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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教区朱维方主教带领教区26位神父，前往温州市市政府请愿。 (图:亚洲新闻,2015年7月24日） |
编者注
作者：杨凤岗是一名基督徒，也是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先锋。他是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也是该校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Center on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主任。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是研究中国宗教最有影响力的机构之一，定期举办会议和学术交流活动。
浙江省2013-2016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的失败：一个时空分析
杨凤岗
原文The Failure of the Campaign to Demolish Church Crosses in Zhejiang Province, 2013–2016: A Temporal and Spatial Analysis 发表于2018年5月 Review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5(1):5-25.
译者（佚名）
摘要
自2013年底开始，浙江省政府以美化环境的名义发起了强拆全省教堂十字架的运动。到2016年的4月，该运动悄然停止。这场运动之所以半途而终，主要是由于浙江基督徒坚持不懈的抵抗。本文通过对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的时间与空间分析，展示浙江省当局在这次运动中的多种失败，包括多次错过自定的拆除全省所有十字架的截止日期，各地在贯彻执行省政府命令中的力度差异，以及基督教会与党和政府沟通的桥梁机制遭到破坏。强拆十字架运动的失败是研究宗教与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实证案例，该案例预示着中国的政教关系或许正在趋近一个动态平衡的临界点。
关键词
强拆十字架运动，宗教抵抗，浙江
2017年12月，当圣诞节的赞美诗歌回荡在杭州基督教崇一堂巨大的圣堂时，该堂的前主任牧师顾约瑟正走出了看守所。他被关押了将近一年，因为兼任浙江省基督教协会会长的顾约瑟牧师公开发表声明强烈反对强拆教堂十字架。像他这样在官方批准的省级基督教协会会长的位子上公开批评正在进行中的政治运动，这在共产党统治下是前所未有的。结果，浙江当局免除了他在教会和协会的职务，进而逮捕和起诉。与此同时，不顾基督徒强烈反对，强拆十字架运动被强力推进。然而，2016年4月，这场运动嘎然而止。一年后，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和指挥者夏宝龙被调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职位。2017年年底，顾约瑟牧师被释放。这一系列事件的发展表明浙江的这场强拆十字架运动停止了，尽管当局并未正式宣布这场运动的终结。
这场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campaign to demolish church crosses [DCC])是以非宗教的理由压制基督教的一个政治试验，它包装在一场更大的美化环境的“三改一拆”行动(Three Rectifications, One demolition [TROD] operation)之中，即改造旧住宅区、旧厂区和城中村，并拆除违章建筑的行动。在2013年年初公布的“三改一拆”最初计划中，并没有提及宗教或宗教建筑。然而，到了2013年年底，这个行动把拆除教堂顶部的十字架纳入了它的目标。这种奇怪的纳入使得许多基督徒以及其他观察者感到困惑：为什么拆除正规教堂顶部的十字架会被当作是美化环境？许多教会拒绝执行，当政府试图强制拆除教堂顶部的十字架时，许多基督徒奋起反抗，以血肉之躯保卫他们的十字架。这场运动以及基督徒相应的抵抗从2013年底到2016年春持续了两年多。尽管一些信徒遭受了身体伤害，牢狱之苦和其他惩罚，他们顽强的抵抗最终迫使政府停止了这场运动。这场运动嘎然停止，既没有正式收尾，也没有像以往的运动那样庆祝终结。浙江在2017年初在杭州举办了一场“三改一拆”展览，而这次展览既没有突出对教堂十字架的拆除，也没有引起公众关注。
迄今为止，这场强拆十字架运动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对基督教大范围逼迫最严厉的一次，它带来了许多实质性的损害。全省有超过1500座教堂顶部的十字架被拆下，包括宏伟的三江教堂在内的一些教堂被完全拆毁 (Hao and Liu 2018)，党和政府与基督徒之间的关系破裂 (Ying 2018)。另外，这次运动的负面影响也波及到成百上千万在浙江以及其他地方的基督徒 (McLeister 2018)。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场运动并没有达到其预期目的，即拆除浙江境内所有教堂顶部的十字架，并借此驯服基督徒。最终，绝大多数的教堂保住了或者重立了教堂顶部的十字架。这次运动也激化了官方认可的教会领袖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许多受影响的基督徒领袖为了表达抗议，辞掉了他们在官方批准的教会及其团体（即“三自”）中的职位； 其中一些牧师也开始活跃于家庭教会中。家庭教会一直反对加入“三自”，早已成为中国宗教事务管理机构的老大难问题 (Hunter and Chan 1993; Yang 2012; Vala 2017)。
这场强拆十字架运动的失败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它显示了党和政府威权主义的局限和信仰共同体群体抵抗的力量。中共统治之下曾发生过很多民众抗议，比如1989年的民主运动，法轮动的灵性运动，经济开发中抢占土地的抵抗运动，等等 (Perry 2001; O’Brien 2008)。但是这些抗议最终都被强大的党和政府所镇压。这些大众群体的抗议运动大多是由生活实际需要和经济目标所驱动的，而这次基督徒对强拆十字架运动的抵抗则是一场有关象征符号的抗争，它也不同于法轮动这样的新兴本土宗教运动。基督教是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在中国拥有合法地位，并且信徒众多。这些基督徒抵抗的直接动机是捍卫教堂顶部十字架这个神圣符号，而这个符号是在中国以及全世界都会激发无数基督徒团结而又愿意为此牺牲的一个神圣符号。在另一个层面上，对这场政治运动的抵抗也是一场争取宗教自由与法治的抗争：教会把政府告上法庭，要求中国当局实行法治，落实中国宪法与其他党和政府官方文件中所许诺的宗教自由的公民权利，这些都引起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
本文对以“三改一拆”为包装所进行的强拆十字架运动进行时间与空间的分析。我们首先呈现一个时间线以及对主要事件的分析，其中会指出一些重要文件，关键人物，和事件转折点。继而，我们根据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数据，绘制出在浙江境内的基督教堂地图，用图像呈现近几十年基督教堂的空间分布及快速发展。最后，我们将绘制出在强拆十字架运动中受影响的教堂的分布地图。
通过这样一个时空分析，将看出浙江当局在这次运动中的多种失败。他们不仅多次错过所宣布的拆除所有教堂十字架的截止日期，而且他们也破坏了多年以来教会与政府之间精心建立的桥梁机制，并且造成基督徒与当前政权的疏离。 强拆十字架的失败表明，中国政教关系微妙且脆弱的平衡可能正在趋向一个临界点，到了这个临界点将可能会导致历经数年的严厉镇压和激烈冲突。当下中国的情形使人想起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发生的一些政教关系的巨大转换，首先是帝国范围内对教会的“大逼迫”(Great Persecution)，到公元313年康斯坦丁皇帝颁布米兰赦令终结大逼迫，并给予了基督徒信仰自由的权利。
强拆十字架运动以及基督徒抵抗纪事
2013年2月正式发动的“三改一拆”行动是浙江全省范围内环境改造的一项三年行动。这场运动最初的文件完全没有提及宗教（ Zhejiang Government 2013）。然而，到了2013年的12月，非法的宗教建筑却已经成为“三改一拆”行动的主要目标之一。一些观察者把这样的事态发展归因于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那年10月份对温州的一次考察。当他看到新建的三江教堂顶部高大的红色十字架时，他表达了不满。这座教堂坐落在高速公路边的一个小山坡上，它那耀眼的十字架从数里以外就清晰可见。在浙江各地多次考察中他看到许多耸立在教堂之上的十字架，夏宝龙曾经发问：“这是十字架的天下，还是共产党的天下？” 这样一个诘问句式暴露了通过强拆十字架运动和其他行动背后的政治动机，就是压制基督教。在他这次温州考察之后，拆除教堂顶部十字架的运动被悄然纳入“三改一拆”行动之中。强拆运动背后掩藏的目的，尽管屡次被政府官员以及官媒所否认，却是明明写在浙江省政府2013年12月4日的一份内部文件里，题为“‘三改一拆’涉及宗教违法建筑处置工作实施方案”。这份秘密文件有一部分内容泄露在社交媒体圈中，并最后被刊登在《纽约时报》上， 其中毫无遮掩地陈述了这次运动的目的是规范“过多的宗教场所”以及“过热”的宗教活动，基督教堂及其活动和民间宗教的建筑首当其冲：“首要任务是重点拆除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线两侧宗教活动场所的十字架；分期分批把十字架从屋顶移到建筑立面上来” (Zhejiang Government 2013)。
遵照省政府下达的针对特定宗教建筑的指令，许多地方政府也相继制定出他们自己的落实方案。例如， 2013年12月8日，沙门镇在玉环县政府网站上公布了其实施方案 (Shamen Government 2014)。 这一方案列出了7类面临拆除的建筑，第一类是未注册登记的“基督徒聚会点”（ 这是官方对家庭教会的称呼）的宗教场所。第二类针对合法注册登记的宗教场所中那些超过规定尺寸的建筑，包括使得教堂整体高度超过所规定范围的十字架。剩下的五类建筑中是关于民间宗教“小庙小庵”的。这七类列表没有提及佛教、道教、或伊斯兰教的场所，尽管其在浙江省内的数量也很大。
从2014年1月1日开始，许多基督教会陆续收到通知，被要求移除或是缩小其屋顶十字架的高度，相继而来的是拆迁队强拆的举措。2月27日，杭州市黄湖镇教堂顶部的十字架被强制拆除，成为首个被报道的强拆十字架事件。然而，不论拆迁队去哪个教堂拆十字架，总能遇到基督徒的抵抗，使得许多强拆行动未获成功。一个月后，浙江当局召开了一次全省电话会议，动员党政官员积极实施强拆十字架运动，要求在15天之内拆除所有的十字架。于是，强拆十字架运动迅速波及全省。为了显示他们在这个运动中的决心，政府拆毁了三江教堂。在抗争数周之后，这个宏伟的哥特式建筑在2014年4月28号被夷为平地。教堂倒塌的图片流传在世界各地的媒体中，而这一倒塌也象征着过去三十年左右所维系的政教相适应政策的破裂 (Hao and Liu 2018)。
三江教堂被拆之际，浙江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及基督教协会在浙江当局的压力之下，发表声明呼吁基督徒理解并支持“三改一拆”行动。然而，在温州地区的许多基督徒领袖却发表了批评强拆十字架的公开声明，甚至有一些宣称要退出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Ying 2018)。此外，在浙江辖区之外的江苏省，隶属于全国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及中国基督教协会的南京金陵神学院的两位副院长，也发表声明，请求浙江当局在拆除十字架问题上要谨慎从事(Chen 2014; Wang 2014)。为了应对负面的公众舆论并且为这场运动提供合理化论证，《浙江日报》刊登了一系列评论文章和社论，这些文章和社论受到北京以及浙江当局的赞赏或奖赏，这显示中国最高领导层对此运动的支持 (e.g., Zhejiang Daily 2014)。恰在此时，2014年5月6日，中央政府发布了首个“国家安全研究报告”，论及宗教对社会主义带来的威胁，对此表示担忧，并且要求警惕“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基督教对中国的渗透 (Liu 2014)。
受到媒体的肯定以及中央高层的支持，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在2014年7月9日发出号召，声称要“将‘三改一拆’进行到底”，如同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那个口号的奇特回声 (Zhejiang News 2014)。在许多场合，奋力抵抗的基督徒与拆迁队发生了肢体冲突，导致一些人受伤。有些基督徒也聚集在政府大院表达抗议。2014年7月末，平阳县的黄益梓牧师被指控“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而被拘捕 (New York Times 2014b)。随后不久，有十几位律师从北京和上海赶到温州为受伤或拘留的基督徒辩护。面对这些基督徒和他们的律师的诉讼所带来的挑战，浙江当局迅即动员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人员，为“三改一拆”行动中拆除十字架运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提供更有力度的辩护。
然而，从基督徒而来的法律挑战变得越来越大。例如，平阳看守所最初不允许黄益梓牧师会见他的律师张凯。作为一名享誉国际的维权律师，张凯在平阳看守所门口静坐，手里举着一个牌子，上面书写着文字要求当局遵守法律、按着正当程序办事。这一事件被诸多国际媒体报道。迫于压力，平阳看守所勉强让步。不久之后，一张黄牧师身穿黄色囚服坐在铁窗后的照片在世界各地的社交媒体及报纸上广泛流传，与之相伴的是他那精神十足、定意捍卫十字架的誓言。为了摆脱张凯，当地政府给黄牧师的妻子施压，要求她解聘张凯律师，如果她愿意配合，官方答应会释放她的丈夫。然而，当地政府并没有履行他们这一承诺。数月之后，黄牧师的妻子重新聘请张凯为她丈夫做法庭辩护。2015年3月24日，黄牧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Zhang 2015)。媒体认为这是一个不公正的判决，但事实上这个判决结果已经代表被告方的胜利，因为这类案子一般刑期会长很多（参见后面提及的包国华牧师案）。因此，许多在平阳以及周边地区的基督徒纷纷寄望于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他们的权利，约有100所教会聘请张凯和其他律师作为他们的法律顾问。此外，张凯等律师在许多教会举行座谈会和讲座，帮助基督徒了解他们的合法权益，以及维护教会权益过程中可以使用的种种法律程序。这里的关键点在于拆除教堂顶部十字架这个行为缺少法律根据。尽管许多教会确实没有获得所有必要的审批，有些教堂也确实是超过了批准的尺寸，但是政府部门在处理这些教会教堂的过程中并没有遵守符合法律的行政程序。事实上，缺少审批手续通常是由于行政部门的不作为、拖延、以及政府官僚体系一系列繁琐的手续导致的延期 （Xiao 2017）。因此，根据现有的法律和法规，教会有权利提起行政申诉和行政诉讼，起诉相关政府部门破坏教会财产。面对逐渐增加的法律挑战，强拆十字架运动放慢了进度，甚至在2014年年底至2015年年初期间暂时停滞。
为了抗衡基督徒的抵抗及其律师的法律挑战，浙江当局于2015年5月5日匆忙公布了一个宗教建筑规范草案，征询公众意见 (Zhejiang Provincial Ethnic and Religious Affairs Commission 2015)。这个规范规定基督教和天主教教堂不得在教堂顶部设立十字架。尽管他们可以在建筑物正立面摆放一个十字架，但是十字架的高度不得超过正立面高度的十分之一，而十字架的颜色也必须与教堂建筑立面及周围环境相协调。显然，这个法规是要为已在进行中的强拆十字架运动提供合理化根据，按照这个法规，绝大多数现有教堂都不符合其要求。杭州崇一堂的主任牧师兼浙江省基督教协会会长的顾约瑟牧师是浙江省内官方认可的教会组织里最受尊重的基督徒领袖之一，他公开批评了这个规范草案中一些不合理的规定 (Hangzhou Chongyi Church 2015)。浙江内外来自基督徒领袖、学者以及其他观察者的批评意见和担忧也蜂拥而起，但是浙江当局依旧在2015年7月10日通过了这个草率制定的规定。到了8月中旬，一些接受了张凯法律咨询的温州教会提出申请，要求政府就这个新规定通过的过程及其法律依据公开信息。他们声称，根据现有正式的法律程序，如果政府在15天之内不提供相应的回复，他们将会起诉政府 。
在浙江境内的张力日渐紧张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于2015年5月25至27日高调考察了舟山和杭州 (People’s Daily 2015)。听取了夏宝龙关于“三改一拆”和其他工作的报告之后，习近平表达了对现有工作的认可，并且鼓励他采取更加勇猛的措施。 之后，浙江省领导发起了新一轮的强拆十字架运动。
相应地，基督徒的抵抗也变得更加有力。2015年7月5日，浙江天主教爱国会和教务委员会对浙江民宗委发布了一个公开呼吁，要求其立即停止强拆十字架的“恶行”。这个呼吁声称，强拆十字架运动已经违反了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破坏了和谐社会，制造了仇恨，致使爱国会变成了党和政府与教会之间的一座“断桥”。7月10日，浙江基督教协会也公布了致浙江民宗委的一封公开信，指出以“三改一拆”为掩盖名义的强拆基督教十字架运动已经影响了超过1200个 教会，包括那些具备所有必要审批证件的教会；同时，强拆运动伤害了浙江省内超过两百多万基督徒的感情，致使基督教协会的桥梁作用失效 (Zhejiang Christian Council 2015)。 此公开信也要求立刻停止强拆十字架的“谬行”。7月22日，一些在平阳县的基督教牧师发表公开呼吁，邀请国内外和海内外人士前来他们的教会见证强拆。7月24日，温州教区天主教主教带领教区的神父聚集在温州市政府大楼前举旗抗议。7月28日，温州天主教神父们发出一个呼吁所有中国公民及所有基督徒的公开信，题为“呐喊吧！不要再沉默了！” (Wenzhou Pastors 2015)。
基督徒发起的这些公开抵抗变得逐渐难以用常规的行政手段或法律手段来应对。因此，浙江当局采用了非正常手段。2015年8月25日，张凯律师和他的助理被抓捕，之后被秘密关押（一种专门针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刑罚）。在8月底9月初，超过12位基督徒牧师、长老和其他领袖被秘密关押。在那之后，强拆十字架运动强力推进，拆毁了更多的十字架 (见图1)。不仅如此，在2016年年初，顾约瑟牧师被免职，继而被逮捕和起诉。2016年2月6日，金华市的包国华牧师与他的妻子邢文香（他们于2015年7月26日因反对强拆十字架被捕），分别被判处14年与12年有期徒刑 (BBC Chinese 2016)。
图1：浙江全省在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中每月受到影响的教堂数
然而，由于浙江的试验在省内省外招致了太多负面的反应，该省的方式并没有被中央所采纳。2016年4月22至23日，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意在设立习近平领导之下宗教工作方向与方针的会议，并没有认可浙江的强拆十字架运动，而是另外四个省份处理宗教事务的方式被当作模范而受到赞许。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召开前的两个礼拜左右，强拆十字架运动悄然而止，没有任何结束的通告也没有任何完成的庆祝。约在一年之后，2017年4月27日，夏宝龙离开他在浙江的职位，被招到北京，安排了一个全国人大环境委员会的虚职。*
尽管中国当局并没有正式宣告强拆十字架运动的结束，它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以上重要事件的纪事显示了这个强拆运动错失了多次自己设定的截止日期。首先，2014年3月28日，在全省官员参加的电话会议中，夏宝龙要求在15天之内拆除所有十字架 (Wanwei Blog 2014)。但由于三江教堂以及一些其他地区的强烈抵抗，这个目标并没有达到。其次，《纽约时报中文网》刊登的那份秘密文件，明确要求在2014年年底拆除所有教堂房顶的十字架。这一官方目标在沙门镇公布的实施计划中得以证实。然而，强拆十字架的运动一直延续到2015年及至2016年春。第三，在2015年8月，温州的基督徒声称见到一个要求地方政府在2015年9月底之前拆除所有十字架的通知。第四，在2016年3月，一个新的拆除十字架的目标设立，要求在2016年4月底之前全部完成。这个运动在2016年4月中旬停止时，不超过1700所教堂失去了他们屋顶的十字架。这一数量仅占浙江全省现有教堂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在下文中会做进一步解释。
基督教堂的空间分布与被拆的十字架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04年进行了一次经济普查，其中包括了作为经济单位的宗教组织。这一数据通过密歇根大学的中国数据中心向公众开放，其中收录了中国官方认可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五大宗教的宗教场所信息。 关于每一个宗教场所，统计局的数据收录了它的名称、地址、设立年份、联络信息、一些经济特征等，借此我们得以定量地描述并分析宗教场所的空间与时间分布模式。通过地址我们查找获得了每个宗教场所的地理坐标（经度和纬度）。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计算出每个县所拥有的宗教场所的数量，并且通过镇中心坐标点用ArcGIS软件自动生成估算的乡镇多边形。尽管乡镇界线不够精确，但足以让我们大致了解宗教场所在浙江省各乡镇的地理分布特征。
地图1显示1949年之前浙江省境内多数乡镇并没有基督教堂，到了1979年，也仅有一些教堂被建立。然而，在1979年至2004年期间，除了浙江的西南地区，全省范围内教堂的数量增长极为迅速。温州地区作为拥有教堂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区域脱颖而出。其他教堂数量相对集中的的地区包括台州和宁波的沿海乡镇，舟山的部分岛屿，金华地区的东阳县，以及杭州地区环绕千岛湖的西部乡镇。
地图1: 浙江省在1949到2004年间各乡基督教堂增长情况
根据访谈和其他不同渠道获取的信息，我们了解到很多教堂是在2004年之后建立的。其实，这期间有过一股兴建教堂的热潮，许多新建的教堂变得更高、更大、更宏伟。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新建教堂都把高大鲜红的罗马式十字架（一个较短的横条垂直镶嵌在一个较长的支架上）安置在屋顶。这些分布在天际线中显眼的红色十字架确实在浙江变得随处可见。关于为何他们选择把鲜红的十字架置于教堂的顶部，我们访问了许多的基督徒，最常见的回答是红色既象征着耶稣基督为救赎人而流的宝血，也意味着殉道者为信仰和传道所留的鲜血。
事实上，这种罗马式红色十字架在许多其他省份也变得随处可见。在一篇题为“十字架面对大喇叭：一个在国家权力下坚忍不拔的乡村教堂” （The Cross Faces the Loudspeakers: A Village Church Perseveres under State Power）的论文中，黄建波与杨凤岗（2005）描述了在西北甘肃省围绕着一个乡村教堂顶部十字架展开的对立冲突。在一个描绘华中地区上百所乡村教堂的照片展中，这一形状与颜色搭配的十字架也是最常见的 (Center on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2010; Purdue University 2010)。
除了上述的神学象征之外，安静而又醒目伫立的十字架也象征着对压迫的无声反抗。官方的宗教政策与规定明确禁止在宗教场所之外宣教，而出版审查制度也遏制了对基督徒活动的媒体报道 (MacInnis 1989; Yang 2012)。然而，中国基督徒通常具有强烈的宣教倾向 (Vala 2017; Ma and Li 2018)。 因此，面对他们在社会公共领域四处受压、备受围堵的状态，树立在教堂顶部的红色十字架便成为他们在无神论政党统治下基督徒做见证的另类方式。实际上，夏宝龙那个“这是十字架的天下，还是共产党的天下？”的诘问句式，恰恰表明了他对十字架符号象征意义的认知而决然以此为打击对象。然而，这项政治试验并未解决问题，而是以失败告终。
我们相信，如果中国大陆停止对基督教的打压，高耸在教堂顶部又高又红的十字架不会像今天这样随处可见。事实上，在其他类似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华人社会里，例如在台湾和香港，或是海外华人中，许多基督教堂顶部并没有又高又红的十字架。换句话说，立在教堂顶部那种显眼的红色十字架是一个当今中国特有的现象。这些十字架被漆成红色，一个表征鲜血与热忱奉献的颜色。但是，红色也是中国共产党党旗，中国国旗，以及少先队员红领巾的颜色。红色在旗帜上象征着革命的热情，在十字架上则意味着为维护信仰而牺牲自我的决心。前者是主动出击型的，后者是防卫型的，但两者都表征了火热的委身。正是基督徒这种对信仰充满激情的委身对党和政府构成了一个真正的挑战，因为后者要求唯一的忠诚。
浙江当局至今没有公布受到强拆十字架运动影响的教会的信息；不过，我们幸运地收到了郑乐国牧师（一位在美国做传道人的温州人）整理的被拆十字架教堂的清单。通过社交媒体上提供的信息以及他在浙江基督徒中的广泛人脉网，郑确认了在强拆十字架运动中超过1200所受到影响的教堂。他告诉我们这个清单并不完整，因为对于在浙江的居民来说，通过社交媒体或是电话传播关于强拆十字架的信息变得越来越危险。事实上，一些人仅仅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了相关信息的帖子而被警方拘留。郑牧师在温州的家人也曾被警方问话，试图通过他的家人迫使他停止收集与公布关于强拆十字架的信息。仔细研究这份清单后，我们发现郑乐国整理的名录是目前能得到的最全面的清单。我们已经确认了大概四分之一受影响教会的地址，至于那些没有具体街道地址的教会，我们也能够把它们归并到县一级。地图2在2004年普查所知的教会数量上覆盖了这次受影响教会的数量。该图表明此次强拆十字架运动影响最明显的地区是杭州、金华、丽水、台州和温州。其余的地区几乎没有或是很少有十字架被拆除。
地图2: 浙江省各县2004年教堂数和2014-16年间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中受影响的教堂数
地图2上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受影响教会的数量与2004年数据显示的教会数量相关性不大。温州、台州东南部、丽水东北部、金华北部、以及杭州南部的县都拥有大量的教堂，且有许多十字架被拆除，但并不是全部拥有大量教堂的地区都受到此次运动的严重影响。根据2004年的普查数据，杭州西部的千岛湖地区、宁波南部、台州北部、绍兴南部、金华南部、以及湖州西部都汇集了许多教堂，但是少有十字架被拆除的消息。由此看来，强拆十字架运动并不是在所有地方同样进行的。通过访谈我们得知，一些地方官员出于基督徒家庭成员或是朋友的压力而不情愿拆除当地的十字架。相比于强制执行拆除令，许多地方官员更倾向于通过与当地教会协商来解决问题。比如，永嘉县政府在得知夏宝龙即将前往视察后，便首先与三江教堂的负责人协商关于如何避免冲突，后来也试图寻找避免完全拆毁教堂的替代方案 (Hao and Liu 2018)。如果没有来自省里的严厉命令，也许三江教堂不会被彻底拆毁。在强拆十字架运动的早期，一些地方政府看上去只是采取了缓慢应付的行动。正如上文所述，在2014年3月28日的电话会议中，夏宝龙督促地方官员显示行动的决心和加速行动。只是迫于来自省委和政府的重重压力，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开始推进这场运动。与此同时，当局增加了对积极展开运动官员的奖励。例如，盛秋平在2014年4月28日三江教堂被拆时任永嘉县委书记。2014年6年，他就被提升为义乌市市长，继而在义乌地区强拆了大量的十字架。到了2015年12月，盛又一次被提升，成为了义乌市委书记。
结论
最近这些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一个主要关注问题。例如，前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时任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主任朱维群，曾公开指出宗教场所发展“过热” (Zhu 2013)。党和政府宗教事务管制部门一直以来试图抑制基督徒与基督教组织的发展。在这种政治环境下，一些野心勃勃的官员就会尝试通过某些政治试验来取悦中央高层、为他们排忧解难。浙江省把强拆十字架运动包装在“三改一拆”行动中，就可以被看作是这样一种试验。然而，这是一场严重低估了基督徒抵抗力的鲁莽运动。这种低估或许是因为众所周知浙江有很多基督徒商人，他们常常出于经济和政治上的实际考量而表现出妥协倾向(Cao 2010)。在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中，许多基督徒商人确实表现了静默无声，因为他们受到查税或审查其他经济活动的威胁。然而，许多牧师和传道人没有对于经济损失的担忧，他们带头护卫教堂和十字架，这会对他们在信仰团体中的地位大有裨益 （Zhu 2017）。许多普通基督徒也挺身而出，在面对拆迁队的冲突中，用他们的躯体保卫十字架。
为了应对基督徒的抵抗和法律上的挑战，浙江当局匆忙出台了新规定，希望以此使得强拆运动显得合法而又合理，但是这样的举措如此荒谬，以至于不仅招致了浙江省内外著名基督徒领袖的众多批评，也引起了许多非基督徒学者、知识分子、甚至其他省份党政官员的批评。由于这种仓促的决定、不合理的规定，以及执行上的无能，这次失败的运动损害了浙江当局的形象。
如果将这次运动实际拆除十字架的数量与最初秘密文件中设立的目标相对照，显而易见，这次强拆十字架运动是失败的。更重要的是，这次运动伤害了官方认可的基督教组织。过去几十年里，党和政府曾刻意竭力地把这些官方协会描绘成信教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桥梁。然而，这些协会的领导却表示此桥梁已经因为这次“荒谬”或“邪恶”的运动而断裂。在信徒中重建对这些协会的信心即便仍有可能，也已经变得相当困难。而且，在这个运动中对一些最著名的反对者所采取的非常规的惩罚手段也严重地破坏了党在制度建设上的努力。从这个角度看，放弃对顾约瑟牧师的无端指控，可以被看作是出于恢复民众对党和政府以及基督教协会信心的精心考虑。然而，金华的包国华和邢文香牧师仍在服刑，张凯律师等人还在“取保候审”。因此可以说，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尚未真正结束。
假如这次浙江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成功了，它就有可能推展到其他省份。鉴于它的失败记录，其他省份不太可能跟风。但从另一方面说，只要基督教仍旧被党和政府视为一个政治威胁，其他省份或地方官员就有可能为了获得奖励而以别的方式来压制基督教。
确实，近几年总体的政治气候使得打压基督教的运动增加了可能性。这种政治气候包括战斗的无神论和民族主义的兴起，这些为当局的威权行政提供了一定的社会舆论基础。过去几年里，许多大学和中小学已经禁止学生庆祝圣诞节。2018年的2月，新的更加严厉的宗教事务条例已经生效。
我们的空间分析显示，虽然同样拥有大量的基督教堂，有些地区遭遇了十字架被大量拆除，而有些地区则基本上安然无恙。考虑到中国的政治环境，省委和政府下达拆除教堂屋顶十字架的命令，在不同地方执行力度很不一样。不是全省都步调一致地执行，地方官员中对待强拆令的配合程度各有不同，其中有些地方官员并不认可这次运动的目标。这个事实具有广泛的意义。即便更大的压迫成为全国性的政策，我们仍可预见，在不同省份和地区必将会有程度不同的贯彻执行。正如罗马帝国时期于公元303年至313年对基督徒的“大逼迫”的例子，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步调一致地贯彻执行这样一个严厉政策是不可能的。公元四世纪对基督徒的逼迫于公元313年由米兰赦令终结。如果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像过去四十年那样持续增长，那么，类似米兰赦令的转折时刻或许不再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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