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家族的域外留影
为撰写传教士、汉学家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的传记，其女谢福芸（Dorothea Hosie，1885-1959）的著述也都搜来翻读一过。1885年出生在中国，并在浙江温州度过童年的谢福芸是位作家，写过多本与中国有关的书。
1924年出版于伦敦的《名门》（Two Gentlemen of China）是谢福芸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该书记述的是她眼中的Kung、Lo等中国大家族的故事，Kung家在书中占有更多的篇幅。辛亥前后，谢福芸在天津时就住在他家，她的中文名字就是这位有着“中国不常见的鹰钩鼻，整张脸因为短短的银色胡须而显得更加生动”的Kung大人给取的。据谢福芸记载，当时五十多岁的Kung大人，官服上绣着一支鹤。他的父亲是个翰林，还做过皇帝的老师。Kung大人自己在十八岁时也成为翰林，不过他一直陪伴父亲，直至其父过世。后经慈禧恩准，成了山西省的Provincal Judge。也就是那时，Kung家与时任山西大学堂西斋总教习的苏慧廉相识。
大人姓“Kung”，译成汉语，是“孔”，还是“康”？我遍查清朝职官年表，在苏慧廉居晋时的山西，都未有这两姓的高官存在。其实在《名门》的前言，谢福芸已明确说明，书中人物都是化名，“这是Li Chen的意见，并且这些名字还是他亲自所拟。” 书中的Li Chen是Kung大人的公子，因为与谢福芸年龄相仿，两人成为很好的朋友。
我对谢福芸的个人经历有些了解，因此确信她笔下的人物及故事都有真实的背景，只是多以化名出现。就像你受邀参加一场化妆舞会，原本认识的人今天有意戴起了面具。于是，探寻他们真实面目的意愿，在我变得更为强烈了。
苏慧廉的回忆录A
Mission in China对山西的生活几无记录。其妻苏路熙（Lucy Farrar
Soothill，1856-1931）在《中国纪行》 （A
Passport to China）中倒有一章专述太原生活，这章分两节，前一节写时任山西巡抚丁宝铨，后一节写太原府的两个名门望族：汉族的Kung家与满族的Lo家。路熙说： “我们刚来，他们就诚恳而友善地接待我们。我们从认识到相知，长期的分别和欢乐的重逢证实了友谊的真实。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英国，无论是孩子们，还是长者之间，友谊不断地发展。”Li
Chen这个名字，在路熙的回忆录中也闪现过一次——“宰相翁同龢被罢免，他是我们的朋友Li
Chen的叔叔。爱女还写了本关于他的书。” 这句话宛如人潮中的惊鸿一瞥，让我将Kung与“翁”联在了一起。
翁同龢是晚清重臣，常熟翁氏更以“状元门第、帝师世家”而著称。翁氏家族正式发迹于翁心存。翁心存历官工部尚书、户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同治年间入值弘德殿，授读同治皇帝。翁心存有三子，即翁同书、翁同爵与翁同龢。
翁同龢自咸丰六年（1856）状元及第一举成名起，直至1898年回籍，四十二年都在京师任要职，历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是同治、光绪两朝帝师，并两次入值军机大臣。清代汉族大臣得入军机者仅有三人。翁家在翁同龢的时代，走上最顶峰。
戊戌事变后，翁同龢被撵出京城，罢官归里。翁家仕途由盛转衰。翁同龢子侄辈中，虽有翁曾源中状元，但终因翁曾源多病，英年早逝，没能为翁家带来新一轮的复兴。
后来提振翁家仕气，被称为“翁家在清朝政坛上的绝响”的是这位早逝状元的儿子翁斌孙。翁斌孙（1860-1922），字弢夫，号笏斋，光绪三年（1877）年仅十七岁便高中进士，供职翰林院庶常馆，选为庶吉士。1880年散馆，授为检讨。后历任功臣馆、国史馆、方略馆、会典馆的协修、纂修、总纂。苏慧廉在晋前后几年，他在太原与天津为官。1906年任山西大同府知府，1910年授山西劝业道，1911年补授直隶提法使。
谢福芸书中的Kung大人，也许就是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
翁斌孙有三子五女，幼子翁之憙（1896-1972），字克斋，毕业于天津英国教会开办的新学书院，通中西文，尤精绘事。谢福芸在书中，说她这个好友擅丹青，英文很好，曾作为中国一代表团的翻译来过英国。莫非Li
Chen就是翁之憙？
在谢福芸的另一本关于中国的著述
《中国女士》（Portrait of a Chinese Lady and Certain of Her Contemporaries）中，有一张五个孩子的插图，下面一行小字说明此照经Li Chen授权。我结合书中内容，可知照片中的孩子是Li
Chen的子女。我想，如果能证实这五个孩子是翁家后人，那便可确认“Kung”家就是常熟翁家。
谢福芸书中的五少年合影，约摄于1926年前后。
寻找翁氏后人
我决定寻找翁氏后人。
翁开庆，翁之憙长子，1915年出生，年近期颐。曾是工程师，现居天津。
翁兴庆，又名翁万戈，翁之憙三子，后过继给翁之廉，承继翁同龢一支。现居美国，曾任美国华美协进社社长，同时在古书画收藏界享有大名。
翁永庆，翁之憙五子，曾任朱德的保健医生，现居北京。
但我又如何能与这些岁至耄耋的名门之后取得联系？我托人四处打听，直至2009年1月25日收到老友丁小明博士的邮件：
沈兄如晤：
…………
兄所询翁万戈先生联系方式一事，弟回家前已托过常熟的曹培根先生代询，曹通过翁同龢纪念馆的王馆长问到与美国翁氏的联系方式，他们没有直接与翁万戈联系过，正常都是与翁万戈的儿子翁以钧联系。曹告诉我，翁以钧的电邮是weng-yijun@163.com（翁与以之间有一小横线，但不知是下横线还是中横线，兄可两个都试发一下），兄可直接与这个电邮先联系一下，如不顺利，再通过其他渠道帮兄联系。
看看电脑时间，已是牛年，祝兄新年写作顺利，事业更进。
弟：小明
1月25日正是鼠年除夕，我在温哥华。新年初一晚上，我便给翁以钧先生发去了邮件，并附上《中国女士》书中五个孩子的合影。丁小明叫我两个邮箱都试试，于是便将发给“中划线”的邮件抄送给“下划线”。电脑屏幕上小横杠一上一下，像我当时不确定的心情。
1月29日，正月初四。一早打开邮箱，惊见翁以钧的回复：“接到您1月26日E-mail，十分惊喜！我已将来函转致各知情人。您的判断与推测基本正确，唯照片不是翁家的家人。”他同时还告诉我，他不是翁万戈的儿子，而是他的侄子。现居天津。
如果照片中人不是翁家人，那么我的推测将立于何处？
正在困惑时，当天上午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署名“Ssu
Weng”的邮件。她告诉我，已从天津堂兄翁以钧处转获我的邮件及照片。她是翁万戈先生的女儿翁以思，下月四日将去东部看望父亲，请他再辨认照片中人。她说听她父亲说起过，家中长辈在晚清时与外国传教士有过交往，她父亲还在一篇文章中提起过此事。
2月5日，收到翁以思女士发来的邮件：
经家父辨认，照片中人就是他及他的兄弟。第二排右边是老大翁开庆（即翁以钧的父亲），左边是老二翁传庆，第一排右边是老四翁崇庆（早夭），左边是老五翁永庆。站在最高位的便是他自己。
翁以思说，她父亲看到这张老照片很高兴，他知道谢福芸，也有《中国女士》一书，但纳闷的是为什么他的书中没有这张照片？
一周后，我与翁万戈先生直接通了电话。翁万戈生于1918年，已年逾九旬。但听他洪亮的声音和清晰的回忆，让人觉得话筒那一头仅是个六十余岁的人。
翁先生告诉我，这张合影应摄于1926年之前，“因为我六妹是1926年出生的，这张照片里还没有她。照片是照相馆里拍的，我记得四岁时就去照相馆里拍照。”他还说，现居台北的六妹见过谢福芸。“我问过六妹，不过，那时她也小，只知道见过，没有其他的印象。”
翁万戈的回忆
其实在2009年5月，翁先生为即将在北京举行的“传承与守望——翁同龢家藏书画珍品展”所写的一篇文章里，曾说到传教士对其祖父及其家族的影响。在这篇题为〈翁氏六代珍藏及其文化意义〉的长文里，他认为，这批家族收藏能经六代至今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家教’。从个人经验说起：生祖斌孙公，既守旧，但也维新。他坚持我们兄弟三人入私塾（当时四弟在怀抱中，其余两弟一妹未生），一如准备科举考试。我四岁开始背诵《诗经》，接着是四书、部分的《书经》、《礼记》、《左传》、《史记》、《汉书》、唐、宋诗文等；同时用方格练字，作文。我十二岁时，之憙公才送我们入中学，受现代教育。但祖父很开通：他在山西时，与当地的英国教士交友，收教士的女儿为义女，她同我三姑母及之憙公很熟。因此之憙公在求得结实的国学根底后，入了英国教会办的天津新学书院，结果也精通英文及理解西方文化。我们兄弟三人的启蒙英文，是由他亲授的。他的书法及山水画，有相当的程度；见我们爱好美术，就不断地指点及鼓励，允许用他的现代精印书画册作模仿，及在他上班时占有他的书法画室。我们的母亲胡樨龄也会画，她是晚清执行新政、练兵、督修铁路、主张变法自强的大臣胡燏棻的女儿：她主持家政时，既慈且严。天津发大水时，指挥家人及亲自抢救古籍文物。至于文恭公这支的守护工作，要仗着常熟的母亲强夫人：从维修綵衣堂、祖墓、丙舍到保管的天津租房里的藏品，都认做一生最重要的职责，移交到我这个后嗣手中为止”。
这里提到的英国教士就是苏慧廉。被翁斌孙收为义女的教士女儿就是谢福芸，翁家人至今仍称她“苏小姐”。
经过翁开庆、翁永庆、翁万戈及翁以钧等人的回忆，苏家与翁家的交往情况逐渐清晰起来。
1906年翁斌孙就任山西大同府知府。翌年，苏慧廉带着全家也来到山西。可能是工作的关系，两人相识，并从此成为知交。翁斌孙比苏慧廉仅长一岁。
翁斌孙。（翁万戈提供）
苏慧廉在晋的时间虽不长，但他给翁家很大的影响。2009年夏，我与翁万戈先生在上海聊天时，他甚至说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影响”。翁万戈先生说，翁斌孙十七岁便中进士，是个传统的士大夫，后来进民国，也算逊清的遗老，但他在那时能送儿子去教会学校，这明显就是受苏教士的影响。据说民国时，瑞典人在天津创办瑞华大学堂，还曾力邀翁斌孙出任汉文总教习，并担任一二门课。翁斌孙“漫应之，未敢遽诺也”。
翁斌孙夹在新时代与旧时代之间，也夹在新学与旧学之间。虽为夹缝中人，但他是开明的。据谢福芸记载，辛亥后，与翁斌孙私交甚好的袁世凯欲任命他为山西都督。作为前清旧宦，是否出任民国职务，他与谢福芸有过开诚布公的讨论。
翁万戈四岁时，祖父就过世了。因此他的记忆里，仅有翁斌孙很少的但甚威严的印象。翁斌孙于1922年去世，当时谢福芸已返回英国。她惊闻噩耗，便给翁斌孙的子女各送了一本《圣经》。
翁斌孙的子女与谢福芸都很熟。书中那个叫Li
Chen的年轻人，就是翁之憙，翁万戈的生父。 名为Li Hsien的老三，真名叫翁之廉，是翁万戈的嗣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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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赴欧洲考察前的翁之憙。（翁万戈提供）
翁以钧后来还在家中旧物中找出翁之憙日记。据《翁之憙日记》，他第一次看见苏慧廉是在1911年的3月11日：“苏慧廉至，父命余出见，稍谈数语即出。”一个多月后的4月24日，下午三点钟，谢福芸及卫乃雅太太并携其二岁幼孩来访。仅稍谈片刻，苏慧廉“带照相器来，云欲为吾家诸人摄影，于是至庭，在树下各式，共照五片”。
翁家与苏家后来成为世交。因苏慧廉等人的影响，翁之憙也是在教会学校上的学，并因此精通英语。1925年他曾随徐树铮赴欧洲考察，英国是其中的一站。在伦敦，谢福芸陪他走了很多地方。其间，他也两次赴牛津，拜访苏慧廉夫妇。1926年，苏慧廉作为中英庚款代表团成员，携妻女回访中国。他们经过天津时还前往翁府做客，当时翁斌孙已去世。
花儿
谢福芸的笔下还出现一个叫Wan
Lan的女人，说她的小名叫“花儿（Flower）”，是Kung大人的爱女，当时二十岁，与谢福芸年龄相仿。谢福芸住在翁府时，两人同宿一床，交情甚笃，并结为金兰之好。
第一次与翁万戈先生通电话时，我便向他了解“花儿”的真名。翁先生告诉我，她叫翁之菊，是他的三姑妈。“菊花，菊花，所以叫花儿吧。”
我说，谢福芸的小说里，说她后来嫁给一个富贵人家，府邸很大。
翁先生问我：“你知道山西渠家吗？翁之菊就嫁给渠家。我三姑父叫渠晋鉎，渠本翘是他父亲。鉎是铁锈的意思。他号铁衣，表谦虚。三姑父与我们往来密切。家里很有钱，网球场什么的都有，不过后来也败落了。”
渠氏家族是明清以来闻名全国的晋中巨商，祖籍山西祁县。今日祁县还有渠家大院，是旅游的热门景点。据说渠家鼎盛时，光祁县城内就有十几座大院，千余间房屋，占地三万多平方米，人称“渠半城”。
我向翁万戈了解更多关于花儿的故事时，他告诉我，三姑妈有个儿子，也就是他表弟，在大陆，是个作家，写过关于渠家的书。可能那里会提到他母亲。
我当即在电话里就问：“这个作家，是不是叫渠川？”
我知道渠川，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便撰写了以山西票号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金魔》，这部小说，就是后来风靡全国，并获“飞天奖”一等奖的电视剧《昌晋源票号》的脚本。媒体称，是渠川开辟了晋商题材创作之先河。
“他给我寄过书，很多年前了，名字一时记不起来了。”
翁万戈先生在电话的那一头，不敢肯定。但我心里几乎已笃定，这个写渠家故事的人就是渠川。
放下翁万戈的电话，我即给远在家乡温州的父亲发邮件。我知道家父与渠川是好友。网络时代，温哥华与温州只有时差，没有距离。不一会儿，即收父亲回复：“我跟渠先生通了电话，一切属实。翁万戈是他的表哥。待你回来去采访他吧。”
听渠川说往事
2009年3月，从遥远的温哥华回到老家温州。初春的家乡，多雨，潮湿。
3月7日下午，和父亲一道去拜访渠川先生。我有十来年未见他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还在《温州日报》做副刊编辑时，渠先生是温州市作家协会主席。因工作的关系，我们常有联系。
按响门铃，门尚未打开，便听见他熟悉并响亮的声音。他是北方人，热情与爽朗夺门而出。
“烫烫暖，烫烫暖。”
师母端茶过来时渠川先生故意用温州话对我们说。他在温州已近三十年，但温州话仍处于不会说的水平。渠川的夫人是温州人，因了这缘故，他于1970年来到温州。他先后担任过温州市文化局创作室主任、市作家协会主席等职。温州成了他的第二故乡。“按古人的说法，我这叫流寓温州。”
“我出生的那年是美国大萧条的时候，今年又碰到世界经济危机，大概准备给我送终了。”
寒暄时，老人自己调侃自己。
1929年生于天津的渠川今年已逾八旬。他原名渠川瓒，参军后改名为渠川。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前的围城阶段，这位燕京大学1947届新闻系的学生协同一位同学以“C1、C2”为代号，穿越封锁线，成了解放军第四十军新华支社的记者。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他在总政《志愿军一日》、《星火燎原》编辑部任编辑，后来成为沈阳军区文化部专业作家。1944年起发表作品，《永久的感念》五十年代便被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两个红军小鬼的故事》、《伊田助男》、《生命不息冲锋不止》先后入选教材。当然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还是长篇小说《金魔》，曾获华东优秀文艺图书评比一等奖，后来又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影响甚广。
“你父亲那天给我打电话时，我还是一头雾水，后来翁以钧也来电话，才了解了一些。”于是我把此事前后经过向他复述了一遍。
“辗转了大半个地球，最后还落在温州。”我说。
“太妙了，做梦都想不到。”
他亦感叹。
渠川先生说他以前只知道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不知道苏慧廉。当我告诉他苏慧廉在山西大学堂任职时他祖父渠本翘正是监督，他更叹“缘份、缘份！” 他说，他正准备写关于渠家的第三本书，“第二本没写到山西大学堂，但写到李提摩太了，下一本可能要把苏慧廉也写进去”。
听八十岁的老人谈他的父母与祖父母。他说，翁家与渠家结亲，源头在渠本翘是翁同龢的门生。1892年会试后，渠本翘中进士，为三甲第七名，时年三十岁。当时翁同龢正是主考。“山西晋商，都不主张读书，唯有我祖父是进士，所以他是叛逆，走的路也就与别人不一样了。”
渠本翘1904年被派往山西大学堂担任监督。他任此职的时间不长，仅年余，1906年辞职。后来清政府成立典礼院，被授为典礼院直学士。从此，渠本翘被称为“渠学士”，走上了一生宦海的顶峰。
渠川的父亲渠晋鉎，是渠本翘的长子。他与翁之憙都是天津新学书院毕业的。“新学书院是个教会学校。那时家里有钱的，思想比较新派的多去读教会学校。我中学、大学也都读的是教会学校。我中学参加足球队，教练就是意大利人。当然，以前不知道，我们去读教会学校，最早与苏慧廉有关。”
“我爸爸没干过什么事，祖父、父亲都死了，他是长子要管家，是个收藏家。”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一张渠家合影，最右边的男孩是渠川。（渠川提供）
我当然要请他谈母亲，即谢福芸笔下的“花儿”。“谢福芸说你母亲很能干，是长房长媳，要管很多事。”1926年谢福芸随父亲再次来到天津时，曾专程去渠府探望过这位结拜姐妹。当时翁之菊已三十八岁。
“我看我母亲不大行。”在渠川的眼里，母亲并不能干。
“不过，娘——我们都叫娘——能烧一手好菜，家里有佣人，不用她烧，但我们有时叫她烧红烧鱼，她烧得特别好。毕竟是南方人。”
“我母亲还会点英语。不过我们觉得她发音不好听，可能是英国音，跟苏小姐学的。” “她会写字，给我们的信，都是她写，写毛笔字。也爱看书，看的是张恨水、刘云若的小说。我们那时候看鲁迅、茅盾，她看的档次不高。”
渠川先生说，在我提起这事以前，他已知道有个苏小姐。“母亲有次带了本书来，说是苏小姐写的，还说里面有我们九个孩子的照片。”
他说的这本书，书名叫《义勇中国》（Brave
New China），是谢福芸第三本关于中国的书，写于她1936年又一次访华之后。在该书第九章《老四吃了一个土豆》（Fourth
Brother Eats a Potato)，又写到她与翁家后代相会在天津。翁之憙的妻子胡樨龄当时去车站接她，在天津的几天，她就住在翁府。
在《义勇中国》中，谢福芸自然也写到“花儿”，并在第三章内附了一张翁之菊九个孩子的合影。照片中左边第三人就是渠川，谢福芸在书中亲昵地称他“小熊（Little Bear）”。渠川说自己参军后就没有再见过这张所有兄弟姐妹并排坐在地上的照片。
谢福芸书中的渠家九兄妹合影，约摄于上世纪三十年代。
“我对苏小姐的印象是，很高大，印象可能来自照片。说不定小时候也见过一面，她好像穿着裙子，烫发。”
后来，在翁万戈翻箱倒柜找出的翁之菊与谢福芸的合影里，谢福芸倒真是穿裙子、烫发的打扮。这张照片，上世纪三十年代拍摄于天津翁家花园。被谢福芸揽在胸前，笑颜如花的小女孩叫翁蟾庆，是翁万戈的六妹、渠川的表姐、翁以钧的姑姑。现居台湾，八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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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万戈找出的苏小姐（右一）照片，约摄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天津翁家花园。左边的中年人是翁之菊。前面的小女孩是他六妹翁蟾庆，现居台湾，年近九旬。
二〇一二年七月九日改定于温哥华
（刊于《老照片》第84辑，2012年）
來源：甲乙堂筆記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1934b4101015ai9.html
附錄：
翁同龢紀念館
www.hudong.com/wiki/%E7%BF%81%E5%90%8C%E9%BE%A2%E7%BA%AA%E5%BF%B5%E9%A6%86
http://www.wengtonghe.com/
翁同龢故居
http://www.hudong.com/wiki/%E7%BF%81%E6%B0%8F%E6%95%85%E5%B1%85?prd=so_1_doc
翁同龢介紹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F%81%E5%90%8C%E9%BE%A2
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1599.htm
名人堂：
http://www.beiyang.org/mrt/wth.htm
翁同龢日記：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478035/
附錄由溫文編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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