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10日星期二

中國企業家的信仰歸來 作者:張邦松

中國企業家的信仰歸來(一)
資料來源:經濟觀察報    作者: 張邦松     時間: 2010-08-10 
   “伴著橐橐的腳步聲,行人多起來,一抹晨光灑在石板路上,高高石牆圍合的古城蘇醒了。溫暖的陽光開始投射在建築的石牆上,只一瞬間,迷人的金色噴薄而出,城市彌漫在金黃色的光輝中,光影分明。”這是王石對耶路撒冷的一段描寫。2009年初,這個中國最著名的地產商人慕名來到了這座信仰之城,為此,他甚至放棄了前往迪拜——這個全球房地產業最為繁榮的城市考察的機會。並非僅僅因為耶路撒冷動人心魄的美麗,更重要的是,王石需要在這個三教合一的聖地,尋找一些人生的終極答案。
        在耶路撒冷飽經滄桑的石板路上,在聖殿山的哭牆邊,一個問題始終困擾著王石:“我們生活、工作、奮鬥的最終目的是什麼?當人離開這個世界時,生命的意義何在?”

  這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也不是做幾天聖城的匆匆過客就能醍醐灌頂。但是,王石的提問似乎代表了某種新的取向,在經過30多年“義無反顧”的衝刺之後,終於有一些人停下腳步,去思考當初為什麼出發,而下一步又要去向何方。也許,對於中國的企業家來說,尋找這個答案的過程,其意義有可能不亞於答案本身。

  宗教的回歸
  王石並非信徒,他對宗教的探求,或許是他認為宗教所包含的浩瀚而複雜的思想中,有他所追尋的問題的答案。對於上帝是否存在,王石的答案是“不確定”。

  與王石持保留意見不同,宗教正成為很多企業家精神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芯國際首席執行官張汝京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鳳凰衛視的老闆劉長樂和海航老總陳鋒則對佛教有著堅定的信仰,馬雲會時不時飛赴重慶縉雲山的一座道觀閉關自省,黃光裕則是一名天主教徒——當然,他是一名“有罪”的天主教徒。

  目前尚無精確的統計來說明企業家的信仰狀況,但從另一個角度可以驗證這個群體與宗教信仰逐漸緊密的關係。北京國際基督徒團(BICF)2000多名會員中,接近一半的人在內地從事商業活動,其中有大量企業界的精英;上海和廣州等內地大城市以及景德鎮、晉江等一些小城市也已開始有數十人甚至超過百人規模的基督徒企業家們的經常性聚會;馬雲經常去求教的重慶縉雲山道長李一,據說皈依弟子已超過3萬,其中一半在商界;據浙江大學哲學系教授陳村富的調查,在浙江,尤其是溫州等地,“老闆基督徒”已經成為一個新崛起的群體。

  實際上,中國企業家從未跟宗教割斷聯繫。即使在市場經濟最為刺刀見紅的時刻,神佛的身影還是不斷閃現在企業家並不豐裕的精神生活裡。求神問道一直在這個群體中頗為盛行,每個著名寺廟的“頭香”往往也大多被他們壟斷。然而,這與真正意義上的宗教信仰相去甚遠,它更像是商業交易在宗教領域的延伸,其嚴肅性值得懷疑,或者說,這更像是企業家精神虛空的一個反證。

  復旦大學宗教學系副教授劉平認為,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的當代中國社會主旋律就是徹底的物質主義,佔有和享受物質財富以及其符號形式成為衡量成功與否的尺度。在市場經濟卷席一切有形和無形的神靈之後,人們追求的最高目標就是無最高價值的個人物質以及感官福樂。“這是很悲哀的事,我們沒有價值追求,沒有了根基。”這位宗教研究者說。

  再物質的人都需要精神世界,然而,在舊的信仰被徹底摧毀而新的信仰無法建立的情況下,很多企業家選擇了如評論家秋風所言的,“用物質主義之藥治療物質主義之病”,試圖用金錢去消解心靈的空虛和揮之不去的焦慮。

  但與此同時,另一部分人則走上了信仰之路。與之前那種對宗教的簡單利用和粗暴解構不同,這部分信仰者大多是經歷了世事滄桑之後對自我世界觀的重新認知,和一種“倉廩實而知禮節”式的教化升級。

  江森自控中國區總裁楊薏贜少年得志,很年輕就成為了某著名跨國公司的高管,但由於工作壓力,他情緒變得非常暴躁,並且染上了酒癮。有一次他妹妹把他拉入教堂,正好牧師講到所羅門箴言中的一句話:“不要勞碌求富,休仗自己的聰明。你要定睛在虛無的錢財上嗎?因錢財必長翅膀,如鷹向天飛去。”他心頭大動,從此皈依。

  楊薏贜的經歷顯然並非特例,很多企業家選擇宗教信仰,都與商業活動帶來的心靈和身體上的壓力有關。

  私人信仰的公眾化
  宗教信仰是一種私人心理體驗,但是由於企業家這個群體的特殊性,這種“私人事情”事實上在企業家們的經濟活動中,已經程度不同地變成了企業的生存理念和生存基礎。商業和信仰的融合,使二者都產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中國社科院宗教所研究院高師寧做過一個關於 “天主教企業家的信仰與市場經濟中的關係調查”,這個調查發現,雖然企業不是宗教組織,但是大多數受訪的企業家有意識地在經濟活動中公開表達自己的私人信仰,並使其企業具有了或多或少的宗教色彩。在溫州,很多企業的名稱都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如鄭勝濤的神力集團,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考察溫州時參觀的企業伯特利閥門等等。一些企業家的辦公室、會客室、餐館中掛有聖母像、聖經警句條幅等以及和其信仰相關聯的東西,同時他們將自己的信仰向與企業有關的人宣佈。

  “至於他們特別熱衷的信仰實踐方式,就是一些老闆基督徒會在公司、企業的規章制度之外,另外增添一層屬於基督教信仰的精神關懷和規範,另設有與聖經、基督教信仰緊密相關的職員守則。”華東師範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認為。

中國企業家的信仰歸來(二)
資料來源:經濟觀察報    作者: 張邦松     時間: 2010-08-11
  溫州小林鞋材有限公司總經理蔡小東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他告訴記者,在他們這個擁有七八百人的企業裡,基督徒就占了200多人。這些教徒員工每週末會有組織地到教堂做禮拜,每當遇到與宗教相關的節日,企業還會組織一些特別的活動讓教徒們參加。“當然,很多非教徒員工也參加這些活動,其中有一些後來也成為信徒。”蔡小東說。

  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義中,教徒具有傳播本宗教的義務。所以有類似信仰背景的企業,在將私人信仰公眾化的過程,具有很大的主動性和自覺性。但有一些宗教更強調個人的修養,其對與企業的影響更多是一種潛移默化的被動作用。

  實力傳播中國區公關及市場總監耿峰是一個佛教徒。她表示自己不會將自己的宗教信仰刻意滲透到企業中。“身教勝於言教。”她說,“不要求所有人都要信,或者所有人都對這事都感興趣,沒這個想法,但是後來慢慢周圍的人都會覺得有興趣。做好自己該做的事就行了,如果你做的真正的好,那別人自然就會有興趣,就跟比如你吃了一種保養品,然後自己氣色比較好,別人自然就會問你吃了什麼了。”

  李向平認為,私人信仰經由職業群體的表達與實踐,呈現了現代公民信仰所應當具有的社會分享特徵,並且在公司、企業這樣一個特殊的社會生活領域,打造了一種特殊語境中的公共信仰,或准公共信仰。

  從宗教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內在關係而言,一種宗教倫理的基本功能,往往是如何使它的信仰群體呈現為一種社會身份的認同,或者是群體的,或者是個人的,並能經由這種認同方式而將宗教-信仰初步構成一種有系統、有方法的社會生活態度,促使該宗教所具有的意義關聯和利益關係制度化,最終建構一種從倫理的理想主義到實際的理性主義,從而才能轉變為直接的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模式。

  重塑商業倫理?
  宗教與市場經濟的關係,對學術界來說並不是什麼新鮮的命題。自從馬克斯·韋伯的經典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問世以來,關於此二者關係的探討就從未間斷,在中國亦是如此。但在過去的30年中,中國企業界很少過問精神層面的問題,關於這方面的實踐當然是少之又少,這也直接導致了中國企業界在企業管理、商業倫理和財富觀等各個層面上的功利主義盛行。

  實際上,極端的物質主義傾向,本身就是對資本主義的一種誤讀。正如馬克斯·韋伯指出的:對財富的貪欲,根本就不等同於資本主義,更不是資本主義的精神。倒不如說,資本主義更多的是對這種非理性欲望的一種抑制或至少是一種理性的緩解。

  但是,隨著信仰的介入,這樣的局面正在逐漸被打破,有信仰背景的企業和企業家在商業活動中表現出來的差異性漸趨明顯。

  根據中國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員高師甯的調查,天主教企業家的私人信仰轉化為企業的公共價值之後,企業就有了一種精神,一種靈魂,一種超越了經濟利益的目標。而且,轉化為公共價值的天主教信仰為企業帶來了不可忽視的社會資本:企業相對穩定,很少有員工跳槽,員工對企業家“百分之百信任”;在與政府職能部門的交往中 “理直氣壯”——按時按要求納稅,積極配合管理部門工作;在競爭中多了一份無形的力量——客戶、供應商對“天主教”的信任;無論是成功或失敗都有一種反省和平靜——參加宗教活動後會獲得心靈的平和、信心和警醒;在各種不良社會習氣的包圍中多了一種抵抗力——不會去幹同自己信仰相違背的事;在社會上有良好的聲譽——經常、長期地從事社會公益活動,不忘回報社會。

  實力傳播中國區公關及市場總監耿峰認為,由宗教信仰所引發的心靈漸變會很大程度上改變企業家的思考模式。“我現在已看不到殘酷的競爭,我看到的都覺得就是自然而然,都挺正常,當然可能也有衝突,但是如果你心態變了,你看這個世界可能就變了,你不覺得這個中間有什麼特別殘酷。”耿峰說。她認為,當一個人有特別長遠的思考,或者對人類真的有貢獻的時候,他的企業才能興旺,如果每個點都看得太短,就會陷入急躁,“你以為你抓到了很多,但你不知道你損失了多少,你看不到你損失的東西。”她說。

  被稱為“中小企業代言人的”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從管理學角度詮釋了這種變化在商業領域的意義。他認為,有宗教信仰的企業家更能夠以人為本,比如善待企業的員工,因為所謂的管理,就是通過別人把自己的事情辦好,那你就要善待別人,真誠地對待人別人。在這一點上,信教和不信教的人有很多的區別。此外,他們對手合作的過程中,他往往也會比較善良,就是強調了共生共榮、合作共贏,並不是非要把競爭對手置於死地。

  經濟學家趙曉是將宗教引入市場經濟的堅定鼓吹者。本身即是基督徒的趙曉曾發表過《有教堂的市場經濟和沒有教堂的市場經濟》、《有十字架的市場經濟和沒有十字架的市場經濟》來闡述宗教信仰對於商業倫理建立的決定性影響。他認為,基督教新教倫理讓人們為上帝而獲取財富,賦予人們一種通過誠實勞動來理性獲取財富,並以此榮耀上帝,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的神聖的道德準則。在這一市場倫理和財富倫理的作用下,創新動力變得最大化,而且致富的目的和手段變得一致,市場交易者最良性的自律,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市場運行的成本,並使得公平交易的 “市場秩序”有可能出現,從而形成公平與創新齊動的市場秩序內核,進而使市場經濟像朝陽般蓬勃向上。

  然而,與韋伯證明新教與資本主義關係的背景不同的是,中國的宗教信仰者大多半路出家,而非是與生俱來的、先天性的信仰來推動整個商業社會的前進。韋伯式命題的中國闡釋是否能夠行得通,中國是否必然經由宗教來改變現有的商業倫理,這目前為止尚無法得到印證。但是至少,正如高師寧在其調查報告的最後所表達的那樣,“宗教信仰是有利於企業家‘信任’觀的建立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市場經濟活動走向正常,走向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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