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人教育与大使命看温州主日学 作者：章圣任

从全人教育与大使命看温州主日学
        最近拜读了台湾中原大学的林治平教授的高作《白昼提灯》，被林教授的“全人教育，全人辅导”的观点深深吸引。正如林教授所云，我们的教育失去了平衡，没有做到全人教育。
        林教授全人教育的观点认为，一个人活在四个关系之中。其一，就是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天人关系。其二，就是人和自己之间的关系，人己关系。其三，就是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人人关系。其四，就是人与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人物关系。
        无论是西方还是我们东方，都陷入一个教育的误区，就是我们的教育太重视人与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我们读了很多年的书，但是最终教育出来的却是一群“没有受过教育的专家”。我们只学会了物质环境所需要的技术、手段，却不懂得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不懂得如何作自我调节，更不知道人与上帝之间关系的需要。结果，在白日里提着灯笼满大街去找人，却找不到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这是现代社会教育的悲哀。
        在这样一个悲哀的教育背景底下，教育界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们开始了集体反思，也作出了很多教育改革。但可悲的是，国内做的教育改革都没有挣脱出人物关系的桎梏。无论是“培养动手能力”、“工学结合”、还是“走出课堂”，人都在物质环境的迷宫里转来转去，找不到出路。从国外引进的一些改革成果倒是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些进步。自从哈佛大学的梅奥教授做了“霍桑实验”后，理论界就公开宣告，人不是简简单单的物质人，人还是社会人。每一个人，他至少活在一个群体当中，并受到群体规范的影响。从此，行为科学主义大行其道，人们开始注意到人在群体中的心理和行为模式。特别是“EQ”理论问世以来，大家都开始拿EQ说事。其实这些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教育的缺失，但利己的烙印却十分明显。最近，关于个体性格塑造和品质培养的书籍、培训，也开始流行起来。看来在社会上，对于“人与他人关系”和“人和自己关系”的教育开始有点进展了，这是令人兴奋的。但是，不容乐观的是，它们和“人与物质环境关系”的教育相比，如同小巫见大巫一般。更可悲是，在整个社会教育体系中，尽然看不到一丝天人关系的影子，上帝与人的关系在社会教育的环节中被完全地忽略了。
        在全人教育的框架下，我们再来审视当前的社会教育。天人关系，几乎缺失；人己关系，有一些尝试，但非常浅薄；人人关系，正在努力，却明显带有利己的功利性，使得人际关系更加紧张；人物关系，依然独大，学校和家庭继续在培养着“没有受过教育的专家”。教育成了一个“腿脚巨大，两手短小，并且没有脑袋”的怪物。
        了解了社会教育这个现状后，我们来寻找教会主日学教育的定位，即我们该做的是哪一块。我们不得不承认，主日学教育的力量是有限的。无论是从人力、物力、财力，还是从时间、空间上来说，我们都没有办法和社会教育的实力相比，因而不能和社会教育进行正面交锋。企图把社会教育这驾马车从错误的道路上完全拉回来，起码目前我们是没有这个实力的。所以，我们只好从社会教育缺失的层面去做补救的工作。如此看来，天人关系的确立，让人与上帝之间建立正常的关系，正是主日学教育的关键；其次，人与自己关系和人与他人关系的教育，是需要教会主日学在这里进行补充的。人与物质环境的教育这一块大可放一放。除非有一天，国内可以恢复教会介入社会办学，教会可以兴办小学、中学、大学等国民教育后，我们再考虑人与物质环境关系的教育。
        以建立正常的天人关系为重点，补充人己关系和人人关系教育的不足，暂时放弃人物关系教育，这是教会主日学教育的基本定位。
        我的观点已经列出，本想行文至此就搁笔。但总觉得“有观点，没方法”，操作性就要大打折扣了。昨晚，我无意间闯入温州永嘉乌牛教会的金节制弟兄的新浪博客空间。看了他很多文章，其中一篇《从大使命谈主日学教育的策略》令我眼前一亮。主啊，这不是我苦思冥想却不得其解的东西吗？感谢主！他垂听人的祷告，顾念人的需要。
        在金弟兄的文章里提到了他对大使命的理解，那确实是按正意来分解真理的道。教会对大使命的理解陷入了一个误区，一提到大使命，立马就想到传福音。然而大使命的内涵和外延远不止于此。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章19-20节）金弟兄认为，大使命的核心导向是“使作门徒”，宣教、施洗、教导都是为要把人培训成为一个基督耶稣的门徒。所以，大使命包含了宣教、施洗、教导三个部分。
        建立天人关系，恢复上帝与人之间正常的关系，其实就是大使命的目的——使作门徒，这是一个意思的两种不同表达。既然教会主日学应当以建立正常的天人关系为重点，那么教会主日学最关键的事工就应该是为了完成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怎么完成呢？方法就在于开展宣教、施洗和教导的工作，目的是使学生能作基督耶稣的门徒，建立正常的天人关系。
        在主日学中开展宣教的工作。教会主日学需要在日常的教学之外，另外开展一些专门的福音聚会和福音性的课程。我们需要把每一个学生看作是传福音的对象。虽然有很多的主日学学生是生长在基督徒家庭里，也常常来教会参加主日学，但未必清楚明白救恩，甚至没有专门地听过一次两次福音。主日学教师要深入了解学生的处境，在福音真理上装备自己，并掌握面对小孩子的宣教技能。
        在主日学中开展“施洗”的工作。对于婴儿洗礼和小孩子洗礼的事情上，教会历来在神学和实行上常有争议。我个人认为，起码那些自己清楚得救并有明显见证的主日学小孩子，教会完全可以为他们施洗。但在这里，我们先搁置这个问题不谈。这里提到的“施洗”工作，并不仅仅指有没有这样的具体行动，还要指在主日学中开展团契生活。一个主日学班级就是一个小团契，要让小孩子在这里过团契的生活。教会主日学要在教学程序的内外，开展一些活动，营造团契的氛围，让孩子们在这里学习彼此相爱、彼此服事，并委身在这个属灵的家庭里。
        在主日学中开展教导的工作。这是主日学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教会主日学若失去了圣经的教导，就不能称之为教会主日学了。所以，每一位主日学教师都需要在圣经真理上受到装备，并忠实地履行教导的职责，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可能在圣经诠释上，主日学教师没有办法做的很专业，但起码不能错解、乱解。不仅仅是解释，更要注重圣经原则在生活中的应用。另外，属灵的事要凭借属灵的力量，所以我们主日学教师要依靠圣灵加力量给我们。每一个主日学教师要保持正常的灵修生活，确保自己在上帝面前有正常的关系。同时，还要掌握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技巧。有创意的教学会使学生对圣经产生探索的兴趣，沉闷古板的教学反倒令学生对圣经望而生畏。
        当我们的主日学能坚持不懈地开展了宣教、“施洗”、教导的工作，圣灵也乐意与我们同工，因为我们所做的是要完成主耶稣的大使命。这样，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主日学学生成为主耶稣的门徒，建立正常的天人关系。不仅仅是这样，在团契生活和圣经教导的环节中，还附带着能弥补社会教育在人己关系和人人关系教育上的不足，使主日学的学生在这个社会中能受到平衡的全人教育。
        以上仅是在了解林教授和金弟兄的观点之基础上的个人思考，并不代表林教授和金弟兄的原意。此外，由于文笔和篇幅的限制，不能将林教授和金弟兄的高见完整地陈明出来。若想进一步了解，请仔细品读林治平教授的《白昼提灯》，以及金节制弟兄的《从大使命谈主日学教育的策略》。

原标题：主日学：全人教育与大使命
章圣任，2010年3月20日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f248790100hdeb.html

温州英籍传教士——曹雅植 作者：章圣任

曹雅植（温州传教士）

罗杰·卫尔  整理
章圣任、金海霞  翻译

《曹雅直》
（GEOGE STOTT）
温州
1867-1887
照片（略）: 1895年, 曹夫人在温州25周年
第一部分: 福音入华
    1．1792年, 为了与清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签订通商协定，英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派遣特使马嘎尔尼（Macartney）勋爵觐见清朝皇帝乾隆。但是，清政府拒绝了他所有的请求，具体如下：
    ⅰ）仅开放广州作为通商口岸；
    ⅱ）皇宫内不接见任何英国外交使臣；
    ⅲ）英国宣教士不得进入中国；
    ⅳ）清朝皇帝对英国献上的先进科技礼物不屑一顾，认为毫无用处。
此外，清朝皇帝还给英王乔治写了一封轻蔑的长信，信的结尾是这样的：“国王！朕命令你按照朕的指令行事！如果你在宁波、天津或其他港口有船只或贸易行为的话，朕将下令使用武力迫使你的船只离开那些口岸！到时候别怪朕没有事先警告你！你必须永远遵守这道圣旨！”
    2．1807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到达现在被称为香港的地方。他是第一位来到中国的英国宣教士。他非常震惊地发现，如果一个中国人教外国人说中国话就要被处死！最终他还是找到了两个愿意教他汉语以及协助他翻译《圣经》的人，并支付给他们报酬。但事实上，死亡的威胁一直笼罩着他们。当他们其中一个人被发现的时候，为了逃避严刑拷打和惨忍的死亡，竟然服毒自尽！
    1812年，清政府通过了一项新法令使得外国人印刷汉语基督教书籍成为死罪。并且“欧洲人聘用的中国宣教士传讲基督信仰将会被处死。他们的跟随着若不肯放弃信仰将被流放到北满洲（也就是中国的东北）”。
    3．清朝皇帝一心要拒基督教及一切国外的影响和贸易商于中国大门之外。广州是西方人唯一可以购买中国茶叶和交换商品的地方，并且只能按照清政府的条件进行交易，无任何平等可言！
    西方国家认为拥有庞大人口的中国将成为那些来自英国和印度制造的商品的潜在市场，是海上运输的雇佣之地，也是个兜售鸦片的好市场！但是，为了与清政府进行正常贸易关系，他们所做的一切尝试和努力都被愤怒地拒绝了，有时还动用武力。这激起了西方国家的军事报复！清政府视西方国家为使用超强海军实力的侵略者，将不平等的鸦片贸易强加给中国！当清政府抵抗时，战争就爆发了！但是导致战争的结果，双方都是有过错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于1842年结束，同时签订了南京条约。其中对宣教工作影响最大的条款为：
    ⅰ）割让香港岛给英国；
    ⅱ）清政府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商人在这些通商口岸贸易和居住。
    在1845年的《中法黄埔条约》签订之后，罗马天主教徒及基督教徒都开始被清政府所容忍。
    第二次鸦片战争在1858年结束，同时签订了《天津条约》，紧接着1860年签订了《北京条约》。这些条约中对宣教工作影响最大的条款是：
    ⅰ）更多的通商口岸被开放，准许英国商人贸易和居住。如汕头、浙江、烟台、天津、营口、九江、武汉、芜湖。
    ⅱ）允许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
    ⅲ）宣教士在中国内地活动自由；
    ⅳ）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
    1877年4月，第一艘外国轮船到达温州！
    4．当然，撒旦总是竭力阻挡福音入华。它总是拦阻上帝国度的扩张。（帖撒罗尼迦前书2：18；启示录12：13-17）但是，神为要成就他在世上的美意定能战胜魔鬼撒旦的作为。（创世记50：20）
    5．在1842年的《南京条约》签订之后，英美各使团纷纷派遣他们的宣教士到中国各通商口岸传福音。1865年，戴德生（Hudson Taylor）创建了中国内地会，使福音不仅被传到中国沿海省份，还进入中国腹地。这是自从1868年他带着一班宣教士从杭州到达扬州开始的。不过，中国内地会有四大独特之处：
    ⅰ）它接受所有教派的宣教士：英国国教徒、浸信会教友、公理会教友、卫理公会教友、长老会教徒。
    ⅱ）你仅需要被你所在的当地教会承认即可加入内地会，而无需是一位牧师或曾在圣经学院学习过。
    ⅲ）单身女士也可以成为宣教士。
    ⅳ）宣教士在中国必须穿汉服。

第二部分 曹雅直及福音入温
    虽然我们不知道曹雅直（George Stott）先生的生辰，但我们知道，19岁的他在一次事故中伤了右腿。那时，他是苏格兰农场的工人。两年后，他的腿又癌变，不得不在膝盖以下截肢。他在床上躺了九个月，伤心地思考着自己渺茫的未来。不过，在这期间，他接受了福音并成为一名热心的基督徒。
    之后，他在一所学校当了几年老师，也曾接触到有关中国属灵需要的消息。当他的一个同事George Crombie告诉他自己正打算加入刚成立的“中国内地会”去中国宣教时，他也开始对此深感兴趣。
    后来，曹雅直对自己这样说：“我没看到两条腿的去中国，所以我一条腿的要去。”他写信给戴德生请求派他去中国。于是，戴德生邀请他到伦敦进行面谈。戴德生告诉曹雅直，一个瘸腿的人去中国非常危险，特别是当外面有骚乱暴动的时候。曹雅直笑了笑，幽默地说他不会有事的，因为圣经上说“瘸腿的能把掠物夺去。”（以塞亚书33：23）戴德生见此便心里说，“这就是中国需要的人！”于是，1865年，曹雅直放弃了学校里教学的工作到伦敦跟随了戴德生。1866年2月，曹雅直等八个人到达了上海，他们是刚成立的中国内地会派出的第一批宣教士。在宁波附近服侍了一段时间后，曹雅直作为先锋被派往沿海古城温州。他于1867年11月25日到达温州的。
    当时的温州自称为“万幸之城”，“辉煌之城”。温州人认为他们所拜的那些神灵是非常有能力的。因为当时太平军从广东北上，沿途各个城市都被攻破，惟独温州得以幸免。曹雅直看到温州庙宇林立，拜偶像成风之后非常震惊！当他和另一个宣教士蔡文才（Josiah Jackson）努力去找一个能歇息的小旅店时，却发现几乎无人肯接待他们。可见当地的反洋情绪极其强烈。在找房子租住的两个月内，当房东发现承租人是“洋鬼子”时，他们的租金马上被退回！最终在1868年1月18日，他们找到了一个愿意租房给他们的地主。随后，蔡文才回到临海继续他在那里的事工，只剩下曹雅直一个人开始他在温州二十多年的宣教工作。但是第二天，就有一群蛮横吵闹的人聚集到房子门口，叫喊着，朝房子扔石头。他们用力敲打着房门，愤怒地要求曹雅直马上离开这个地方！但他勇敢地走出来，朝他们说：“你们都看到了，我是个瘸子。如果我想逃跑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们杀了我的话，你们可能会有麻烦。如果你们让我单独留下来，你们会发现我对你们毫无恶意。总之，我已经来了，我要留下！”
    人群逐渐地安静了下来。他们又扔了些石头后，一一地离去，剩下这第一个到温州的洋人曹雅直一个人，也就是第一个到温州的外国宣教士！他决定开办一所小型的寄宿学校，收了十二个男孩作为学生，并雇了一个中国籍老师来教他们。同时他自己教他们《圣经》课。他也开设了一间小礼拜堂，并向每一个进来的人宣讲耶稣。1868年，他给他的第一个归信者施洗，是一个补鞋匠。1869年，在他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提到自己如何度过那最早的几年：
    “我的家庭由十二个男孩、一个教师（也是我自己的语言老师），两个男仆和一个做清洁的老妇人组成。如果我能按照我所应该的去管理他们，那将很好，但是并不都是这样。让你看一下我日常生活的程序吧！我早晨六点钟起床。在读经灵修、祷告和早餐后，我给学生们做个短讲或读《圣经》，同时有祷告。接着需要安排我们所有人的日常生活需用：买米、蔬菜、鱼、柴火、针线、纽扣、鞋子等。必须确定要买的尺寸、数量和质量。一完成这些采购的工作，我就开始学习并准备星期天的布道及给那些男孩子们的教导。我对每一个来访者都很重视，总是找机会告诉他们神的真道、罪及救恩。午饭后，我继续学习，接待来访客人，或骑马到乡下去。在那里，我随身携带一些福音小册子，寻找机会来传讲耶稣，因为我还不敢在大街上布道。当孩子们放学的时候，我回到家里。晚饭的时间在天黑以后，我必须让孩子们一直忙碌直到晚饭，不让他们有机会调皮捣蛋。接着是我们的娱乐时间。在音乐声中，我们看着图片凭记忆来讲故事，直到‘祷告时间’。有一些朋友也参加进来，那些会识字的就一起读圣经，轮流着一人一节地读。之后，我会做一个短讲并以祷告结束。接下来就是孩子们的‘提问时间’。我会试图激发孩子们的智力，使孩子们的智力更自然和更开发性的表现出来。我的身体很健康，非常适应这里的气候。有时候我的精神十分振奋，但有时我又很沮丧，对每一件事、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都想得很多。这里离最近的租界需要八天的路程，并且我工作上也遇到许多困难。你若不在这里待上两年或更多的时间，是无法理解我的处境的。但是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其他地方的机会，我还是会说：‘温州！’哪怕有可能让我当一个民族的统治者的话，我也不会改变我的选择！”
    有一天，曹雅直来到教室，惊奇地发现里面空无一人。通过询问之后，才知道这个城市在谣传他要拿学校里孩子们的心脏和肝去做药！谣言传开来，人们信以为真。他孤独和烦躁地度过了好几个月后，才重建起在人们面前的信任。孩子们才纷纷返回学校。
    由于自己缺少友谊且时常感到孤独，曹雅直发现自己这前两年过得非常艰苦。于是，他向一个自己认识的苏格兰基督徒女士Grace Ciggie求婚。她同意了。后来他们就于1870年4月26日在上海结婚。当她到达温州后，每天都有一群人来观看第一个到这个城市的外国女人。她发现她的新家是在一个嘈杂的教室上面，由三个房间组成的。不过，事实证明她是个非常理想的妻子。她对所有的事工都非常积极努力，正是曹雅直所需要的同伴和协助者。
    1870年，天津发生了针对外国人的大屠杀，19个欧洲人因此丧生。原因是中国人非常愤恨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了惩罚可恶的外国人而散布了一些邪恶且愚蠢的谣言。他们说，外国人绑架并谋杀儿童，挖出他们的眼睛、心脏和肝来做药。除天津外，其他地方也有这个谣言。在温州发生了疯狂的反洋暴动。连走出房子都变得很冒险，这样大约持续了三个月之久。在此期间，曹雅直时常被石头砸，被恶毒地诅咒。温州到处贴满了手写的布告，说曹雅直杀了婴儿并用盐腌了放进桶里。每天都有一群人冲进房子并在各个可疑的角落寻找那个传说的桶。最后，他请官府公示通告来辟谣。这才使这些威胁过去，形势稳定下来。不过，就在这些黑暗和苦难的日子里，也有人过来询问福音信息。在1870年在他写给一个好朋友的信中说：
    “自我上次写信给你之后，我们经历了几个令人欢欣鼓舞的环境。其中一次是当我对事工感到有点沮丧的时候。由于天津大屠杀，我们陷入困境，无法出门，人也很少进来。有一天，一个来自附近县城的人说他想见我。他告诉我说他认识的一个人是我们这里的成员。他听那个人讲过耶稣基督和上帝创造天地的故事，并差遣他的儿子为罪人死。然后他们每天晚上一起读圣经，祈求上帝赦免和拯救他们，他相信了耶稣的‘教义’并相信他救恩的价值，而且另外有三、四个人也相信了。这是我从未看到的，不过这个人是个小贩，到城里这几天是为了进货，他每晚都参加我们的敬拜，但是现在他再次离开做生意去了；另外有两个男孩也对真理很感兴趣，他们的心窍被打开，对经文也懂得最快。即使在我们最黑暗的时刻，上帝也常常鼓励我们，虽然那时候看起来很有希望的果子并不总是能成熟。”
    1871年6月，蔡文才先生从临海到温州来协助事工。他们在城市非常繁华的地段——五马街租了一个很大的店面做礼拜堂。店面的一部分用来作为书店，每天有个中国籍的传道人坐里面卖书并向每个进来的人宣讲福音。到了下午，大礼拜堂就打开，蔡文才或曹雅植先生在里面布道。刚开始一大群人过来听，但过了一会儿他们就散去。只剩下一个或两个确实想明白的人在仔细听。曹雅植先生在一封信中这样描述这一段日子：
    “当大门打开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涌进来，有失业的人、游手好闲的、小流氓、旅途中的商人、小贩、魔术师、算命的人、音乐家、小偷、乞丐，甚至会有佛教徒或道教徒。人群的嘈杂声几乎盖过讲道声！使这样的一群人集中注意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极大的肺活量和智慧。今天上午当我讲罪的来源和影响、以及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安静地听了一个多小时。许多人一直很专心地听，但大部分人总是不安心地走来走去，进进出出，坐不下来。我每天必祷告的内容是让我们的会堂成为许多灵魂在此得救的地方。昨天有超过一千多人听道，他们理解起来很费劲。但是有神的保守与同在，我们一句一句详细地解释后，他们渐渐能够接受。”
  曹雅植觉得神不仅仅呼召他在温州城里传福音，温州周边的农村也有这个需要。尽管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他常常面临拦阻和危险，但他的勇气从未消减。“义人却胆壮像狮子！”
当有需要的时候，他会带着寝具和他的拐杖，骑着一匹小马边旅行边传福音，也经常有一两个中国人陪同着。
    “我们走访了许多的村镇，时常有一千多人来听道。有时我们在戏台上布道，有时在农村的庙宇里。当找不到适当的地方时，有时就在我的马背上传道。同时有两个中国基督徒与我轮流讲道。当其中一个讲了一天后嗓子哑了，另一个就可以起来继续讲，声音大到四百码外都能听到！在我回到市里后，他们两个继续在许多地方传了将近十天的道。”
    1873年4月，他在给另一个好朋友的信里写到有关他的另一次外出布道的经历：
    “上个星期我去了约二十英里外的东林。我骑着马去一些小村庄，一边传道一边卖书。这个地方之前从未有过外国人，整个村里的人一下子就全跑过来听我讲道。我们看到了在地里干活的男人一扔下手里的农具就跑来看我。当我骑到了一些能讲道的地方时，人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嘈杂……我一直讲道直到太阳下山然后晚上住到一个屋子里（但是人群一直跟着我到那里），我一直讲到喉咙发痛！
    这个农村周围的村落都非常美，但这里的人们似乎很落魄。晚上，村里的族长邀请我们到他家里，热情款待我们。晚饭后一大群人又跑进屋来，我就给他们讲道直到深夜。同时，我的两个同工在接待室也有一大群听众。他们待我如此友好是因为我之前医治好了他们当中一个发热病的人。第二天早晨，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就起来骑马去了另一个村庄。那里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一个庙宇的院子里。我和两个同工轮流爬上戏台向他们传道。庙里带头的僧侣不让我们在神像面前讲道，但听的人们叫他闭嘴。于是我们继续传道。”
    1872年开设了走读女校。
    1874年在平阳邻镇租了一个房子作为宣教事工点，但是被愤怒的人群破坏了。曹雅直将此事汇报给在宁波的英国领事。7月，戴德生夫妇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来温州。
    1875年温州建立了一个教堂。周边建立了三个祷告点，包括平阳和东林。每个祷告点有一个中国籍牧师。
    1879年由于年轻男子在教堂里很难找到一个基督徒妻子。他们决定开设一个女子寄宿学校。
    1880年教会建立了温州第一所西医医院。
    1884年中法战争。法军快速袭击了福州附近的造船所，击沉了中国十一艘军舰并毁坏中国的军械库。当消息传到温州时，愤怒的人群开始暴动。他们破坏了所有外国建筑并将所有外国人赶出温州。于是学校、教堂和曹雅直的住所全被烧毁。处于安全考虑，他们把收养的小孩子送往宁波。几星期后，曹雅直再次回到温州，花了五个月的时间重建原来的事工。在江心屿上的当地英国领事馆认为曹雅直向中国政府要求的赔偿金过多。
    在这个暴动期间，有一个从武汉来温州做生意的人看到人群冲进曹雅直的住所，抢夺他的财物并将房子完全毁坏。人群还用石头扔曹雅直，而他却只是冷静地走向衙门，毫无怨恨、咒骂和发怒。更令他惊讶的是，几个星期后他看到曹雅直回到温州，默默地开始重建被毁掉的一切。那和气的神情仿佛这城市是他朋友。这个商人自言自语说：“能使人有如此举动的信仰实在值得探个究竟！”因此，当他回到武汉后，他开始参加那个城里一所新的基督教堂的聚会。很快，他就在卫理公会一个有名的传教士李修善（David Hill）那里受了洗。虽然曹雅直处在危险和迫害之中，但主却借着他这种无声的见证祝福临到其他人。
    曹雅直像一个严格的苏格兰校长治理他的学校那样治理他的教会。他在各样危险和困难的事工上都敢于做先锋。他坚信神特别地呼召他去做这些事并要使这见证被成就。他无法忍受任何其他人为的机构来干涉他事工的进行。甚至中国内地会备受尊敬的带领人戴德生也不行！他坚持自己和其他来自英国的同工都穿欧洲服装，而不是像戴德生所教导的那样穿汉服。同样地，他坚定地认为中国政府应当赔偿他们被市民们无理卤莽地破坏掉的所有财产。但是，中国内地会却持相反意见——不要求赔偿是真基督徒的见证，体现基督的顺服和温柔。戴德生派来的那些宣教士觉得在曹雅直严厉又需要绝对服从的独断专行的做事风格下事工非常之难。戴德生三番五次地建议曹雅直应该如何做温州事工的各个方面，这令他深感不快。于是曹雅直向伦敦的总使馆抱怨。最后，由宁波来的一个美国宣教士Mr. Lord在他们中间做调解才达成妥协。随后曹雅直夫妇二人就回英国去了。
    但是中国各个教派的成员都非常喜爱这个宣教牧师，因为他为了把福音传给他们而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对于他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怀有深深的感恩之情。他们也很尊重他严格的管理方式。下面是1891年来自他所在教会的成员作的见证：“我想写一点关于我们的牧师曹雅直。他由中国内地会派到中国来传福音。他性格正直、公义且睿智。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乍一看觉得他很严厉，但是当一个人更多地了解他后会发现他非常和蔼可亲。他在做每件事情之前都会先全盘考虑。他的话语很少却很有智慧。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他承诺过的就一定会去做。大家都能感觉到他的能力和影响。他可被称为温州教会的栋梁，每个人都以他为目标并渴望能像他一样。我们的牧师多年致力于教育和教导。他喜欢出去向大家传扬福音。他在二十四年前来温州，而他的妻子在两年后过来陪伴他。他们远离了家乡、亲人和朋友，一起为了神的旨意而侍奉。他们因为被神拣选来做这样的侍奉而喜乐。为了能更好地与我们沟通，他们还学习我们这里的方言。他们组织教会，开办和经营寄宿学校，不在乎时间和金钱；收养孤儿和其他贫穷的孩子，教他们阅读和明白圣经。他们不怕千辛万苦地在当地和周边各地旅行布道、卖书和帮助哀伤的人。因他所做的这一切，福音被广传了。唉，在偶像崇拜这件事情上，温州及其周边地区比起其他许多地方更严重。因此，曹雅直先生心急如焚。他忧伤地求告上帝来看顾和怜悯这些百姓。很快，上帝应允了。福音在温州、平阳和东林传开了。现在，每一个教堂都有他自己的华人牧师。每个月他都拜访他们，并且传道、教导和考察那些归信的人。在这一切事上，曹夫人都是他的帮手。她教导妇女和女孩。当一些灵魂得救的以后，她又教导他们如何去帮助别人。她还组织了一个小组去照顾那些无助的、悲伤的和饥寒交迫的人。每一件和教会有关的工作，他们都非常热心和投入地参加，并且全力以赴。他们这样做了很多年，留下了良好的根基。现在，这个教会已经有了三百多个信徒。1887年，曹雅直夫妇返回了他们的国家。不久，曹雅直先生得了重病，死于1889年4月。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所有的信徒都泪流满面。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悲伤。然而，追忆曹牧师的美德，男女老幼都非常感激他教导的恩典，并深深地觉得自己是由他而生。”雷世开（音译）
    如今，温州是众所周知的“中国耶路撒冷”。因为那里的教会和信徒的人数都快速地增长，大概人数已经超过六十万。曹雅直是第一个在这个城市传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尽管有敌对的人群、恶毒的流言、投石与纵火、死亡的威胁以及灰心和软弱，但他却为将来神的教会在中国的这个地方的成长打下了一个美好而坚固的根基！他的信心是不屈不挠、坚定不移的信心，以至于能面对这一切的困难。正如他自己所言：
   “有很多事情会带来麻烦和焦虑，不会都是一帆风顺，也不会全是成功。在中国，要使得能阅读和教导上帝的话语不再是一件希奇的事，需要我们‘通入幔内’（希伯来书6：19），强烈地继续着来自上帝的支持；并且唯有与上帝亲密地同住同行才能做到。我的经历带给我一个结论，只有通过活泼的信心和祷告才能获得和维持，而这祷告是真实的祷告，是心灵的格斗，如同雅各从奋斗中获得了力量，而不是软弱。”
    如果要对曹雅直一生和他的工作做个简要的概括，那么无疑他是最勇敢的宣教先锋之一，也许他是这些勇敢的宣教先锋中唯一一个曾经做个截肢手术的人。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信心和勇气没有动摇。1894年，温州基督徒的人数发展到超过1000人，其中包括卫理公会苏慧廉（W.E Soothill）牧师在1881年建立的教会。在曹雅直去世后，他的夫人回到温州住了几年，直到疾病迫使她在1895年举行25年服事庆祝会后返回了英国。
参考文献：
1. “Hudson-Taylor & China’s open century,” Volumes 1 to 7, by A.J. Broomhall
2. “26 Years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by Mrs G. Stott, 1897.
3. “The Chinese Recorder”.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f248790100habq.html

温州永嘉三自复出的零星情况 作者：胡归原

温州永嘉三自复出的零星情况
作者：胡归原

2015年3月30日下午，笔者采访了永嘉某家庭教会的属灵长辈，得知了有关1982年永嘉县三自会复出的一点零星情况。长辈虽然是历史的经历者，但是对于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他陷入了历史的沉思。

这次会议在乌牛东洋教堂召开（如今这所名列三自会的教堂在这次运动中受到了‘逼迫’，可能它也在见证历史），由县宗教局周科长带队，参加的人员是全县教牧同工，主要学习有关政策。周科长扶持50年代参加三自会的主要人员，这次被扶持的人：张林弟、史伯雄、陈直，安排他们三个人在大会上讲课。据长辈回忆，这三位在文革期间都否认耶稣，传道只不过是混饭吃；另外他们在信仰上属于新神学，甚至有接受创造进化论等。

参加会议的同工对这三位存在很大的意见，据另一位长辈回忆，岩头的几位传道人看到这种情况就退出了会议。其中有一位姓张的传道人将此事反映到东阳堂长老那里，如果下午张林弟站起来讲课，我们这群青年人就拉他下来，他根本不配站在神圣的讲台之上。本堂的长老将此事反映给陈公权牧师，陈公权牧师安排了另外的人。那天上午周科长去了乌牛另一个教堂处理有关教产的事，回来后得知有人阻止张林弟讲课，就站起来拍桌子说：“今天公安局工作组就驻在乌牛，谁要是不服从，就抓谁，谁要出头，就处理谁。你们想宗教自由，这自由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自由。”

这次会议结束后，每位同工都带着恐惧的心理回到自己所在的牧区，商量对策。但是出于保护教产及恐惧的心理，各牧区都存在较大的争议，但是最终出于淫威之下，不得不加入恐怖组织，暂求平安。

但过了几年，如乌牛、岩头、桥下、桥头等牧区的一些传道人看到三自会不合圣经真理，各自分别出来，重新回到正统教会（家庭教会），这些分别出来的长辈所经历的苦难是我们这些后人无法想象的，但是上帝在永嘉的土地上保守了他的教会。

这位长辈提醒我，三自是政治运动，我们基督徒绝不参加政治，政教必须要分离。
回想这一年多在温州地区所发生的事，正应验了所罗门王所说的话：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放弃教产与放弃信仰两者选其一时，你会选择什么？其实任何时代总有一些所谓的聪明人，只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0d26291f0102ve2s.html
原标题：一次意外的采访，本标题由郑乐国编注

试论温州基督教音乐事工 作者：王拉结

试论温州基督教音乐事工

温州基督教历史悠久，基础深厚，教徒众多，发展蓬勃，信徒占当地人口的十分之一，有中国耶路撒冷之称，历史的悠久上溯至七百多年前的元朝基督教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曾先后四度传入我国①唐代的景教②元代的“也里可温”教③明末清初的天主教④十九世纪的基督教和天主教，除了第一次唐代景教外，其余三次都曾传至温州，并产生深刻的影响。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终于被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英美等国数以千计的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1807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就开始了大规模的传教，正是这样的大背景下，新教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传入温州，光绪七年（1881）冬，英国传教士苏慧廉来温传教。光绪十年（1884）到三十年代已经有六大教派，包括内地会、循道公会、安息日会、 还有温州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会、基督徒聚会处。

　　今日温州基督教的盛行，教堂遍布全市城乡，教徒居全省之首，并参与社会生活中来，渗透到传统文化中。基督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已日益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

一、温州基督教新教音乐事工⑵形成的发展过程

　　根据基督教教义，教会音乐和圣经一样，具有崇高的地位，它表现在信徒对上帝的崇敬、赞美和回应。教会音乐也是一种实用的艺术，特别是用在教会集体的崇拜，团契聚合和传教的功用上。因为赞美诗歌上的音乐能带给人快乐，抒发情感，让信徒的生活更有意义。而赞美诗是基督教音乐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赞美诗是一种基督教会众合唱的颂赞诗歌，是基督教传播中的重要活动，也是教会信徒崇拜⑶所必需的，它以歌唱为主要形式。将相关的赞美诗歌曲集结出版发行而称为赞美诗集。

　　1867年农历七月，英国内地会曹雅植在温州建立温州基督教内地会，当时的赞美诗歌是外国传教士为适合中国信徒所需，根据中国音乐曲调的特点编写简短易唱的赞美诗的曲谱。据载，温州教会初创期间，信徒不能习唱西方曲调的《赞美诗》，在温州传教的循道公会的英籍传教士苏慧廉牧师特雇民间曲艺吹打班来家吹唱，采用了温州本地的民间旋律素材创造了些简单的诗歌，使得信徒都非常乐意学习和接受。

　　我们从教会的发展历史中来了解教会音乐的三个音乐形态：

（一）传统教会音乐

　　传统教会音乐是指西方传来的带有基督教西方色彩的传统音乐，在中世纪时，就有人将当时的歌曲汇集成册的「格里高里圣咏」(取自领导这一工作的教皇Gregorian Chant）。这些清唱圣歌一直流传到现在，并成为音乐历史的一部分，对后来音乐家有很深远的影响。
最伟大的古典音乐作曲家巴赫(Bach)受到马丁路德的神学观念的影响。他是一位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以音乐事奉多年，靠写康塔塔(Cantatas)、清唱剧(Oratorios)和众赞歌(Anthems)等为生。　
与巴赫同期的人物韩德尔(Handel)，独自在房间内与世隔绝了三个星期，写成「弥赛亚神曲」(The Messiah)。写作时，他因感受到神的庄严与荣耀而流泪，由于作品是如此的庄严，使当时席上的贵宾英皇乔治不期然地站起来肃立聆听，从而竟成了传统。直到今天，每当献唱弥赛亚神曲中的「哈利路亚大合唱」时，听众都会站起来

　　十八世纪的查理卫斯理(Charles Wesley)与其兄弟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在英国与美国大苏醒时期⑷中，写了许多圣诗。
从西方教会的发展历史中，传统教会音乐也是古典音乐中的一个部分，在教堂中礼仪所用的的或经常演奏的还有一些非宗教音乐，--有的原作曲家在创作音乐时不是专门为宗教而写的，但是这些作曲家生活在基督教社会中，其中不少是虔诚的基督徒或本人就是教堂的乐师，所以在过去的几百年以来，传统教会音乐被广泛地用于教堂的崇拜中，其中，不少乐曲作为传统保留节目在世界各地的音乐会上演出，在基督教传统教会音乐的仪式中，有序曲，殿乐，奉献音乐。这些音乐是人类文化的遗产，涵养人们的品德，提炼人们的精神。在提高人们的修养，陶冶人们的情操，给人们“真、善、美”的享受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温州的教会崇拜⑸中，不管在温州市区和城乡还是家庭小聚会，每逢星期天必有一次（有的有两次或者有三次）礼拜，在礼拜中教徒们至少要唱五到九首赞美诗歌，使得普通信众如此频繁的接触到集体唱歌，重要的是这些歌曲能使人精神振奋，心灵的到安慰，生活追求上进的歌曲。传统教会音乐有着丰富的内容，它的修辞工整，少变化，因此比较形式化。诗歌中保存了许多的音乐历史上的文献和乐曲，其中有巴赫、贝多芬、格鲁克、海顿、亨德尔、莫扎特、舒曼、门德尔松、古诺、西贝柳斯等人的作品。

　　还有一些的诗歌的音调采自民间，流行于欧美与十九世纪，是美国传教士把诗歌带到了中国，使得这些诗歌变成了“标准”圣诗，被教会中广泛使用。称之为“福音诗歌”，温州教会所谓的“传统诗歌”在技术上，可称之为“福音诗歌”，这些诗歌都是属于默想，团契交通，鼓励和传教性质，而不是崇拜的圣诗，适合传教时唱，但是有很多的诗歌比如：《你真伟大》，《奇异恩典》，《因他活着》，这些诗歌也适合教会崇拜中用。

　　除了传统音乐外，在温州地区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本土化的教会音乐

（二）本土化教会音乐

　　本土化教会音乐指的是曲调和旋律基本是用中国的五声音阶写成的,民族风格浓郁,旋律和歌词特别适合中国人的欣赏和审美习惯.在中国的赞美诗歌中，有传统民间音乐和取自民间的曲调，如王维的《阳关三叠、岳飞的《满江红》、古曲《平沙落雁》、白乐天的古琴曲《极乐吟》、孔庙的《大成乐章》，民间曲调有《长江纤夫之歌》等。

　　《席胜魔诗歌集》⑹是中国最早的赞美诗曲调创作，比如清代的吴渔山，梁发等人将外来的诗歌，中国戏曲曲牌填词等工作进了一大步。1936年随着杨荫浏以及美国人范天祥先生编辑的《普天颂赞》的出版，里面有中国人创作的歌词，有中国民间曲调加以改编的以及中国人创作的有一定民族风格的赞美诗，有着七十二首的民族风格诗歌，标志着教会音乐朝着本土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温州教会中使用的本土化音乐很多, 随着信徒的需要，1952年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出版的《颂主诗歌》，是从《颂主圣诗》中挑选而来的。温州中华基督教自治会于1953年7月出版发行了《圣教诗歌》，是简谱。当时的排版与现在不同，其排版的谱子下面只对着一段歌词，剩余几段歌词集中在一起放在下面。中华基督教循道回温州教区于1954年出版发行的《圣诗》（简谱），其中的诗歌是从《普天颂赞》挑选而来，其排版已经是将所有的歌词放在相应的谱子下面，并不集中放在下面。这几个版本为温州比较常用的。也有为了适应各地教徒生活和语言习惯，出现了多种具有方言化、民族和阶层化的赞美诗。

（三）现代教会音乐

　　对许多生活在西方社会的基督徒而言，现代音乐已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喜爱并天天欣赏，甚至溶入生活中。由于西方神学界思想活跃，现代教会音乐的训练班已经从西方传到了世界各地，受这些新思潮的影响，教会音乐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温州教会有受到一些影响，最早是受到来自港台基督教会的现代音乐，这些赞美诗的曲调和流行歌曲很相近，旋律优美抒情，用小调谱写的较多（以前赞美诗大多用大调谱写，很少用小调，因为在神学上认为只有大调才能表达出上帝的庄严肃穆，引起人们对上帝的敬畏和崇拜）节奏较复杂，更多地运用复杂的切分附点节奏。歌词的内容也变得通俗轻松易懂而亲切，更多的是抒发情感。比较有影响力的如新加坡的“新心音乐”北美华人的“赞美之泉”“王子音乐”“我心旋律”台湾的“天韵”“有情天”香港的“基力音乐”大陆原创的“迦南诗选”这些赞美诗传入温州教会之后，立刻广为流传和应用，得到流传和爱好。⑺

　　温州本土也出现了“野地百合音乐事工”“圣之美音乐事工”等基督教原创音乐团队，并做广场露天演出和剧院演出和电子出版。在乐器方面，除了钢琴之外，也使用电子合成器，吉他，敲击乐器，鼓，等。而且，除了领唱者外，尚有两到三位伴唱者。他们演唱时着装生活化、动作活泼，歌手演唱采用通俗唱法。这种新的形式因具其轻松活泼、具有时代感而特别受年轻人的推崇。但在一些教会里老一辈的神职人员却持保留态度，认为现代教会音乐易唱，易记，内容是浅薄欠深度的，比如诗歌短歌，《耶稣我爱你》歌词简短，歌词副歌部分只是“爱你，爱你单单来爱你”，只有几句重复语。内容欠深度，其感染力是暂时和有限的。很多人认为这种赞美诗不够严肃，缺乏神圣感；过于追求旋律的优美动听而忽略了歌词的作用，表演形式又与流行音乐过于相近而容易使人混淆。因此，这些赞美诗歌和电声乐团更多地用在教会的节日或布道会上，而在平时的教会崇拜中还是以传统的赞美诗和敬拜方式为主。

二 温州地区现行不同的崇拜模式的介绍以及各音乐各模式中存在的优势和弱点

　　基督教的崇拜模式随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传统，不同的教派有先显著的不同。教会崇拜模式在今天的温州教会史上比过去一百多年出现更多的多元化，温州教会现时所采用的崇拜模式中，概括下有5种独特的崇拜模式第一个介绍的最传统，第5个最远离传统。

（一）礼仪式崇拜——礼仪敬拜　　

　　礼仪敬拜是所有崇拜模式中最为严肃的敬拜，表现出一种默契与庄严并重的气氛，以理性或合理方式的来听及看神的话，並以圣经及圣礼为中心。这种崇拜强调神的超然，象征的行动让人们有敬畏的感觉。弱点是往往太过根据制定好的文字，只唱传统的圣诗，所讲的与现在所处的社会没有关系。

　　使用这种模式的崇拜现象：强调对上帝伟大与荣耀的崇拜，常颂唱的诗歌有《求大君王来临》》《赞美真神》《诸天赞美》《来敬拜荣耀王》《快乐崇拜》大部分所用的圣诗是由作曲家如巴赫，亨德尔 莫扎特所创作，也出现一些中国的现代作曲家如马革顺黄安伦等人的诗歌，崇拜模式中有着音乐、读经、奉献、证道、圣礼、礼仪以及信经等一整套崇拜程序。

（二）传统式崇拜——崇拜敬拜

　　传统崇拜是从礼仪崇拜中发展出来的。它不及礼仪式崇拜那样庄严，但依然井然有序的规律。传统崇拜中，大部分是传统圣诗，一般上有两次的读经：启应经文与讲道的经文。强点在于一个对神的超然与同在的平衡。庄重足以维护尊严，不拘礼节又足以温暖人心，风格比礼仪崇拜显得轻松。弱点是恐怕传统崇拜会陷入那不冷不热的温水的情況中。

　　在这种模式中所推崇的诗歌有《圣哉三一》、《荣耀归于真神》 、《赞美救主》、还有美国的福音诗歌如 《奇异恩典》、《有福的确据》、《坚固盘石》、传统式崇拜中有音乐、读经、奉献、证道、圣礼、及礼仪等一整套崇拜程序。

（三）奋兴式崇拜——灵恩敬拜

　　灵恩敬拜的主要特征是以传教为主要目的，一种心灵引导的敬拜。灵恩敬拜反映了信徒皆为祭司，全人的敬拜。弱点是对于医治的能力可能带来的危机，会众所看重的是能力，一旦领袖失去了能力，会众的信心也失去。使用这种模式的崇拜诗歌有《求赐复兴与灵》《恩雨大降》、还有一些强调回归的《古旧十架》、《回家吧》、《耶稣恩友》、《在花园里》等，他们不大重视礼仪，但强调讲道。

（四）现代式崇拜——敬拜与赞美

　　现代式崇拜的出现是认为传统的崇拜已经失去，迫切的需要神亲密的渴望。强点是敬拜中，会众充满喜乐、喧闹不拘礼节，经历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及参与性很大。弱点是太过强调个人的经历与情感的表达，以及带领的方式成为一种的娱乐表演。诗歌缺少神学意义，教义肤浅及不持久。使用这种模式的崇拜诗歌有《敬拜主》、《赞美之泉》、《主我爱你》还有一些的《如鹿渴慕溪水》、《野地的花》、《高举你的名》、《每一天》等，伴奏乐器采用钢琴和笛子合成器，还有鼓低音吉他，吉他等，诗歌内容短小，重复，音效接近摇滚乐和流行音乐。一般在温州的教堂并不很大,几百人的座位 ,特别是现代电器高度发达,传声设备先进的条件下，诗班失去优越性，而小组合唱却得到大量的发展。

（五）福音式崇拜——寻道者聚会

　　寻道者聚会是以歌曲、讲道，舞台舞蹈与戏剧的方式将当代生活中的事件表演出来。敬拜团包括了讲员、乐队、领队、灯光管理者、戏剧组、歌唱家、舞蹈指导及舞者，穿着随意,不求在外表上的整齐划一,但求内心的交流默契,表演化。运用投影器材，除了传统所用的钢琴和风琴外，还加入吉他，电子琴鼓等电声乐队器材，音色响亮吵闹，以视觉为主，节奏轻快，唱诗时段长，气氛热烈，有时尚感，音乐感受性强，整体气氛是较动态的，也是流行文化的展示。

　　因为敬拜团有着统一的时尚的生活便装，运用比较快和轻松的音乐，因为这样的崇拜模式是为了吸引未信的人而准备的聚会。舞台的综合应用，银幕和电视运用最佳的视觉效果来配合教会现代音乐，来突出它的亮点和优势。加上采用流行音乐的唱法,受北美、香港、台湾地区的音乐影响,赞美诗的演唱和伴奏都流行歌曲化。又例如，新的教会音乐因着重节奏和时代感，因此会容易使人觉得比较吵，欠安宁。而年轻一代对传统音又有生古旧和欠生气的感觉。所以，基督教音乐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发生变化，在发展在与时俱进，伴随信徒素质的提高而一起朝前走。

　　使用这种模式的崇拜诗歌有 《真正好》、《最美的祝福》、《何等甘甜》、《千古的爱》等。

　　教会崇拜模式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是历史的产物，是几代人努力的成果。当然它也具有时代性，作为新时代的教会，我们在寻求更加合适的崇拜形式时，就需要继承保留传统中的精华。

三 教会音乐新动向的原因分析

（一）教会现状

　　⒈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冲击

　　现代化指的是教会运用很多的现代多媒体，实行自动化，机械化，效率化速成化的现代音乐来实现现代教会的崇拜。

　　世俗化里有物质主义，物欲侵占人的心灵，教会里出现阶级分化，还有实利和享乐主义在教会里开始蔓延，很多的信徒在社会氛围的影响下，开始注意到基督教音乐的娱乐成分，讲求自己的感受和需要，注中到音乐带给他们的愉悦，商业化很浓的温州也出现为满足顾客的需要而制作的视听光盘CD，VCD，DVD，对教会的音乐带来很多的冲击。

　　⒉教会现代音乐的特点

　　⑴小型化，一般教会的人数在200到300百人中，现代化高科技的音响的投入，传声设备的先进，使得一般教会诗班人数不用多，3到5人就可以拿话筒带领大家崇拜。

　　⑵生活化，穿着随意,不求在外表上的整齐划一,但求内心的交流默契，折射出音乐可以是很即兴和感性的，可以宣泄个人情绪，又显得很具时代感。

　　(3)教会人数和资产的增长，使用乐器的多元选择

　　温州教会从1950年代开始脱离外国差会的资助，教会开始自治自养，从90年代市场经济的开放，经商热诚高涨，带来人数的增长必然会带来教会资金的雄厚，温州的市场经济体系引起基督教资产的增加，新的教堂随处可见，随着温州教会的人数的增长，信徒已占温州总人数的10%，庞大的信仰群体有着多元的音乐喜好的区别，加上教会是靠信徒的自愿奉献而立的，有好的经济条件了，对音乐方面也开始注意，之前，教会所选用的乐器只局限于风琴和较贵的钢琴。开始买一些高价格，高科技的电子乐器和电声乐队的配置，比如鼓吉他、还有一些顶级的音箱和话筒，满足了信徒在视听上的满足和需要。

    (⒋)受港台教会的崇拜模式的影响

    港台教会因为没有受到文革的影响，教会音乐的发展相对温州教会来说是发展较健全的。

    现时温州教会崇拜需要更多的创新、更多的回归，我们不能一味地持守原有的崇拜风格，以为那就是最好的，以为那就是不可改变的。需要开放思想和大胆创新。温州的教会音乐在今天这个时代中它的发展变化显得尤为明显。我们探悉新动向的原因，还要从文化的现状来分析。

（二）文化的现状

　　⒈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时代

　　现今是个以“我”为本的时代，个人主义表现尤为明显，物欲很容易侵蚀人的心灵，通俗文明已经成为大家可以接受的标准，也是唯一的标准。

　　⒉消费和享乐主义的时代

　　物质主义成为文化的重心，无论是室内装潢，或是教会音乐，人们都可以自由选择。通常选择的标准，是为了满足即刻的欲望（不肯等侯），而不是真正的需要。

　　⒊电子网络信息的时代

　　电视制造出了一个情绪化、凭直觉、缺乏理性的现代文明；依赖影像，忽略文字。许多人认为电子科学是现代文明、商业、教会，以及全人类的“救世主”。

　⒋摇滚乐盛行了30多年的时代，流行音乐泛滥的时代

　　摇滚乐可说是反对权威与背逆的象徵，社会的文化，乃是根据他们对事物的反映而定的。结果产生一个现象，就是社会大众的音乐素质普遍低落，大家对职业性的表演采取观赏的态度，而且学校与教会均对教会音乐表示缺乏兴趣。

四 温州教堂音乐未来的出路

（一）区别流行音乐与世俗的音乐

　　在教会音乐历史中的一些伟大的作品，是当时那个时代的流行音乐，且今天我们称之为经典圣乐，如马丁路德的一首千古保障歌，亨德尔的弥塞亚，特别是格鲁伯的平安夜，在当时是市井都能耳闻得到的通俗曲调写成的，在当时也是流行音乐，而我们今天称为经典音乐。世俗音乐指世俗化展开的同时，将很多上述所讲的文化现状所表现的元素都渗入流行音乐中，以享受人性成为潮流音乐的中心，因此两者出现很大的差异。分辨他们的差异可以使我们更好的引导好教会音乐今后在温州的发展和更新

（二）提升信徒的文化素质培养信徒的音乐鉴赏力

　　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信徒素质的普遍提高，传统的四声部圣诗合唱也得到很大的发展，规模和数量在骤增，教会演唱水平也有很大提高并可媲美专业合唱队。并且出现了一些优秀的老板基督徒，这些老板在80年代初很多都是在全国各地到处跑的推销员，他们的见识面和接触面都很广，对新事物比较容易接受，当物质条件相当成熟的时候，这一批老板基督徒知识水平和素质得到了提升的同时也影响到很多的信徒对音乐的追求，通过教会提供平台让他们参与到音乐培训中来，温州教会音乐的提升，主要是靠“引进来，走出去”。所谓引进来，指把一些高素质，具有教学经验丰富的大学教授请到温州教会里，如2004年度暑假期间，城西教堂组织温州地区的教会音乐培训，邀请的是上海灵粮堂的林声老师来上课，还有几位来自上海各大高校的声乐教师和钢琴教师来任教，还有乐清白象教会每年都有一次韩国带来的现代教会音乐的培训学习，还有新加坡神学院的音乐系的老师来温州西郊的合唱培训等，对整个温州的教堂音乐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更多新的理念的和知识给温州教会的圣乐事工注入新的血液。

（三）在多元表达的崇拜模式中保持音乐上的平衡

　　按规矩与次序进行，不拘泥于礼仪或者传统的，不盲目排斥现代的教会音乐，因为有的音乐具有地域性，有的具有国际性，所要在运用多元的崇拜模式的同时，要注意追求和保持音乐上的平衡。

（四）新发展中的教会音乐应与世俗潮流，市场利润保持距离

　　在商业气息浓厚的温州，商业文化是相当的发达，反过来，也主宰着很多的基督教背景的地方，随着信徒素质的提高，经济实力的增强，他们又有着强大的消费力，对潮流文化的抵抗力不高，商人透过潮流文化来赚取利润。现在温州教会中已经出现原创音乐制作团体，如《野地百合》音乐事工机构的成立，但是笔者提醒，不可以把诗歌创作作为为生意，为商机不可失而出作品。所以教会音乐的发展一定要和市场利润保持距离。

（五）从俯就到提升的发展路径中发展

　　面对世俗化的挑战，教会的福音晚会往往很通俗和流行的教会音乐来吸引他们，为迁就未信者而用上具有流行曲调的诗歌，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教会音乐应不断提升起其品位，应建立“入世而超世”的音乐价值观念来。这也是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也是发展路径当中必须经历的步骤。

五、基督教音乐的展望

温州教堂音乐在怎样的发展出路中发展，下面的五点建议可提供参考；

（一）礼仪传统化

　　温州大多数教会都是属于比较自由，注重讲“道”不注重礼仪的崇拜模式，因为受天主教的过于注重礼仪的影响，很多教会领袖也没有经过这方面的培训和认识，在文革期间，温州教会的传统和仪式全都失传，所以要在这方面引起注意。

（二）参与化

　　崇拜很多时候的情况是带领者在台上的表演，信徒在被动的看演出，所以应该让信徒深刻知道要参与近来，使崇拜变的有互动。有回应。

（三）兼容化

　　让传统的音乐和民间的本土的音乐还有现代音乐等更好的协调和平衡，让更多的音乐能够适合更年龄层次的人的选择。所以教会音乐应朝这个方向发展。

（四）创意化

　　跳出西方音乐的优越观念，建设自己中国风格的教会音乐，创作出更多的富有新颖时代感，又新颖的圣乐作品。结合传统与现代的模式—经典与时尚尝试，要保留好的经典的音乐传统。

（五）卓越化

　　惠顿大学音乐学院院长贝尔特（Harold M. Best）为「卓越的教会音乐」下了如此定义：「倾尽全力并渴求那意想不到的果效」（Stretching and yearning for the unexpected）。我们往往把「卓越」误认为是完美无缺，以致在力有不逮时觉得沮丧和失望。因为卓越是我们从一端走到另一端，经历奋斗、争战、渴慕和推动所需的力量。因人有个别差异，当然有些音乐家会比别人出色，不过每个人都应该力争上游，不断进步，这就是卓越了！

　　这五点建议也是教会音乐的展望，既合乎中道的展望，又中肯又平衡。还需要新与旧，传统与现在，礼仪与非礼仪的平衡和取向。

参考文献
[1] (英)安德鲁﹒威尔逊-迪克森著《基督教音乐之旅》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5月
[2]周怀玉著《基督教音乐》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1年1月版
[3]（英）罗伯逊，A.著《基督教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8重印版
[4]张晓琼《碰撞与冲突--基督教在云南少数民族中传播特征探析》《渝西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01期
[5]陈村富《转型期的中国基督教——浙江地区基督教和新闻调查研究》东方出版社2005年4月版
[6]卓新平 许志伟主编《基督宗教研究》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
[7]章开沅《传播与根植》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8]王神荫（《中国赞美诗发展概述》载于《基督教丛刊》
[9]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
[10]支华欣《温州基督教史》浙江基督教协会出版 2000年版

转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8720c384010114g8.html

温州苍南马站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桥头教会简史

苍南马站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桥头教会简史

桥头安息日会与闸桥头安息日会是同一个教会，共同敬拜侍奉神。直到1958年聚会停止。

1964年城门交通聚会后，游美珠姐妹心里火热，建议在桥头设点聚会，10多位老信徒喜出望外，一致同意，就在游美珠姐妹家中开始聚会。当时负责人是朱超甫。1981年信徒约30多人。1992年冬天至1993春建起三间平房式教堂。占地面积80平方米，建筑面积64平方米。聘请教师叶思准，陈友诺、负责人阮志安蒙召归天后，由陈敦勇负责。目前信徒已受洗25人，未受洗15人，合讲40人。

2006年8月10日百年一遇的超强台风“桑美”登陆马站，三间民房式教堂倒塌。台风过后，弟兄姐妹爱心奉献和众教会帮助，购买桥头小学校舍作为新的聚会场所。

过去蒙神赐恩无数，从无到有，从小家庭聚会到建堂敬拜，由少数几个人到40多人。求主继续引领，恩上加恩，把更多的人加给教会，使我们的生命更快地成长。（摘自苍南县基督教简史）
来源：中国安息日会网  
作者：苍南县基督教简史

温州最早的西医机构与西医著作 作者：刘时觉

溫州最早的西醫機構與西醫著作

劉時覺

Dr Arthur William Douthwaite 

(1848-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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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西洋醫學的傳入、施行和擴展是隨著洋教的傳布和發展而來的。同治中期到光緒初年起，西洋教會紛紛登陸溫州，設點布道，建築教堂，傳教收徒，傳教士帶來宗教教義、上帝福音之外，也帶來了西洋的科學知識，尤其是醫學。自《中英煙臺條約》簽訂，溫州開埠以來，大批外國傳教士來到溫州，為了吸引民眾，爭取人心，擴大影響，傳教士也熱心辦學施教，治病施藥，由此給溫州帶來最初的西醫，進而開設醫療點，開辦醫院，漸漸發展，終於成為溫州醫學的重要力量。

一、西洋醫學傳入溫州之始

同治五年（1866），耶穌教開始傳入溫州，中華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牧師、蘇格蘭人曹雅直（George Scott）從寧波來溫，在市區設點布道，後又擴充到平陽。光緒元年在平陽西門蓮池巷建成中華基督教內地會教堂，後又開辦書院，進而擴展到錢庫、舥艚等地。

曹雅直是最早來溫傳教布道的外國人，然而開拓不易，由於緊張的中外關係和文化、地域的原因，溫州仇洋排外的心態十分明顯，民眾信奉儒道佛教和地方神祗，與基督天主的洋教格格不入。為接近民眾，曹雅直針對溫州教育不普及，民眾缺醫少藥的情況，決定採取辦學辦醫雙管齊下的方法，由此吸引人群，吸引男女信教，以期打開局面。他在花園巷寓所開設塾館（仁愛私塾），招收生徒，免費入學，並逐漸擴大招生，免費提供膳食住宿，贈予書籍文具，還每月發給津貼10元大洋。從此，學生增多，傳教局面就此打開。後來發展成為崇真小學、育德女子學校，成為溫州最早的教會男女學校。光緒六年（1880），曹雅直在溫州市區五馬街租賃樓房7間，左右軒房6間，開設診所，由英人稻惟德任醫師，聘陳日銘（陳益新，平陽人，仁愛私塾最早學生）為助理。這個診所有一條規定，開診之前必須靜聽傳教人員講道，就醫者則診金藥費全免。市民樂於接受，就診者多為農民、小販、乞丐等社會下層人群，抽食鴉片者亦為數不小。每天門診數十人，甚至達一百多。診所開設有病房，收納不少住院病人，戒鴉片煙者尤多。診所歷時兩年，1882年7月，因稻惟德醫師調往山東煙臺而停閉。稻惟德醫師前往煙臺時，攜溫州少年、十六歲的劉星垣同往，劉學醫五年，卒業始歸。劉星垣，名世魁，是劉廷芳的父親，應該是溫州最早的本土西醫師。

這是溫州第一所西醫診所，儘管規模不大，時間不長，卻是溫州人所接觸的最早的西醫醫療機構，西洋醫學從此登陸溫州。若干年後，稻惟德、劉星垣師徒二人合作翻譯出版了《眼科指蒙》，這是現存的有溫州人署名的第一部西醫學著作。

二、溫州第一部西醫學著作

《眼科指蒙》卷端目錄之下署名：「英國稻惟德口譯，浙溫劉星垣筆述」，大約是溫州人的大名第一次署於西醫學著作之上，可惜的是，全書前後無序跋，無前言凡例，亦未見出版者及出版時間，因此無法進一步了解師徒二人的醫學事跡，甚至無法判斷成書的具體時間，但此書於清光緒丁酉（光緒23年，即1897年）以《中西眼科指南》（扉頁俞樾題簽《泰西眼科指南圖解》）之名收入《中西醫學叢書》出版，據此，大略可以推斷成書於18世紀的90年代。

《眼科指蒙》的版式是一種「中西合璧」的形式，文字部份全同傳統的中國線裝書分行豎排，只是書末附錄的《中英文對照醫學術語》用橫排；而插圖則用西洋技法，部份還用彩色珂珞版印刷於道林紙，精細明確，便於臨症對比照看，與傳統的醫書插圖迥然不同。試介紹全書基本內容如次：

首列眼球縱切面圖，一一標明其局部解剖組織名稱，除少數如前房、眼直肌之外，大部分解剖名詞與今已有較大差異，如角膜為明角罩，虹膜為眼帘，睫狀體為睛肌，晶狀體為睛珠等，眼球壁分眼白殼、黑衣、腦筋衣三層，與現代稱鞏膜、脈絡膜、視網膜亦不同。

次則眼外組織圖，標明骨，上、外、內直肌，上彎肌（上斜肌），腦筋（視神經）；下面四幅小圖則是「下胞翻外治法」，標明手術切割部位、用針方法、縫合方式等。

再次是六幅眼病圖，扳眼膜症（翼狀胬肉）、睫內生毛症（倒睫），二種角膜病即明角罩瘡痕、尖凸，睛珠不透光即白內障，還有圖示淚管針入淚管之法；再則眼科器械十件如撐眼器、拔睫毛鑷、眼帘彎鉗、直鉗、三角刀等，值得注意的是有挑睛珠針，應當是用於挑撥治療白內障的。

以上二葉四面是普通線裝書籍用紙，圖像形象，生動逼真，與傳統的五輪八廓圖之類不可同日而語。

文字部份首載《眼論》，用文言文寫成，介紹眼的解剖、生理。先是眼球的結構、部位、功用，分白衣、黑衣、眼腦衣、明角罩、前後房水、眼帘、睛珠、大房水，共八節；次則介紹眼球附屬組織，分眉毛、眼胞、淚具等；後則為《眼之功用總論》。《眼論》下為《格言》，論述「眼之為用必聽命於心腦」之理，進而闡述耶穌教理，「天心慈悲，大施仁愛，於漢平帝元始元年誕生救主於大秦，而天下聞得救之門，引世人趨永生之路」，「甚望舉世君子，觀書有感，求道無異於求醫，知救魂尤美於救身」，希望讀者能夠慕道得道，「生前遵道而行，死後得福有望，君如求之，新舊兩約之書，是可尋而觀矣」。不離其行醫為傳教鋪路之宗旨。

以上八葉文字自可視為全書卷首，有總論性質，下則為眼病彩圖，道林紙珂珞版印刷，非常精美，內容包括：眼睛衣發炎症、眼胞內生肉癗症、明角罩生水泡症、明角罩生血管網症、明角罩中外二層發炎症、眼帘發炎症、眼白殼眼帘眼摺發炎症、眼內發炎症、眼球下生黃癰症、眼被打傷睛衣下聚紫血症、眼球生黑癰症、前房生珠蟲症二、眼珠流至前房症等，共五頁十四圖。

以下才是正文，先是目錄，下署稻惟德、劉星垣二人名，《眼論》已有十一篇，諸症從第十二篇眼睛衣發炎症、遠年炎眼症起，至第三十七篇眼花症、光線射眼論、近視遠視二症止，共二十六篇，每篇二症三症不等，共四十六症。各症後則列「治點眼症良方」共十七方，要求配藥「所用之水以汽水為上」，「所制之藥水醫者應先預備，最要須裝貯凈瓶之中，堅塞瓶口，不致藥力泄散為要」，特意說明「以上諸方所制之西國藥料，用者可向上海各埠藥行購辦，因中國之藥不能使用」，而醫療器械「惟上海大英藥局可買」。書末則附列《中英文對照醫學術語》，包括解剖、病理、藥物三項。每症各論病因、症狀、治法，試引第二十篇之《明角罩並眼帘發炎症》以見其例：「患此皆因身體虛弱，或系父母身有疔毒遺害所致，病雖來勢不烈，然將來貽害亦非淺矣。論其病狀，畏光而眼匡骨痛甚，明角罩變糊，瞳人非舒開太大，而必收縮過小，有時眼白衣亦發炎，甚紅而癢。治法只用第四方藥水，日數次點，內服碘質所制之藥，而服金雞納更佳。最要者朝夕宜食精美善饌，還要住處清潔，宜勤沐浴，自有速愈之功矣。」 其「第四方藥水」用「鉛鹽三厘、汽水一兩」配成。這應是角膜炎並發虹膜睫狀體炎，簡要地討論相關病因、症狀、治法，可謂是要言不煩。

第三十七篇《光線射眼論》、《近視遠視二症》繪圖描敘「光線入凸鏡中所聚之式」「光線入凹鏡中散開之式」，以此說明「光線入遠視眼」「光線入近視眼」的道理，此書是溫州最早闡述眼視光學基本原理的醫學著作。

《眼科指蒙》內容非常簡略，但是作為溫州人署名的第一部西醫學著作，使我們看到一百年前溫州眼科學的發展水平，對於溫州醫學的歷史發展自有其意義和價值。

參考文獻：

[1]高建國.基督教最初傳入溫州片斷[J].溫州文史資料，第七輯，1991：343-348.

来源：https://kknews.cc/culture/l2xj22.html

苍南县志

苍南县志

基督徒聚会处又名地方教会。主张一地只建立一个地方教会，属长老宗。民国11年(1922)倪柝声在福州成立基督教聚会处，因使用《小群歌集》，故亦称“小群教会”。
 （《苍南县志》，苍南地方志委员会，
http://www.cncn.gov.cn/www/xianshizhiban/2010/01/19/18931.htm）

基 督 教
第一节
鸦片战争后，基督教中新教(又称耶稣教)随帝国主义的侵略传入中国。民国《平阳县志》载：“基督耶稣有新旧教，教内又分诸会，各自扩张范围”。最先传入的是中华基督教内地会，继之为基督教循道会、耶稣教自立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基督徒：聚会处，陆续在今苍南境内修建教堂，；至民国28年(1939)。苍南境内所建教堂(点)65处，信徒共9353人。第二节 教派及教案

中华基督教内地会 是美英等国基督教(新教)对中国进行传教活动的“差会组织”。多半为浸礼宗，其次是信义宗、监理宗、长老宗、公理宗、自由会等联合而成，专司对中国派遣传道士，在中国内地宣传福音，直接建立教会。

同治六年(1867)英国传教士曹雅直来温传教。九年，受内地会派遣由温州来平阳县城，在西门外太保殿设点布道。十年由英人卫秉忠接替。信徒日增，颇受差会重视。十二年，又派朱牧师来平阳，于第三年在县城西门莲池巷建成内地会教堂。并开办书院。

光绪六年(1880)，仙居龙船峥村杨道生等到该堂礼拜，成为内地会在江南的首批信徒，也是基督教传入江南的开端。九年，钱库金家烊村、项家桥村及肥艚等地出现了第二批信徒。

十三年，先后建立钱库东街、肥艚、朱家斗分点驻堂。同年，王良牧师调任永(嘉)、乐(清)、瑞(安)、平(阳)、泰(顺)五县圣工，差会又派英人白德邻、伊宝珍(女)来充实圣工力量，与天主教双管齐下，勾结政府，强行购地建堂，欺压百姓，与原有民族信仰冲突，遂酿成严重教案：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乡间盛传庙中神像多被暗中毁坏，定系教会所为，曾在南港获一人。乡民轰起扬言欲拆教堂。•温处道宗湘文闻讯派兵弹压。激起当地民愤，遂拆毁萧江渡教堂及龙船坤等地教民住宅。后经县绅调解，赔款4400元始平息。而教士从此气焰益张，教民中强者倚教凌人，弱者借教自卫。

二十六年六月，爆发了响应义和团运动的“神拳会”，提出“除灭洋教”口号，并仇视教民，又毁教堂及教民房宅。十一月，“神拳”被镇压。据刘绍宽日记：“温州道府教案计毁华式耶稣教堂约30余座，毁教民房舍700余家；华式天主教堂约10余座，毁教民房舍187家。”事后，清政府向耶稣教、天主教共赔偿抚恤白银12618两。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冲击下，有民族意识的教徒开始觉醒，纷纷要求教会独立，收回教权。

民国7年(1918)，王良牧师召集五县内地会代表协商，宣布内地会实行自治，并易名为“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以杨作新(麻步人)为平(阳)、泰(顺)总会首任华人牧师，设总堂于平阳西门，逐渐摆脱差会的羁绊。杨牧师重视自传人才培养，于民国12年，选拔青年黄履铨等6人送长沙神学院和杭州真源神学院学习，毕业后分配为平、泰等地牧师。至1919年，平阳内地会堂点共35个，其中苍南境内内地会堂点9个，信徒1508人。

循道公会 其前身“偕吾会”为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鸦片战争后，由英、美、加拿大传入中国。清光绪十四年(1888)，偕吾会传道员曾数次来芦浦街上逐家布道，分发"鬲音》活页和《四福音》单行本，引人信教。次年，在芦浦创建县内第一座偕吾会教堂。民国28年(1939)并入基督徒聚会处。

耶稣教自立会 光绪二十七年(1901)9月，《辛丑条约》订立，“几摇国本，创巨痛深，于是教民悟其倚势陵轹之非，平民觉其积怨寻仇之失。”(见民国《平阳县志》)基督教中有识之士便有传教自由的主张。

二十九年，上海闸北长老会牧师俞国桢首创“自立长老会”，又3年，组成“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主张教会自立、自养、自传，不受西差会管辖。而蒲城教徒在自立长老会成立时(1903)，便已买来3间房屋建立自立会聚会点。接着，县城、金乡、赤溪等地都先后建立聚会点。宣统二年(1910)春，俞国桢禀请浙江巡抚部院，批准设立平阳自立会分会。5月，分会正式成立，在?乡设40个堂点，信徒约2000人。

民国1至5年(1912～1916)，俞3次来平阳布道。9年，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代表会议后，平阳建立分总会(曾称“浙闽分总会”)，至28年，浙闽边区5县堂点发展到七八十所，信徒约8000人。此后，因部分信徒改入“基督徒聚会处”而有所减少。至1949年，浙闽教区形成7个牧区，在苍南境内的有4个牧区，共33个堂点，信徒5845人。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系基督教新教派之一，属美国复临派。20世纪初传入中国。民国2年(1913)望里溪头埠聚会点信徒要求自立会牧师来当地施洗，不允，遂去请温州安息日牧师来村施洗。次年，该村自立会改归安息日会。民国8年，村中青年信徒陈友石被介绍到上海三育大学深造。次年，村中创建第一座安息日会礼拜堂。民国15年，陈友石毕业回来传道，在苍南境内建立堂点11处，信徒1353人。

基督徒聚会处

又名地方教会。主张一地只建立一个地方教会，属长老宗。1880年成立于美国马里兰州。民国11年(1922)倪柝声在福州成立基督教聚会处，因使用《小群歌集》，故亦称“小群教会”。桥墩王天佑等受《基督徒报》、 《复兴报》影响，宣传“小群”教义，从内地会、自立会带出一批信徒，建立平阳县第一个基督徒聚会处于桥墩五岱山新村，并与倪取得联系。14年，桥墩王禹亭于酊步头(在碗窑乡)也建立一个聚会处。数年后，信徒大增，在江南、南港等处都建立教会组织，成为温州地区活动中心。24年，王诚信于江山河口宫耶稣堂办培灵书院。两年后迁至方岩下，易名培灵小学，学生150人，均为基督教徒子女。至1950年停办。1957年，全县聚会堂点69所，信徒24352人（其中苍南镜内堂点35所、信徒8030人）。

教堂 1949年基督教各教派在今苍南境内建立堂点95所，发展信徒1935人。至1990年，堂点增至123所，教徒47616人。

第三节 三 自 革 新
1950年7月28日，以吴耀宗为首的中国基督教爱国人士联合发表《中国基督徒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简称“三自宣言”)，号召教徒自立，彻底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当时今苍南境内教徒在宣言上签名表示拥护的达12000余人。1954年9月，平阳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成立(1956年改名“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自立会先后选派杨惠民等6人参加金陵协和神学院、燕京学院进修，并精简专职教牧人员，逐步摆脱西方差会的传统控制，形成中国牧师本身的神学体系。50年代后期，宗教活动受到限制，“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教信仰9。由更到压制。1978年后，逐步恢复原圣职人员的职位和基督教徒的宗教活动。

1979年内地会与自立会合一，组成中国基督教平阳县教会(又称“合一教会”)，建立教务机构，各区设区会，每区会设5至7名执事。1983年11月，成立苍南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苍南县基督教协会。两会在自治、自养、自传的基础上，提出治好、养好、传好口号，先后选派10名青年教徒到南京协和神学院、浙江神学院、华东神学院进修。1984年分江南、南港两片举办培训班，从而提高圣工素质。

在正常宗教活动的同时，基督教中也出现逆流。1978年，龙港新美洲村出现“呼喊派”，攻击三自爱国运动，严重影响社会秩序，1983年被政府取缔。1990年仍有活动，再次被取缔。

天 主 教
第一节 传 入
清光绪十五年(1889)，天主教由温州传入平阳，在九凰山麓购置5间旧式楼房作为祈祷所，由温州总堂派司事负责管理。光绪三十一年，平阳县各地有教堂10余所，信徒2000余人。宁波教区主教遂批准成立平阳天主教本堂区。宣统元年(1909)于乎阳县治南门外昆山麓创建天主教堂。

江南天主教最初由钱库黄某传入。光绪二十八年(1902)，众教徒在黄家(一说在金加洋)设临时祈祷所。后二年，钱库开始建堂。此后，金乡(1904)、宜山(1905)、蒲门(1908)、林家院(1918)、石塘(1918)牛乾(1918)等地也买地动工建堂。民国10年(1921)开始又先后建立沪山、横渎浦、桥墩、腾洋4个堂点。诸堂点均归乎阳本堂区管辖。13年，钱库天主堂始驻有神甫。宁波教区主教戴安德(法人)亲临视察后，19年批准成立钱库天主教本堂区。首任神甫吴钦华。21年戴安德又到钱库本堂区主持开堂大典，将江南、蒲门四个区的公所或祈祷所(即堂点)划归钱库本堂区管辖。而沪山、横渎浦、桥墩、腾烊4堂点仍归平阳本堂区管辖。每个堂点均有司事照管教会事宜。29年，今苍南境内有钱库，蒲门两个本堂区，均由宁波教区管辖，按级接受外国津贴。38年6月，温州教区正式成立，时，苍南辖境内驻有神甫2人，堂点22所。

第二节 现 状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天主教活动照常进行，但仍受外国势力操纵。1950年钱库堂区，组织“圣母军”(圣母御侍团)8个支会，进行反革命活动，受到人民政府取缔。1957年，天主教徒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独立自主办教会，发扬爱国主义精神，遵守国家政策法令，积极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起，天主教活动停止。“文化大革命”期间，钱库、蒲门等地天主堂改为群众活动场所，教徒仍分散农村设点聚会。1978年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新得到贯彻。1986年春耶稣复活节，苍南天主教中心钱库天主教堂恢复正常活动，教产陆续收回，人民政府拨款70000元，修理圣殿和钟楼。温州教区委派黄浩然神甫常驻钱库主管教务。1990年，苍南县天主教除钱库总堂(包括仙居、西烊，项桥三聚点，有信徒2500人)外，尚有堂点29所，信徒21547人。

来源：http://www.wnee.net/html/zhuantiyanjiu/juhuichuyanjiu/20130427/2921.html

温州平阳基督教西门教堂历史

平阳县基督教西门教堂历史

1870年间，在1867年10由英国戴德生牧师先派传教士曹雅直牧师去温州福音， 因1870年爆发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影响波及全国，曹牧师在温的传教环境愈发恶劣，于是赴郊县平阳传扬福音。曹牧师在平阳县城昆阳西门外忠靖庙(即太保殿)边设立布道点，逐步发展信徒，建立教会。后在昆阳西门莲池巷建成教堂，这座教堂就是平阳西门教堂，乃是温州地区第一座基督教堂，称为“圣耶稣教堂”。

西门教会创立至今已有130多年历史，期间先后有20多位教牧同工在此牧会。有英国传教士：曹雅直牧师、衡秉忠牧师、朱德盛牧师、王良（廉）牧师、白德邻和伊宝珍；美国：朗佩真牧师；国内：杨作新牧师、胡宝福牧师、温谦牧师、金侠民牧师、陈知三牧师、杨忠牧师、郑慈恩传道、彭蒙恩传道、谢炳庚传道、徐存道传道、胡宝藏牧师、叶善多传道、蔡炳荣等牧养群羊，神的仆人脚踪佳美使教会日益兴旺。

1918年温州教区宣告自治，设平、泰总会，按立杨作新牧师为总会牧师。
1943年二次在莲池巷扩建圣殿及栈房810平方米。
1949年平阳、泰顺分治，陈知三牧师为住堂牧师。
1978年因国家政策教堂停止聚会，圣殿被“三八厂”占用。
1981年国家落实宗教政策，信徒同心，恒切祷告，教会恢复了礼拜，聚会在三间栈房。在此旧栈房基础上，于1985年建造了一间120 平方米的圣殿，作为聚会场所。

1989 年感谢神的恩典，在平阳县政府、委统战部、土地局、宗教局、昆阳镇政府等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将教堂迁至西马路，现总建筑面积为1544平方米，可以容更多的弟兄姐妹来聚会
感谢神的恩典，教会同心，福音兴旺。西门教会至今已有130多年历史，本堂信徒从解放时200多人发展到现在信徒1700多人。

来源：http://www.tuwenba.com/content/MDYzOTIxN5jk1.html

章圣任：家庭信仰略记

（注：竖线表示为“父子关系”，斜线表示为“翁婿关系”。）

1. 杨第掯

平阳麻步新垟人，生于1859年，卒于1917年，享年59岁。麻步高沙基督教会（圣爱堂，属内地会）首批信徒之一，如何信主已无从知晓。

他信主后，把自己的房子奉献出来，作为聚会的场所，高沙教会（圣爱堂）就是在他的家里建立起来的。这样的聚会一直持续到1912年，教会买下青山脚下的尼姑庵改作教堂为止。

他教子有方，自己信主后，昼夜为大儿子杨经元祷告。但是杨经元非常刚硬，他说：“我就不信，看你祷告有什么用。”但是后来被圣灵感化，蒙召归主，改名杨作新，意思是从今以后要作新造之人，后来成为内地会平泰总会首位华人牧师。他的二儿子杨玉珊后来也成为高沙教会（圣爱堂）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以上资料摘改自《百年圣爱——基督教圣爱堂（高沙教会）创建110周年纪念特刊》P13）

2. 温昌蔡

平阳麻步横山人，系横山教会（属内地会）三位发起人之一；生于1867年，卒于1929年，享年63岁。

1987年左右，横山温存泼（1846年-1915年）、温昌珠（又名温岩印，1845年-1887年）、温昌蔡三人发起，在横山建有一间小教堂。三位均是拳师（其中温岩印有横山第一拳师之称），且家庭都较为富裕，师兄弟及师徒遍布南港、江南一带，威信很高（特别是温昌蔡广交朋友）。

1900年，横山小教堂被暴民烧毁。同年，萧江水井头教堂及信徒民宅也被烧毁。事后，萧江教案获得赔款；因横山信徒在未有横山教堂之前也曾出钱出力建萧江教堂，是故分得部分赔款。另有横山信徒奉献剩余建堂款项，于横山田瑶龙潭边五显殿旧址重建横山教堂。建堂主要负责人为温昌蔡先生，并有温存泼之子温昌赊任会计。

温昌蔡先生重视教育，其子温恂读书至大学，在当时农村社会实属罕见。不仅这样，温昌蔡先生还在重建的横山教堂内设置蒙馆，请了老先生杨善卿为教员，给横山一带孩子提供了上学识字的机会。

1916年，温昌蔡先生一家转信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退出了横山教堂（内地会）的负责工作。从此，温昌蔡先生后代、亲戚中有许多人是属安息日教会，并有许多人在安息日教会浙南区会创办的浙南三育中学受教育。其子温恂先生大学毕业后，在该校任教多年。

（以上资料由温昌蔡先生外玄孙女婿章圣任，2013年6月8日，整理于温州上陡门）

3. 杨玉珊

原名杨经庸，平阳内地会教师，麻步树贤新垟人。生于1889年，卒于1975年，享年87岁。高沙教会(圣爱堂)首批信徒杨第掯的儿子，杨作新牧师的弟弟，是20世纪30-50年代高沙教会（圣爱堂）的主要负责人。另外，他也是基督教麻步横山教会发起人之一温昌蔡的女婿。

杨玉珊先生少年勤奋好学，11-14岁在本地私塾读书，15岁至29岁在家一边务农，一边苦读医书。在他30岁，人生最美好的时期，即献身于福音事业。

1919-1922年杨玉珊被总会差派到泰顺县城（即今泰顺南门教堂）住堂牧会。这期间他还到过泰顺南溪、湖尾、国岭、小溪等教会传道。1923年-1927年又被调到灵溪凤山巷教堂牧会（今基督教苍南灵溪永灵教堂）。1929-1931年他在金乡北门教会住堂牧会。1932-1934年在萧家渡教会牧会（今萧江基督教活泉堂）。1935年回到母会高沙教会（圣爱堂），全面主持高沙教会工作，直到1958年教会被关门为止。

他于1935年在高沙埠头开设中药店，号称“养元堂”，是今天麻步镇树贤卫生院的前身。他一边经营药业、悬壶行医，一边传道、牧养信徒，把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投入教会事工。他传扬福音、主持圣餐、探访信徒、德高望重，深得弟兄姊妹的爱戴。

1954年，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平阳总会代表大会召开，杨玉珊是当时八个执行委员之一。杨玉珊是一代忠仆、教会良牧，值得后人缅怀。

（以上资料摘改自《百年圣爱——基督教圣爱堂（高沙教会）创建110周年纪念特刊》P19-20）

4. 温恂

平阳麻步横山人，系浙南安息日会知名传道人、浙南三育学校教师。生于1904年，卒于1952年，享年49岁。他是基督教横山教会主要发起人之一温昌蔡之子。

1923年-1926年，温恂先生就读于温州艺文中学（现在温州二中，水门头校址）。之后，前往上海三育大学就读。学成归来，于1930年，在温州南门外浙南三育中学教书。

1943年，为躲避日寇扰城、浙南三育中学暂停。温恂先生举家返乡，于江南凤岗塔教会（今苍南宜山）传道、牧养、教学。1945年，日寇投降、浙南三育中学复校，温恂先生再次受邀前往任教。

1947年7月，温恂先生患重病、辞去教职，并返回麻步横山修养。1952年2月10日，温恂先生病情恶化、离世归主。

温恂先生一生治学、教书育人，并在业余和避难、修养之时，应教会之需要参与教会传道、牧养圣工。从他受到恩惠的信徒、学生不计其数，是为其在主面前的果子。

温恂先生也十分重视儿女的信仰和教育，子女多为虔诚之信徒；其长子温平先生更是在教育和福音上步其后尘，作工果效过之而无不及。

（以上资料由温恂先生外曾孙女婿章圣任，2013年6月8日，整理于温州上陡门）

5. 金侠民

平阳内地会教师，苍南仓桥乡金福村人（灵江章家垟）。生于1914年，卒于1990年，享年77岁。内地会知名传道人、麻步新垟杨玉珊先生女婿。

他从小信主，小时候家里贫穷，父亲常年在外给人打长工。他从小就一个人在家，吃饭东一餐、西一餐，经常挨饿受冻。长大后，他跟父亲种过田，在萧江药店当过学徒；后来，又在麻步高沙教会杨玉珊开的药店当过药师。因着他做事殷勤，杨玉珊很喜欢他，就把大女儿（杨氏嫩菊）嫁给了他。后来，他在温州市区开过药店，适逢日军入侵温州市区而返回家乡。

1941年，他开始出来为主工作，走上了专职牧会的道路。经教会推荐，他先去了平阳西门教堂牧会三年。1943年-1946年，受钱库章岳荣先生邀请，到钱库东街教堂（今颂主堂）住堂牧会三年。1946年，他到平阳万全林垟教会（今属瑞安）住堂牧会三年。1949年，又回到钱库东街教堂住堂牧会两年。当时正值土改期间，传道人受逼迫，金侠民先生也曾被抓起来关在金乡。

1953年-1956年，他在萧家渡教会（水井头教会，今活泉堂）住堂牧会三年。1956年开始，他在高沙教会（圣爱堂）住堂牧会，直到1958年大跃进教堂被关门为止。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仍然在老家及各处照常聚会讲道，所以经常被红卫兵抓去游街、批斗，后来被关押在灵溪区公所，但他的信仰忠贞不变。

金侠民先生教子有方，尤其在信仰方面深有传承。他的大儿子金守夫（金家恩）先生是有名的传道人，经常到高沙教会讲道。他讲道时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知识丰富、讲道恩赐很好，给高沙教会的信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儿子金家惠先生，从小在麻步读书长大，是高沙教会胡保护牧师的小学同桌同学，现在灵溪永灵堂住堂专职事奉。他的女儿金玉华后来嫁给高沙教会传道人杨继印为妻。

金侠民先生一生忠心、信仰坚定；他的后代不乏信仰虔诚之辈，也出了很多传道人，是一个蒙福的家庭。1990年金先生息了一切劳苦，安息主怀、安然见主，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

（以上资料摘改自《百年圣爱——基督教圣爱堂（高沙教会）创建110周年纪念特刊》P16-17）

6. 温平

平阳麻步横山温怀平（又称温平）先生，生于1925年农历五月初九，卒于2013年农历四月十二，享年八十有九；系浙南地区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知名传道人、浙南三育学校教师温恂先生长子。

1930年，其父温恂先生受聘为浙南三育学校教师，并寓居温州校舍（今温州党校）。逾十年，先生举家迁往温州，时值先生求学之际，遂入读浙南三育学校。

1943年，日寇扰城，浙南三育学校因故暂停解散，先生随父举家前往平阳江南（今苍南宜山）凤岗塔教会。先生之父在该教会传道、牧养、教学，先生为之协助。

1945年，日寇战败投降，浙南三育学校得以复校，先生之父再次受邀任教，并再度举家前往温州。

1946年9月2日，先生别温去沪，于9月22日搭乘飞机前往重庆，求学于重庆松堡三育神学院，治传道科之课程。

1947年7月2日，先生之父因病辞去教职、返回麻步横山故里。此变故使得先生不得不停止继续求学，是年8月30日，先生自重庆搭乘轮船返家。

受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浙南区会差派，先生于1947年9月18日至1948年10月，在平阳江南（今苍南宜山）凤岗塔教会传道、牧养，并在教会所办三育小学任教。

趁暑假期间，先生于1948年6月31日至10月15日，在丽水县（今丽水市）短期传道。

自1948年10月24日始，先生于平阳城关安息日教会牧养、传道15个月。

1950年1月14日至8月3日，先生于永嘉朔门（今温州朔门）短期传道。

1950年8月5日至1952年9月19日，先生受邀前往楚门教会、小竹岗安息日教会传道、牧养，教导真理。期间，先生之父于1952年2月10日病逝、歇了地上的劳苦。

1952年当局发起“土地改革”，浙南区会圣工被迫停止，先生亦被迫返回麻步故里。但先生不惧危难，仍于是年9月前往平阳（今苍南）赤溪教会传道、牧养一年左右。

1953年，平阳全县（含今苍南）各安息日教会开始恢复聚会，并在凤岗塔教会召开大会成立了平阳分教区，大会确立陈友石、杨辅世、梅日朗、温平、王重光等五位先生为该分教区传道人。

1953年6月，先生前往平阳（今苍南）中墩教会传道、牧养，并同时兼顾赤溪、中墩一带众教会讲台事工。是年10月1日，经乐清翁垟同工赵典来先生介绍、证婚，先生与玉环楚门赵氏珠凤完婚。从此，夫妻二人同心为主。

自1954年3月29日始，先生携妻于平阳（今苍南）马站城门教会、龟墩教会传道、牧会。期间，先生又开拓了南下教会。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公开聚会被禁止，传道人被当局强迫转业。于是，先生返回麻步故里务农。越年，先生率先在麻步横山家中发起家庭式礼拜。其后，苍平各地安息日教会陆续开展家庭式礼拜共9处。

1954年至1970年间，先生与夫人先后育有三子四女，三子分别是振中、振阳、振天，四女分别是雪华、小华、雪清、雪娟。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里，先生因信仰问题为苍平两地安息日教会众信徒受苦，屡遭游街、批斗、抄家、坐牢。因书香门第出生，先生及其夫人十分重视儿女之教育；但因信仰问题，被限制不让读高中。

期间，先生仍为信仰竭尽全力。譬如，先生将圣经、诗歌、属灵书籍等包裹好，埋藏于屋后地中山芋根底，以躲过红卫兵抄家。譬如，先生仍顶着风险奔走苍平各地讲道；即便在最危险的1968年和1969年，先生仍主领逾百人参加的培灵聚会十数次，每次数天。

待文革结束，特别自1980年以来，宗教政策日渐放开，先生主要在麻步教会牧养、传道，并继续奔走苍平各地参与讲台事工。期间，先生为数处教会教产归回与扩堂重建献策献力，在其遗物中发现大量由他起草的此类报告存根。

先生一生辛劳为主，即便年老退居二线，仍然为苍平两县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祷告。如今，先生歇了地上的劳苦，欣然见主，已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就此摘记一二事，以作后世纪念与勉励之用。愿荣耀归于永恒且真爱之上帝！阿门！

以上资料由温平先生外孙女婿章圣任，2013年5月22日晚，整理于麻步横山先生故居
来源：http://blog.wendu.cn/space-16962037-do-blog-id-429431.html

基督新教最早传入苍南境内具体时间的一些看法

基督新教最早传入今苍南境内具体时间的一些看法
来源：http://p.aywowo.com/home/details/177884.html

浙江温州苍南宗教

蒼南宗教

作者：佚名　　
來源：中國蒼南　　
更新時間：2011年10月01日

蒼南宗教
蒼南縣宗教有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及已失傳的摩尼教。佛道兩教歷史最久，影響最大。同時在民間先後產生了諸多神祗，也相應出現了奉祀的廟（男神）、宮（女神），幾乎遍及各村落。這種鬼神崇拜不完全具備宗教特點，沒有系統的教義、經典，故志中不加記述。

第一章　佛教
第一節　流傳
舊志載，平陽縣佛寺始于隋代所建石峰庵。直至唐景雲年間（七一○～七一一）才出現名尼玄機（住大日山，今平陽縣垂楊鄉。事見《五燈會元》）。會昌五年（八四五）武宗下令滅佛，僧尼被勒令還俗。至大中元年（八四七）宣宗恢復佛教。是年，蘆江（今蘆浦）始建報恩院。此後十二年中，各地陸續建有景福禪院（在廈材，今沿浦鄉下在）、延壽寺（在馬站鐵場）、護法院（在今望裏鄉）等。鹹通年間（八六○～八七四）最盛，蒼南境內新建九所，其中有金鄉靈峰教院、淩雲寺、盛陶薦恩院、泥山鹿鳴院、孫店湧泉觀音院（蒲門延福院）等。五代末，吳越錢俶在台州刺史任期內，與同鄉僧願齊參拜德韶，受到暗示，回錢塘，繼承王位。願齊來南雁蕩山定居，為南雁開山祖。錢椒為建普照道場，分建十八所寺庵，以江南諸鄉的棉、絹、茶、鹽等賦來贍養他師徒百餘人，促成平陽縣佛教的普及和南雁風景區的開發。宋初，有名僧子環，住北皋嶴烏石山麓寶興寺，事見《續傳燈錄》。又有景南，住三峰院（在今雲岩鄉），“外若不檢而內行精嚴”，據稱坐化時“蓮香滿院”，被信徒漆身保存，元至元間被毀（見《溫州府志》）。宋時，寺庵擁有較多田地，可減免賦役徭役，故僧侶大增，應化（在鳳嶴）、騰雲（在橋墩）、廣福（在三峰）、瑞應（在藻溪）諸寺先後興建。至鹹淳年間（一二六五～一二七四），有三段祖師在玉蒼山開基，先後建萬行、法雲、東隱諸寺，法雲寺素有“平邑第一叢林”之稱。元大德九年（一三○五），平陽州判皮元重修陰均陡門，致書蘆江報恩寺僧智融求助。智融遂攜短疏，沿門勸募，十一月動工，次年二月修成。元至正七年（一三七四）又有僧道成協助陳文雋修築陰均埭。這種以出世的精神入世的遺風，歷代相承。明洪武元年（一三六八），知州梅鎰重修陰均大堤水門，淨明寺僧一寧主動參加，竭智盡力，人稱其“沉靜寡欲，故能成功”。
明、清以來，佛教經歷幾度興衰。清末有名僧　蓮，二十歲入玉蒼山法雲寺剃度，自學文化，梵行精純。著有《法華演義》廿二卷，《淨土百八詩》一卷，並有《法蓮詩草》、《法蓮賦鈔》行世。其徒一淨（法雲寺住持）及徒孫授濟、授慈（騰垟人），也都以戒行知名。
民國以後，江南僧侶中知名者有二：一為諦印（一九八三～一九六○），三峰（在雲岩鄉）人，俗姓黃。十九歲入玉蒼山法雲寺為僧，後從名師芝峰、諦閑、高曼等參學九年，受三藏，通詩文，並同情革命。操行端方高潔，言傳身教，每登臺說法，聽眾信服。晚年回鄉為廣福寺住持，率全寺僧人宣導農禪並重，自力更生，一日不作，一日不得食。又有昌定（一八九四～一九七五）炎亭人。少年不識字。於金山寺受戒後，歸炎亭前嶼結茅種番薯自活，堅持戒行，過午不食。湧泉觀音院（在平等鄉）請為住持，甚受信徒崇敬，被尊為“聖僧”。因不堪煩擾，遂又遁回前嶼，徒眾為建海潮寺。曾任平陽縣人大第一二屆人民代表和縣政協第一二屆委員。

第二節　活動
蒼南佛教宗派源流失考。現在各寺庵基本都成淨土道場，除早晚課誦外，一般以念佛為主。佛事則有梁皇懺、三千佛懺、萬佛懺、地藏懺、大悲懺、藥師懺、水懺、淨土懺、放焰口、打水陸等。懺法已轉為祈禱，以迎合民間追求現實利益的心態。施主佈施財物，可以指定僧尼拜何種懺、誦何種經咒、行何種法會。
佛教徒出家者，有比丘（即和尚）、比丘尼（即尼姑），均落發受具足戒；僅受十戒者有式叉摩那（帶發修女）、沙彌（男）、沙彌尼（女）。以上稱“五眾”。還有在家受五戒的優婆塞（男居士）、優婆夷（女居士），合稱為“七眾”。五眾中男性所居為寺、院，女性所居為庵、堂。至優婆塞、優婆夷及有自願出家及未受五戒的齋公、齋婆聚居者，亦稱“堂”。個別的稱為“居士林”。
歷代政府對僧尼的增加、寺庵的興建，有所控制。然並未認真執行。至清末，今蒼南境內有寺庵一百五十四所，常住四眾（除式叉摩那）四百五十人，其中僧尼二百九十四人。解放初，有寺庵一百六十四所，常住僧尼四百五十七人。歷經土地改革、合作化，僧尼多返俗從事勞動。“文化大革命”期間，境內寺庵不超過五十所，僧尼數減至三十餘人。一九七八年後宗教活動趨於正常，老弱僧尼或回寺庵，或新收沙彌、沙彌尼。至一九九○年，全縣新舊寺庵已達一百二十三所，常住僧一百七十六人、尼九十人，沙彌十七人、沙彌尼九人，優婆塞、優婆夷五十四人。

第三節　組織管理
明清時，縣設僧會司，由司法主持。清正五年（一七二七），僧會設平陽城南東林寺。司二十九年（一九四○）十二月，平陽縣成立佛教協分會。會址在城南保靈寺（寶林寺），會員；三人。民國三十年正月，在平陽仙壇寺培訓十字會僧尼救護隊，參加僧尼三十余人（僧人）。次年又在萬全寶興寺舉辦冬訓，參加琶五十人（僧四十）。訓練內容有包紮傷口、擔傷兵等。
解放初期，僧徒漸減，宗教活動較為沉，一九五七年後，由於“左”的路線影響，繼之十年動亂，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都未能貫徹。一九八五年五月，始成立蒼南縣佛教協會（會址在瑞岩寺）。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八年，在瑞岩、龍眠（龍泉）、圓覺諸寺舉辦過四期僧尼培訓班。另派青年比丘七人，分赴北京、莆田諸佛學院進修。一九九○年十二月，派比丘尼參加平陽縣佛教會在興善寺舉辦的第一期比丘尼學習班，學習《菩提心文》、《四分律藏》及《佛教徒與兩個文明建設》、《四愛五有教育》，培養既懂佛學知識又能積極參加四化建設的住持人材。

第二章　道教
第一節　傳佈
唐末，有道士馬湘（號自然）、王延叟師徒於松山（在橋墩鎮）西壑修煉，後南遊不還。宋初，吳越歸宋，原節度使林倪（字仁藥）棄官歸隱蓀湖（在望裏鄉一帶），“習長生久視之道，壽百有二歲”。道術傳至其裔孫升真，升真傳同鄉虛一，再傳至林坳林靈真。靈真舍己宅為丹元觀，自稱水南先生，綜合道教符篆三宗（靈寶、天師、上清）之大成，成為一代宗師，是著名的東華派（或稱水南派）創始人。故蓀湖一帶有“道鄉”之稱。同時又有黃茅道人鄭洞真、陳丹華，拜南宗五祖白玉蟾（葛長庚）為師，結茅於斜溪裏（肥艚方城底）靜修。宋亡後，修職郎興化司尹參軍林任真亦歸隱蓀湖，研習水南家學，並於莒溪修建岩真觀。明洪武二十四年（一三九一），金鄉衛首任指揮使張候麟于金鄉獅山麓建德清觀（後改名環綠觀），聘請龍虎山楊伯實主領觀事。成化十四年（一四七八）鄭仲素主持此觀，增設煉丹室，延納官員往來。
靖三十五年（一五五六），刑部主事為“勘複環綠觀”撰碑文，溫州知府捐俸助修，道在蒼南境內流行。至清代，委羽山道人紹林於雲臺山（在金鄉）建三元道觀，煉丹清修。嘉慶元年（一七九六）初，邱長春所傳全真道龍門派度下第十三代楊來基大開戒門，共傳度十四個弟子，至十四代翁複泉、陳複朴兩支又有擴展。十九代林圓丹、薛圓順分棲於雲臺山、望州山，開創江南龍門法派支派。林圓丹傳吳明善、蔡明金；吳明善傳方至通、林至金、林至廣；方至通授徒多至十八人。薛圓順傳薛明德；薛明德傳吳至榮、石至鶴；石至鶴授徒二十一人；吳至榮傳王理湘；王理湘授徒更多，有七十三人，其中蒼南境內即占七十人。
這兩個支派中，圓順這一支派流傳最久，影響最大，特別是宜山八岱人薛明德（一八六五～一九三○），一生為游方道人，徒步游遍五嶽及各名山，肩負一鏟，沿途掩埋人畜骸骨。在各地修建道觀九次，又經坐山入關，收徒二十九人。據劉紹寬所記，他還是民間八卦教中震教派的首領。光緒二十六年（一九○○）江南“神拳會”就由他印發“青龍山（望州山）福壽堂”票布，作為入教的符記。神拳會被鎮壓後，他又率“拳民”轉入隱蔽活動。
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望裏鄉龍隱觀、宮西山紫雲洞及平陽東嶽觀有道人王理湘、石至鶴、繆宗喜等四人，發心打撈江南方（岩）金（鄉）線等河道水荷（即眼眼蓮），曆三年始告成功。平陽縣長徐用為開慰勞會議，並贈匾三方，懸於三個道院中。近百年中，從圓順十九代起，至現在已繁衍到二十六代，從解放前的六十三人增至二百四十五人。
此外縣內全真道尚有以劉長生為祖師的“劉祖派”和以朱嬋媛為祖師的“仙姑派”。的“仙姑派”。

第二節　流派
全真派
系宋乾道三年（一一六七）王重陽所創，是道教中丹鼎派與佛教禪宗及儒家理學相融合的產物。主張全形保真、性命雙修。男稱道人（乾道），女稱道姑（坤道）。避葷酒，不婚娶，住道院，奉香火。受牒于太上老君。在統一戒壇確定戒師、戒子後，經戒師講課、戒子考試及格，發給戒書、戒板和戒牒。未受戒者稱“嗣師”，已受戒者為“宗師”，曾任方丈者為“律師”，職司戒壇傳戒者為“大師”。通稱“煉師”。一九九○年，蒼南縣全真教受戒者六人（其中大師一人，宗師五人），道徒二百三十九人。修行方式為闡教、誦詩、禮懺、丹煉內養。民國後期，已偏重於誦詩禮懺，甚至以此為營業。八十年代，蒼南縣有七個叨科組(每組五至七人)，為人行壇做法事，其內容與科儀都與正一派相同。
正一派
亦稱：“正一道”、“天師道”，受度牒于江南龍虎山天師張真人（張道陵後裔），稱“受篆”。教徒男性稱“師公”（褫公）、道士，不出家，生活與常人同，故稱“俗家道士”。行法時搖鈴、持笏、吹法螺、念經咒，為人建齋醮，招魂超度，求雨禳災，兼理還願、逐煞、收驚等法事。方式有五鬥醮、發財醮、保安醮、超宗醮、做普利、拜玉皇懺及開燈等，從中獲取報酬。天師道在明天啟間（一六二一～一六二七由閩南傳入，至民國時漸趨衰落。“文化大革命”初期幾近絕跡。一九七八年後又恢復活動，目前蒼南縣正一派道徒約三百餘人（包括末受篆的學徒），傳授至今已六十五代。

第三節　活動
蒼南道觀最早見於記載的，是宋政和年間（一一一一～一一一八）禮部侍郎陳桷在廈材所建穀神道院。蒼南道觀都屬師徒相承的子孫堂體制，可收徒弟，沒有正式掛單規則。觀中有住持（或稱“當家”）。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統計：平陽縣全真派教徒為七百○二人（男五百八十一，女一百二十一）。三二年平陽縣道教協會會員四百二十二人，宮觀二十一處。至解放前夕為三十一處。解放後，道人響應政府歸農號召，或還俗、或刻苦自養（清修與勞作並重）。“文化大革命”中宮觀大都被毀。一九七九年後，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道教始又恢復活動，道觀也陸續修復。一九九○年，蒼南縣有道觀七十八處，全真道人二百四十五人（其中坤道一百人）。

第四節　組織管理
明、清兩代，千陽縣設有道會司掌其徒眾。民國初年，士紳劉紹寬、陳筱坨等士紳及林圓丹等十道人發起成立溫州道教分會，印發《道教分會溫郡第一次佈告》。至抗日時期道教分會尚存。一九八五年五月，蒼南縣成立首屆道教協會。教管方面，以道觀為單位實行二級管理，即住持（代監院）及護法二級。並組織觀管理會或堂務管理小組。道教徒生活來源有三：勞動收入；施主佈施；誦經禮懺收入。

第三章　基督教
第一節
鴉片戰爭後，基督教中新教（又稱耶穌教）隨帝國主義的侵略傳入中國。民國《平陽縣誌》載：“基督耶穌有新舊教，教內又分諸會，各自擴張範圍”。最先傳入的是中華基督教內地會，繼之為基督教循道會、耶穌教自立會、基督複臨安息日會、基督徒：聚會處，陸續在今蒼南境內修建教堂，；至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蒼南境內所建教堂（點）六十五處，信徒共九千三百五十三人。

第二節　教派及教案
中華基督教內地會
是美英等國基督教（新教）對中國進行傳教活動的“差會組織”。多半為浸禮宗，其次是信義宗、監理宗、長老宗、公理宗、自由會等聯合而成，專司對中國派遣傳道士，在中國內地宣傳福音，直接建立教會。同治六年（一八六七）英國傳教士曹雅直來溫傳教。九年，受內地會派遣由溫州來平陽縣城，在西門外太保殿設點佈道。十年由英人衛秉忠接替。信徒日增，頗受差會重視。十二年，又派朱牧師來平陽，於第三年在縣城西門蓮池巷建成內地會教堂。並開辦書院。光緒六年（一八八○），仙居龍船崢村楊道生等到該堂禮拜，成為內地會在江南的首批信徒，也是基督教傳入江南的開端。九年，錢庫金家烊村、項家橋村及肥艚等地出現了第二批信徒。十三年，先後建立錢庫東街、肥艚、朱家鬥分點駐堂。同年，王良牧師調任永（嘉）、樂（清）、瑞（安）、平（陽）、泰（順）五縣聖工，差會又派英人白德鄰、伊寶珍（女）來充實聖工力量，與天主教雙管齊下，勾結政府，強行購地建堂，欺壓百姓，與原有民族信仰衝突，遂釀成嚴重教案：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初——，鄉間盛傳廟中神像多被暗中毀壞，定系教會所為，曾在南港獲一人。鄉民轟起揚言欲拆教堂。溫處道宗湘文聞訊派兵彈壓。激起當地民憤，遂拆毀蕭江渡教堂及龍船坤等地教民住宅。後經縣紳調解，賠款四千四百元始平息。而教士從此氣焰益張，教民中強者倚教淩人，弱者借教自衛。二十六年六月，爆發了回應義和團運動的“神拳會”，提出“除滅洋教”口號，並仇視教民，又毀教堂及教民房宅。十一月，“神拳”被鎮壓。據劉紹寬日記：“溫州道府教案計毀華式耶穌教堂約三十餘座，毀教民房舍七百餘家；華式天主教堂約十餘座，毀教民房舍一百八十七家。”事後，清政府向耶穌教、天主教共賠償撫恤白銀一萬二千六百一十八兩。在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衝擊下，有民族意識的教徒開始覺醒，紛紛要求教會獨立，收回教權。民國七年（一九一八），王良牧師召集五縣內地會代表協商，宣佈內地會實行自治，並易名為“中華基督教自治內地會”，以楊作新（麻步人）為平（陽）、泰（順）總會首任華人牧師，設總堂於平陽西門，逐漸擺脫差會的羈絆。楊牧師重視自傳人才培養，於民國十二年，選拔青年黃履銓等六人送長沙神學院和杭州真源神學院學習，畢業後分配為平、泰等地牧師。至一九一九年，平陽內地會堂點共三十五個，其中蒼南境內內地會堂點九個，信徒一千五百○八人。
循道公會
其前身“偕吾會”為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鴉片戰爭後，由英、美、加拿大傳入中國。清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偕吾會傳道員曾數次來蘆浦街上逐家佈道，分發《福音》活頁和《四福音》單行本，引人信教。次年，在蘆浦創建縣內第一座偕吾會教堂。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併入基督徒聚會處。
耶穌教自立會
光緒二十七年（一九○一）九月，《辛丑合約》訂立，“幾搖國本，創巨痛深，於是教民悟其倚勢陵轢之非，平民覺其積怨尋仇之失。”（見民國《平陽縣誌》）基督教中有識之士便有傳教自由的主張。二十九年，上海閘北長老會牧師俞國楨首創“自立長老會”，又三年，組成“中國耶穌教自立會”，主張教會自立、自養、自傳，不受西差會管轄。而蒲城教徒在自立長老會成立時（一九○三），便已買來三間房屋建立自立會聚會點。接著，縣城、金鄉、赤溪等地都先後建立聚會點。宣統二年（一九一○）春，俞國楨稟請浙江巡撫部院，批准設立平陽自立會分會。五月，分會正式成立，在　鄉設四十個堂點，信徒約二千人。民國一至五年（一九一二～一九一六），俞三次來平陽佈道。九年，中國耶穌教自立會全國代表會議後，平陽建立分總會（曾稱“浙閩分總會”），至二十八年，浙閩邊區五縣堂點發展到七八十所，信徒約八千人。此後，因部分信徒改入“基督徒聚會處”而有所減少。至一九四九年，浙閩教區形成七個牧區，在蒼南境內的有四個牧區，共三十三個堂點，信徒五千八百四十五人。
基督複臨安息日會
系基督教新教派之一，屬美國複臨派。二十世紀初傳入中國。民國二年（一九一三）望裏溪頭埠聚會點信徒要求自立會牧師來當地施洗，不允，遂去請溫州安息日牧師來村施洗。次年，該村自立會改歸安息日會。民國八年，村中青年信徒陳友石被介紹到上海三育大學深造。次年，村中創建第一座安息日會禮拜堂。民國十五年，陳友石畢業回來傳道，在蒼南境內建立堂點十一處，信徒一三五三人。
基督徒聚會處
又名地方教會。主張一地只建立一個地方教會，屬長老宗。一八八○年成立於美國馬里蘭州。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倪柝聲在福州成立基督教聚會處，因使用《小、群歌集》，故亦稱“小群教會”。橋墩王天佑等受《基督徒報》、《復興報》影響，宣傳“小群”教義，從內地會、自立會帶出一批信徒，建立平陽縣第一個基督徒聚會處於橋墩五岱山新村，並與倪取得聯繫。十四年，橋墩王禹亭于酊步頭（在碗窯鄉）也建立一個聚會處。數年後，信徒大增，在江南、南港等處都建立教會組織，成為溫州地區活動中心。二十四年，王誠信于江山河口宮耶穌堂辦培靈書院。兩年後遷至方岩下，易名培靈小學，學生一百五十人，均為基督教徒子女。至一九五○年停辦。一九五七年，全縣聚會堂點六十九所，信徒二萬四千三百五十二人（其中蒼南鏡內堂點三十五所、信徒八千○三十人）。
教堂
一九四九年基督教各教派在今蒼南境內建立堂點九十五所，發展信徒一千九百三十五人。至一九九○年，堂點增至一百二十三所，教徒四萬七千六百一十六人。

第三節　三自革新
一九五○年七月二十八日，以吳耀宗為首的中國基督教愛國人士聯合發表《中國基督徒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簡稱“三自宣言”），號召教徒自立，徹底割斷與帝國主義的聯繫。當時今蒼南境內教徒在宣言上簽名表示擁護的達一萬二千餘人。一九五四年九月，平陽基督教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成立（一九五六年改名“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自立會先後選派楊惠民等六人參加金陵協和神學院、燕京學院進修，並精簡專職教牧人員，逐步擺脫西方差會的傳統控制，形成中國牧師本身的神學體系。五十年代後期，宗教活動受到限制，“文化大革命”期間，宗教信仰自由更受到壓制。一九七八年後，逐步恢復原聖職人員的職位和基督教徒的宗教活動。
一九七九年內地會與自立會合一，組成中國基督教平陽縣教會（又稱“合一教會”），建立教務機構，各區設區會，每區會設五至七名執事。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成立蒼南縣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蒼南縣基督教協會。兩會在自治、自養、自傳的基礎上，提出治好、養好、傳好口號，先後選派十名青年教徒到南京協和神學院、浙江神學院、華東神學院進修。一九八四年分江南、南港兩片舉辦培訓班，從而提高聖工素質。
在正常宗教活動的同時，基督教中也出現逆流。一九七八年，龍港新美洲村出現“呼喊派”，攻擊三自愛國運動，嚴重影響社會秩序，一九八三年被政府取締。一九九○年仍有活動，再次被取締。

第四章　天主教
第一節　傳入
清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天主教由溫州傳入平陽，在九凰山麓購置五間舊式樓房作為祈禱所，由溫州總堂派司事負責管理。光緒三十一年，平陽縣各地有教堂十余所，信徒二千余人。寧波教區主教遂批准成立平陽天主教本堂區。宣統元年（一九○九）于乎陽縣治南門外昆山麓創建天主教堂。
江南天主教最初由錢庫黃某傳入。光緒二十八年（一九○二），眾教徒在黃家（一說在金加洋）設臨時祈禱所。後二年，錢庫開始建堂。此後，金鄉（一九○四）、宜山（一九○五）、蒲門（一九○八）、林家院（一九一八）、石塘（一九一八）牛乾（一九一八）等地也買地動工建堂。民國十年（一九二一）開始又先後建立滬山、橫瀆浦、橋墩、騰洋四個堂點。諸堂點均歸乎陽本堂區管轄。十三年，錢庫天主堂始駐有神甫。寧波教區主教戴安德（法人）親臨視察後，十大弓年批准成立錢庫天主教本堂區。首任神甫吳欽華。二十一年戴安德又到錢庫本堂區主持開堂大典，將江南、蒲門四個區的公所或祈禱所（即堂點）劃歸錢庫本堂區管轄。而滬山、橫瀆浦、橋墩、騰烊四堂點仍歸平陽本堂區管轄。每個堂點均有司事照管教會事宜。二十九年，今蒼南境內有錢庫，蒲門兩個本堂區，均由寧波教區管轄，按級接受外國津貼。三十八年六月，溫州教區正式成立，時，蒼南轄境內駐有神甫二人，堂點二十二所。

第二節　現狀
新中國成立初期，人民政府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天主教活動照常進行，但仍受外國勢力操縱。一九五○年錢庫堂區，組織“聖母軍”（聖母禦侍團）八個支會，進行反革命活動，受到人民政府取締。一九五七年，天主教徒開展反帝愛國運動，實行自治、自養、自傳，獨立自主辦教會，發揚愛國主義精神，遵守國家政策法令，積極參加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一九五八年起，天主教活動停止。“文化大革命”期間，錢庫、蒲門等地天主堂改為群眾活動場所，教徒仍分散農村設點聚會。一九七八年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新得到貫徹。一九八六年春耶穌復活節，蒼南天主教中心錢庫天主教堂恢復正常活動，教產陸續收回，人民政府撥款七萬元，修理聖殿和鐘樓。溫州教區委派黃浩然神甫常駐錢庫主管教務。一九九○年，蒼南縣天主教除錢庫總堂（包括仙居、西烊，項橋三聚點，有信徒二千五百人）外，尚有堂點二十九所，信徒二萬一千五百四十七人。

第五章　摩尼教
摩尼教或稱明教、大明教、明尊教，以創始人摩尼命名。教義由古波斯教、佛教、基督教等融合而成。教徒無私產，戒葷酒，日吃—餐，每年穿一件新衣。北宋時由福建泉州傳至今蒼南境內。民國《平陽縣誌》引陸遊語雲：“（明教）燒必乳香，食必紅菌。男女不親授，遇婦人所作食，則不食”。元末，本地詩人陳高《竹西樓記》雲：“（炎亭）有潛光院……明教浮圖之宇也。明教之始，相傳以為自蘇鄰國流入中土。甌閩人多奉之。其徒齋戒，持律頗嚴謹：日一食，晝夜七持唄詠膜拜。”同時鄉人孔克表曾撰《選真寺記》，亦以為“蘇鄰國教”。今潛光寺已廢，選真寺亦改樣，唯此碑記尚存，在括山鄉下湯（古稱鵬山）。元以後，本地摩尼教流傳情況已不可考。
摩尼教在世界上早巳消失，我國所存遺跡也屈指可數，《竹西樓記》、《選真寺記》是十分珍貴的資料。

来源：http://www.nanchens.com/xqxx/xqxx09/xqxx09014.htm

温州苍南钱库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三石教会简史

苍南钱库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三石桥教会简史

钱库安息日会堂位于钱库镇三石桥西村，本教会信徒都是在改革开放，从山区、农村的神山和溪头渐渐搬迁过来的。1993年4月在洋西村租房设点聚会，一年后，便转入镇内胡瑞流家中聚会。因信徒增多，家庭点不适应。

1996年在三石桥西村购得旧民房作为建堂基地，虽信徒们都十分贫困，在极空之间显出乐捐的厚恩，克服困难，尽心奉献，终于在1998年他们的愿望实现了，建了一幢五间二层的圣殿，信徒人数将近200人，聘请黄吕贵夫妻专职驻堂管理。2002年选立了杨立化、杨立治、胡瑞流、陈美珍、陈阿香等五位执事分担各项圣工，后来李柄强长老迁居钱库，加增教会实力。

2003年正式登记发证，2004年聘请神山教会长老杨承坦专职驻堂管理。2005年又将部分旧房拆建成四间三层的栈房，信徒们满怀感恩，将荣耀归给神，唯愿教会在基督里渐渐茁壮成长，为真理发光，使众信徒大大地蒙恩、蒙爱、蒙福，阿门！
（摘自苍南基督教简史）

来源：http://122.228.148.166/Item/2126.aspx

温州：这些可能真不只是个传说——温州宗教小史 作者：杨振东

温州:这些可能真不只是个传说一一温州宗教小史
作者：杨振东

源出/瓯越方舟   编辑改题/杨振东

历史上温州信奉的宗教有: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
温州佛教及佛派

       一、宗派类有：禅宗、天台宗、律宗、密宗、净土宗。
       西晋元康五年（公元295年）,在永嘉罗浮山建立佛塔；东晋太宁三年（公元325年）,在永嘉习礼坊（今鹿城公园路),  建崇安寺；唐改称：开元寺。以此温州的东瓯大地上，开创了佛教的先河。自南北朝到隋、唐，温州建寺院近百座。天宝年间（公元665年至713年）,  玄觉大师在永嘉西山龙兴寺创禅宗道场，弘扬禅法，时成为江浙一带的禅学中心。会昌年间（公元845年）, 唐武宗下昭灭佛，寺庙被毁，僧尼还俗，温州虽地处海隅，亦遭波及。
       五代十国，吴越王钱弘俶，笃信佛法，在平阳南雁荡山，设螺溪“普照道场”，建崇教禅寺等十八座寺庙及沉香塔、铁塔；到宋代，温州寺庙已达200座。其时, 天台宗已分化为：山家、山外两派。文昌、继忠法师旨在弘扬山家宗在妙果寺，设开元寺道场；山外宗信者众多，立教有规，著述辞理切直，为世人所崇信。唐朝盛传的“永嘉禅”（即：禅宗）,入宋后，禅宗深入民间，演变成为: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
        元、明、清三代，温州佛教曾几度兴衰。元代，省初法师著《五门禅》，弘扬天台宗教规。明初，逆川法师（曾主持钟山元遮法会），回温州后兴建大龙山报恩寺、茶山实际寺等十余座。金壁峰禅师，创玉苍道场，成为玉苍派（属临济宗）开山祖师；后在浙南、闽北陆续分化为：仙坛、半山庵、岩庵、宝兴庵等，师徒相承，经济相袭的子孙派系。清初，著名高僧法幢，在头陀山重建密印寺，设临济宗道场，温州禅门又呈中兴之势。清末, 谛闲法师竭立中兴天台宗, 光绪皇帝赐《龙藏》一部, 奉旨于密印寺传戒,  并在岑岐重建宝坛讲寺、灵岩寺等。明清年间，由于各宗各派兴衰，温州佛教渐以净土宗为主流，户户观音，阿弥佗佛名号深入民心，家喻户晓，妇幼皆知。公元一九二一年,弘一法师来温，卓锡庆福寺、江心寺、景徳寺、伏虎寺，闭关潜修，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公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部份僧尼还俗，有些寺院改作他用。六十年代中期，庙宇、佛像，法器等遭受严重毁损，宗教活动停顿。八十年代初，政府放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归还改作他用的寺庙。几经翻修、重建，至使当今，寺庙林立，金砖碧瓦，宏伟亮丽，瓯越大地呈现一片辉煌景象。
       二、 历史上温州主要寺院简介
       江心寺：在鹿城区江心屿。唐, 咸通年间, 建净信讲院,宋开宝年间建普寂禅院。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清了禅师奉诏主持二院，填塞中川，建殿其上，称名：中川寺，后赐名：龙翔兴庆禅寺，俗习称：江心寺。被奉为“高宗道场”品定为天下“五山十剎”之一。
       妙果寺：在鹿城区松台山之麓。始创于唐，兴盛于宋，继忠禅师圆寂后,曾建千佛塔珍藏其舍利。寺内有“济陀古钟”，俗名称之为“猪头钟”，铸于宋代元年间，有着神异的传说。
       密印寺：在瓯海区头陀山，又名：妙智禅寺，俗称之为：头陀寺。始建于后汉朝乾祐年间，为宿觉大师祖庭。清初，法幢禅师重建，为五进合院，规模宏大，素有“浙南丛林之毌”之称。
       实际寺：在瓯海区茶山。相传始建于宋代，元朝毁于“挂红”。明朝洪武年间重建，寺旁有逆川法师墓。
       天柱寺：在瓯海区永昌石屋山，始创于晋，重建于唐朝贞元年间。由大雄宝殿等四进组成，左右有冷水泉、五折瀑，故又称之：瀑泉寺。
       普安寺：在永嘉岩头长蛇坑。始建于唐,五进七开间组成，有大、小禅房100余间。唐太宗赐经书，宋朝大中祥符，赐额“灵岩禅寺”,仁宗赐金卷,有《大正义》藏经一部。素有“东南首剎”之称。
       国安寺：在龙湾区瑶溪皇岙。始建于唐朝乾符年间，宋朝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在寺旁建石塔一座，六角九层楼阁式，有大、小浮雕佛千余尊，故俗称之为：千佛塔。
       沐萧寺：在乐清乐成萧台山。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公元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八年重修, 建宝塔一座, 并建：子晋桥、沐萧池、“六枫秋艳”诸景。
       法华寺：在乐清南岳平盆山。始建于唐，昭宗赐额，鸿莒法师主事，僧严持戒律，甚精《法华经》，故名：法华寺。
       圣寿禅寺：俗称之：仙岩寺，在瑞安仙岩。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宋朝大中祥元年（公元1008年）重建，三年敕额“聖寿禅寺”，有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观音阁、千佛阁，寺处浙南最大丛林之地，占地24600平方米。
       本寂寺：在瑞安城郊河埭桥。始建于唐，垂拱四年（公元六八八年），武宗灭佛时，无斁法师避居山庙，入定十余年，至藤萝绕周身，故世称藤萝尊者。乾符六年，赐：本寂寺。
       宝坛讲寺：在瑞安岑岐。始建于宋元祐年间，民国初重修，旁有“翠阴洞”名胜。
       景福禅寺：在瑞安大南聖井山，始建于唐末。相传，天祐年间，朱温避难到寺，受住僧款待，称帝后，敕：景福寺，拨田千亩供奉。到南宋，建丛林九进，寺宇雄伟，僧众九百，香火鼎盛。
      东林寺：在平阳昆阳凤山。始建于唐咸通年间，原为小尼庵，俗名：半山庵。明代为半山庵派祖庭。        
    碧泉寺：又名：岩庵。在平阳钱仓，始建于唐，旁有清泉故名之。明, 清年间为岩庵派祖庭。松柏榕杉千亩,  古寺重光，万木簇拥，亦是佳胜。
       法云寺: 在苍南玉苍山之巅。始建于宋咸淳年间,素有“平邑第一丛林”之称。明、清年间为玉苍派祖庭。尚存有：钟、井、缸、精雕石柱、“皇朝寿山”摩崖等古迹。今已辟为森林公园。
       瑞岩寺：在苍南鲸头燕子山。始建于唐咸通年间,宋朝,景蒙法师曾主法席。
       净慧寺：又名：七甲寺，在文成大峃岚岩。始建于唐朝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宋朝端拱、大中祥年间重建，规模宏大，遗碑刻、石柱、石磉等物，有双龙嬉珠等奇景。
       崇教禅寺：在泰顺二鬼卢梨村。始建于五代十国后唐同光三年（公元925年），山门牌楼镌“庐峰古剎”。珍藏《宋版碛砂藏径》一部。
       崇化寺：在泰顺雅阳末安。始建于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巍峨群峰，有龙蹯虎踞之胜，寺枕崖而建，如置尘外之势。
       宝林寺：相传，有白鹤巢其间，又名：白巢寺。在泰顺雅阳白巢，始建于宋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三殿一阁,  古钟清朗宏亮，古碑书法秀逸,  古塔珍藏舍利, 附近有氡泉、瀑布，为一方之胜观。
       明三寺：又名：明三堂,在泰顺西暘王家垟。始建于元朝，三殿一堂呈口字形。后经重修，成四合院式，有山林、茶园、水田1600余亩，农、禅并举，甚为典例。    
       三、温州信仰佛教宗派的概况
       1、禅宗：禅宗是在六世纪由印度达摩传来，单传心印，不立文字，称为“教外别传”，但达摩也有《楞伽经》传于二祖慧可作于印心的准绳。弘忍、慧能又教人诵持《金刚经》，后更有《六祖坛经》的许多“语录”，故说禅宗也有经典的依据。温州在唐、宋朝代禅宗已很兴盛，唐初（公元665年至713年），玄觉大师，在温州龙兴寺创禅宗道场，有《永嘉集》十卷、《证道歌》一卷、《永嘉法语》一卷，弘扬禅法，使温州成为江浙一带禅学中心。
       元、明、清三个朝代，温州禅宗还是占重要地位。元代，著名禅师有：元琪、祖意、了万、鉴无碍、古林、铁关、猷禅师等，古林与铁关禅师均受元代皇帝敇赐法号。延佑年间，仁宗皇帝赐古林禅师为“佛性禅师。至元年间，顺帝赐铁关禅师为”妙觉真空大师。
       清末至民囯以来，温州禅宗一蹶不振，日益衰落。      
       2、天台宗：天台宗是以《法华经》、《大智度论》、《中论》等为依据，以“五时八教”为总纲，以“一心三观”、“三谛圆融”为中心思想。因创始人智者大师住在天台山，故命为天台宗。天台山与温州相距不远，故天台宗在温州流传极为广泛。
       会昌年间，唐武宗下令灭佛，时温州天台宗经典受到严重的毁灭。
       五代十国时代，吴越王钱弘俶，复兴佛教，创办螺溪道场，复兴天台宗，邀请温州开元寺僧义寂，主持法席。
       宋朝时代，温州天台宗占佛教优势地位。著名高僧有：瑞安处元法师、永嘉处谦法师、乐清觉秀法师、温州继忠法师、妙果寺以文昌法师为首，可见弘扬天台宗的高僧济济。
       元代，温州有高僧，省初法师，传宏天台教规，历任双峰、上天竺首座，后圭持平阳东林寺、温州开元寺，著书立说，宏传天台宗。
       明朝时代，温州天台宗又出不少高僧，其中有：乐清罗汉寺正智法师、梅峰山玉泉寺受诏法师，西竺寺灵基法师，瑞安至刚法师深研天台法门，历主平阳东林寺、温州开元寺、江心寺道场，弘扬天台宗教规。温州伦法师阅《摩诃止观》自有省悟，结茅庐于雁湖峰顶，修持天台止观三十余年。
       清朝时代，温州倡弘天台宗法师渐渐希少，比较著名高僧有：正庵、晓柔等法师。有江心寺华山和尚、文成显本法师、大罗山白亮法师、宝坛讲寺叶均居士。
       民国时期，宝坛讲寺被日本飞机轰炸，僧人渙散，时已处于后继无人，天台宗在温州一落千丈。                   3、律宗：律宗是传持戒律为主的一个宗派。它的依据是《四分律》。戒有防非止恶的功能，所以无论何宗，都是以戒为基础。温州自唐会昌灭佛以后，律学书籍大都凐没，律宗很不景气。
       后唐，有高僧鸿莒法师，到长安取经，获得《南山律》，回永嘉弘扬律宗。后汉，温州开元寺希觉法师前往天台西明寺，向律宗正统法宝律学高足弟子，慧则法师学习律宗，著有《集要记增晖录》二十卷，时浙江东、西盛行此录。
       南宋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日本律学沙门俊隽，悉知温州广德法师，严持戒律，学识渊愽，向其求学《七灭诤》。后日皇与幕府奉他为戒师，成为日本涌泉寺开山之祖。故温州律宗对日本律学起传法作用。自南宋之后，近千年来，温州佛教对律宗一派基本上未加重视。
       清末民国初，僧尼戒律松驰，直至民国十年，律学弘一大师，来温驻锡庆福寺，专研律部，认为佛教衰落原因是戒律颓废，僧无徳行所致；欲振兴佛门，须以戒为师，故用四年时间，写成《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作为振兴律宗的起步。弘一大师驻锡庆福寺后，拜寂山和尚为依止师，他是近代律宗著名大师。
       4、密宗：密宗传入温州可能与佛经同时，无论那部佛经都夹杂着密咒的持诵，在《瑜珈焰口》、《蒙山施食仪规》内，更有密咒的手印与观相，可见密宗传入温州历史悠久。但温州佛教在历史中都寻不到专修密宗的僧尼。
       5、净土宗：净土宗是依《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为宗旨，形成宗派，以观佛、念佛法门，得生极乐世畀。净土行人，只要信、愿、行具足，只此一生便可往生净土。净土宗由于简单易行，深为信众接受，故而在温州得到特别广泛的流传。鹿城有寂山、显道、李德生、吴高理、徐耀武、适吾、翁贵生等僧伽，平阳有西震、叶成树、志恒；苍南有微妙、了了；瑞安有柔和、东福、文宝；文成有显本、了云；大罗山有唯田、唯根、昌慧；泰顺有深日、昌定、融明、谢景梦；永嘉有东良、东来等等僧伽。由于各地僧伽竭力提倡净土，阿弥陀佛名号深入民心，家喻户晓，妇幼皆知。所谓家家弥陀，户户观音，净土宗成为塭州佛教人数最多，力量最強的宗派。仍至当今，更现鼎盛。
       
                     温州道教及道派
      一、温州道教源远流长。
      《史记》记载，西汉初，温州的东瓯王驺摇，酷信鬼神。历史上温州道教的广泛、传播之昌盛与之有着直接的关系。三国朝吴时代，自道教徒在永嘉大箬岩劈石室以来，温州的道教也曾历经兴废交替。清末至民国时期，温州市区有道觀：85座，永嘉32座，乐清18座，瑞安102座，平阳21座，泰顺2座。公元2000年，温州各地已达到848座。
        东晋朝代，著名道士葛洪，曾到永嘉东蒙山、平阳昆阳东山炼丹；孙恩，世奉“五斗米道”，举义旗后波及温州，逐有道教徒加入义军，更推动温州道教的发展。
      南朝, 著名道士“山中宰相”陶洪景, 先后居永嘉大箬岩、青嶂山、瑞安陶山, 著《真诰》和《本草经集注》七卷, 并采药为民治病。
     唐、宋朝时代，温州道教相当盛极，宫洞、道觀众多，道教名流相继辈出。据道书记载，道教所称的“洞天福地”，温州被拥称的就有五、六处之多。
     至元朝，南、北天师道与上清、灵宝、清微等道派逐渐合流，归并以“符箓”为主的正一派。其时，在温州道派有：茅盈之清微派、许逊真君之净明派、张天师之龙虎山派、玄武派、神宵派、闾山派、三奶派等。
     元朝以前，在温州的道派有：金丹派、紫阳派；到元朝时，紫阳派和龙门派等，分别又称为：全真道之南宗和北宗。龙门派，于元延祐年间，自黄岩委羽山传入；明、清朝代至民国时期，在温州道脉渐盛。
     此时，温州的宫洞、道觀除市区的应道觀、紫宵觀、玄真觀（巽山斗姥阁）属紫阳派外，其余大多属龙门派。
    二、温州道教正式分为：正一道、全真道两大道派。
     1、全真道：又称：全真派。创始人，王重阳。道义认为“识心见性”，即为全真。主张：道教、释教（佛教）、儒教，三教合一。不尙符箓，不事烧炼，提倡全神炼气，出家修真，不娶妻室，不茹荤腥，生活主要是：习经、清修、炼养。男性为道人，称乾道；女性为道姑，称坤道。全真道有：南、北宗之分。支派有：龙门、华山、蓬莱、金山、金辉、尹喜、真武、玄武、请静等派别。
      2、正一道：又称：正一派，原身为“五斗米道”。东汉朝顺帝时期，为张陵所创，到元朝初，已传至三十六代后裔张宗演，被忽必烈封为：“汉天师”、“辅囯天师”。至元朝成宗诏见其第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村，授“正一教主”、“主领三山（龙虎山、茅山、阁皂山）符箓”。此后，凡是道教的符箓各派统称“正一道”。正一道“专侍符箓，祈雨驱鬼”，主要从事符箓斋醮，为人祈福消灾、保阳生、度亡灵。道士生活和俗人一样，食酒肉、娶妻室、生子女、其道觀系父子相袭。俗对其称呼为：师公或经友先生。正一派支派也较多，有：茅君派、净明派、清微派、武当派等。
    三、温州主要道观洞宫简介
      紫霄觀：在雪山北麓，始建于元朝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于公元1981年经陈崇杰等众居士筹划，移至瓯海景山净水谷，进行重建，占地2000平方米，为二进二轩。大殿中奉三清，副祀黄石公，两侧各一亭，亭下泉水清澈甘洌。
      玉清觀：在瓯海潘桥丁岙。始建于唐，昭宗赐额“玉清觀”，有上、下二觀，今只尚存上观。
       箬岩：在永嘉大箬岩镇。为温州道教历史上最早的道观，原始于三国朝吴时，道教徒在石岩上劈建的石室。洞纵横各八十米，高六十米。相传陶弘景曾隐居洞中编篡《真诰》，故称之为：陶公洞、真诰岩。唐建：集真观，元建：广褔宫，旁建有胡公庙。道书记载称之为：“天下第十二福地”。
      天然道观：在永嘉乌牛东蒙山，又名：乌牛簒。东晋著名道士葛洪来温州就在此炼丹。清末至今，龙门派弟子曾几度重整，劈小方岩、餐霞洞、长生洞、丹台、青牛坞、紫云亭，使之景观风貌仍存。
       紫芝道观：在乐清乐成东皋山下。始建于宋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清时，扩建为四进大道场院。于公元一九八一年，移至凤凰山重建。
       玉甑观：在乐清白石玉虹洞。始建于宋，至道元年（公元九九五年），大吕祥筹符六年（1012年），赐“白石院”，宣和元年（公元一一一九年），改赐“集真”。有藏真坞、升仙坛等遗迹。于公元一九八六年重修。
       纯仙道观：又名：杨八洞，盖竹道堂，在乐淸盖竹山。奉三清、吕纯阳。周边有狮岩、龟岩、透天洞、通海洞等景观。于公元一九八六年重建。
       北斗洞：在乐清北雁荡山。始建于清朝光绪元年，有灵霄殿四重、有八仙楼、海会楼、集贤阁。
       聖井山石殿：又名：许真君庙，在瑞安大南圣井山巅。始建于宋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系木结构。明、清间，全部构件均用石料打制和雕刻而成，中有一井，井洌不竭，而得名。祀奉许逊真君。
       东岳观：在瑞安梅头。始建于宋咸淳二年（公元一二六六年）。今观系民国十二年重建，二进五间二廊，旁建太清阁、斗姥阁。祀奉东岳大帝。
       天庆观：在瑞安桐溪太平山。始建于宋，明、清年间扩建，公元一九八五年重修，周边环境幽绝。
       仙姑洞：俗称之为：西洞，在平阳南雁荡山。宋，崇宁年间，朱媛在此修道。有：玉皇楼、仙姑殿、东西楼、怡心院、拓云亭等。
       东岳观：原名：宋志观，在平阳昆阳坡南。始建于宋治平丙午年（公元1066年），宝殿宏伟。宋，熙宁，戊申年间（公元1068年），赐额“聖寿”。南宋绍兴年间，改名：广福宫。光绪五年易名：东岳观。
       玉虚道观：又名：燕窠洞。在苍南荪湖山，有五洞十石之奇。北宋初林仁药，弃官隐此修道。公元一九七五年，重整山洞，建观。
       妙峰道观：原名：观音洞，在苍南金乡珠明山观音洞。元朝，至正元年（公元1314年），陈雪苍因进士不第建观音洞隐修。明、清年间，续建。公元一九八八年改今名。
       应道观：原名：安祖庙。在洞头北沙双垄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三进三间石木结构。嘉庆年间，将温州应道观香火分脉安位，逐改今名。
       玄武殿：在洞头中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二进五间两廊及戏台，祀玄武（真武大帝）。
       千百年来，由于灾害频仍，年久失修，一批古老的宫、觀先后消失。
       如：华盖洞天、飞霞洞（有温州鼓词：双仙斗为据）、真华观、元妙观、资福道院、容成太玉洞天、玄真观等均已堙灭。
       曾称为：天下第三福地的乐清仙磻山、天下第六福地的文成南田山、天下第二十八福地的瑞安陶山、天下第二十九福地的仙岩三皇井亦均无存。                                  
         
                          温州天主教
     一、温州天主教历史沿革
      天主教在历史上，曾两度传入温州，均受挫而止。
       元朝年代，景教与天主教传入，史称“也里可温”（蒙古语，意为：有福缘的人）。据《元史. 典章》三十三卷记载：大徳八年（公元一三0四年），江浙行省准中书省咨，礼部呈奉省判集贤院呈，江南诸路道教所呈，温州路有“也里可温”，创立掌教司衙门，招收民户，充本教房计（籍），与佛、道教分争教徒。元亡后，“也里可温”亦渐消失。
       明末清初，多明我黎玉范（西班牙籍）等传教士，从福建福安来永嘉、瑞安、平阳等地传教。后因“中国礼仪之争”，而再度中断。
       清朝道光二十六年（公元一八四六年），法国遣使会传教士以宁波为主教驻地，在浙江开展传教活动。公元一八六九年，乐清陈希林、陈茂庆到黄岩栅桥天主堂领洗信教；公元一八七四年十一月，该堂中国籍马宗良神甫访温州，为祖籍福建的三十来位老教徒在温州花柳塘巷设立活动点。从此，温州天主教教务隶属于宁波教区；公元一八八0年十二月，温州成立本堂区；一九0三年升格为总本堂区。此后，平阳于一九一一年，永强于一九二0年，虹桥、枫林于一九二八年，瑞安于一九三0年，钱库、坎门于一九三二年，蒲门于一九四一年，先后成立本堂区。公元一九四九年六月，温州天主教脱离宁波教区，自成教区。初名为：永嘉教区，不久改为温州教区。主教由宁波主教戴安德（法籍）兼任，副教主为：苏希达。
       公元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潘嘉禄、吴钦华等三十二人发起，响应四川广元天主教徒《自立革新宣言》，发表《温州市天主教革新宣言》，倡导发扬自治精神，实行经济自养，贯彻自传原则。三月十二日成立温州天主教革新委员会。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召开温州天主教第一届代表会议，建立了天主教爱国会，主任：陈达夫；同月四日，方志刚被选为主教，成为温州教区首任正权主教。公元一九九九年，天主教温州教区召开第二届換届选举会议，蔡叔毅当选温州天主教爱国会主任。
       公元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温州各地出现首批天主教徒，有来自祖籍福建的老教徒，有乐清里岙、永嘉茶坑等地的新教徒，有永嘉、瑞安等地的一批“无为教”信徒者。一九四九年统计，温州地区有信徒：32730人，玉环757人，青田温溪628人；到一九九九年统计，天主教信徒已发展到98397人。
       历史上，于公元一八八七年十二月，在温州才始有外国传教士。一九三四年以前，以法国传教士为主，后由波兰传教士接替。一九四六年七月最后一批外国传教士离温。七十年来，来温的外国传教士共二十四人，其中法籍九人，波兰籍十二人，意籍二人，荷籍一人。
     二、温州历史上主要教堂简介
       一八七一年在乐清里岙建立全市第一个祈祷所，一八七六年在周宅祠巷设堂，后成为温州总堂。到一九四九年温州地区有教堂、会所142座，到一九九九年有教堂146座，聚会点29处。主要教堂如下：
        周宅祠巷天主堂：又称：温州天主堂。于一八七七年购房设堂，一八八四年十月，中法战争时被民众烧毁，一八九0年重建。大堂建筑面积698平方米，成为温州第一座“哥特式”教堂。东有中西合壁的神甫楼和办公、生活用房，占地面积：8，855亩，总建筑面积为：3300平方米。南为仁慈堂（女堂）占地9，7935亩，有楼房30间，平房47间。
        永強天主教堂：于一九一一年购房设堂，大堂和神甫楼建于一九二六年，后又添建生活用房，占地十一亩，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
        永嘉枫林天主堂：在永嘉枫林镇二村，始建于一九0二年，一九二0年改建，大堂于一九四一年扩建，旁有神甫楼和生活用房40余间，占地面积1800平方米。
       乐清虹桥天主堂：在乐清虹桥镇，始建于一九0九年，三进，前为书院、小学，中为生活用房，后为大堂。一九五八年改为他用，一九八九年移至湾底地段重建。
       瑞安城关天主堂：原在丰湖街，于一九八八年移至于万松路重建，占地面积11800平方米，有大堂一座，生活用房十三间。
       平阳昆阳天主堂：在平阳昆阳西坑，一八九三年购房作堂，一九二0年建大堂，一九二四年建导善堂，占地12，65亩，建筑面积3071，5平方米。
       苍南钱库天主堂：在苍南钱库镇，始建于一九一七年，建有神甫楼和生活用房三十余间。二000年因城建建设而迁建。
                             
                         温州基督教
      一、历史上温州基督教教派
      有：内地会、循道公会、耶稣教自立会、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浙南分会、基督徒聚会处（又称：兄弟会、地方教会）、交通会、祈祷山、呼喊派。
        1、内地会：于公元一八六七年七月，由英国传教士曹雅直，自宁波来温州传教而传入，一八七七年设堂于市区花园巷，称：內地会，为基督教传入溫州最早的一个教派。后渐扩大到永嘉、乐清、瑞安、平阳、泰顺。“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后，教徒要求自办教会，于一九二七年改名为：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到一九四九年，内地会在温州建有城区、西区、永乐、永瑞、瑞文、平泰六个区联会，有分堂134座。
        2、循道公会：于一八七七年十月，由英国传教士李华庆来温州传教传入，翌年三月在城西街嘉会里巷购房设堂，称：偕我会。一九一一年改为：聖道公会，一九三四年又改称：循道公会。先后建立城厢、永嘉楠溪（枫林）、永嘉西内（碧莲）、永嘉西外（西溪）、江北、上戍、乐清西（柳市）、乐清东（虹桥）瑞安、平阳十个联区，到一九四九年有分堂115座，栈房120处。
        3、耶稣教自立会：（分温属总会、平阳分总会），一九0七年平阳林湄川、黄里中等响应上海“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号召，从内地会和循道公会中分裂出来，开展自立运动，至一九一0年春，堂、点发展到40处，正式成立平阳耶稣教自立会。一九一二年，梁景山、谢楚廷等亦在府城施水寮建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温属分会，一九一四年七月建首座教堂于乘凉桥。一九二0年，经中国耶稣自立会全国代表会议后，同意成立分别建立温州、平阳分总会。平阳分总会称：浙闽分总会，温州分总会称：温属总会，一九四一年迁址至三牌坊教堂。
        4、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会：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推动下，国籍牧师尤树勋等毅然决定脱离由外国传教士控制的“聖道公会”，与一批教徒一起进行自立。于一九二五年七月在沧河巷建立中华基督教自立会。活动范围渐及永嘉、乐清、瑞安、青田、玉环。至一九四九年，在温州建有五个联区，121座分堂。
        5、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浙南区会：一九一六年，上海的曾路得、熊湘元来温州宣讲安息日道理，并在五马街建立活动点。后又遣：支访坚、邬天恩来温州传道，活动点迁至甜井巷，后移沧河巷。一九一八年夏，华东教区联合会会长：韩尚理（美籍）来温州筹建安息会浙南分会，翌年春在南塘街成立，会长为美国传教士：韦更生。一九二四年建总堂于：头梳脑。至一九四九年，设有永嘉、乐清、瑞安、平泰四个区分会，53座教堂。53处堂点，主要分布在温州、瑞安、苍南，“守安息日”，区别于其它教派的是“星期六”之特点。
        6、基督教聚会处：又称：兄弟会、地方教会。一九二九年平阳桥敦：王禹亭、张悟生等人在石丁步头建立聚会处。翌年春，温州：潘活灵、章高来等先后在珠冠巷、大厅巷、仓坦前进行聚会活动，一九四三年在西城下购房建堂。一九四九年发展到有活动场所111处。至今已发展到有堂点360多处。地方教会自称无上下组织隶属，以地名为名，无论大小均一律平等，故称之为：兄弟会。在教会里，不设牧师、教师等聖职人员，只有信徒、同工、长老称谓，他们只负责聚会时的整领兼办理一些事务性工作。
       自新中国成立后，内地会、循道公会、基督教自立会、耶稣教自立会都取消各派名称，统一实行联合礼拜。
         二、历史上温州基督教堂概况简介
      温州自一八七七年于花园巷建教堂后，城乡各地教堂渐增，至一九二0年有321座。到二000年达到1271座，其中：温州，市、区有222座，苍南151座，永嘉299座，洞头13座，文成22座，乐清154座，瑞安199座，平阳127座，泰顺84座。主要教堂有：
     城西基督教堂：一八七八年购房设堂，一八八四年被焚，一八九八年重建，分前、后两堂，占地2，37亩。原为循道公会总堂。
     花园巷基督教堂：始建于一八七七年，为温州首座基督教堂。一八八四年十月被焚，于次年重建。
      虹桥基督教堂：始建于一八九0年，占地面积2，1亩。属温州地区首座“哥特式”教堂，附建楼房十多间。
      瑞安衙后教堂：始建于一八九六年，占地面积1，29亩，建有附属栈房15间。
      昆阳基督教堂：在平阳昆阳，原在莲池巷，于一九九0年移至教场山脚，占地面积2，1亩，建各种用房20余间，建筑面积840平方米。
     鳌江永平堂：始建于一九一0年，占地4，8亩，建筑面积2000多平方米，有大堂和生活用房十多间。        
    苍南永灵堂：原在灵溪凤山街，始建于一九00年。一九九七年，迁址灵溪镇求知路堹建，占地面积4，005亩，建附属用房17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560平方米。
    苍南永生堂：原设建于灵溪镇老街和渡龙的两个教堂，于一九九五年合并，建于灵溪五街，占地面积4，344亩，建附属用房70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250平方米。

来源：http://blog.sina.com.cn/u/1689450094

基督教溫州蒼南縣灵溪永灵堂简史

基督教灵溪永灵堂（原凤山巷内地会堂）简史

明年即为基督新教传入温州150周年，而近一二年来，温州“教难”频仍，值此非常之际，特将今永灵堂相关历史整理出来，如本堂王登鹏传道所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笔者深表赞同，并且以为现今年轻一代信徒很有必要去了解一些教会历史，尤其是要对自己所在教会的历史有起码的认知。

 基督教灵溪永灵堂（原凤山巷内地会堂）简史

一、历史渊源追溯

灵溪永灵堂位于苍南县城城西双灵街钢筋市场旁，原为中国内地会背景。今名永灵堂，曾先后称“凤山巷教堂”、“灵溪一堂”（以其堂内桌凳背后见有毛笔字书写标记而知），后才改称“永灵堂”，一直沿用至今。“永灵堂”这个名字，本堂作为堂名来使用，只有十余年时间。其实灵溪原本已有一座“永灵堂”，在上街礼堂巷，时称礼堂巷礼拜堂，属中国耶稣教自立会①。该“永灵堂（上街礼拜堂）”信徒曾一度并到凤山巷堂（今永灵堂），共同参加敬拜（后提），后来因故分开，另建新堂，新易堂名（永生堂）。今永生堂的前身是上街自立会堂，即原先名为“永灵堂”的礼堂巷教堂，实为旧永灵堂，此处只述今永灵堂的历史。因在灵溪镇内，“永灵堂”之名先后被两个不同宗派的教堂使用过，遂先就堂名加以区分解释，免使混淆。

1865年6月27日，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在英国伦敦创立“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简称“内地会”）。同年，苏格兰人曹雅直（George Stott，1828-1889）蒙召决志赴华做宣教士，加入中国内地会。1865年10月3日，曹雅直与范约翰夫妇（Jonh＆Ann Stevenson，生卒不详）三人作为内地会在欧洲的第一批传教士乘船前往中国。1866年2月10日，曹雅直一行抵达宁波，开始学习当地语言。1867年11月，曹雅直由宁波到温州来传教，成为温州近代史上基督新教拓荒布道的第一人②。因此，这一年也被称为温州的开教之年。

曹雅直牧师来温以后，立即开展福音工作，租房设立了传教站，然而收效甚微，一年多后只有一人受洗入教。曹雅直改变策略，以办学的方法来辅助宣教工作的开展，才逐步打开局面。

1870年，曹雅直在平阳昆阳西门外忠靖庙旁设立布道点②，这是内地会传入平阳的起始。1872年，曹雅直另派一人接手内地会在平阳的教务③，蒙神看顾，平阳宣教工作进展迅速。1874年，平阳内地会从温州分立出去，成为一个独立的教区③，先后由朱德盛（Robert Grierson，1862-1920）、衡平均（Edward Hunt，1861-1922）等外籍牧师负责④。1885年，平阳内地会向全县各处大力发展教务，萧江、北港水头等地开始设点聚会。同年，杨道生（钱库仙居人，1864-1953）金立新父子（钱库金家洋人，生卒不详）等内地会信徒在钱库东街菜市场旁设点聚会，是为今苍南境内最早开辟的聚会点。其中，杨道生被称为今苍南信主的第一人，“是把福音种子带进苍南的开端” ⑤。故而，笔者以为，1885年也是基督新教最早传入今苍南境内的一年。

1887年，钱库东街建成今苍南境内的第一座内地会堂，也是今苍南县史上的首座教堂。嗣后，平阳内地会继续拓展布道范围，各乡各地（平阳彼时计有七乡）纷纷建立堂点，属今苍南下辖的地方有朱家斗（1895年建堂）、巴艚（1896年建堂）、项桥（1901年设点）、金乡北门（1901年建堂），灵溪凤山巷（1901年设点）、龙船峥（1904年建堂）、宜山一堂（1907年建堂）。桥墩云仙堂（1915年建堂）等⑥。其中，1901年在灵溪凤山巷设点开始聚会的场所，就是今永灵堂的前身。

二、内地会属时期

1901年，凤山巷设点聚会，是为内地会传入灵溪之始。设点位置具体不详，计有30余人参加聚会。其实本堂信徒的信主时间当在更早以前，早在凤山巷聚会点设立之前，灵溪已有陈永源、郑尚洁、肖可铄（以上三人生卒不详）、肖友鹤（生卒不详，后人在今永灵堂礼拜）等前辈开始信主。他们每主日都到萧江内地会堂做礼拜，往返均靠步行，十分辛苦，并也趁机向家人和乡邻传播福音，直到人数略有加增，分出一部分信徒在灵溪当地另设聚会点，才免于徒步长行的劳顿。萧江内地会堂的建堂时间不详⑦，但不会早于1885年（该年，平阳内地会才向周边各处拓展教务）。由此可知，本堂最早的一批信徒陈永源等前辈的信主时间约在1885-1901年之间。究竟是哪一年，今天已难查考。

1909年，经过几年的栽种与浇灌，凤山巷聚会点的人数逐渐增加，原聚会场所已难容纳。于是众人奉献资金购置地基，终在凤山巷19号建成三间平房作为主堂礼拜，附属三间小房作为厨房等用处，仍归内地会平阳教区牧养。这是今永灵堂历史上首次建堂，时称“凤山巷内地会堂”（为尊重历史本原，以下提时称“凤山巷内地会堂”或“凤山巷堂”，而不用今名“永灵堂”），若要推算建堂纪念的时间，当以此为准（今永灵堂新落成时有碑记，上刻为1918年始建，不知是何依据，疑为凿刻者疏忽，未加详辨）

中国民国建立以后，一时之间民众革命热情高涨，排外情绪强烈滋生，由于当时管理教会者都是外籍牧师为主，教会内部要求自立的呼声极高。早在1906年，俞国桢（1853-1932，宁波鄞县人）就在上海创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下简称“自立会”），倡导教会脱离外国差会而自立，得到全国各地信徒的积极响应。1907年，平阳黄时忠（生卒不详）、林湄川（1878-1939，北港水头人）等人脱离内地会，在昆阳仙坛寺下和县城坡南建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聚会点，并向鳌江、北港、蒲门等地发展信徒。1910年，经浙江巡抚部院批准，平阳耶稣教自立会分会正式成立。自立会在平阳七乡发展迅速，“通县各处均分设礼拜堂”⑧。

1916年，俞国桢牧师来平阳视察自立会发展情况，历时一月余，并亲自到灵溪等地布道，阐述教会自立宗旨，获得当地群众与信徒的认同。听闻俞国桢的宣讲以后，灵溪上街共有20多人接受了救恩。各处内地会中也有信徒相继脱离出来宣告自立，自立运动同样影响到凤山巷内地会堂。同年，凤山巷堂分出30多位支持自立的信徒，与上述新加入自立会的20多位信徒，一同在上街另外设点聚会，归属耶稣教自立会平阳分会。是年冬，这些自立会信徒便在上街溪心打铁厝建成三间平房作为圣堂（该堂后命名为“永灵堂”⑨），与凤山巷内地会堂分立于灵溪老街，两座礼拜堂之间仅隔几条街道。

平阳（含今苍南）是当时全国自立会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有些地方的内地会甚至整个教会都转变为自立会，如金乡南门堂、马站蒲城堂。尽管平阳各地教会纷纷自立，但凤山巷堂继续保持原来的传统，依旧属于内地会，信徒也稍有增长。

1918年，鉴于各地教会分裂严重，温州内地会决定召开永（嘉）、乐（清）、瑞（安）、平（阳）、泰（顺）五县代表大会，由新西兰籍牧师王廉（Francis Worley，1882-1932）主持，会议宣布温州内地会实行自治，并易名为“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按立华人牧师负责教务，且对原有的几个教区进行重组调整，下设平泰（平阳，泰顺）总会、瑞青（瑞安，青田）总会等。凤山巷堂归属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平泰总会，这一时期，从凤山巷堂分出去另建新堂的有桥墩云仙堂（1905年分出，后转为自立会）与风池堂（1920年分出，后转为聚会处）。此外，灵溪尤家弄内地会堂并入灵峰自立会堂后，部分信徒转来本堂参加礼拜。

“三四十年代间，温州内地会的传播虽然经历了一些曲折，但总的趋势是继续发展壮大，……仍是温州地区影响较大的一个教派⑩。”而平阳地区受自立会影响更大，平阳分会“不仅是温州基督（新）教的一个重要教派，也是全国自立会最大、人数最多的一个教区⑪。”在这种形势之下，凤山巷堂能够持守住“阵地”，留在内地会，实属不易。抗战时期，温州先后三次沦陷，波及温州地区的教会，有的堂点被侵占或遭受损毁，凤山巷堂有无受扰，情况不详。国难当头，温州基督教界不分教派，团结一致。1942年，由尤树勋牧师（1892-1970，温州永嘉人）倡导发起，循道公会、内地会、自立会等四个教派组织成立“基督教温属联合会”，尤任会长。后又有安息日会与基督徒聚会处两个教派加入，于是改名“温州市基督教联合会”，直到“解放”后被取缔撤销。这一时期，凤山巷堂属内地会，名义上也属“温州市基督教联合会”。

1949年5月，平阳全县“解放”，新政府宣扬宗教信仰自由，并发起了为“抗美援朝”而开展的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1950年夏，为了响应全国革新运动，在灵溪贡头垟召开平阳县南港区基督教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共计325名，会况引人瞩目。这是温州地区教会最早发起的革新运动⑫，会议由自立会的陈惠民牧师（1902-1974，灵溪沪山人）主持，会上决定成立“南港区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并推选各教派代表，选举陈惠民牧师为主席。凤山巷堂驻堂教师温泽民，作为内地会代表，当选为副主席，该会机构办公室设在凤山巷堂。凤山巷堂由此成为南港区革新运动的重要堂点。1954年9月，平阳县基督教三自革新筹备委员会成立，全县各教派的堂点积极支持响应，凤山巷堂也加入其中。1954年11月26日，浙江省基督教内地会成立“联合会筹备委员会”，高建国牧师（1920-2015，河南开封人）任副主席，联合浙江省内原内地会的教会筹备革新，凤山巷堂名义上也可算属“联合会筹备委员会”。1957年2月，“浙江省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温属总会”成立，高建国为总会主任，凤山巷堂名义上归属其下。尽管受到革新运动影响，教派逐渐弥消淡化，但内地会名称仍旧存在，也被允许使用，直到1958年温州市政府强制消灭宗教，推行“无基督教区”⑬。

三、家庭聚会时期

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破除迷信和宗教界“大跃进”的思想开始出现，“消灭宗教”成为流行口号。1958年，温州平阳县成为“无宗教区”的试验田⑬，开展“三献一退”（献教堂、献圣经、献宗教用品和退出教会）的试点工作，全县所有堂点均遭关闭，或被挤占办工厂、食堂，或被征收改作仓库。凤山巷堂同样被迫停止聚会，教会房产被灵溪双联村收用。   

    

1959年，温州被称为全国唯一的“无宗教区”（无基督教城市）。这一时期，虽然公开的教堂全部征用关停，但在服从生产、遵守政府法令的前提之下，地方政府原则上不干涉信徒正常的走访探望祈祷等活动，因而大部分信徒便以家庭聚会形式过教会生活。凤山巷堂的部分信徒，开始转到官路尾村的颜庆绸弟兄家中聚会，历时近十年。

1966年6月，“文革”全面爆发以后，教会遭到了空前浩劫，教牧人员与热心信徒被游斗、批判、拘禁，强行禁止和胁迫信徒放弃宗教信仰。1966年9月16日，温州全市仅留唯一获准进行礼拜的城西堂被红卫兵霸占，温州公开的教会活动至此完全停顿，信徒只能转入地下，到隐秘的地方和偏僻的山上去过教会生活，如使徒时代的初期教会一样。凤山巷堂的信徒开始转到更加偏僻的浦亭北岙，在那里秘密地进行聚会，人数仅有30多位，陈加吴（1928-2015）长老负责膳食⑭。聚会坚持了十余年，直到“四人帮”垮台，动乱结束。

四、“合一”教会时期

十年动乱时期，温州地区从表面上看似三无（无圣经、无圣职人员、无教堂），然而教会所经历的却是“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林后4:8-9）信徒们格外珍惜这些经历，在艰难的环境中更加热心，更加想与神亲近，大家走到一起，不分教派，共同事奉，为将来教会的合一打下了基础。凤山巷堂设在浦亭北岙的“隐秘聚会点”，或许也有原属其他教派的信徒加入。

1976年，“文革”结束。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此后，各项逐步恢复，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得到重新落实。1979年，平阳县境内的自立会、内地会和循道公会三个教派，蒙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求大同存小异、彼此学习、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定名为“平阳县中国基督教会”，又称“合一教会”⑮。虽然在全国范围内不大被人知晓，却比后来成立的“中国基督教协会”还早一年。合一教会由全县各区教会推选十人为执事会成员，办事处设在鳌江，下设万全、小南、南港、马站、矾山等九个区会⑮，负责全县各区原三大教派所有教会的恢复与重建。经过努力，蒙神祝福，不仅原有教会陆续恢复，并且一些“隐秘时期”所设的小聚会点也都合并成立新的教会，到处呈现一片复兴的景象，但凤山巷堂尚未收回。浦亭北岙聚会点的信徒对“合一教会”也很支持，按照所在区域，北岙聚会点由南港区会负责，负责人蒋佐羹⑮（生卒不详）。

五、重入“两会”时期

1981年11月5日，苍南从平阳析出建县，独立行政办公，但文化和社会团体组织这一块仍旧统一在原来平阳县的管理之下，未细划分出去，宗教也是。1982年7月19-21日，平阳县基督教代表在昆阳西门堂召开首届代表会议，“合一教会”及安息日会与基督徒聚会处共五个教派参加，会上成立“平阳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⑯（下简称“平阳基督教爱国会”或“爱国会”），倡导各教派之间取消隔阂，宗派名称不再使用，统一参加爱国会，接受管理。大会选举陈知三（1908-？，平阳人，原内地会平泰总会牧师）为主席⑯，原“合一教会”自行解散，所有教会和聚会点全部并入爱国会。浦亭北岙聚会点此时在名义上改为归属“平阳县基督教三自爱国会”。

1983年5月，苍南县委统战部在灵溪镇召开“基督教人士座谈会”，筹划从平阳基督教爱国会分出另立机构，组织成立了苍南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筹备委员会⑰。1983年11月8-9日，在钱库东街堂召开苍南县基督教第一届第一次代表会议，出席代表112人，同时成立了“苍南县基督教协会”与“苍南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简称“苍南县基督教两会”或“苍南两会”。选举章岳荣（1913-2006，钱库东街人）长老为“苍南两会”主席兼会长，各牧区成立区三自爱国小组，原凤山巷堂教师温泽民任灵溪牧区副组长。同年，凤山巷堂教产批准归还，成为全县开放礼拜的124座教堂之一⑰，改属苍南县基督教“两会”。浦亭聚会点的信徒开始迁到原凤山巷堂礼拜，但人数不多，只有几十人。因上街自立会堂被大队碾米厂占用，一时无法收回，便并入凤山巷堂，两堂信徒联合起来，不分彼此，共同侍奉上帝。

苍南建县后，县府设在灵溪镇办公，农村人口不断进入县城，其中也有信徒。这些信徒只能到凤山巷参加礼拜（凤山巷堂是当时灵溪镇上唯一开放的礼拜堂）。由于外地信徒大量迁入，加上本地也发展了一些信徒。

1985年，凤山巷堂信徒人数剧增，达到了880余人。原堂无法容纳，并且年久失修，破损严重，已成危房。众人齐心代祷，踊跃奉献资金，共筹集得到8万多元，经有关部门批准，1986年开始在原址拆建。1988年建成五间二层楼房为圣堂，楼上作礼拜场所，楼下作厨房饭厅⑱。堂高13米，宽13.5米，窗户为哥特式，每间两个长方窗户，每间间隔处的墙外堆砌一根半突柱子，其上镶嵌绿色石英，墙外其他部位交换镶嵌黑白石英，相当美观与庄严。内堂讲台后墙附有一个大的金色“爱”字，墙底以一块桃红色的红布作为衬托，其用意是让每位参加礼拜的人都要心中有爱⑱。

凤山巷新堂重建以后，由原自立会的吴新民（1934-，健在，曾任“苍南基协”会长）和本堂杨玉美（生卒不详，灵溪状元内人，原凤山巷堂信徒）负责，并聘请郑联科（1926-1994，原上街自立会堂长老郑是言之子）、蔡立新（1900-？，已故，卒年不详，原内地会教师）任驻堂教师。

期间1987年9月8-10日，在凤山巷堂召开第二届苍南县基督教代表会议，出席代表212人，选出新一届“两会”机构的负责人。1988年6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定来苍南视察宗教情况，藉新落成的凤山巷堂举行宗教界人士座谈会，苍南宗教局局长颜维新等陪同，驻堂教师郑联科参加座谈⑲。

1992年5月20-22日，在凤山巷新堂召开苍南县第三届基督教代表会议，出席代表254名，选举产生新一届“两会”领导班子，吴新民长老任灵溪牧区三自爱国小组组长。这一时期，凤山巷堂新聘请李法长（1921-，健在，金陵神学院专科毕业，1950年被按立为教师）、谢炳国（1965年生，现为牧师，华东神学院院长）、王以诺（1966年生，现为牧师，浙江神学院副院长）为驻堂教师。

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信徒到县城谋生，他们都到新建的凤山巷堂做礼拜，使得人数一时之间大幅度增长。

1996年，堂里信徒猛增至2000多人，重建的凤山巷堂也难容纳如此庞大的数量。教会负责人吴新民等提请灵溪镇府，要求政府落实上街原自立会堂教产归还或移建新址。经县、镇两级人民政府裁决，灵溪镇府最后做出决定，上街堂折价四万元转让给上街大队，镇府另外批给灵堡村官堂三亩土地作为移建新堂的堂址。

1996年初夏，灵堡村新堂建设已初具规模，故教会决定将堂里大部分信徒分到新堂聚会，而住址靠近凤山巷的280户信徒继续留在原教会参加礼拜⑭。1996年10月，新堂竣工落成，取名永生堂，位于灵溪镇中心地段塘北路68-173号五街桥边，由吴新民负责堂务。凤山巷堂改由陈加吴长老负责（吴、陈二人在当年<1996年>同年被按立为长老⑲）。

1997年9月25-26日，在永生堂召开苍南县基督教第四届代表会议，出席代表273人，推选出新的两会负责人，凤山巷堂梅志长老（1944-，原属循道公会背景的平阳夏桥教会）任灵溪牧区三自爱国小组副组长。这时，由于谢炳国、王以诺二人先后调离，李法长转到永生堂，凤山巷堂又聘请金家惠（1951-，现为今永灵堂长老，原“平阳基协”副会长金守夫之弟）任驻堂先生。

六、移建新堂时期

1998年11月15日，为了响应镇府改造灵溪老城街（二期拆迁）的号召，凤山巷堂不得不觅址重建。在神的带领下，教会众肢体同心合意代祷，终于寻到双灵村求知东路钢筋市场旁的一块地方，准备迁址重建。经努力协调，镇府同意批复，不久便在那里举行奠基典礼，苍南县基督教两会领导和双灵村委相关人员到场参加。1999年8月8日，历时九月余，主体建筑基本竣工，信徒开始迁入新堂聚会。

2000年5月27日，新堂正式举行落成典礼。主殿圣堂共有四层（三四层作礼拜场所，一二层作厨房饭厅），钟楼有十层的高度，十字架顶端距离地面约有38米。新堂占地4.5亩，建筑面积3665平方米，因地处双灵村，且在灵溪镇内，均有“灵”字，于是定名“永灵堂”，不再称用“凤山巷堂”，仍由陈加吴长老负责。建堂期间，曾租赁公园山下河滨西路61号厂房作为聚会场所，礼拜九个多月。

2002年10月17-18日，在永生堂召开第五届苍南县基督教代表大会，出席代表274位，吴新民当选为基协会长，永灵堂梅志长老继续当选为灵溪牧区三自爱国小组副组长⑳。

新堂甫立，即聘请易永宣（1975年生，原在鲸头教会，2008年5月于上海被按立为牧师）为驻堂教师，以加强教会的牧养力量。为了更好地关怀牧养，永灵堂按地段将信徒分成了数个区片，今计有大观、古磉、渡龙、灵浦路、官路尾、新建西路、樟浦、浦亭、塘下等18个片区。除了供应信徒灵命的正常需求，永灵堂还注重培育教牧的新生力量，积极鼓励青年全职奉献，先后多人参加温州市、苍南县圣经专修班，并将一批苗子输送到浙江神学院、华东神学院等院校培养。王登鹏（浙江神学院）、肖云朝（福建进修神学）、林德（温州圣经学校）、王春锋（华东神学院）等神学生先后毕业归来，并受聘为本堂或分堂的专职传道。

与此同时，主日学得到大力发展，至今共设有14个班级，学生300余人，其中多人毕业以后进入专修班和神学院继续学习、深造，使教会事工稳步前进，后继有人。此外，自2004年起，永灵堂每年举办大学生夏令会与冬令会，外请讲员过来分享，形式丰富多样，提升了青年大学生的灵命与追求。诗班人数也大量增加，原在凤山巷堂时仅有一个诗班，不分年龄。经过10年努力，已有五个诗班，按年龄分为主日学（今名“少年诗班”）、青年（后因人数加增，分为天音与佳韵两个诗班）、中年（后更名为“雅歌诗班”）、老年诗班（后发展成“希幔诗班”），还有一个识字班诗班（今况未详）。

2004年夏，基于共同的异象，永灵堂几位弟兄姊妹建立了青年团契。2005年正式以“归回”来命名团契，由王登鹏负责牧养。此后，每年主日学的高三毕业班，都会成立一个小团契，先后有爱的家园（约2006年）、以勒（约2007年）、归一（2010年）、亚设（2011年）、沙仑（2012年）、伯大尼（2013年）、归零（2014年）、更新（2015年）、芥菜籽团契（2016年）成立。

2006年夏，雅歌赞美团在永灵堂筹备创建。2007年4月23日，雅歌赞美团正式成立，由郑仁雪（1968年生，原属平阳萧江雅回教会）任团长，易永宣任团牧。2007年秋，为方便老年信徒礼拜，在浦亭建立分堂（聚会点）。

2008年1月，归回团契创作《归回复兴》作为主题歌，并作录音。2009年，陈加吴长老因年长不再主持堂里圣事，陈开池（1941-，原属鲸头教会）长老开始负责堂务。同年，浦亭分堂新建堂点落成，由梅志长老负责。同年，堂里对学生和青年团契进行一些调整，将几个小团契合并成两大团契，以年龄划分，便于牧养。其中归回、爱的家园以及以勒团契的一部分，改组成80后团契；以勒团契的另外成员和其余小团契，组成90后团契。各团契的牧养工作统一由王登鹏负责。

2010年6月，永灵堂进行十周年纪念礼拜，《丰收的期待---基督教永灵堂十周年特刊》纪念册印行。2013年春节，归回团契组织团契十周年聚会。2014年6月27日，永灵堂十字架遭拆除。2014年12月25日，举办“因爱而生”圣诞音乐晚会。

2015年，永灵堂读书会兴趣小组成立。2015年12月25日，举办主题为“有你救有希望”的圣诞晚会。2016年复活节，举行主题为“看哪，神的羔羊！从死里复活！”的音乐崇拜晚会。2016年8月11日，颜新恩在永灵堂附属小礼堂主讲奥古斯丁与《忏悔录》。2016年10月1-2日，永灵堂进行为期两天的“十一培灵会”，邀请石立青与夏晨曜二人证道。2016年11月24日，永灵堂举行感恩节音乐晚会。

①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浙江省基督教两会出版，2000年印刷，第85页提及。支华欣牧师在该书中首次称上街自立会堂为“永灵堂”，不知依据是何。又，查《灵溪镇志》中“宗教——基督教”一节，也称上街礼堂巷教堂为“永灵堂”，并提到该堂为俞国桢来灵溪布道时所建立。笔者疑为俞国桢牧师所取之堂名，详明待查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圣报》旧刊核对。

②   参考舌禾著：《温州基督教历史》下册，台北宇宙光出版社，2015年6月，第688-689页。（第七部-温州基督教大事记）

③   曹明道著：《二十六年-曹雅直夫妇温州宣教回忆录》，台北宇宙光出版社，2015年10月，第63页（第五章 远行平阳拓荒；办女子学校，废裹脚陋习）

④   黄锡培著：《昔我往矣-内地会赴温州宣教士行传》，海外基督使团，2014年9月，第108、110页。（内地会温州宣教士名单）

⑤   苍南县基督教两会编：《苍南县基督教简史》，内部印刷，2007年10月，第129、133页。（钱库牧区 钱库颂主堂简介；龙船峥基督教堂简介）

⑥   同上，第36页。（历史沿革 新中国成立前的苍南基督教 中华基督教内地会）

⑦   《苍南县基督教简史》一书中只收录今属苍南县的一些堂点创设时间，未见萧江（今属平阳）内地会堂建堂时间的记载，具体时间待查。

⑧   平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平阳县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12月，第764页。转引自舌禾：《温州基督教历史》上册，台北宇宙光出版社，2015年6月，第383页。（第三部 温州基督教近代史 第五章 自立教会）

⑨   耶稣教自立会的教堂，自1929年全国总会的总堂永志堂（意为“志在自立，永矢勿谖”）建成后，一般都效随以“永”字开头来取堂名，如温州永光堂，鳌江永平堂。有的直接以地名截取一字来定，方便区分，如蒲城自立会堂则名永城堂。永灵堂之名，或与此有关，因地处灵溪而名永灵（灵溪镇上只有一处自立会堂，不会混淆），“灵”字且兼有可表圣灵之意，如上海虹口“景灵堂”堂名对“灵”字的解释一样。笔者早有听闻，当时平阳县内各自立会堂堂名有份类似族谱字辈的排行，连起来可以读成通顺，套用圣经相关经文镶嵌进去，疑为林湄川或俞国桢所撰，永灵堂的“灵”字，不知是否也在其中，尚需求证。

⑩   缪志彤编著：《温州地区教会史》，温州区会内部资料，2007年3月，第47页。（第四章 新教传入及沿革； 第一节 内地会）

⑪   浙江省宗教志编辑部：《浙江省宗教志 资料汇编（二）》，内部资料，第261页。转引自莫法有：《温州基督教史》，香港建道神学院出版，1998年7月，第134页。（第六章 早期的自立运动； 第一节 温州“中国耶稣教自立会”）

⑫   苍南县基督教两会编：《苍南县基督教简史》，内部印刷，2007年10月，第52页。（四、历史沿革 新中国成立后的苍南基督教 第一阶段 建县前）；该会议只在《苍南县基督教简史》一书中见及，其余温州教会史料未见有记载，而温州市全市范围内的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直到1951年1月才发起（见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浙江省基督教两会出版，2000年印刷，第40页）

⑬   舍禾著：《温州基督教历史》下册，台北宇宙光出版社，2015年6月，第483页。（第四部 温州基督教近代史；第四章 从“无宗教区”到教会崛起）

⑭   基督教永灵堂编：《丰收的期待---基督教永灵堂十周年特刊》，内部赠阅，2010年6月，教会概况；百度百科“基督教永灵堂”词条。以上两处均提到“午饭在陈加吴长老家，做好后送过去食用”，故称其为膳食负责人，但不详彼时浦亭北岙聚会场所的负责人是谁。

⑮   苍南县基督教两会编：《苍南县基督教简史》，内部印刷，2007年10月，第55、270页（四、历史沿革 新中国成立后的苍南基督教 第一阶段 建县前；九、苍南县基督教历届领导班子名录）

⑯   舌禾著：《温州基督教历史》下册，台北宇宙光出版社，2015年6月，第553页。（第四部 温州基督教近代史；第七章 两次分裂及新格局的产生）；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浙江省基督教两会出版，2000年印刷，第137页。（第十章 附篇<</span>八>  各县区两会成员）

⑰   苍南县基督教两会编：《苍南县基督教简史》，内部印刷，2007年10月，第57、271、275页（四、历史沿革 新中国成立后的苍南基督教 第二阶段 建县后；九、苍南县基督教历届领导班子名录）

⑱   苍南县基督教两会编：《苍南县基督教简史》，内部印刷，2007年10月，第71页。（五、苍南县基督教各堂点历史沿革及现状 灵溪牧区 永灵堂简介）；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浙江省基督教两会出版，2000年印刷，第85页（第八章 著名教堂及服务事业 著名教堂---灵溪永灵堂）

⑲   苍南县基督教两会编：《苍南县基督教简史》，内部印刷，2007年10月，第29、252页。（三、大事记）；（七、苍南县基督教圣职人员 按立长老 90年代按立的长老）据该书中圣职人员表中显示，吴新民、陈加吴二人均在1996年被按立为长老，但不详是否为同年当中的同一时间，故仅称二人在“同年”被按立。

⑳   苍南县基督教两会编：《苍南县基督教简史》，内部印刷，2007年10月，第274、277页。（九、苍南县基督教历届领导班子名录； 建县后苍南县基督教组织机构）

附记：

笔者素有志于平苍教会历史梳理，原拟从马站各堂写到苍南，再及平阳，逐步搜集材料扩展。此次着手整理永灵堂的历史，实属突然，应王登鹏传道所嘱，匆忙赶写出来，行文多有欠缺，资料查找不足，许多健在教会长辈未及访问，有些看法尚待推敲，也非完全可取，在此一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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