堂，万隆福音神学院学生）
许克望(天主教纽约法拉盛圣迈克教堂)
叶忠诚（意大利温州教会）
张清色(温州平阳腾蛟一堂)
郑乐国(温州乐清白象教会，北美教会)

2016年3月1日

金子微：侍主尽年——记英年早逝的金守夫教师

侍主尽年——记英年早逝的金守夫教师

(1940.1.14-1993.8.17)

谨以此文纪念金守夫教师逝世三十周年

1940年1月14日，出生于浙江省平阳县(后属苍南县)苍桥乡金福村
1963年毕业于杭州大学政治系，在浙江省委办公厅工作六年
1969年下放到国营平阳县化工厂，1984年厂内退休
1984年起任基督教平阳县协会总干事
1987年在基督教会被按立为教师
1988年9月任鳌江二堂堂务主任
1988年9月起任两会副会长兼总干事，1990年任“平阳县第一届圣经专修班”总负责
1993年8月17日，离世归天；睡主怀中

横阳支江的源头在泰顺县的九峰山，总长60.5公里，汇入横阳江(敖江)，是苍南县最长的河。该河把苍南的水网平原劈成两半，南半边称江南垟，西半边叫江西垟。它流经流石，在流石斜对面岔入一条小河，该小河流经河口叶，内李、余桥、金福、联进、王宅村，连接灵肖塘河。小河在金福村的老屋底又分岔934米到药行, 这一段水域被称为金塘河。金塘河口就是金守夫教师的出生地。

（见注1）

        金守夫教师是金侠民教师的长子，原名金家恩，守夫是他书名。在家恩出生后的第二年，就被母親抱进昆阳镇西门“耶稣圣教堂”随父住堂。三岁多又随父搬入钱库镇东街礼拜堂（今钱库颂主堂)。蒙恩的家恩生性活泼从小就善于交朋友，与章岳荣（原苍南县钱库教会长老）的儿子章廷和、方培泽等相交甚笃，直到息劳之年。

        因父亲住堂的变动，金家恩就读的小学也频繁变动，先后读过平阳县林垟小学、钱库小学，在灵江小学毕业。

        金家恩年幼时，主就赐他聪慧和胆量。他十二岁那年与大他两岁的姐姐步行去金乡拘留所探望并送物品给父亲，看守牢监的警察问他们说，小孩子你们来找谁? 金家恩并没有胆怯，像其他小孩那样回答，找我爸爸；而是答道“找金先生”。

       基督的爱眷、主日学老师的爱教，父母的爱宠，使小家恩从小就爱慕圣经，他努力读经盼望能与爸爸一样受洗加入神的教会，讲道见证基督的爱。

        在他十三岁那年，杨作新牧师到家里来，他抓住这个机会，要求杨牧师为他施洗。杨牧师耐心劝他，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我一定为你施行洗礼。金家恩的小手紧紧抓住杨牧师的大手不让他走，说：“大伯公，你是熟识圣经的请你在圣经里找出十三岁小孩子不可受洗的经文来，若找不到我一定要洗礼。”杨牧师拗不过他，让他参加了那年的洗礼。

       金家恩童年曾在中平桥教堂讲过道，受到许多长辈的夸奖，但他自己心里却很不满意自己所讲的。（当时中平桥教会的驻堂工人是金德生先生）。

        金家恩十三岁时全家已有七口，家境窘迫；他小学毕业后就停学了，帮衬家里下田地干农活。十六岁进平阳县树贤乡联合诊所的药房当学徒，他一边努力学习中药学，一边自学文化，同时他也常常礼拜读经。他在外公家找来舅舅们读过的初中和高中课本努力研读；在二十岁那年考上了杭州大学新闻系后转政治系，并且在杭州大学深造的第二年与蔡雪姐妹结了婚。

        金守夫（家恩在考大学时用名金守夫）在杭大的三年求学生涯中，他不但常常读经，还能团结同学努力学习、成绩拔尖，深得老师和校领导的肯定，成为小组长及班委成员。毕业后被分配到省委办公厅巡视组任组长、干事，也曾受派到过诸暨市搞“四清”工作。

        一九六九年金守夫教师因家庭信耶稣被调到地方国营平阳化工厂工作。担任过总务、厂职工学校副校长，宣传科副科长等。一九八四年以平化厂党委会的名义在《学习与思考》系（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宣传部）主编，上发表论文“企业改革中的政治工作”一文，并曾在《解放日报》《温州日报》上发表过文章。见注（2）

        金守夫教师到平化厂工作几年后，对于人生的意义产生了更多的困惑，心常不安；严重时夜不能寐。时逢“四人帮”垮台‘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平阳县鳌江镇山外教会与平阳县各处教会一样开始聚会。因金守夫教师内人蔡雪常去参加聚会对兄弟姐妹说起（在信徒家中聚会），听到此情况有林步亮长老来探访谈心并邀请金守夫教师参加聚会。他心又被主恩爱苏醒，他常会趁中午或晚上下班的点滴时间去弟兄家借圣经攻读（当时圣经非常少），读经后得了亮光就与本点及附近的兄弟姐妹分享；受到弟兄姐妹及同工的鼓励，他更努力追求，与主日亲，悟道日深！

　　上帝的圣召，基督耶稣的恩召，教会同工与弟兄姐妹的鼓励邀请爱召，他就受邀到附近教会及聚会点主日证道，那几年金守夫教师也曾在几处主领查经。如一九八二年和八三年在溪湄、山外等教会主领过查经(见注3)（注4）

        一九八四年，受平阳县基督教两会邀请，金守夫教师出任县基督教协会总干事；他就在平化厂内办了退休，撇下一切事务全身投入侍奉基督的身体--教会，的事工中；那年金教师年四十四岁。

        厂内退休以后，金守夫教师迁往敖江镇东风巷23号。不久、敖江二堂蒙主恩开始建造,他即全力投入建堂的事工，敖江二堂落成后被选立为敖江二堂的堂务主任，同时任平阳基督教协会副会长兼总干事，时间是一九八八年九月。

　　一九八九年平阳县两会会议决定，成立关于《平阳县基督教圣经专修班》（以能为教会培养后继教牧人才）的事工工作组，以金守夫教师为组长；有成员九位：金守夫、叶挺超，郑集昭、吴显明、陈更新、杜成益，李有康、陈孝浪，陈永远。下设四个小组计29位。(见注:5)

　　全国县级基督教办圣经专修班只有平阳县是先例。“平阳县基督教第一期圣经专修班”能以在一九九零年春开学，是上帝大能的作为。金守夫教师尽了他所有的努力，同时得到了全国、省、市基督教牧者的关怀和支持，有丁光训、曹圣洁、蔡文浩、徐思学、毕咏琴、孙锡培、邓福村、爱德基金会魏克利等亲临指导或授课；还有谢圣韬，李奉名、高建国、陈直、吴圣理等牧者的授课，及指导和支援；还有本县及苍南县的牧师同工的扶持并各地弟兄姐妹爱心代祷与金钱的支援。

        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两会主席兼会长的丁光训主教曾于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对温州教会考察时题词留念。平阳圣经专修班信 望 爱，丁光训1990.12.8。（见注6）丁光训主教给平阳县圣经专修班给予充分的肯定与鼓励。

       “平阳县第一届圣经专修班”当时有学生40多位，大多数来自本县各教会，其中苍南有10位学生。教学由各位教员分担：郑集昭教“以赛亚书”、叶挺超教“传徒行传”，高建国教“教牧书信”、支华欣教“温州教会史”，陈直教“登山宝训”，杜成益教“彼得前后书”，陈孝浪教“哥林多前后书”，金守夫教“旧约概论”，吴显明教“新约概论”等。

        金守夫教师负责全面工作兼班主任，他讲解深入浅出，例子生动活泼，深得学生爱戴。有的学生至今回忆起来记忆犹新。

        行政、教学、后勤等繁忙的事工使金守夫教师身体很疲倦。事工多压力大引起情绪不稳定，不经意间引起部分师生的误会。他深深内疚自己亏欠主与主的圣工，他在主前省察在同工及学生前道歉的同时，放下了他负责三个学期后的一些工作责任。

        金守夫教师就抓住机会与陈知三牧师等同工整编《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平泰总会 》历年教牧人员名单。和《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平泰总会》堂点分布概况，内容涉及平、苍、泰、龙港、文成、景宁、瑞安等县市共83个堂点。见注(7)

        金守夫教师生命在世的最后年日，他为主的教会更加奋勇，对群羊更加关心、对学生的成长也更加关注。

         除了本县各教会的圣工外，他还与同工同心搭配到本县各地及苍南，泰顺，永嘉等县、到龙港、瑞安、温州、乐清等市主领培灵聚会、青年奋兴会、丧事福音、义工培训、施洗聚会等；他还抓住一切机会训练学生在讲台上操练，常常带学生外出开布道培灵会。金守夫教师曾在基督教刊物“天风”，“函授教材”上发表灵修文稿数篇：如灵修及讲章：【复活主的第一篇复活讲道】，【主复活八问】等；另有【约翰福音、罗马书解经】，【初谈讲道】，见注（8）及专题人物解经系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约书亚，撒母耳，大卫，以利沙，彼得，约翰，保罗）等。据同工们和他亲人回忆，金守夫教师在身体生病后，仍旧带病马不停蹄做工不歇，他在息劳归天前的端午节还应邀去江南一教会主领端午节培灵聚会。

        正如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七日“平阳县基督教两会讣告”上所记的：金守夫教师对神忠心、对教会尽职、对工作认真负责、对群羊牧养细心,不辞劳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见，注（9）

附记

金守夫教师逝世后，平阳县两会立即成立“治丧委员会”，发布讣告，通知各教会弟兄姐妹：神的忠心仆人金守夫教师的追思聚会1993年8月18日晚在鳌江二堂举行。圣经专修班的学生与各教会的弟兄姐妹聚集一堂，怀着沉痛的心情追思。两会的主要同工叶挺超牧师等发言，充分肯定了金守夫教师侍奉主的一生，是爱主爱教会的一生。现两会会长胡保护牧师读了约翰福音12章24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金守夫教师的儿子金雨人也发了言，说了他父亲的经历，表明了他自己的决心，次日早晨，各教会弟兄姐妹和圣经专修班师生等约三五百人，前来送葬，一直送到溪湄教会的北山上安葬。

后记

       我大哥金守夫教师逝世的前一日夜里，我睡在老家金福村，半夜梦见我大哥来对我说：弟弟，哥哥要走了，你要保重身体，以后为主而活。

       第二天传来消息说，我大哥金守夫教师夜间已经睡主怀中了。

        当年我身体患病已经两年，三十五天前从灵溪镇搬回仓桥乡金福村在老家休养，主借我哥的口给我托付；从那一天起我在主前立志，主若是医治我，我就一生服事主。主真的医治了我，三年以后我蒙主呼召全身献上，住进主基督灵溪镇凤山街（永灵堂）教会，全职服事。

       几年前就有同工提起金守夫教师在世的事奉，叫我想办法写下来却被我一口回绝了；因我自忖愚拙不敏，转眼溜走了几个秋。

        彷徨自责、亏欠于主，揪醒我的头、揪疼我的心，同工牧者的再次提醒触动我的心；我竟不自量力提笔欲记金守夫教师……

        弹指一挥间，三十年过去。与金守夫教师同时代的神仆在世已经不多，若再不开始搜寻整理、恐怕时不待我，将愧对先贤有损主工，故作抛砖引玉之举。

        教会事工，是神的手在地上推动的事工，神在金守夫教师那时代兴起一批仆人；虽然人并不完全，但我们没有理由淹没那时代神用着他仆人走过的生命踪迹。

　    我只能用诚实的心，客观地记下神用金守夫教师侍奉的片段。

        在此，我要感谢蔡昌翰教师、胡保护牧师、庄传师牧师，   

        感谢应良开、杨守彩、周武围诸先生等神仆人的指教及提供资料！

        此纸内容可能挂一漏万，字句粗糙不堪，还请诸先生、牧师、同工不吝赐教、斧正、补充、是慰！

2023.8.1

于灵溪

金子微

注(1)见《金氏宗谱》29页“地舆记”金塘河。

注（2）见周围先生下载的广域网

注(3)见肖天孩弟兄抄件“金守夫1982.9在溪湄教会解经笔记本”。

注(4)山外教会读经笔记，约翰福音、罗马书。 

注(5) 见“平阳县基督教两会圣经专修班”组织机构第13页.

注(6)丁光训主教的题词，原件复印及温州日报剪页。

注(7)，见附件二和附件三：《中华基督教内地会平泰总会历年教牧人员》《中华基督教内地会平泰总会堂点概况》

注(8)《初谈讲道》，金守夫编，自印本，共13页。

注(9)平阳县基督教两会“讣告”1993年8月17日

金侠民

章聖任

平阳内地会教师，苍南仓桥乡金福村人（灵江章家垟）。生于1914年，卒于1990年，享年77岁。内地会知名传道人、麻步新垟杨玉珊先生女婿。

他从小信主，小时候家里贫穷，父亲常年在外给人打长工。他从小就一个人在家，吃饭东一餐、西一餐，经常挨饿受冻。长大后，他跟父亲种过田，在萧江药店当过学徒；后来，又在麻步高沙教会杨玉珊开的药店当过药师。因着他做事殷勤，杨玉珊很喜欢他，就把大女儿（杨氏嫩菊）嫁给了他。后来，他在温州市区开过药店，适逢日军入侵温州市区而返回家乡。

1941年，他开始出来为主工作，走上了专职牧会的道路。经教会推荐，他先去了平阳西门教堂牧会三年。1943年-1946年，受钱库章岳荣先生邀请，到钱库东街教堂（今颂主堂）住堂牧会三年。1946年，他到平阳万全林垟教会（今属瑞安）住堂牧会三年。1949年，又回到钱库东街教堂住堂牧会两年。当时正值土改期间，传道人受逼迫，金侠民先生也曾被抓起来关在金乡。

1953年-1956年，他在萧家渡教会（水井头教会，今活泉堂）住堂牧会三年。1956年开始，他在高沙教会（圣爱堂）住堂牧会，直到1958年大跃进教堂被关门为止。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仍然在老家及各处照常聚会讲道，所以经常被红卫兵抓去游街、批斗，后来被关押在灵溪区公所，但他的信仰忠贞不变。

金侠民先生教子有方，尤其在信仰方面深有传承。他的大儿子金守夫（金家恩）先生是有名的传道人，经常到高沙教会讲道。他讲道时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知识丰富、讲道恩赐很好，给高沙教会的信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儿子金家惠先生，从小在麻步读书长大，是高沙教会胡保护牧师的小学同桌同学，现在灵溪永灵堂住堂专职事奉。他的女儿金玉华后来嫁给高沙教会传道人杨继印为妻。

金侠民先生一生忠心、信仰坚定；他的后代不乏信仰虔诚之辈，也出了很多传道人，是一个蒙福的家庭。1990年金先生息了一切劳苦，安息主怀、安然见主，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

（以上资料摘改自《百年圣爱——基督教圣爱堂（高沙教会）创建110周年纪念特刊》P16-17）

瀋迦：苏慧廉与轰动中外的​甲申教案

《在路上》，白衣男子为苏慧廉。

甲申教案

初来温州的日子并不顺利。1884年10月4 日，光绪十年八月十六日，惨烈的一幕掀开了：

这天是星期六，晚上。二三十名中国基督徒如期集中在毗邻嘉会里巷的小教堂做礼拜。开头的赞美诗还未唱完，门外就出现了异常情况：一群民众在外面汇聚，当他们发觉前门紧闭不能闯入时，便转到屋后，在那里他们如愿以偿。瞬间，无数石头“嗖嗖”地向门窗飞来。过了一会儿，木制的后门支撑不住，轰然倒下，乱哄哄的人群如潮水般地涌入院内。这时，苏慧廉正急匆匆地赶往前门，他看到一阵可怕的火光从仆人的住处升起，于是他即转身返回后门。他看到院子里已聚集了一大群男子，由于天气炎热，许多人光着上身。这些人手持棍棒，乱扔石头，欣赏着被“洋油”点燃的地板在滚滚浓烟中燃烧。

苏慧廉叫人一起扑火。暴民们看到苏慧廉朝自己过来，便落荒而逃。苏慧廉跟在后面，不厌其烦地劝说他们，但得到的唯一回答是一块呼啸而来的石头。石头打偏了，击中苏慧廉身边一位教徒的头。

苏慧廉派了一个又一个人去见知县，请求援助。他既没有向知县提出保护财产的要求，也没有提及自己可以享受的治外法权。在遭到攻击时，他仅呼吁人们要保持冷静。事态已变得越来越严重，官员还是没有来。苏慧廉于是手持用以自卫的马鞭，亲自到官府求助。

这些纷乱的情景记录在路熙晚年所著的《中国纪行》中。这一幕并非她亲见，暴乱发生时她还在英国，正做着前往中国的准备。

温州图书馆馆藏《中国纪行》《中国传教纪事》

路熙是1884年10月离开英国的。在以未婚妻的身份向苏慧廉的亲友告别时，她收到了温州暴发教案的电报。这场教案因发生于甲申年，史称“甲申教案”。这是温州近代史上继1876 年“施鸿螯事件”后又一起震惊中外的民众暴动。据《温州海关志》记载：“当晚愤怒的群众将温州城内六座教堂和外国教士的住宅全部付之一炬。他们还捣毁瓯海关的用物、档案等，以及外籍税务司、帮办等三人住所中的家具和用物。”

甲申教案的起因是中法战争。1883年中法因越南主权问题交恶，法国海军少将孤拔（Anatole-Amédée-Prosper Courbet）带领法军进攻驻扎在越南红河三角洲北圻的清军并占领了该地，中法战争自此爆发。次年八月，法舰进攻台湾。同时，进驻福州马尾的法舰主力击沉中国兵船九艘。十月法军攻占基隆，并向台北进犯。东南沿海战云密布。

温州地接福建，又是重要港口，并且城内还有法属天主教教堂，一时民间有法国人将打到温州的传言。

温州官府发布告示，要求每个家庭在门口放一堆大石头。木匠日夜辛劳工作，制造巨大的木箱子。这些箱子会被拖到岸边，望风的渔民一发现敌人的信号，就在瓯江口把装了大石头的箱子沉到中流，这样六十里外的瓯江口就形成一道屏障，拦住了敌人的舰队。

在那个时代，这可能也是没有办法时的最好的办法。不过，这些石头因法军没有如期到来而未派上用场。但是，在甲申教案中，它被参与闹事的民众当作手榴弹扔给他们认为与法国军队一伙的洋人身上。

“由太平天国运动引起的反基督教情绪的余波尚未平息，中法战争又进一步加重了整个中国对所有外国人的仇恨，不仅仅限于传播外国宗教的传教士们。…… 排外之风与来自官员和士绅的反对基督教的态度煽动了原本相对来说对外国人不甚关注的普通民众。”苏慧廉后来如此分析。

历史学家萧功秦在《儒家文化的困境》一书中认为：“老百姓那时有充分的理由憎恶洋鬼子：鸦片的输入，教会的横暴，教民的仗势欺人，以及洋货倾销与铁路修筑，使成千上万依靠传统手工业和运输业为生的人们丧失了赖以生存的手段。在下层民众看来，洋人筑路把‘龙脉’给挖断了，洋人开矿把地下的宝气给漏了，教堂禁止信教者祭祀祖先，把我们祖先的神祇给激怒了。” 他这段文字出现于“在苦难与屈辱中激发的幻想”的小标题之下。

历史三调

甲申教案是温州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但因事过一百多年，中间又经历很多的动荡，地方文献中关于此案的史料不多，对于事件前后经过，亦说法各异。

据方志刚译编的《温州“甲申教案”前后》一文称，当时“民众首先冲向花园巷（英国）基督教堂，次向城西礼拜堂，再转到周宅寺巷（法国）天主教堂。均浇泼煤油火药予以烧毁。然后开赴瓯海关署办，但因戒备森严，只有档案被毁”。

光绪二十年进士、曾任浙江教育总会会长的瑞安文人项崧于乙酉（1885）四月所作的《记甲申八月十六日事》一文中，也认为是内地会所属的花园巷教堂先起事。他的记录比较详细：“十五日，郡花园巷教堂聚众礼拜，有小孩扣门求观，门不启，喧嚷不已，聚者益众。忽教民数十人开门攫一人入，声言欲送官重治之，且有持刀作欲杀状者。其时，众皆忿怒，遂毁门以入，以所储火油遍洒堂中，纵火焚之。时夷教诸人纷纷逃窜，众见其室内有火药洋枪等物，草鞋满间，妇女数十人，遂谓教民果反，竞往他所焚毁，而郡城内外同时火起，且及北门之税务司焉。”

后来的温州地方史谈到此事件时，多以上述两则记载为蓝本。苏慧廉的回忆录中也有关于当晚的记述：

1884年10月4日，当时是周六晚上，跟往常一样，我们聚在一起举行祈祷会。这是令人焦虑的时期，法国与中国已开战，法国海军离这儿不远。此外，道台虽然不是故意，但还在进一步激发民众的情绪，他让每家每户在门口堆积石头。这些石头，他让人收集起来，放入他所建造的几艘“挪亚方舟”――大木箱里，然后拖到瓯江口，沉入水底，构成水上屏障，阻挡法国军舰进入瓯江。

大约在这段时间，就在我们以南的港口福州爆发了海战，中国舰队被彻底摧毁。但完全不同的消息很快在温州人中流传，据他们说，中国舰队已在海上歼灭“番人”。我记得，暴乱前一两天，一名男子在城市的主要街道看到我大吃一惊，大声地说：“哇！怎么还有番人在我们的街上走呢？”

中法战争那场海战的事实是中国舰队被歼灭，但是当时温州人得到的消息却是国人在海上全歼洋人。战败谣传为战胜，颇耐人寻味。

苏慧廉继续写道：

就在这难忘的周六晚，我们相聚在一起，我们再相聚已是很久以后了。此刻，我执笔在手，当时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小小的礼拜堂，昏暗的油灯，几个疲惫的信徒，尖声的讲道人，虔诚的祈祷者……骤然间，情况突变：猛烈的敲门声，呼啸的暴徒；石块飞了进来，打破窗户；一群赤膊狂徒冲进我们下人的外屋；地板上闪动着耀眼的灯火；一看到我，暴徒就逃，我在后面门阶徒劳地呼喊他们；“嗖”一块大石头擦着我帽子的边缘飞过，“哇”的一声，我身后的一个基督教徒被击中头部；我们只好匆匆逃离，狼狈不堪；很快石头雨点般砸进我房间的大门。前街聚集大批围观者，大多是邻居，他们默默地给青年人让路，而年轻人则尽可能镇定，穿过人群。随后县衙门的人来了，衙役和守门人跑过去，挡住外国人去见知县大人的路；我仓促步行到内地会的大院，并迅速跟随蔡文才先生回来；同意我们去见官了，虽然我们曾派四个不同的信使去见他都没用；官家穿上他的官服，坐上轿子往出事地去了，但为时已晚：我家燃烧的熊熊烈火映红天空。

查考光绪十年九月十八日（1884年11月4日）《浙江巡抚刘秉璋奏报温郡焚毁外国教堂现已议结仍饬拿犯惩办摺》，发现官方史料与苏氏所记有异。该摺称：“窃据温处道温忠翰等禀称，温郡办防以来，民间深恶洋人，尝有匿名揭贴，语多悖谬，即经出示晓谕，并令绅士剀切开导。不意八月十六夜间城西街耶稣教堂讲教之期，凡入教男妇纷往听讲，有民人经过门外停看即走。堂内洋人出捕，误拿一人拉至堂内关闭，外间居民见而诧异。旋闻被拿之人在内喊叫，忿忿不平，聚众愈多，即有打门入堂夺取被拿之人。仓猝之间，激成众怒，致将城西耶稣教堂及周宅巷、岑山寺巷、五马街、泉坊巷、花园巷各处教堂及洋人寓所同时焚毁。”

该摺很明确表明，第一把火是在城西教堂烧起来的，并且还是洋人先动手，“误拿一人拉至堂内关闭”，结果引火上身。当时的城西教堂应该没有别的洋人。这个洋人，莫非就是苏慧廉？

玛高温登场

接下来的故事，路熙是这样记述的：

苏慧廉要求知县和他一起回去看看，但被拒绝，他必须待在衙门里。苏慧廉实际上成了一名囚犯，不过比较安全。不久衙门里又多了两个避难者，一位是美国老人，另一位是跛脚的苏格兰人。他们是费了很大的劲才逃离浓烟滚滚的家，逃离暴民雨点般的乱石袭击和“打死”的吼声。聪明的苏格兰人看到衙门要关门来阻挡人群，便机敏地把一支拐杖插入门缝，撬开一条口让他俩挤了进去。大门随后关上，门外都是暴徒。他们由此捡回了一条命。

这个跛脚的苏格兰人就是曹雅直。当时与曹雅直一起逃到永嘉县衙门避难的美国老人叫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an）。

海关的玛高温先生不顾个人安危来帮助曹雅直，他们快速集合起我们学校里的十六个孩子（那些小的是从床上被拖起的），还有仆人，决定一起到衙门避难。他们刚跑到后门，暴徒中的先头部队已从前门进来，不一会儿就占据了整个院子。幸运的是衙门就在不远处，但他们沿路还是饱尝了飞来的石头，一块把曹雅直的帽子打落在地，随后飞舞而来的石块直接落在他的头上。玛高温落在后面，也饱受惊吓，原先躲在他大衣底下的孩子都四散逃命。

曹雅直夫人对她先生与玛高温的记录，应更接近事实。

曹雅直夫妇合影

玛高温并非等闲之辈，他是医学博士，受美北浸礼会（AmericanBaptist Mission）之遣，以医疗传教士（Medical Missionary）的身份于1843 年来华，在宁波行医传教。玛高温是最早到达浙江的美国浸礼会传教士，他在宁波开办的医院也是宁波城区最早的西式医院。他的一生几乎都在中国度过，仅在南北战争期间返国担任军医。美国内战结束后，他又回到中国。1879 年受赫德委派，转往温州海关任帮办兼医生。

玛高温精通中文，在宁波时便创办中文报刊《中外新报》（Chinese and ForeignGazette），由此揭开了宁波近代报刊史的序幕。《中外新报》创办于 1854 年，是中国最早以“新报”为报名的中文报刊。玛氏任职温州海关期间，曾在《亚洲文会杂志》发表了一篇详细的调查报告《中国的行会》，这是西文文献中关于中国行会历史问题很重要的一篇文章。因为玛高温在温州多年，此文中颇多材料源自温州，因此它对于温州地方史亦颇具价值。

1893年7月19日，七十九岁的玛高温病逝于上海虹口文监师路（今塘沽路）寓所。《纽约时报》报道他的去世时，称其为上海最老的居民之一。但温州的历史文献中几乎没提到这位“智商极高”的美国老人。唯一的记录，就是他在 1884年10月 4 日那个发生月食的夜晚，搀扶着一个残疾人，遑遑如丧家之犬。

孤屿江心

甲申教案一起，当上海英国总领事许士（Patrick Joseph Hughes）闻知在温州的洋人处于危险之中时，“即令停泊在甬江的‘健飞’号（Zephyr）军舰由宁波开入温州瓯江，摆开架势，引起全城惶恐不安” 。“此舰5日入港，炮口对准温城”。

 苏慧廉与曹雅直、玛高温在县衙里待了一天。五号晚，在一小队中国士兵的护卫下，渡过瓯江来到江心屿，到英国驻温州领事馆避难。

晚清时的江心屿，美国人杜德维摄，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

 《烟台条约》后，英国人在温州设领事馆，馆址就选在有“瓯江蓬莱”之称的江心屿上。今天江心屿的东边依然保存着英国领事馆的旧址。 不过1884年，苏慧廉等人避居的还不是这幢三层复式、青砖结构的洋楼。那时英人以岛上的孟楼为临时领事馆。孟楼也叫浩然楼，纪念唐朝大诗人孟浩然曾光临该岛。

当时江心屿还是安全的，因为道台担心民众与洋人有更大的冲突，已预先下令所有的船只撤离到民众不能接触的海域。

路熙写道：“领事馆内，大不列颠王国领事正紧绷着脸，正襟危坐。他头戴翻檐帽，身穿银饰花边制服，他想以这身打扮吓退前来进犯的敌人。然而，敌人终于没有露面。” 这个绷着脸正装打扮的英国领事就是庄延龄——写出第一篇关于温州方言的论文 ，后来出任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教授的著名汉学家。

庄氏在1903年出版的《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一书中，对这段经历也有记述：

在法国人炮轰福州水师和军械所后不久，一天晚上，我正在走廊上吸水烟，突然看见市中心有闪耀的亮光，直觉告诉我“有突发情况”。几分钟后，我的信使长便渡江来到岛上。他住在市里。他告诉我苏慧廉先生的偕我公会教堂着火了，并且所有欧洲人的房子那一晚上也全部要被摧毁。又过了不久，海关的几个主要人员带着他们的枪支和细软也来了。就在这时，又有六个地方起了大火。午夜之前，三处教会的房子，两处海关人员的住宅，海关主楼和天主教教堂全部被毁。所有海关人员都与我在一起，仅一人除外，那是一位年近八旬的前传教士，他只身勇敢前往援助其他传教士。经过慎重考虑，最后我们还是认为把所有的海关人员撤往海上比较好，他们已经损失了全部的财产，已经倒塌的旧领事馆也不值得这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守卫。我对中国人比较了解，因此认为，我留在后面比较安全，或者至少比较让人放心。另外，没人知道那些传教士们身在何处，是否危险。长话短说，中国总兵带着他的炮舰和军队及时来营救领事馆了，遵照他的命令，海关人员跟随着另一艘炮舰，第二天都被安全送返。不久之后，三名失踪人员也被送到我这里，他们逃进了中国衙门，只是受了些轻伤。他们看上去像火车里的印第安人，因为没有帽子和正常的衣服，只能蹲着。中国人给了他们一些慰问品，每人一条红色的毯子和二十元钱。第三天，那位意大利神父也被发现，住在他隔壁的一位“异教”老妇人好心地把他藏在了一堆木柴中。 第一艘轮船到了之后，所有的传教士都前往宁波。意大利神父戴着我的一顶旧毡帽，穿着一件袍子，其他人都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幸运的是，因预见会有暴乱，所有的女士都已经被送往宁波。事已至此，已经没有什么善后需要处理了，除了向在晚间舞会之后表演的乐手们付钱外。没有人特别恼怒。共有五股势力被牵扯进来，海关总税务司不在其列。令人振奋的是中方（在这次事件中根本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哪怕一只脚的理由，并且事件发生后立刻认识到后果）愿意赔偿所有的损失（共计37,000元），其他势力的代表和海关总税务司是十分愿意立刻平息这次事件的。结果是，当通信员带来事件“争议”新闻的同时也带来了本事件最终的解决方案。此为本事件的记录，这事后来也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

甲申教案后，庄延龄即离开了温州。路熙说他在后一站碰到更大的暴乱，还摔伤了脚。 那时的中国，有教堂的地方几乎都有教案。

【钦此】

苏慧廉等“难民”与庄延龄后来乘“永宁”号 撤离温州。“开往上海的永宁号轮上，乘客几乎都没有什么行李。苏慧廉除了一条红色粗线毯子外，只有穿在身上的一套白色斜纹衣服。

甲申教案的结尾是：

1884年10月21日，由道台、镇台、知府、知县联合署名发布公告：温城发生如此惨剧，实属不幸，令人痛心之至。洋人本欲摧毁府城，只因我辈从中周旋，始获宽容，幸免灭顶之灾。今已太平无事，凡诸逃往乡间者可以放心回城，保证不予追究。同时，众所周知，我们所查找的唯独谋划排外的罪魁祸首，一旦查获，必将斩决不贷。

据传说，祸首叫柴岩荣，藤桥泽雅人（因谐音，浑呼泽雅荣），事后被官府捉拿归案，但未判死刑。据说是“当道有怜之之意，谓其虽无知，然似出于义愤，可原也。” 当时的民意也偏向柴，于是“温处道做了比较明智的处理”。 数年后柴岩荣因人干预得赦免，充任狱卒。

11月4日（光绪十年九月十八日），浙江巡抚刘秉璋向朝廷递送《奏报温郡焚毁外国教堂现已议结仍饬拿犯惩办摺》：

头品顶戴浙江巡抚刘秉璋跪奏，为温郡刁民藉词滋闹，焚毁外国教堂，现已议结，仍饬拿犯惩办，以照炯戒，恭摺仰祈圣鉴事。……英国领事庄延龄以寓居之教士洋人均获保护完善，因与地方官绅和衷商议，合计被焚教堂暨洋人寓居七处，赔洋二万五千圆；其洋关暨税司并帮办二人寓中所毁衣物等件，皆非办公之物，并由领事代估洋一万圆，合共鹰洋三万五千圆。再三商酌，减于可减，察看大局，似以速结为宜。官绅意见相同，绅民深知经费支绌，又以疏于觉察，勉力筹捐洋一万七千五百圆，以儆将来。该地方官疏于防范，咎亦难辞，拟由温处道温忠翰捐廉一千五百圆，署温州府知府胡元洁捐洋一千圆，永嘉县知县张宝琳捐洋三千圆，其余不敷之数禀请筹拨，抄录会议条款禀报前来。

1884年11月14日（光绪十年九月二十八日），军机大臣奉旨批复：

览奏已悉。办理尚为妥速，准照所请，于厘金项下动拨银两，作正开销。余依议。该衙门知道。钦此。

钦此! 这件轰动中外的教案终于用钱摆平了。

瓯海关税务司那威勇 在1892年8月31日递交的《瓯海关十年报告（1882-92）》也写到这件教案的前后经过，他在最后这样写道：政府已向受害者提供了赔偿，但在如何惩治罪犯及制治暴乱方面，没有任何作为。

后来有首童谣在温州城区流行：

        金锁匙巷一爿桥，一班细儿拿底摇。

        米筛巷，打声喊，番人馆，烧亡罢！

        蹩脚番人逃出先，跑到永嘉县叫皇天。

        永嘉县讲：老先生，你勿急，

        番钱送你两百七，讨只轮船回大英国。

        大英国，倒走转，温州造成番人馆。

文章选自《寻找苏慧廉》（沈迦著，三联书店2021-4）。

參閲：作者：沈迦，日光之下:蘇慧廉和他的時代: 蘇慧廉和他的時代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kAYtGDkMEwC&pg=PA172&lpg=PA172&dq=%E6%BA%AB%E5%B7%9E%E7%91%9E%E5%AE%89%E6%88%B4%E9%98%BF%E7%A2%8E+%E9%87%91%E5%AE%97%E8%B2%A1&source=bl&ots=R0H5fzFdTo&sig=ACfU3U306n8IQSW-roNnTCmgG_vVWHflwA&hl=zh-CN&sa=X&ved=2ahUKEwjQo9rW-eKAAxXYhIkEHa4yBXIQ6AF6BAgIEAM#v=onepage&q=%E6%BA%AB%E5%B7%9E%E7%91%9E%E5%AE%89%E6%88%B4%E9%98%BF%E7%A2%8E%20%E9%87%91%E5%AE%97%E8%B2%A1&f=false

沈迦：甲申教案的导火索

甲申教案的导火索

来源：南方都市报，2014年09月10日

发生在一百三十年前的“甲申教案”是温州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据时任浙江巡抚刘秉璋事后给朝廷的奏报：

“温郡办防以来，民间深恶洋人，尝有匿名揭贴，语多悖谬，即经出示晓谕，并令绅士剀切开导。不意八月十六夜间城西街耶稣教堂讲教之期，凡入教男妇纷往听讲，有民人经过门外停看即走。堂内洋人出捕，误拿一人拉至堂内关闭，外间居民见而诧异。旋闻被拿之人在内喊叫，忿忿不平，聚众愈多，即有打门入堂夺取被拿之人。仓猝之间，激成众怒，致将城西耶稣教堂及周宅巷、岑山寺巷、五马街、泉坊巷、花园巷各处教堂及洋人寓所同时焚毁。”（载《清末教案》第二册，中华书局1998版。）

该折明确认为教案的导火索是洋人先动手，“误拿一人拉至堂内关闭”，结果引爆民愤，惨案遂酿。

光绪十八年（1892）发布的英文版《瓯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也认为是传教士出门拿人：

“温州暴乱发生于1884年10月4日，约始于晚九时，持续至深夜。此事肇因几位好事者持续骚扰一位正在屋内礼拜的传教士，不断用大石块砸其门。骚扰愈演愈烈，传教士出门，将一位滋事者擒进屋内，意欲送官惩办。此为全面攻击之导火索，不论新教还是天主教会的教堂和寓所随后都陷入火海。”

胡珠生先生的《温州近代史》更直接将此传教士指向苏慧廉，认为是其“擅自逮捕民人以致引起公愤”。

笔者近年撰写《寻找·苏慧廉》时，以当时城西教堂应无别的洋人，也倾向认为此洋人“莫非就是苏慧廉”？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英国循道公会传教士，1882年抵华，在温州二十五年，建教堂、开学校、办医院，为温州近代文明的架构起到奠基的作用。

笔者近日在稀见的英国偕我公会会刊（T h e 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Magazine）1885年卷一月号（第75-76页）上发现一封苏慧廉“甲申教案”发生后四日（10月8日），尚困居江心屿英领事馆时，给英国父母的信。其中披露的诸多细节，也许对我们考察此教案有所助益。现试将该信译出。

（温州，中国，10月8日，1884年）

亲爱的爸爸妈妈：

今天要禀告的是则坏消息，并且事出意外。我想在此信到达之前，你们定已从报章获知我这里的麻烦，并且深为我担忧。我可以想见媒体记者的报道，正如今上午我对蔡文才（JosiahAlexander Jackson）先生所说：“如果家乡的第一则报道仅是温州大暴乱，所有涉外寓所被毁，领事安全，传教士情况不明。第二天

才说传教士安全。其间，整整有二十四小时，我们亲爱的家人将饱受煎熬。“事情常常这样！我可希望不是！

现我将实情告诉你，如果写得不够清楚，请不要诧异，因为我正非常忙碌：帮助领事处理文件、看望本地基督徒，等等。同时也正给阚斐迪（FrederickG alpin）牧师写封长信。给南奥威勒（译按：原文为Southw ram，应为Southow ram.苏慧廉妻子路熙之故乡，位于约克郡，隶属于哈利法克斯市）或阿德科克（J.Adcock）牧师的信倒不用现在写，因为轮船今上午才开走。

由上所述，你们也可知我现正在女王陛下的领事馆内，它坐落于瓯江一小岛上，此前我已对你们提及多次。我们这帮外侨都在这里了，除了曹雅直夫人（译按：原文为M r.Stott，疑是笔误，径改）、董增德（D .Y.Procacci）神父（罗马天主教神父）。曹雅直夫人上一班轮船去了上海，W hiller夫妇还未从芝罘返回。玛高温（D anielJerom e M acGowan）医生（海关医生）、曹雅直先生、蔡文才先生、纪默理（E.H .Grim ani）先生（海关税务司）、H anisch先生（海关供事），还有我。我们现一无所有，除了逃难时所穿的衣裳。

现在让我一一告诉你们所发生的一切：那是周六，灾难来临前一切静好，宛如暴风雨前的平静。日子如常：晨早，七时前，骑马绕城外的练兵校场晨练，既为马也为自己。其间没听到一句脏话。白天我比平日更忙碌，仅外出吃个午饭。我的讲道辞完成在即，所以上午需做些收尾的工作。这篇讲道落款10月5日。你也许会说，阿诺德（译按：应指 Thom as Arnold，英国十九世纪著名教育家、神学家，著有《罗马史》及一系列布道文章）博士的做法与我正相反，他从不预先准备讲章。他认为，在做预备到真正宣讲期间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说实话，这也是我上周的感受。这天是周六，我已接受邀请，中午一点与海关税务司（纪默理先生）共进午餐。蔡文才先生来叫我，我们一同前往，路上顺利，实际上路人还与我们相处甚欢。之后，独自归。约五时，在城墙外骑马沿网球场转悠，然后去看曹雅直先生。这期间一切正常并和谐。七点一刻在家喝茶，七点三刻与我年轻助手的兄弟（刚从乡村来城，看望患肺病的兄弟），还有其他几人有个面谈，正商议能为他做点什么。一位几月前经我施洗的好心并爱主的姊妹，还准备将他带到自己家里，尝试照顾他一月。此前我反对过几次，毕竟她丈夫是一个水手，不常在家。但在周六晚，我们做出了一个尽可能周全的安排，以免她那些异教徒的邻居闲言碎语。

约在八时半前后，我进教堂去主持周六晚的祷告。这不是个大型的集会，也就二十五人左右。我用一首他们都甚喜欢的赞美诗（第35首）《耶稣爱我我知道》开始，不过，仅须臾，就有人猛烈捶打教堂大门。因为类似情况此前发生过，所以我们起初不是很在意。但当敲门声一直持续并越来越激烈时，年迈的教堂看门人就从我身后的门出来，准备将骚扰者赶走。当他一出现，那些人就跑走了。看门人返回，不过，刚到原位，声音又响起。这一次他从边门出，两三位基督徒弟兄陪同，扰事者又跑了。当他第二次回来，那些人又故伎重演。这次，他把门闩取下了，想突然打开大门，看到底是谁在捣乱。之后有段时间安静，圣经售书员继续讲道。讲道结束（约八点四十分），我领唱的最后一首赞美诗也快要结束时，敲门声又很猛烈地响起。正那时，看门人及另两三位信徒突然把门打开了。这些人要逃走时，他们抓住了其中一位的辫子，并将其拉入屋内。教堂大门随后砰然关上，街面上则尖叫声四起，石块及其他杂物纷乱地砸在门上。敲打声、叫嚷声乱成一团，以致我几乎没听见老传道人如何结束礼拜，尽管他的声音也属大嗓门。我们迅速将擒获之人转移至走廊，并派遣我们中的两人持我名片去县衙门求救。那个被我们抓住的人倒一直在笑，好像这是场很好玩的游戏。从其衣着，我判断他是某店的一个伙计。不过当时是夜晚，他又赤膊，像另几位被我撇到一眼的人一样，我相信这是他们统一的行动。我必须告诉你们的是，两周前，曹雅直的一位仆人曾被三四个人以类似方式调戏，他们抓获了其中一位，据说已受严惩（官府说法），但奇怪的是，此人已被释放（准确时间不能确认），或周五晚，或周六，亦或周日———换言之，由这次我们受到的骚扰，我想他应是周六上午获释的。有人认为，他和其朋友决意报复，才做下此事。

当我们还只走到走廊，石头便如雨淋般由教堂墙外飞射而来，外面的尖叫声也如着了魔一般（中国式的）。我又派了两个人去衙门，送他们从前门出，穿过花园来到前门的大街上。外面的人群已会集如潮，离我们抓拿那人其实还不到十分钟。他们从房屋后面开始攻击，不到三分钟，厨房里的瓶瓶罐罐就化为灰烬。由于破坏行为着实恐怖，我决定放了刚才抓住的那人，其实他在里面也就待了十一二分钟，我希望由此息事宁人。

永远爱你的儿子

苏慧廉

此信未完，编者于文后注明“待续”，可我翻遍该年全卷，也未见下文。甚憾。

虽为残简，但已可明确，当时出门拿人的不是苏慧廉，而是看门人与几个中国教徒。晚清，民间也有将信洋教之国人统称为“番人”或“洋人”，此讹可能由此而来。更为有趣的是，苏慧廉在信中透露了另一条导火索———4日晚的“举事”是两周前一次不成功行动的报复。可惜，我手头的材料，包括曹雅直（G eorge Stott，第一位抵达温州的基督新教传教士）给内地会总部的书信、曹雅直夫人的回忆录，都未提及几人调戏其仆人并受官府严惩一事。也许在他们当时看来，这只是早已习惯的遭遇中很小的一桩。不过，风起青萍之末，谁又敢说，得克萨斯的龙卷风不是引自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的翅膀？

历史就是这样有趣，它没有结论，随着材料的进一步发掘、识见的不断开阔，还常读常新。这也是笔者撰写此文的原因，而不仅仅是为苏慧廉开脱。

轉引自：鳳凰網，https://news.ifeng.com/a/20140910/41922786_0.shtml

温州、乐清教会教牧人员16人被授予圣职

 

2023年7月19日，温州、乐清教会教牧人员按立典礼于柳市教堂举行，共16人被按立，柳市堂信徒以及各教会堂委人员和信徒代表参加了此次典礼。

柳市堂网站消息，此次按立小组人员为潘兴旺牧师、朱礼斌牧师、元春根牧师、陈金海牧师和郑利华长老，分别来自浙江省基督教两会、温州市基督教两会及乐清市基督教两会。

按立典礼由浙江省基督教两会主席潘兴旺牧师主礼。他通过《使徒行传》6章1-7节的经文分享了《侍奉的团队》，鼓励牧者在侍奉中倾听不同需求，装备各种美德，坚持专心服侍。

在被按立的16位教牧人员中，有4位来自柳市堂，分别是郑哪哒牧师、张鸽牧师、郑志燕牧师和叶丽琴牧师。

柳市堂有信徒2600多人，来自柳市镇30个行政村，有牧师、教师、长老等共6位，神学生及义工传道共18位，教会堂务委员会共25人。

爱国爱教、服务社会的温州基督教会柳市堂

中国民族报/2013 年/8 月/6 日/第 008 版

宗教周刊·专题

爱国爱教、服务社会的温州基督教会柳市

历经百年的柳市堂

 温州，沿海港口城市，位于我国东南部，瓯江下游南岸，为首批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海峡西岸经济区中心城市。

多年来，温州市一直是浙江省外省人口流入最多的城市。全市常住人口已接近 1000 万，其中外来人口已达 400 多万，并且随着围海造地的持续推进和城市的发展扩张，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仍在不断增多。

温州是中国数学家的摇篮、中国南戏的故乡、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先发地区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中国基督教信徒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温州基督教会柳市堂始建于清光绪年间。1882 年，英国循道公会（亦称偕我会）传教士苏慧廉来温州传教，在乐清柳市建立了教会。1886 年，教会出资 300 银元购得柳市“三一阁”2.347亩土地及栈房、花园，建成教堂。1894 年，柳市堂成为温州循道公会的联区之一，作为总堂负责牧养乐清西面的各个教会，有专职牧师住堂。

上世纪 50 年代，教会开始“自治、自养、自传”，积极参加三自爱国运动。1958 年，教堂停止活动，信徒分散到各家聚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柳市堂作为乐清首批开放的教堂之一，重新开放。教会先收回栈房使用，1991 年改建为聚会场所。1998 年，经乐清市人民政府批准，收回已改建为大会堂的原教堂。

经过百年风雨，温州基督教会柳市堂沐浴着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阳光雨露和省、市等各级党委、政府的关爱，不断发展壮大，目前信徒约 2600 多名。2002 年，决定选址柳市吕岙建造新堂。报批相关手续期间，得到丁光训主教的全力支持，还得到原国务院有关领导的关心。2008年 6 月 26 日隆重举行奠基典礼。经过 5 年筹建，斥资近 8000 万，建成占地面积 1.74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42 万平方米的新教堂。2013 年 2 月，新教堂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

温州基督教会与国际基督教界有着广泛的联系，柳市堂成为温州教会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

柳市堂本着独立自主自办、友好往来的原则，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工作，相继接待荷兰、美国、加拿大、印尼等国家以及台湾、香港等地区的兄弟教会前来访问、交流，增进了海外教会对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了解和认同，树立起了中国基督教会的良好形象。

在中国基督教信徒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温州，柳市堂无人不知。柳市堂能够有今天这样的地位与规模，与郑利华长老有着直接关系。

郑利华 1961 年 11 月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父亲为教会传道人。在家庭信仰氛围的熏陶下，郑利华从小便经常参与教会的各种活动。他 17 岁那年受洗，并在教会青年诗班服事。几年之后，

成为青年诗班的负责人。由于当时教会的青年事工是以诗班为主，因此郑利华自那时起便肩负着一份颇为沉重的使命。

改革开放后，经教会堂委协商之后，决定收复在“文革”时期被改建为大会堂的原教堂，并委以郑利华此重任。在当时的处境下，收复原教堂难度非常大，郑利华深感任务的难度，但因深爱教会，希望教会在政府的指导下健康发展，便毅然承担起这份对教会来说颇具历史意义的重任。

几年之后，历经曲折，原教堂终于被收回。

教产回收之后，为教会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但是随着信徒人数的持续增加，教会再次面临着场地不够用的局面。与此同时，由于年代久远，原教堂已十分陈旧，被有关部门鉴定为 D 级危房，并且教堂所在地的道路狭小，消防安全隐患极其严重。考虑到教会活动的安全，堂委会决定易地复建，再次委任郑利华担当建造新堂的主要负责人。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开工 5 年之后，一所颇具规模的雄伟教堂终于竣工。

回顾这些年的风风雨雨、酸甜苦辣，郑利华心中不仅有着诸多感慨，更是充满了对党和政府的无比感恩。新堂初建，万事待兴，郑利华自知任重而道远。

 ［各界寄语］

 莫幸福（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柳市堂的落成体现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市、乐清市和柳市镇积极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基督教会有了重大的发展，教徒有了较快的增长。政府为了满足教会教徒的需求，批准和兴建了柳市堂，这充分体现了政府保障宗教信仰的诚意。我希望柳市堂全体教友怀着感恩的心，高举爱国爱教的旗帜，弘扬基督爱心，服务人群、服务社会。只有把教会的命运跟社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我们的教会才会兴旺。希望柳市堂把服务社会、服务国家、服务人类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卓新平（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宗教学会会长）

基督教是一个讲和谐的宗教，是一个强调地上有平安的宗教，是强调一个大爱的宗教，应该把它的信仰的这种积极因素弘扬出来。同时，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面临一个中国化和与时俱进的挑战，我想，柳市堂在今后可以进行非常有成效的摸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发展，既是走向世界，同时也是深入中华文化、融合中华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实践。

 许朝英（香港宣道出版社社长）

基督教来到中国，今年是第 206 年。200 多年当中，经过很多的曲折。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基督教曾经将教育、医学、科学带到中国，其一些重要的理念，对现今社会带来很大的帮助，比如说真、善、美。

杨熙楠（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总监）

我代表香港道风山向温州基督教会柳市堂表示祝贺，祝贺你们建立一个这么大的教堂，同时它也带来一个很大的责任：怎样在柳市、以至于温州、以至于全中国来做更美好的见证，我想这也是大家应该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

 卢龙光（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院长）

我去年 3 月第一次来到温州基督教会柳市堂的时候，长老和很多同工告诉我说，我们这个礼拜堂将会是中国最大的礼拜堂。这是国家改革开放带来的成就，是政府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结果。我相信柳市堂不只是盖了一个目前中国最大的教堂，而且是为了让我们对社会作出最好的贡献。

 积极参与 情暖人心

温州基督教会柳市堂倡导“一个爱国爱教的基督徒应该是一个守法者，是一个好公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号召广大基督徒本着“奉献、感恩”的宗旨，积极开展社会服务，真诚关怀弱势群体，热心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爱国爱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多年来，柳市堂组织信众兄弟姊妹积极参与社会服务活动，为扶贫济困、抗震救灾、敬老扶幼等社会公益事业尽心尽力作贡献。

爱心之旅享受爱，传递爱

青田福利院是爱心之旅的一站。青田福利院服务对象为社会弱势群体——孤寡老人、弱智儿童、残疾人等等。今年 5 月，柳市堂义工们来到福利院教老人们唱歌、做手语，他们很开心也很认真。其中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每当唱起诗歌，总是拍着手，直夸义工的热心肠。义工们还帮助福利院工作人员一起装配零件，增加福利院的收入。他们的无私奉献只为帮助更多的人，享受爱也传递爱。

 百人义工团，主动作为不求回报

柳市堂有一个百人之众的义工牧养团队，他们以怜孤恤贫、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为己任。2000年初，柳市镇东仁宕村一名 50 岁的妇女身患绝症，由于丈夫早故、子女无力照顾，陷入了孤立无援之地。就在此时，柳市堂牧养组的义工向她伸出援助之手。每天都有义工去她家里，为她清扫房间、烧饭做菜、换药洗澡，不怕脏、不怕累，风雨无阻。义工们还经常送去衣物和营养品。村民目睹此景，都不由赞叹义工的无私奉献。

 上下齐心，为社会祈福

 2013 年 4 月，四川雅安市芦山县发生 7.0 级地震。消息传来，柳市堂堂委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周日礼拜时发动全体信徒为灾区祷告，并作专项奉献。此次活动共收到奉献款 6.2 万元。

多年来，柳市堂积极开展扶贫济困、抗震救灾、敬老扶幼等社会公益事业，为 2008 年汶川地震灾区、浙江圣爱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等也都作了捐献。

同工同心 服务社会

温州市基督教会柳市堂信徒在教堂负责人的引导下，坚持爱国爱教和“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独立自主地办好教会，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努力促进教会与信徒之间、教会与教会之间、教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和谐，团结动员广大信徒和非信教群众，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快速发展的温州经济添砖加瓦。

为了提高传道员、青年信徒的素质、神学、《圣经》学识，柳市堂开展了神学教育培训，并成立了青少年团契、青年团契、中年团契、老年团契，帮助信徒建立起纯正的信仰，塑造美好的

道德品格，提高《圣经》知识，增强抵御异端邪教的能力。

为了活跃信徒的文化艺术生活，柳市堂组织了老年、青年、少年诗班。2009 年，教会还组建了交响乐团，成员 60 余人，丰富了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

成立关爱组是柳市堂的一大特色，教会将柳市镇 30 余个行政村分为 12 个小区，每个小区由

堂委人员担任组长，并由四五位信徒代表为联络员。12 个小区关爱组依据党中央的有关政策法规和《圣经》的精神，深化牧养、关爱信徒。

 柳市堂多举措惠老人

何飘飘

温州基督教会柳市堂积极开展慈善养老项目，先后创办了浙江柳市堂敬老之家、拉法之家、浙江乐清市博爱敬老院等等，提供妥善的养老服务，将慈善和养老事业相结合，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积极贡献。

柳市堂敬老之家创建于 2009 年。当时，柳市堂考虑到许多老年信徒子女在外地或因工作忙无暇照顾，决定建一所敬老之家。在建造新堂资金困难的情况下，柳市堂毅然投资 30 多万元，创办了敬老之家，为空巢老人免费提供吃、住、护理等服务，每天安排集体的团契生活，有唱诗、学经、社会新闻交流等活动，努力为老人们营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

70 多岁的刘奶奶就是其中的一员，她向笔者述说了自己的独特经历——她是被邻居“拐”进来的。刘奶奶和邻居黄婆婆像姐妹一样，十分要好。由于黄婆婆的儿女没有时间照顾老人，所以就在几个月前把黄婆婆送到了教会创办的柳市堂敬老之家。由于思念姐妹，刘奶奶几次到敬老之家看望黄婆婆。当看到老人们在义工的带领下，聚在一起开心地聊天、唱诗时，刘奶奶不仅渐渐改变了对养老院的偏见，甚至还有些羡慕起她们来。于是，在她本人的要求下，柳市堂通过了她的申请，由其儿女将她送到敬老之家，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83 岁的沈阿婆说，她有 4 个儿女，个个都在外经商，经济状况很好。儿女对老人十分孝顺，只是由于忙于各自的工作，家里只剩沈阿婆和保姆，异常孤独。随着身体越来越差，出门已不方便，沈阿婆的情绪也越来越低落。2011 年，沈阿婆坐着轮椅被送到了柳市堂敬老之家。令她高兴的是，这里像家里一样舒适，房间里有热水洗澡、有电视。最让沈阿婆开心的是，敬老之家还安排有集体活动，能结交很多朋友，义工们也经常陪她说话。沈阿婆心情好了，身体自然也越来越好。

 “拉法之家”是柳市堂于 2011 年与兄弟教会合作、斥资百余万元建立的，也是柳市堂为解决社会养老问题所建的又一场所。“拉法之家”内设 30 余个床位，主要是让那些患慢性病或是长期服药的病弱老人能在此休养。家住后街村的郑奶奶今年 78 岁，儿子长期在外打工，只有她一个人守着老屋，无人照顾，是一位典型的留守老人。由于老人长期患有糖尿病，身体抵抗力弱，非常需要人来护理。拉法之家的义工们得到这一消息，立即来到郑奶奶的老屋，询问她是否愿意入住拉法之家。起初，郑奶奶对入住拉法之家有顾虑，义工们隔三差五就来到郑奶奶身边，帮助照料她。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义工们认真与热情的态度深深感动了郑奶奶，她终于答应来到拉法之家。说起这段往事，郑奶奶感动地流下了眼泪，不停地拍着旁边一位在场义工的手，表示感谢。

今年，柳市堂还计划投资 1500 万元，将原来的老教堂改建为一个非营利性的社会养老机构——乐清市博爱敬老院。其宗旨是：关爱老人，弘扬美德，奉献爱心，不图回报，全心全意为老年人服务。敬老院计划建成 5000 多平方米的 5 层综合楼，内设床位约 150 张。届时，将会有更多老人获得帮助。

此外，柳市堂还计划成立一个养老护理学院，培养一批专业护理人员，为老人们提供专业的护理服务。柳市堂将一如既往，按照《圣经》所教导的“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服务社会，荣神益人。

https://www.globethics.net/pdfs/CNKI/CCND/CMZB201308060080.pdf

温州首间西式诊所，看病、拿药全免费

温州首间西式诊所，看病、拿药全免费：救人灵魂归向基督，是最大的荣耀…

说起温州的宣教士，很多人或许首先想到的，是曹雅直。

作为温州宣教禾场的开拓者，这位“独脚番人”对着戴德生的那句：

“有两条腿的人不去，所以我必须去……”

至今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踏向陌生的禾场，一边脚踩荆棘，一边默默开垦和耕耘。

但今天要介绍的，是另一位对温州有着深远影响的宣教士——稻惟德 Dr. Douthwaite。

稻惟德 Dr. Douthwaite

1880年5月27日，140年前的今天，稻惟德抵达温州。

作为温州第一位西医师，和温州第一家的西医诊所的创建者，他在收治鸦片病人、推动眼视光事业等方面，都有着举足轻重的贡献。

在中国多年不惜辛劳，以一颗“医者仁心”尽心救治病人的他，甚至还被当时的清廷授予了“双龙”勋章，和一块写着“西国扁卢”的匾额！

01

谢菲尔德大学高材生

因为一本书来到中国

1848 年，稻惟德出生在英国谢菲尔德的一个普通家庭。

在他6岁那年，他先后经历了母亲和两个哥哥，因肺结核去世、父亲再娶等家庭变故。

种种不幸遭遇，让他的童年过得异常艰难，而他几乎是一边做着繁重的工作，一边利用闲暇时间完成了学业。

直到18 岁时，他遇到了药剂师塞缪尔，在他的启发下，稻惟德对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先是做他的学徒，后来又专门去谢菲尔德大学学医。

谢菲尔德大学

童年的不幸，没有摧毁他的意志，反而让他对穷困和病痛有了更感同身受的体会，愿意俯下身来，以一颗博爱之心去关切身边的弱小。

按照原先的规划，稻惟德或许会在本地当上一个衣食无忧的医生。

但在1873 年夏天，稻惟德偶尔翻到的一本书，则彻底改写了他一生的轨迹。

那本书，是由内地会早期成员宓道生所写，讲的是他在宣教过程中的见证和故事。

宓道生

受到这一遥远且陌生禾场的感召，当时都还未完成学业的稻惟德，就决心休学前往中国。

多年后，他回忆起了这在别人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之举背后的原委：

“自读书以来，考古稽今，详细追求与人之大有关系者，莫过于医药。

因此朝读夕思，专心致志，谒师访友，互相对证，数年之久，上奉天命，来至中国，习其语言，学其文字，读其书籍。”

1874年5月1日，稻惟德与宓道生夫妇一同抵达上海，稍作停留之后便前往了浙江。

当时稻惟德的目的地，并非是温州，而是先到了绍兴，着手学习中国的语言和习俗。

后排为稻惟德和妻子

不过在他仅适应了三周之后，一名患眼疾的病人上门求助，却突然打乱了他原先的计划，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知道只要一个小手术，就可以恢复他的视力。

尽管这时候的我，还没有打算开始我的救济工作，但是我还是接下了这个病人的请求……”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慕名前来的人也越来越多，但在那个形容西医是“挖肝剖腹”、“巫术”的年代，他们想在这里立足，却没那么简单。

有一次，稻惟德与宓道生以及中国助手，受邀前往一名病人的家中医治，不曾想却遭到了当地人的围追堵截，他们被关进屋子里，险些因当地人放的大火殒命。

好些危急之际，他们一行人在绍兴一位基督徒的帮助下逃了出来，并在在船上漂了四天四夜辗转来到宁波……

“这段经历，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人过于惨烈……” 稻惟德后来悻悻地说道。

02

在内地会的一次发言

促使曹雅直力邀他来温州

被这么一闹，绍兴的事工，可以说是彻底中断了。

戴德生便安排他先去杭州协助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在启程去杭州的途中，他意外听闻了浙江西南的另一个城市——衢州。

于是在经过考察之后，他决心前往衢州开拓禾场。

有了在绍兴的事工经验，稻惟德一到衢州就开始琢磨，怎么样才能缓和当地人的“反洋情绪”。

清末衢州

他思来想去还是要开诊所，于是他用60 英镑，在当地租了一个租期10年、且有 12 间屋子的房子。

“从附近村庄来了上百人，有时候甚至上千人，前来求医问药。通过这个方式，我们赢得了他们的好感和尊敬……”

除了自己出门不会再被人叫“洋鬼子”，反而被称为“外国老师”外，稻惟德还惊喜地发现有中国人愿意接受基督信仰了！

而稻惟德的夫人除了协助护理之外，也承担起了当地女子寄宿学校以及妇女开化的工作。

在衢州行医、宣教、开办教育的几年间，福音工作成效十分显著，仅受洗的就有50多人，等稻惟德离开衢州时，他建立的教会已有100多人……

1877年温州华盖山及东城墙

既然在衢州干的好好的，为什么之后他又去了温州呢？

这里边，就不得不再一次提起曹雅直。

温州属于典型的“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形，远离政治、经济中心，加上封闭险峻的地势，让它古时还有着“南蛮之地”一称。

那么，曹雅直什么时候，来的温州呢？

1867年——在温州正式开埠前的10年。

1877年温州南部城区

当时西方的商旅，极少来到这个交通不便的港口，封闭的地域、保守的民风，让曹雅直不得不承受着前所未有的敌意。

当这个黄髪碧眼、身穿西服的洋人，一瘸一拐地在街头走动时，总是会有人直接冲着他喊“洋鬼”、“独脚番人”，甚至还会有人欺负他行动不便，拿起石块朝他丢掷。

“如何缓和与当地人的关系？”

曹雅直碰到了和稻惟德一样的难题，且这一问题的出现，远比稻惟德还早得多……

曹雅直夫妇

与稻惟德一开始就办诊所不同的是，曹雅直当时想到的办法是办学。

他在花园巷寓所开设塾馆，招收穷人家的孩子，免费入学，免费提供膳食住宿，赠予书籍文具，还每月发给津贴10元大洋。

后来这些塾馆，发展成了“崇真小学”和“育德女子学校”，这也是温州最早的教会男女学校。

曹雅直夫妇早期办的塾馆

而稻惟德之所以，会来到温州开西医诊所，其中也离不开曹雅直的力邀。

1877 年的 8 月份，内地会在宁波举办了一次为期 7 天的大会，不同省份的数百位宣教士到会参加，彼此交流学习。

当时，稻惟德就曾作为代表，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而他的经验和方法也在会后，被刊登了出来。

一时间，医疗事工便也被许多宣教士纳入了计划之中，这其中，就包括曹雅直。

03

开温州西医之先河

被授予“西国扁卢”牌匾

曹雅直在1880年1月给“亚伦”的信中，就曾表明对稻惟德医生到来的期待。他说：

“我们盼望稻惟德夫妇能尽快来这里一趟，他们和我们是一个差会，来中国已经六、七年了，一直在中国从事医疗事工。

我相信，这一事工一定会很成功，愿神祝福他们。”

曹雅直的力邀，再加上考虑到稻惟德德身体原因，温州的天气会更温和，差会于是把他调往温州工作。

1880年5月27日，稻惟德夫妇平安抵达温州这一东南一隅。

1890年宣教士在温州

晚清时期的温州，可以说是鸦片重灾区！

据相关史料记载，1869年，温州的鸦片馆还屈指可数，但仅仅过了10年，这一数量竟剧增到了800-1000家！

稻惟德一到温州，就发现当地鸦片泛滥，吸食者众多这一现象：

“我被刚才看到的一个吸食鸦片的男人的脸震惊到了……我决定尽我所能，帮助这里的人戒掉烟瘾！”

清末鸦片馆

说干就干，稻惟德在曹雅直的帮助下，于当年6月6日开设门诊，并聘请本地的陈日铭先生作为助理。

在最开始的几个月，稻惟德只接诊眼疾病人。

但一方面最初愿意来的都是穷苦百姓，另一方面由于他医术高超，待人也热情和蔼，不避险巇，不管饥渴疲劳，都专心诊治，不久便名满瓯越。

早期温州护士

病人激增加上众人的强烈要求，稻惟德医生不得已撤掉了限制，内科、外科、骨科……只要上门求诊，他便不拒之门外。

同时，为了早日建好诊所和戒毒病房，即便身体有恙，他却仍四处奔走募集基金。

1880年11月，最终在繁华的五马街一带，毗连曹雅直所建立的花园巷教堂处，稻惟德医生开设了温州第一家西医诊所和戒毒病房。

清末温州花园巷教堂内景

关于当时诊所和戒毒病房的现状，苏虹在《旧温州轶事录》中曾有记载：

“当时温州民间吸毒之风甚烈，一些不自爱者，一旦上瘾，无力自拔。医院除收治病人外，也收戒烟市民。

看病、拿药一概免费，但有一条规定：

凡前来治病、戒烟者，在开诊前必须静听传教人员讲道。市民们均乐于接受。”

稻惟德写的《戒烟祷文》

当年，门诊设立仅6个月的时间，来就诊的患者就有2214人次；

仅11和12两个月，戒烟病房就收治61名瘾君子，其中58名治愈出院。

次年，戒毒病房又收治了213位瘾君子，其中209人戒除毒瘾。

温州花园巷教堂现状

曹雅直的夫人曹明道，就曾记载过乐清北白象，一位名叫厉厚明的银匠的戒烟过程，而他的转变也致使开拓了整个北白象镇的福音事工：

“来这里戒烟的人中有一个叫厉厚明的银匠。

因为吸大烟多年，性格已变得极其顽劣，连亲生母亲都不愿收留他……

有一天，在他上楼时，另一个在这里戒烟的人故意将一盆脏水泼到他身上……

而这次，他却平静地走下楼，等到那个人也走下楼梯，厉厚明紧盯着他的脸，说：

‘如果在一周前，你这样对我，我肯定会把你、你爸你妈、你祖宗八辈都骂个遍。

但现在，我听到了耶稣的大爱，祂甚至为像我们这样的罪人钉了十字架，我就不会再那样骂你了。’

终于有一天，他彻底战胜了曾经像锁链一样捆绑着他的毒瘾，可以出院了。

但他却请求我们，再让他在戒烟所待两个星期，好有时间学到更多的宝贵真理。”

清末温州西医诊所

1882年7月，在温州上层人士抗议、内地会资金出现短缺、稻惟德病情日渐加剧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这家西医诊所被迫关闭。

作为温州第一家西医诊所，尽管它的规模不大，存留的时间不长，却是开创了温州西医之先河，亦救治了病人4075人……

而若干年后，稻惟德、刘星垣师徒二人合作翻译出版的《眼科指蒙》，也成为了目前现存有温州人署名的第一部西医学著作。

在这本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以示其心愿：

“甚望举世君子，观书有感，求道无异于求医，知救魂尤美于救身……”

写给稻惟德医生的“西国扁卢”牌匾

离开温州后，稻惟德辗转山东烟台等地，以医者仁心救治了十几万中国百姓，广受社会各界的爱戴，并被授予“西国扁卢”的牌匾。

1899年10月，年仅51岁的稻惟德在医院工作时，不幸染上痢疾，不治离世，从此长眠于山东烟台。

在他离世前，稻惟德医生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若我的生命能化作千条生命的话，我愿把他们全摆上，投入荣耀的事奉里，以至赢得中国归向基督。

这是我感到无上的、至大的喜乐和最高的荣耀……”

來源： 温州首间西式诊所，看病、拿药全免费：救人灵魂归向基督，是最大的荣耀…，主编：黑门，编辑：砾子，2020年05月27日，https://posts.careerengine.us/p/5ece70797343862f2dcf1d2f

陳豐盛：自立运动的倡导者怎么成为背叛者？

蒋宝仁牧师全家福

陳豐盛

温州内地会在自立意识上的建立与实践，应该算是走在前头的。1905年冬，俞国桢牧师在上海建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消息很快传到全国各地。1907年，温州内地会华人牧师蒋宝仁与年轻骨干刘廷芳率先发起自立。他们在内地会总堂花园巷堂召开筹备大会，特请陈思如、梁景山两位执事为临时主席。会上，刘廷芳与王春亭分别登台辩论自立的趣旨，研究如何能够达到自立的目的，以及辨别其中的利害关系。

至1908年，温州内地会的自立筹备已初见成效。温州内地会建立自立萌芽捐，作为筹备自立的经费之用。由何漱芳拟刊捐献条款。后又召集各支会代表，在花园巷内召开大会，再次请陈思如、梁景山为主席，并由潘仲华、王春亭辩论自立的始末及必要，以达启迪信徒自立观念的目的，会中还特别选举了司库与职员。此次会议，刘廷芳因为已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遂没有参加。

但是，温州内地会的自立尚属筹备阶段。但到了1910年，平阳内地会教牧脱离内地会，率先建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这对于早已开始筹备的温州内地会信徒有落人后的感觉。温州仇静泉牧师写信到平阳，向他们索取鼓吹自立的文告。因此，温州内地会蒋宝仁牧师于1911年正月间邀请代表商议自立之事。蒋宝仁提到平阳自立会陈日铭特地从平阳来到温州，提出对温州母会的期待，称：“平阳子会业经自立。本城母会尚未臻此。而母会道德程度素称高尚。何以不能自立。非尔阻执其谁乎。”但蒋宝仁回答：“温州道德虽高。而财政不及平阳。故难能遽然自立。因是故。”在该次会议中，蒋宝仁牧师演说教会自立的重要性，文载：“蒋牧演说中国人之性质与佛相侔。因佛之心喜入而不喜出尔等之希望。外人帮助。类皆若此若一旦倡办自立捐输资费。各有惋惜之慨。予犹农夫之耕田也。设耕甲之田。向乙给工。惭愧几何。今牧养尔等之灵魂。反向西士给薪。耻何如之。教会自立。犹人之能自给自养。乃基督徒应尽之义务。今日自立。诚不可一日缓也。虽有自立萌芽捐之设。殊不足称谓完全之自立。今后宜戮力进行。须达完全自立之目的。” 

蒋牧的情词迫切、意诚情挚，听者均为之感动。于是，被请者会后又自行聚会，因考虑到蒋牧尚在内地会中履职，亲自出面难免招嫌，就由王育廷、林子香、柯成三、黄起文、詹庆元、潘仲华、陈时荣、叶宝成、邵桢坤、谢楚廷等出面。在蒋牧的鼓励之下，内地会会友自立的信心大增，都踊跃捐资以助教会自立，很快信徒捐资达三百元左右，另有陈时荣、柯成三，各自认垫开办费数十元。

然而，蒋宝仁牧师作为温州内地会自立运动的首倡者，在面对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温州分会的成立过程中却差不多被认为是一位自立运动的背叛者。这应该不是他不愿意自立，而是因为他的自立政策的差异。蒋宝仁所主张的自立并非激进地建立一个从内地会分离出来的自立会，而是在和谐的关系中，中西教牧、信徒合作，使教会渐渐走向自立。而激进分子却主张从母会分离出来。因此，当主张分离的激进分子派谢楚廷为代表，与蒋牧商议，要求清查教会需用簿记，以备预算并实行自立时，蒋牧坚称要想自立非要有五六千金不可。另外，当他们与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俞国桢牧师联系，要求出函至温处道，要该道出示立案，且请俞牧师莅温参加自立盛典时，蒋宝仁力欲阻止，并将情况向衡秉钧禀告。自立激进分子则认为蒋牧“忽惧西士之阻执并思权利之无着竟不赞其事且从中以才德未全时机未至为辞”。

坚持自立者并不理会蒋宝仁的阻挠，定于1912年12月5日在施水寮日新浴池楼上召开成立大会，选举梁树声（景山）为首任会长。而在此之前，蒋宝仁多次出面劝阻，据载：“三十号蒋牧传唤王活泉君。召集发起人与会长梁君。商议合办。是日各友齐赴花园巷。蒋牧示下条件七。王君奉众观览。众胥承认。惟展期开会一条。因已致函各会。有捐失信用之关系。碍难承认。讵伊有意破坏自立。即云此条不可。不能联络合办。于十二月一号。在母会任职之男女有名自立者。各接夏牧与师姆华翰。谓既已自立。毋庸再任其职。自能另选他人等语。众被拒绝之后。不得不力图自立会之扩充。于是新旧两会会友有时发言不谨。轻信浮说。积日相沿。竟成水乳难洽之态。夫自立教会。原为合一起见。殚精竭虑。欲求合一之举。”12月5日下午，温州内地会英籍传教士夏时若特开茶话会邀集柯成三等人，再三劝阻他们不要加入自立会。

蒋宝仁从大力倡导自立到反对自立，令当时积极从事自立事业的自立会领袖失望，他们写了一封严厉的信给蒋牧，题为〈又致内地会中牧蒋君书〉，内文为：“敬启者鄙等热诚热血组织自立之举曾荷各会赞成各界称许独阁下一人大不为然出而阻止底是具何心肝（中略）然鄙等乳臭未干程度尚穉阁下须时加振刷培养完全请速图自立以副吾主之圣训而彰民国之荧光鄙等殊深厚望焉肃此敬请道安。”

吴伯亨曾提到蒋宝仁的态度及对自立事业的影响：“夫蒋牧师宝仁者。蒋君德新之令尊也。提倡温州教会自立竭力鼓吹悉心劝导。筹月捐撰对联（其联有云。自治自由破除依赖性质。立人立己振作维新精神。又莫大爱。惟救世舍身。期我辈力传流血架。最可怜是依人成事。幸此间忻建独立旗。）于是乎。自立之声。颇有一日千里之势。第恐经济支拙。西牧见弃。权利方面。未免有所损失。故自立之说。秘而不宣。进行之势。反致一落千丈之慨。壬子岁。俞牧国桢。适道经温州。（主任瓯括赈灾事宜）旋集同志组织自立会。当成立之初。同志等抱合一之宗旨。愿与母会联络进行。嗣由蒋牧提出合一条件凡七。同志等均赞成。只展期开会一条。（因各地信已发出）未得承认。奈彼有意反对者。故多方暗中破坏。故合一之举等诸梦幻耳。于是乎。温州自立会遂有不得不谋分设之势。”

由于蒋宝仁本身在温州内地会中的巨大影响力，原来欲跟随他一起实行教会自立的内地会传道人，包括仇锦耀、王春亭等，均受其影响，没有离开内地会。而直接从温州内地会分出来的，则以执事梁景山为首，其同工者有谢雨仁、陈时俊、王活泉、陈时荣、黄志振等十人。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编，《圣报》第4年第6期，上海：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总会，1914年6月，第9-10页。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编，《圣报》第4年第6期，第9-10页。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编，《圣报》第4年第6期，第9-10页。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编，《圣报》第4年第6期，第9-10页。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编，《圣报》第3年第2期， 1913年2月，第6-7页。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编，《圣报》第3年第2期，第6-7页。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编，《圣报》第4年第6期，第9-10页。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编，《圣报》第3年第3期，1913年3月，第6-7页。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编，《圣报》第6年第10、11期，1916年10、11月，第7-8页。

Review: Centenary of Death of British Missionary Preaching in Wenzhou for 30 Years

Miss Alice Whitford (1867-1921) and her husband Mr. Hunt Edward (1861-1922)

December 26, 2021, one day after Christmas Day, was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Miss Alice Whitford (1867-1921), a British missionary who had served in Wenzhou, Zhejiang, for more than 30 years.

After arriving in Shanghai on January 13, 1890, the 23-year-old Alice was sent to a mission station in Wenzhou to replace Grace Ciggie Stott (the wife of Gorge Stott, the first missionary in Wenzhou) to be in charge of a girls’ school operated by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CIM) in the city. In this way, she became one of the pioneers of women’s education in Wenzhou in modern times.    

After they got married in Shanghai on October 3, 1894, Alice and her husband Mr. Edward Hunt (1861-1922) went to Anqing in Anhui to preach the gospel. In May 1896, the couple returned to Britain for consultations. One and a half years later, they came back to China and were sent to Wenzhou again. Then, they served in the city known as China’s Jerusalem until they returned to their heavenly home.

As the initiator of the Sunday School of CIM in Wenzhou, she served as a supervisor at the girls’ school. She encouraged women to abandon the habit of foot-binding and to participate in the Natural Feet Society in Wenzhou. She established women's bible study classes in Wenzhou, Rui'an, and Pingyang to train female pastors.

She knew that she needed God’s grace and power to help Chinese women get rid of such long-standing corrupt custom, just like quitting opium. Alice said at an anti-foot-binding gathering that a female believer from Pingyang, Zhejiang, was moved by the Holy Spirit and made a prayer with tears, which helped her and other women in the gathering decide to break the bad habit.

The couple often preached in Wenzhou, appealing to the people to abstain from opium and accept the gospel. Besides raising funds to build churches, they opened Bible schools in many districts to train local pastors.

For thirty years, Alice engaged in managing the girls’ school, hosting Sunday worship services, opening literacy classes, and leading bible schools. Unexpectedly, due to long-term service and overwork, she became seriously ill. Several months after the surgery, she suffered a relapse, diagnosed with terminal cancer when she was sent to Shanghai for treatment. Finally, on December 26, 1921, she rested in the arms of the Lord at the age of 54.

After her death, Edward was deeply saddened. Just over a month later, he died of a heart attack at the age of 61.

- Translated by Abigail Wu

來源：http://m.chinachristiandaily.com/news/china/2022-01-04/review--centenary-of-death-of-british-missionary-preaching-in-wenzhou-for-30-years_11016

何正中：从学徒到资本家──怀念二叔父何其善

何正中

爷爷希望他第二个儿子有一颗善良的心，就给二叔起名叫何其善。二叔生于1915年，因为家贫，只读了五年私塾，14岁就到温州一家照相馆当学徒。那家店主人十分刻薄，每次要开饭时，就差二叔做跑腿，出去为他买些熟食回来。所以，每次开饭，二叔就得空着肚子往外拼命跑，心里总希望能尽快赶回店里吃上几口饭。可是每次他飞奔回到店里时，桌子上的小菜都快吃光了，二叔只能吃一些剩菜冷饭，挨饿倒成了二叔的家常便饭。后来二叔出外创业，做了老板。因为以前吃过苦，就特别怜悯穷人，爱护他的学徒和伙计。见人生活有困难便解囊相助，甚至对陌生人也慷慨乐助。

抗日战争胜利后，二叔去台湾做生意，看见有一批军用胶卷拍卖，意识到这是一宗能赚钱的生意。但是他资本不足，尚欠200元。于是厚着脸皮，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我父亲，即他的大哥，开口借200元钱。这数目对父亲来说不多，相当于他当时两天的工资而已；可是，二叔虽然再三保证半个月内必全数归还，父亲仍断然拒绝，一毛不拔。二叔只好另想他法，最后还是筹足了资本，冒着性命危险往来台湾和内地多次（当时常有船只在台湾海峡触礁翻沉），赚了百倍以上的利润。

二叔经济改善以后，立刻把爷爷奶奶、四姑母和小姑母接到温州市中心居住。他也很疼我，当年我年纪很小，二叔就夸我是兄弟三人中长得最帅、最聪明、头脑最灵活的一个，说要认我作他的儿子。我听后便喊：“小爸爸！”他很高兴，马上抱起我亲吻。可惜父母没有把我给他，他也没有接我到他家住，不​​然随他迁到香港，我的整个人生便要改写了。不过，谁知道明天的事呢？“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耶利米书十23），这是圣经上的话。有些事我们以为好，结果不一定好；有些事我们以为不幸，结果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所以，还是“凡事谢恩”，靠上帝知足。

二叔小爸爸脑子活络，做生意很有眼光。1950年他又遇到一个机会，赚了大钱，他又把爷爷奶奶和他的小妹接去香港。祖父母晚年丰厚的生活全由他一人负担。“孝敬父母”是上帝给的诫命，二叔小时去教会，耳濡目染，在孝悌方面，堪做多人的榜样。

二叔虽然性情良善，他的一生还是走过不少坑坑洼洼，行过死荫的幽谷。第一次是解放初期针对资本家的三反五反运动。可怜二叔年少时尝尽贫困和被剥削的滋味，经过多年的挣扎和努力后，终于爬上了所谓“资本家”的地位，却碰上三反五反，还被诬蔑因剥削工人而得到财富，限令他把财产全数归还国家。经过无数次的政治思想学习、教训和批判，二叔终于明白，再没有路可走了，于是便痛下决心，交出多年辛苦赚来的钱财，只留下一些打通关系，拿到了去香港的签证；然后双手空空带着妻女离开上海，在香港赤手空拳再打天下。

小爸爸为人诚实，看重信用。他告诉我，那时香港的经济还没开发，政治局势动荡，人心惶惶，很多工厂关门，同行之中只有他的厂能站稳。因为他只要签了合同，就不管上家有无按时发原材料，他都按时汇款；他也不管下家有没有按时给他汇款，也按时发货。正因如此，上、下两家都确认他有信用，就优先供应他材料和销售他的产品。他的工厂规模发展快速，赚到的钱也越来越多。

家父是长兄，可和小爸爸的性情完全相反。家父小时最受爷爷奶奶宠爱，可他发达以后，却不顾父母，不理年迈体弱的爷爷奶奶，更别说扶助弟弟和妹妹了。小爸爸不同，他乐善好施，亲友中受他资助过的至少有四、五十人，连我也在内。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小爸爸不记前嫌，相反以德报怨，从香港寄来大批食物，又多次汇款接济家父和我们这个大家庭。要知道，那时我们连米糠都抢购不到。那段年月，家母米饭不沾，省下口粮给正在发育期的儿女吃。结果我深爱的母亲得了严重的“浮肿病”，十来天都拉不出一次大便。可怜的妈妈呀，愿您的灵魂在天堂里安息！

后来我成了家，小爸爸先后数十次寄港币给我，还有空心面条、小盘面，以及大包滋味好极了的香港高级肉松。今我已满70岁，先后尝过十多次国产肉松，相比之下，还是小爸爸寄来的肉松滋味最佳。除了资助亲友，小爸爸还捐钱给我曾就读过几学期的浙江省青田华侨中学，帮助我以插班生的方式进该校读高中。

小爸爸事业成功，遗憾的是他离家出外闯荡后，就不去教会了，“忙”得没时间敬拜上帝和学习真理。他没有否认主耶稣基督，但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做生意上。成家时，他所娶的也不是基督徒。当时，二叔已是大资本家，他和二婶在上海的婚礼好不风光热闹。可是时移世易，那些表面上的虚荣浮华经不起风吹雨打。当他们家离开上海时，已被打回原形，变得一穷二白。加上在香港人地生疏，经济拮据，他们一家五口挤在十多平方米的房子过活。二婶无法忍受贫穷，夫妻经常吵闹打架。正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就在二叔经济最困窘的时候，两人婚姻破裂。可是万万没有料到，就在离婚后半年，二叔的生意又做起来了，经济条件获得改善，他又成了资本家，直到退休。二叔没有再婚，他的三个女儿后来嫁到世界各地，所以二叔退休后，从香港迁往深圳居住时孑然一身，形单影只，由一位保姆照顾日常生活。

我当时任职单位领导的助理，管办公室和接听电话、接待来客之类轻松小事。每次领导外出，我独自留守时，常打电话问候小爸爸，内容不拘，如：“小爸爸，您这两天身体好吗？睡眠如何？多到室外晒晒太阳吧！”“小爸爸，您年龄大了，要多多保重，每日要快走30分钟。老年人越走越活络，越不走越走不动……。”

有时又问：“三叔有来信吗？”小爸爸说：“我与你三叔从不写信，有事打电话。可是你三叔每次都是正话只讲七、八句，将来灵魂得救的话，却讲个不停。我对他说：『灵魂得救是将来的事，将来的事将来再讲对不对？』中儿，你说是吗？”我回答：“小爸爸，世界上的事您已做完，该考虑灵魂得救、进天国的大事了！爷爷是牧师，很爱主耶稣，您今后的灵魂也一定要到爷爷奶奶那里去才好！您每日读经多少时间？我每天祷告起码十多次，您有几次？”

小爸爸回答：“圣经每日看半个钟头左右，但我小学没毕业，老看不懂。祷告每夜临睡前做一次，心里觉得会平安一些。”

我对他说：“小爸爸，圣经您每日起码读一个钟点。先从新约四福音书看起，容易看懂。祷告起码要做五次：起床时、睡前，早、中、晚三餐饭前都要做祷告。”

他回答说：“你三叔也这么讲。他过去曾做过我生意上的助手，为人绝对可靠。我给他双倍工资哩！他依然对生意不感兴趣，做了一段时间就不做了。那么我现在听你俩的话，下礼拜一开始吧！”

我说：“小爸爸，现在就开始，马上做祷告。小爸爸，物质上您待我最好；灵命上三叔对我帮助最大。至于我的父亲，他给我带来的只有痛苦，没有欢乐。他不配做我的父亲。我15岁就替父赎罪，因他吃苦头；升高中时，本已被录取，红榜有名，但因他的缘故被划去姓名，还被送去宁波『西郊钢铁厂』改造思想，每天从早到晚要挑200多斤担子。与我同组的一个男孩更可怜，他爸妈被打成右派份子后，竟然抛下几个年幼的子女，双双投江自杀，真是可怜之极！”

小爸爸答：“当初我也怕你父亲自杀。他本人固然有错，但子女是无罪的。”

我说：“小爸爸，您对我的恩情​​真是山高海深！”

小爸爸说：“当初我们两人要是办了正式父子手续，那有多好呀！今后你也不要说你父亲的不是。原谅他吧！”

唉！我何尝不也是罪人？何尝不需要上帝的赦免呢？回想我那时盗用公家上班时间和滥用公家的电话费打电话给二叔，我的罪也不小啊！求主赦免我揩公家油这个罪孽！

1994年小爸爸第一次中风，1999年再次中风，加上近20年的糖尿病，身体越发衰弱。幸而他有很多朋友鼎力相助，特别是叶瑞式医师，六年来多次无偿从香港来深圳，做小爸爸的保健医师，为他看病、买药，用轮椅推他到公园晒太阳，又为小爸爸修理空调、轮椅。还有娄文娟女士多年来像亲姊妹一样，无微不至地关心小爸爸的日常生活。家里不管什么大小事情，小爸爸只要一通电话，她就在百忙中从香港抽空赶来。尤其小爸爸在深圳患病住院期间，她每天从香港过关到深圳陪伴。古语说：“远亲不如近邻”，她对小爸爸的关心和帮助深感人心。但愿上帝报答保佑她全家大小各人。此外还有多位亲戚好友，都随时加以援手，使小爸爸的精神得到安慰。

由于一再中风，小爸爸离世前几年一直瘫痪卧床。上海的四姑母是虔诚基督徒，一直关心小爸爸灵魂得救的大事，多次邀请他来沪居住。1999年11月初，小爸爸终于在四姑母的陪同下，回到上海这个在三反五反中使他受尽折磨和伤心的地方，住进四姑母的家，一幢三层洋房。这原是小爸爸早年购入自住的，后来赠送给四姑母。想不到绕了一圈，又回到原地。我和母亲等立即赶到上海看望二叔。我俯下身来，在他耳边讲了许多感激的话，却又忍不住提起父亲的不是。小爸爸说：“饶恕他的过犯吧！中儿，以后你再也不要说他的错了。我们要以德报怨！”小爸爸真是善良，人如其名，叫我自惭形秽！

小爸爸回上海后，每日都有很多亲友来访，在床前嘘寒问暖，给他讲解圣经，诵读福音书，讲见证，陪同他祷告，他自己也祷告。这时的他，好像枯木逢春，灵命发新芽生长。可惜他地上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在上海只住了23天。11月26日凌晨，有八位亲人围绕在他身旁唱诗祷告，送他归回天家，与主同在。

原載《中信》月刊第629期（中國信徒佈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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