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10日星期二

繁榮富強的“六絕招” 作者:林行止

繁榮富強的“六絕招” 
林行止
  富格遜看好中國的經濟前景,因為她近年就像日本的明治維新,把西方的科技、醫學據為己用,同時以物質誘因鼓勵人民努力工作和成為消費者。糾正了過去數十年忽視的消費市場,中國經濟興旺可期。
  20095月間,筆者曾評介過富格遜(Niall Ferguson)於前一年年底出版的《世界金融史》(《細說〈錢世〉》,載《上海書評》2009510日)。富格遜為當世“學識卓越地位顯赫的學者之一”(one of the world's most eminent scholars,本學年他在倫敦經濟學院客座,此為該大學網站的介紹詞),領哈佛大學兩個(史學及商業行政學)講座銜.他儀錶出眾、口才便給,頻上電視,且曾為美國參議員麥肯角逐總統候選人提名時的顧問,同時在《新聞週刊》辟有評論時政的專欄。他不但身兼多職,收入甚豐(傳去年收入五百萬美元[他本人強烈否認],在學界這是天文數字),還於20092010年間鬧出英美傳媒(“小報”)廣泛報導(令他大為光火)的“桃色事件”——與結婚十六載的原英國《星期日快報》總編輯離婚,和“海盜大國”索馬里裔(其膚色比美國黑人還黑)荷蘭籍該國前議員現為作家兼社會活動家及穆斯林批評者(她因此要接受警方全天候保護)阿英(Ayaan Hirsi Ali)同居;這種關係肯定對富格遜的寫作有積極影響,不然他不會把這本書獻給她。阿英畢業于荷蘭Leiden大學政治學系,顯然大有學問,富格遜在新書序言中說“她比任何我認識的人更瞭解西方文明”並非盲目吹捧之詞。令人不得不佩服的是,在“公私蝟結”教學撰文上電視搞婚外情之間,富格遜還於去年出版了厚近五百八十頁的《金融巨擘華寶》(High Financier-The Lives and Times of Siegmund Warburg)。他寫傳記真有一手,這從數年前基辛格讓他“自由閱讀”其檔案可見,料《基辛格傳》不久後可出版。富格遜對猶太人尤其是猶太人與金融業甚有研究,其於1999年出版的《財閥羅思財》(The House of Rothschild,中譯本《羅斯柴爾德家族》2009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上海書評》2010117日刊發梁小民的書評《還原羅斯柴爾德家族》),不僅收穫多項大獎,長居暢銷書榜,羅思財銀行至今尚以之饋贈客戶。《華寶》亦是暢銷書,只是這兩本書筆者均未細讀。
  說富格遜對猶太人研究有素,除羅思財及華寶俱為猶太人之外,還可于其新書中縷列一些經過特別彙集整理的有關資料見之,比如他指出猶太人占全球人口不足百分之零點二、占美國人口百分之二弱,但猶太人獲百分之二點二的諾貝爾獎,百分之二十的菲爾茲獎(數學最高榮譽獎),百分之六十七的克拉克獎(頒給四十歲以下的美籍經濟學家,筆者曾撰有《克拉克獎的克拉克》長文專記此事,收《經濟家學》一書中);猶太人又獲百分之三十八的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百分之二十的普利策獎(新聞寫作)、百分之十三的格萊美終身成就獎……《財富十大(2003)》的CEO百分之十為猶太人,《福布斯四百》的猶太人CEO更占百分之二十三;而新科技公司戴爾、穀歌、英特爾(Intel)及甲骨文(Oracle)的創辦人(或共同創辦人)都是猶太人。這些“不成比例”的成就,證明猶太人確是“上帝精挑的子民”。
  上面說的新書,是3月初與BBC製作由作者“擔綱演出”(一如《錢世》)的電視節目(及DVD)同時推出的《文明世界——西方和其他》(Civilization-The West and the Rest;筆者本擬譯為《西方及非西方》,但由於富格遜創出resterner這個與westerner對立的新詞,非西方人便不及其他人﹝若譯為非我族類則帶有貶義﹞,因有斯譯)。和《錢世》一樣,本書亦流暢易讀(不計參考書目及索引與插圖大概只有三百頁),其文風明快文筆優雅,似勝從前,加以穿插許多前所未聞的政經逸聞及恰到好處到處點綴有畫龍點睛之妙的統計資料(如有關猶太人的資料,便為他處所未見),而其對西方文明崛興與東方淪落的新觀點新解釋,均發人猛省,相信此書必會暢銷且有好評。北京的智囊更要細細讀之。
  本書的主題鮮明突出,此為何以幾個西歐國家(西方)會突然冒起,並在過去大約五百年間通過直接佔領或殖民懷柔統治世界大部分地區?富格遜指出,在1500年前後,歐洲這些未來世界霸主控制全球約百分之十的土地、百分之十六的人口,經濟生產約占世界五分之二弱。在第一章“庸碌王國”(Mediocre Kingdom)的一節,富格遜仔細描繪了十五世紀初葉明成祖當朝時南京的繁華景象,正如《明史》所說,朱棣雄才大略、勵精圖治、發展經濟、提倡文教,不但“天下大治”且開拓海外交流,遂造就了“永樂(成祖的年號)盛世”。成祖建紫禁城(1420年落成,翌年遷都北京),整頓吏治、完善文官體制(建立了內閣制雛形),集合兩千多學者,纂修成一萬一千餘卷的《永樂大典》(原名《文獻大成》),140411月編成,其規模到2007年維琪百科面世時才被打破;此外又對外用兵,迫使蒙古稱臣納貢。更於1405年(永樂三年)派宦官鄭和率官兵(水手)兩萬七千八百多人乘“寶船”六十二艘“遠航西洋”(鄭和下西洋)。《明史》指明成祖當朝時“威德遐被,四方賓服,受朝命入貢者殆三十國,幅員之廣,遠邁漢唐”!
  與此同期,倫敦只是泰晤士河畔的小商港,雖然對外商貿繁忙(當年倫敦市長是布匹出口商),但難稱為城市(was barely a town),人口不及南京十分之一(1349年爆發的黑死病令倫敦人口下降至不足四萬),當年倫敦沒有地下水渠(陰溝),當然更無“衛生設備”,糞便便傾倒在“街”上,全城臭氣沖天(stank to high heaven;此事筆者數年前寫“便便系列”時記之頗詳),其時中國城市已有專人收集糞便以為農肥。在1540年至1800年間,英國人平均壽命三十七歲,倫敦的甚且低至二十歲(!),英國嬰兒夭折率為五比一,倫敦更達三比一……至西方文明高峰期的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西方(歐亞)十一國(奧地利、比利時、法國、德國、義大利、荷蘭、葡萄牙、西班牙、英國、俄羅斯及美國)控制全球約五分之三的土地、百分之五十七的人口和百分之七十九的GDP(其中百分之十八來自這些國家的殖民地)!
  在1500年前後,世上最大城市為人口在六十萬至七十萬之間的北京,當時歐洲在世界十大城市中,只有人口不足二十萬的巴黎,倫敦連十大都排不上。至1900年,情勢逆變,其時在世界十大城市中亞洲只有東京,倫敦則成為世界大都會(Megalopolis),人口達六百五十余萬。而北美的冒起尤為顯著,是年美國人均財富,以2010年的貨幣購買力計,已達中國的七十三倍(富格遜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推算,見注17)。
  西方世界何以有此成績?東方世界何以一沉難起?正是富格遜的著力點。
  英國史學家羅伯思(J. M. Roberts)於1985年出版《西方大獲全勝》(The Triumph of the West;有作者主持的BBC紀錄片)之後,研究西方壓倒東方的著作漸多,《文明世界》在最後一章對此說之甚詳;中國讀者較熟識的有美國人類學家戴蒙徳(Jared M. Diamond)于1997年寫成的《武器、細菌及鋼鐵——人類的宿命》(Guns, Germs and Steel -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中譯本《槍支、細菌與鋼鐵》2006年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這本書一紙風行後,西方學者研究何以西方亮東方不亮的專著,可說如汗牛充棟,數不勝數,幾乎所有的角度都有學者切入並寫成皇皇巨著。事實上,這個命題實在太重要,因為中國經濟崛興但能否於一二十年後發展為強盛大國,已成為世人關注且為西方國家憂懼的重大事件。在這種背景下,研究西方在中世紀後茁壯而中國則衰蔽且可說一沉未起的學問,成為“顯學”,是順應潮流的事。
  《文明世界》開宗明義地說,這不是另一本令作者“自我感覺良好”、一面倒歌頌“西方價值”、述說何以“西方大獲全勝”式的書籍,富格遜要展示的“不僅僅是何以西方有征服世界大部分地區的優勢,同時分析西方國家對手的偶發弱點(fortuitous weakness)”。接著,他花了相當筆墨,以晚明為例,說明“偶發弱點”為害之烈遺禍之深。在十六世紀四十年代,財政及貨幣危機,加上天氣驟變與瘟疫肆虐,導致民變把明朝推翻,而這種巨變與西方的影響完全無關。同理,奧斯曼帝國的覆亡,亦是內發而非受外部因素所衝擊。更明顯的是北美政治走上康莊大道而南美則一塌糊塗(festered),十八世紀領導南美人民推翻西班牙殖民統治的人民英雄西蒙·玻利瓦爾省(Simon Balivar, 1753-1830,曾兼任委內瑞拉〔1813-1814〕、哥倫比亞〔1819-1830〕、玻利維亞〔1825.8-1825.12〕及秘魯〔1824-1827〕的總統),英雄蓋世,威名遠播,備受南美人尊崇敬畏的程度,尤甚美國人之于“國父”華盛頓,但玻利瓦爾省無法在天主教獨尊的南美建立如美國般的合眾國,所以如此,並非“外國佬”(gringo,南美人對北美及英國人的稱謂)的介入或破壞,而是制度本身的缺失及未受新教倫理道德影響有以致之!
  那麼,為什麼西方會慢慢崛興富民強兵,而包括中國、南美諸國在內的其他地區,則突然走上興盛——衰落——積弱之路?在縷述種種前人之說後,富格遜“讀史有得”,並把他的心得“歸納為六點意念和行為”,可說是“六絕招”(six killer appapplications),本書便據此分為六章。這六項造成東西方貧富懸殊的“要點”為:一、競爭(Competition);二、科學(Science);三、私有產權(Property right);四、醫學(Medicine);五、消費社會(The Consumer Society)和六、工作倫理(The work ethic)。沒有資本主義、法治、自由和民主這些常見的原則(或已成陳腔的大道理),甚至不包括武器、細菌和鋼鐵這些“殺人利器”,即只要搞好“六絕招”,便會繁榮富強。如此的論述,“讀者譁然”,勢所必然。然而,此反應早在富格遜預期之中,他因此要讀者耐心細讀文章內容,因為所有這一切都融合在“六絕招”之中,只是它們並非致富的最重要因素,遂隱而不顯。
  平心而論,如今放眼世界,豈不見有不少貫征民主、自由、法治的資本主義國家落後貧困嗎(菲律賓、葡萄牙及希臘皆是)?而僅有武器、細菌(向外散播疾病如西班牙人把“歐洲風土病”傳至南美)和重工業,僅說明擁有這些條件的國家有力量征服他國,但不等於能使被征服國富裕起來。富格遜的看法不無道理,大家應仔細咀嚼!
  可以富國裕民強兵的“六絕招”已如上述,筆者試作以下的解讀。
  競爭 在十五世紀,中國是世上最富裕和有高度文明(Advanced civilization)的國家,其時歐洲經濟窮困社會死氣沉沉(backwater)。到十八世紀,一切逆轉,中國的落伍衰敗,連遠在蘇格蘭的亞當·斯密從道聼塗説中便得出中國“長期呆滯滯後”的結論。所以如此,富格遜認為是這兩三百年間歐洲經歷文藝復興、政治改革(君主立憲)、科學革命(理性主義抬頭)、宗教改革(打破天主教的壟斷)、法國和美洲革命、工業革命及建構選舉制度,連串革新令歐洲政治百花齊放、各階層自由競爭,各有所成;同時鼓勵歐洲人冒險赴“遙遠的地方”找尋(隨著堅船利炮而去許多時成為搶掠)財富。另一方面,中國走向閉關自守之路,形成無進有退的格局,而東西方的鴻溝亦愈來愈大。
  科學 十六和十七世紀是“科學年代”(age of science),其間出現的科學突破,數不勝數,據富格遜開列的“清單”,這類“科學突破”絕大部分發生在歐洲(wholly european)。曾有過輝煌成就(如古代四大發明)的中國,因為政治腐敗而無所成。至於穆斯林世界,則因神權高張,禁止《可蘭經》以外的知識傳播,科學開倒車,不難理解。與此同期,1440年左右德國古登堡發明活字印刷後,啟迪心智的科學和人文著作在歐洲廣泛流傳,大大提高歐洲人的知識水準。科學的突破與普及,最後令武器性能大幅提高(期內的大殺傷力武器皆為歐洲人所發明),令“西風壓倒東風”之勢日益強烈。
  產權 有關論述讀者早已了然,富格遜強調的是大家比較陌生的例子,即:十七世紀英國在美洲殖民,其政經發展之所以遠勝在西班牙統治下的南美諸國,主要理由是與英國殖民者帶去源自英國大儒洛克(J. Locke1632-1704)致力鼓吹的保障私產及民主哲學有關。非常明顯,南美政治權力及經濟財富高度集中的結果,扼殺了人民的自由意志和生產潛力,是為南美大多數國家至今仍落伍窮困的根源。
  醫學 富格遜認為現代醫學是“西歐科學非凡成就”(most remarkable killer app),十九至二十世紀的醫術進步、藥物發明,大大提高人壽、減輕甚至消滅疾病及降低夭折率,人類生理上日益健康,令全世界包括歐洲眾多殖民地人民受惠。富格遜特別指出法國“帝國使命衍生的崇高理想”,令其西非殖民地獲得有效醫療及充分藥物供應,杜絕了為害該區數百年的黃熱病及天花!
  消費 富格遜指出西方支配、控制甚至統治其他地區,並非純粹是武力優勢使然,與通過市場操縱亦有不可分割的關係(軍事加經濟侵略?)。十八及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之後,英國成為典型的消費者社會(Consumerist Society),而其影響無遠弗屆(這可從如今人人[包括共產黨人和社會主義者]穿“西裝”著革履可見)。消費者社會與工業社會有互為因果的關係。富格遜認為,若沒有“時裝業”刺激消費者購買衣著並且季季更新,紡織業無法興旺而工業革命便難成氣候。
  工作倫理 德國社會學家、社會學奠基者韋伯(Max Webber1864-1920)在傳世巨構《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揭示的新教工作倫理——努力工作、儲蓄(資本累積)和廣泛閱讀(按“新教工作倫理”源自挑戰梵蒂岡教廷權威的法國神學家加爾文〔J. Calvin1509-1564〕的倡議);可惜,隨著宗教信仰在歐洲的式微,歐洲人失去工作幹勁,經濟遂走下坡。富格遜陳列不少顯示歐洲人口中有上帝心中無上帝視周日上教堂為畏途的資料(主要是各類相關的民意調查),認為這是歐洲人失卻“工作倫理”,令歐洲成為“懶惰者世界”(Idlers of the world,世上最懶惰的人),而這正是歐洲經濟疲不能興盛況不再的根本原因。“有趣”的是,富格遜不但指出美國人仍然有很強的“新教工作倫理”(美國人的平均工時遠在歐洲人之上),其經濟前景遂勝歐洲(按現在富格遜認為財赤過巨將令美國“沉淪”),中國特別是溫州人具有濃厚的“新教工作倫理”,溫州經濟蓬勃、溫州人經濟活力超強,富格遜亦因而對中國經濟前景持樂觀態度!
  貫徹“六絕招”令西方文明在十五世紀以降五百餘年支配整個世界,換句話說,西方國家期內成為世界霸主,無論在經濟、社會、文教以至政治和軍事層面,其優勢均遠遠拋離東方世界。
  西方的公共機構如有限公司、自由市場和獨立國家(Nation State),成為經濟興旺政治清明的標準,為實行市場經濟及民選政制國家爭相仿效。科學發明是無可取代的“范式”,若非尾隨其後逐步“科學化”,便會落于其後,成為今人所說的“後進國”。醫學與醫藥不僅使巫醫巫術成為愚昧、落後的象徵,求神拜佛治病的迷信也因此被徹底打破。而最重要的是,西方的工業生產及大眾化消費,令其他一切形式的生產和消費行為顯得那麼不濟事。富格遜認為計劃經濟最失敗之處在忽略了可以刺激經濟向前的大眾消費,因為他們看不到工人和農民同時亦是消費者的事實!即使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西方文明“領袖群倫”的地位依然巍然屹立,其時西方五大如美國、德國、英國、法國和加拿大,合共擁有全球百分之四十四的工業產量;而西方國家的科研機構特別是附設於高等學府的研究所,其科研成果世界首屈一指的地位未變。其間導致柏林圍牆拆除及蘇聯變成俄羅斯的歐洲民主革命,以至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開始的中國經濟開放改革,均可視為西方文明的最大也許是最後勝利!這種翻天覆地之變,令代表西方消費文明的可口可樂、麥當勞、李維斯牛仔褲深入世界每一角落……
  可是,二十一世紀以來,西方文明迭遭重大挫折,兩次金融泡沫爆破的危機,令人對西方行之有年的金融制度和銀行體制存疑;伊拉克及阿富汗戰爭的尾大不掉,更在許多政客和軍事專家意料之外;眾多先進工業國至今仍未能擺脫經濟衰退的陰影,而日本的久衰不起以至中國的崛興且已在經濟產量上超越日本,令西方文明好像陷入重重危機之中。上述種種,令人不禁要問,過去五百餘年西方文明支配世界的地位是否已到盡頭?!
  歷史上,以盛極一時的羅馬帝國(西元27年至476年)為代表的西方文明,便因經濟危機、瘟疫流行、難(移)民湧入及外敵如波斯、哥特人(Goth,日爾曼的一支)及匈奴等的入侵而元氣大傷以至分崩離析;現在西方國家會否蹈此覆轍?一般人當然認為不可能,然而,富格遜以為可能性存在,以西方經濟深受財赤之困、難以自拔,看不到出路,而部分“其他”(The Rest)地區則以過往未見的速度增長同時累積了龐大財富,不但經濟上此消彼長,不少西方國家還有“移民的隱患”,因為這些國家移民聚居地區已成為培養“恐怖分子”的溫床,而配備先進武器的恐怖襲擊,對倫敦或紐約的破壞,可能甚于哥特人之於羅馬(西元410年攻陷後大事搶掠三天把羅馬城“掏空”)。與此同時,被部分西方政客視為“敵對帝國”(rival empire)的中國已快速壯大、富國強兵,在未來二十至二十五年內,如果目前的發展速度持續,中國將成世界第一大經濟強國,在軍事實力上亦有與美國一較雄長的本錢。
  討論“西方崛起”,不能不談的是發軔於十六世紀、導致基督教一分為二(天主教及新教[所以稱為Protestant,皆因這一教派的狂熱分子不斷在議會和“上街”反對天主教獨大的抗爭而得名])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中,人大部分是為了生活而工作(worked to live),新教倫理則令人為工作而活(lived to work),這種人生態度之變,令新教與經濟發展之間畫上等號。新教興起之後,經濟力量及財富慢慢從天主教國家像奧地利、法國、義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轉移至信奉新教的英國、荷蘭及今之德國的普魯士和薩克森(Saxony)。非常明顯,新教國家的經濟成就遠在天主教國家之上(至今仍甚明顯[對仍以天主教為主信仰的國家而言]),何以致此,那是韋伯所揭示的“新教倫理”使然。值得注意的是,韋伯(天才兒童,十三歲獻給雙親的禮物是題為《從皇帝及教宗的位置看德國歷史進程》這篇後之學者認為意見新銳的論文)是在1904年赴美國密蘇里州的聖路易市開會時,乘搭火車眼見鐵道兩旁的城鎮井然有序及有興旺之象,從而思索何以美國會繁榮進而得出主要是勤奮工作、量入為出和自由閱讀之功(他那本由一系列散論組成的巨構寫成於1904年至1905年之間)。這種令他眼前一亮的景象,他指出是“宗教改革”其中一項意想不到的結果(an unintended consequence)。
  富格遜看好中國的經濟前景,因為她近年已“全盤西化”,就像日本的明治維新(明治天皇18691912年在位),把西方的科技、醫學據為己用,同時以物質誘因鼓勵人民努力工作和成為消費者——不僅僅指為了溫飽的日常消耗,而是已及耐用物品如置業和買車等。糾正了過去數十年忽視的消費市場,中國經濟興旺可期。
  更有意思的是,富格遜認為新教終於在開放改革後的中國茁長!中國歷史上數度排拒基督徒的“入侵”,令西方人陸續來華宣揚基督的努力功敗垂成。基督徒來華“第一波”始於七世紀的景教(Nestorian Christian),接著的天主教(中國第一座天主教堂建成於1299年),惟它們在明朝時相繼消失。“第二波”始於十七世紀利瑪竇來華,在他努力下,當時中國約有三十萬名教徒,教堂三百座以上,但因福建地方官上疏指控“教士斂聚民財修建教堂並使男女混雜,敗壞風氣”,清雍正遂於登基後不久的1724年下驅逐令並沒收教會財產。“第三波”是十九世紀由“英國差會”(British Missionary Society)發起,數以百計的英國傳教士來華傳“福音”,於傳揚基督教義及溝通東西文化上起了一定作用(中譯《聖經》、《拉丁中文字典》及《廣東方言詞彙》等皆成于這段時期),可惜“英國差會”的使命因洪秀全自命為耶穌幼弟搞太平天國革命而凶終隙末……
  解放後基督教受到多方規限,但“奇跡”終於在有“中國耶路撒冷”之稱的溫州市出現(溫州的商業地位則被稱為“亞洲的曼徹斯特”)。溫州是中國的工業重鎮,經濟活力居全國之冠、繁榮旺盛在內地首屈一指,這些均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唯其成因,據富格遜的考證,則與新教倫理不可分割。溫州人工作時間比西方國家中最勤奮的美國人還要長,而且儲存大部分收入。一百五十年前“英國差會”播下的種子,如今已開花結果,據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原文在此前加上China Pertner,料為紐約大學與華師大在上海合辦的大學)一項調查顯示,目前中國有約四千萬名新教徒(1949年只有不及五十萬),而一些民間估計更在七千五百萬至一億一千萬之間,加上約兩千萬名天主教徒,內地基督徒人數可達一億三千萬,這已比歐洲的虔誠(Practising)基督徒多;而內地教堂興建速度且為全球之冠,南京愛德基金會(www.amityfoundation.org,內地基督徒創辦非宗教的非政府組織)的出版部(Nanking Amity Printing Press)是世界最大的《聖經》出版商,自從1986年開業以來,印刷的《聖經》已達七千萬餘本。
  基督教在溫州特別興旺,在文化大革命前,溫州有四百八十間教堂,現在增至一千三百三十九間,這些是“政府立案”的,“地下教堂”還不在此列。2002年,有百分之十四的溫州人是基督徒,此比例現在肯定更高。溫州商人大多對官員貪腐同業欺詐工人監守自盜甚感痛心及無奈,但他們認為基督徒勤勞且誠信可靠……這也許是教會大興的潛在要素。
  富格遜指出中國正在照搬“六絕招”,又舉出連串“經濟成就”(頁316以下),他因此認為“假以時日”,中國在經濟上取代新教倫理日漸衰落的西方,是完全可能的。筆者對富格遜的論斷有保留,理由有二。其一是,計劃經濟造成的經濟損耗,很快便會浮現;其二是,假如中國沒有發展出一套獨特的“絕招”,僅僅仿效西方,是無法超越西方的!還有,西方尤其是美國有完善全面的自我調整機制,反省既快,復興能力極強,加上她還是世無其匹的軍事強權,她是不會坐以待任何國家超前的,這好比一個武功高強又蠻不講理(只講他的“普世價值”)的人,在必要時為了本身利益會“濫殺無辜”以自保的。
  再說幾句題外話。略識中文的西方學者寫中國事務,一拋書包便很易露馬腳,賢如富格遜,稱朱元璋為War-lord Yuanzhang(頁44),若非注明年期,真不知所指何人(他大概還以為元璋是姓氏);在談及內地的《聖經》時,他指已出版了七千萬冊,其中有五千萬冊是Mandarin,餘下的則為“其他中國語言”(頁278),這當然不確不通,以Mandarin是“官話”、“官階”及柑橘而非文字。這位大學者鬧此常識笑話,會否為引文所誤?筆者完稿後查艾克明的《耶穌在北京》(David Aikman: Jesus in Beijing: How Christian is Transforming China and Changing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在141頁看到這樣的記述(意譯):1987年以後二十年,南京的愛德基金會出版了四千萬冊簡體字《聖經》,同時以拉祜、苗、彝等少數民族文字出版了一批(無確數)。艾克明的說法,筆者將信將疑,請教上海有學問的友人,知滿族、彝族、拉祜族(上世紀五十年代才創制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文字)等少數民族文字只譯過《聖經》片段,全本沒譯過。此說應正確無誤。准此,艾克明和富格遜都有這樣那樣的錯失。
  本書的插圖搭配頗見心思,書前部刊出英使馬戛爾尼單膝跪地見乾隆的漫畫;書後部(最後一幀圖片)則為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上奧巴馬見溫家寶的相片,身高六英尺一英寸(一八五公分)的美國總統很自然地欠身像行禮似的和中國總理握手,後者腰板挺直面露招牌式的笑容,好像在說“免禮”。 
東方早報書評週刊     2011-5-8     
中國選舉治理網本。發佈時間:2011-5-8 6:5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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