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基督（新）教传入于1867年正式传入温州，2017年正是福音到温150周年的大庆之年。温州教会已筹备系列活动，并推出各种形式的纪念书刊。温州各教会应当以此为契机，追溯历史、效法前贤、跟主脚踪、兴旺福音。笔者借此机会，先将个人研究温州教会历史的成果作简要呈现，希望给予教会各年龄层的弟兄姊妹以知识的传递。
一、基督教早期在温州的活动
基督宗教最早传入温州当属“也里可温教”。不过，未有一段记载可以明确也里可温在温州的最初传教的具体年份。浙江通志馆于1948年主持编修、由余绍宋等纂的《重修浙江通志稿》第102卷中记载：“元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教徒马薛里吉思偕赛典赤至闽浙造舍里八，义大利教士马可波罗亦于是时至浙，是为耶教至浙之始，未几温州设有基督教掌权衙门。”该段文字显示明确也里可温于1275年之后在温州传教并建立教会。
《元典章》第33卷，其中记载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江浙行省准中书省关于江南诸路道教徒控诉温州“也里可温”咨文，可使我们概观温州“也里可温”的规模及与民教之冲突。其中，首先，可见也里可温在温州的活动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已获得极大的成功。如文中提出“照得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各令管领，别无也里可温教门。”因此，也里可温在温州不久，但在短时间内已建立有规模的“掌教司衙门”。著名历史学家罗香林在其著作《唐元二代之景教》对温州也里可温教的发展作了如下解释：“惟元时浙江之景教重心，则似在温州，而非在杭州。……所谓‘创立掌教司衙门’者，必为主教驻节之所。温州为元时对外通商七港之一，蕃客荟萃之所，意景教乃于其地设置主教，为管理中心也。道教原呈所争之点，或不在朝贺班次之先后与也里可温之获免差役，而实以法箓先生之被诱化，有以摇动道教根本也。此亦可知元时浙江景教之发展矣。”
天主教传入温州的具体年份已无从考证，据西班牙多明我会若望·弗朗多在《多明我会在菲律宾、日本、中国的传教史》的记载，可以窥探当时传教士路经温州时留下了福音的种子：“明崇祯十年(1637)，西班牙籍多明我会传教土黎玉范（J.Bapc.Morales，1597-1644）及其会友德·方济（Francisco Diaz）以偷渡入境传教，由福安经浙江押解南京。不久，弛禁而返，途经温州、瑞安、平阳，及至浙闽边界。但闻知闽北教禁仍严，他俩乃折回瑞安。在官府宽容下，随遇而安，手执十字圣架，身穿修会制服，出入大街小巷，传道宣教，劝人改恶从善，弃邪归正；或与文人学士谈经辩道，阐述人生真谛。只因语多抨击中国敬孔祭祖之古礼，反对设立灵牌香盏，激起听众(特别是佛门弟子)的愤恨，告于当地官府，黎等被官兵捕送到温州府，又由温州府递解福宁(今福建宁德霞浦)，后放逐广东香山，黎等夜逃澳门而去。” 这段史实证明，黎玉范、德·方济在瑞安有传教行动。且因得到官府的宽容，曾在瑞安的传教一度畅通无阻。他们在瑞安的大街小巷传教，且与当地的文人学士有过信仰上的辩论。但由于他们在辩论中对中国传统敬孔、祭祖等有诸多的抨击，遂遭到以佛教为代表的民众反对，从而被官兵逮捕，后被放逐，从澳门逃离。
据《温州天主教简史》记载，天主教浙闽代牧区于1696年（清康熙三十五年）建立，可以肯定温州当时已经有天主教会。然而，随着礼仪之争愈演愈烈，导致原本天主教传教士内部的差会（耶稣会与多明我会、）之间对于祀孔祭祖的矛盾演化为康熙皇帝与教皇之间的公开冲突，从而使得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严重受挫，从而发生逾百年的禁教。而浙闽代牧区于1718年被取消。
也里可温教，泛指元朝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包括再度进入中国内地的景教和当时传入中国的天主教。又因二者都崇敬十字架，又被称为“十字教”，教堂被称为“十字寺”，蒙古语“也里可温”原意为“有福缘的人”，本为对教士、司铎的尊称。摘自文庸、乐峰、王继武主编：《基督教词典（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3月，第559页。
浙江通志馆修，余绍宋等纂，《重修浙江通志稿》，第102卷，1948年，第44页。
参罗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国学社出版，1966年7月，第181-182页；陈援庵（陈垣）：《元也里可温考》，台北：九思出版社，1977年8月1日，第17页。
罗香林（1906-1978），字元一，号乙堂，广东兴宁宁新镇水楼村人。著名历史学家、客家研究开拓者。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等著名学者。历任中山大学、香港大学、珠海书院教授，获香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衔。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生平著书41种，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其主要著作有：《中国族谱研究》、《中国民族史》、《中国通史》、《唐元二代之景教》等。
罗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国学社出版，1966年7月，第181-182页。
莫法有：《温州基督教史》，香港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1998年7月，第10页。
《温州天主教简史》，天主教温州教区，2006年10月初版，第1页。
二、清末基督教传入温州概况
基督新教早期传入温州的有两个差会，分别是戴德生创立的中国内地会与英国循道宗的分支教派——偕我会。
1. 中国内地会
首位来温州传教的内地会英国传教士是曹雅直（George Stott）。曹雅直，苏格兰的亚伯丁郡（Aberdeen）人，成长在一个农民家庭。19岁的时候，他在路上滑倒，膝盖撞在了一块石头上，致使他的脚进入白色肿胀。两年之后，他就被迫截掉左腿。在痛苦的时期里，神的恩典临到他并拯救了他的生命。曹雅直身体痊愈之后，连续几年在一间学校里教书，直到他从一位准备去中国的朋友的口中得知中国的迫切需要。那时，没有一个宣教机构愿意差派一位独脚教士到宣教前线去。而戴德生却愿意冒这个没人敢冒的险。当有人问曹雅直说：“为什么是你？一个只有一只脚的人，想到中国去呢？”他说：“因为我没有看到两只脚的人去，所以我必须得去。”
稍微安定之后，曹雅直有超过两年的时间独自工作，并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见到一张英国人的脸、听不到一个英文单词。直到1870年2月去接Grace（后来成为他的妻子）为止，他没有离开温州一晚。1870年（清同治九年）4月26日，曹雅直与薛氏（Grace Ciggie Stott）在宁波结婚。婚后第二天，曹雅直就携妻回温州投入宣教事业。薛氏（即曹明道）成为温州历史上第一位来温女传教士。
1871年，曹雅直将福音传至瑞安桐岭。1873年桐岭教会人数增至14人。桐岭教会就成为温州城区之外第一个宣教点。1874年，内地会平阳分会建立。
除了到处传播福音，曹雅直刚在温州落稳脚跟就开始办学。1868年下半年，曹雅直创立了男童寄膳寄宿学校，“凡来读者，一律免费供应膳宿，并奉赠书籍文具、雨伞钉鞋；此外，其家庭还可每月津贴大洋十元”，这样就吸引了第一批学员，共有12个男孩。在高建国牧师的〈基督教最初传入温州片断〉一文中记载了其中11位学员的名单：叶如周、周殿卿、陈益新、梁士元、孙世元、缪锦铭、李成佑、李成修、刘星垣、王家滔、祝福荣。
妻子曹明道不但能成为他精神、生活的帮助，也成了他传教事业的好助手。曹明道来温之初，就开始与社会上的妇女接触，并开始了福音工作。1874年，曹雅直夫妇创办育德女塾，为温州历史上第一所女校。
1877年，曹雅直夫妇回英国度假，后于1878年12月31日回到温州。在此期间，樵夫鲍新进带领刘夫人叶氏归主。曹雅直夫妇从英国回来两三天之后，就被安排去见她和另一位刚信主的姊妹。曹师母见她们对信仰的追求心志，就先在她们家里办起了圣经班。1881年，曹雅直夫妇看到她的成长和热心，就请她放弃的针线活，进入女子寄宿学校专职侍奉。1881年，刘夫人的婆婆刘老太太去世，留下了一笔可观的遗产。在筹备丧事的过程中，刘夫人因信仰立场坚持自己和儿子不向死人下跪，从而放弃刘家大部分遗产。此后，39岁的刘夫人与年仅13岁的儿子得曹雅直夫妇的接纳，入住温州内地会花园巷，与曹氏夫妇同住，并全时间参与服侍，她儿子也进入仁爱义塾。刘夫人叶氏，即中国基督教著名神学家刘廷芳博士的祖母。刘廷芳在1938年2月写给三弟刘廷蔚的信中提到祖母的懿范及遗训，成为刘家世世代代所祖训：“伏念吾家自祖母大人皈依圣教不畏万难打破一切旧礼教之束缚屏除社会之一切迷信创办女子教育开故乡风气之先声毕生虔诚笃信励志守道懿范在人间至今为乡里所传颂。祖母遗训嘱吾家子孙须世世信奉圣教。母亲大人早岁守节谨遵祖训努力奋斗使吾辈得有今日并使刘家垂绝之支得复而盛。饮水思源，不能不使吾辈激励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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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巷堂内景）
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4月29日，温州内地会牧师曹雅直夫妇离开上海，准备经美国回英国。《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记载一封来自温州的信件，内文记载内地会温州教区在曹雅直牧师的牧养，共有52个人加入了三间教会，并有不少慕道友。1889年4月21日，曹雅直牧师在法国嘎呐去世。在温事奉23年。内地会各界牧师、传道，包括内地会总会和温州教会共同追悼这位内地会的先驱性宣教士。
温州内地会的1906年报告，见证了曹雅直牧师在温州事奉的成果：有堂点49处，传教士（包括师母、助理）9人；受薪华牧师6人，助理传道8人，学校教师3人，派发圣经者5人，女传道4人；义务传道45人，长老7人，执事7人，女传道1人；受餐者：男469人、女358人，1905年受洗者119人，从开创之日起受洗者1125人；寄宿学校2所，学生：男12人、女38人，日校学生：男9人、女4人。
2. 英国偕我会
偕我会（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1857）为英国循道会（Wesleyan Methodist Church）之一派，于1857年建立。英国偕我会在北京条约后也派遣传教士来华。最先受派来的为富勒牧师（Mr. William Robert Fuller）夫妇。他们于1864年10月抵宁波。继任者阚斐迪牧师（Mr. Galpin）于1868年1月抵达宁波。他曾于1875年4月自宁波来温州窥视情况，见温州己有内地会设立，不日返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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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苏慧廉）
1877年（清光绪三年）12月11日，英国偕我会差派传教士李华庆（Rev. R. InkermannExley另译李应克）到达温州，他是第一位来温传教的偕我会传教士。他于1881年6月8日在宁波病逝，去世时年仅26岁。虽短短三年，李华庆牧师却成绩斐然。季理裴（D. MacGillvray，1862－1931）评论说：“李牧师不顾自己健康，努力工作，短短三年中打好根基。”在1882年6月，英国偕我会的年度报告中，显示温州偕我会的情况是：“本地传道人2人；信徒26人；慕道友3人；教堂1座；主日学1所，学生10人，老师1人。”
1882年（光绪八年）11月，英国偕我会传教士苏慧廉（W.E.Soothill，1861-1935）抵达中国，并于年底来温接替李华庆牧师之职。《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Missionary Journal)1882年11月号Missionary News报导说：“11月2日，偕我会传教士苏慧廉乘伦巴底（Lombardy）号蒸汽船抵沪，将去往温州宣教。”
1884年（光绪十年）10月，“甲申教案”发生，温州部分民众在泽雅荣的带领下，焚毁温州市区教堂，偕我会城西堂也未幸免。1885年（光绪十一年），苏慧廉用“甲申教案”的赔款、英国教会的捐赠并苏氏夫妇的积蓄，在被焚毁原地重建偕我会城西教堂。如苏慧廉在《重建圣殿记》中所载：“次年英会捐资建造圣殿。主日聚集者尚寥寥无几，并未分设友会”。显示此时的温州偕我会信徒尚“寥寥无几”，也并未设立分会。1891年，苏慧廉牧师得海和德牧师（J.W.Heywood）来温协助，按立并派遣“夏公殿士，戚公品三，盛公喦如，吴公保年，戚公臣倡，分赴各区工作。”
据温州偕我会1905年报告，苏氏任温州教区长期间，共建立150间教会，受餐信徒2144人，慕道友5711人，并建造以城西堂为代表的五间著名西式教堂。为促进医疗布道，苏氏将西方医术引介到中国，在不断努力下，于1897年建成“定理医院”，1906年正式将定理医院改建为“白累德医院”。
苏慧廉牧师分别在1887年创立艺文小学，1897年开办艺文中学，于1903年建成艺文中学新校舍。1903年10月20日新校舍落成，其中“有可容九十人的学生寝室，教员房间，教室，小礼堂，招待室，饭厅及一般小屋”。学校由英人蔡博敏（T.W.Chapman）任校长，并聘请本地最博学的学者为教员。10月20日（农历九月初九）行开学典礼，温州道、镇、府、县各级官员，以及地方大绅士和经学大师孙诒让等到场祝贺，英国著名传教士、学者李提摩太也特地从上海来温祝贺。
苏慧廉在刚来温州半年之后，就显出自己语言方面的特长。在1883年6月，他找到一篇用宁波方言写成的讲章，自己在词句上的删减和改写，就在一天晚上向三十多位基督徒讲道。讲完之后，他问大家是否听懂，他们都笑着回答：“oh tung-djah ba”（温州方言，意即：“都懂了”）。苏氏深知传教事业的成功与圣经翻译有密切关系，为使温州普罗大众都能阅读圣经，1893年回英国度假期间完成以罗马拼音翻译的四福音与使徒行传，定名为“CHAÒ-CHÏ YI-SÛ CHI-TUH SANG IAHSÌNG SHÏ：SŹ FUH-IANG TÀ SŹ-DU E-DJÜE”（温州方言，即“救主耶稣基督新约圣书：四福音带使徒行传”），并于1894年由大英圣书公会出版发行。取得重大成效之后，又在1903年翻译了全部新约圣经，并由大英海外圣经公会出版。
苏牧师于1898年重建城西堂之时，用中文撰写一篇章法严谨，词理通顺的《圣殿重建记》，内文如下：
主降一千八百七十八年，英国传教士李华庆，航海东来中国，寓温郡嘉会里传耶稣圣教。仅阅四年，即归道山。自八十二年，仆来继李任。其时居住于此，信者甚寡。至八十四年，忽丁魔劫，突遭恶党劫掠财物，焚我教堂，荡我书院，火我居房。次年英会捐资建造圣殿。主日聚集者尚寥寥无几，并未分设友会。多历年所，福音莫得广宣，叹习俗愚迷共崇偶像，实非人力所能挽回，讵意主旨难测。近十年来，恩光渐照渐明，圣道愈推愈广，地则有四五邑，会则有七十奇，人则有三千余。即本堂每逢主日，男女扶老携幼而来，门内几无隙地。数年之内，藉众会友随时劝化，始复有此兴盛也。仆之始愿未及此，今及此岂非天乎？去年春议重建圣殿，继长增高俾得礼拜观瞻。幸托主恩，中外集资成数，庀材鸠丁，昕夕董治，月圆十度，方始告竣。仆望自是福音处处广行，圣道蒸蒸日上。爰欸其缘由，勒石以垂不朽云。愿救主恩、天父博爱、圣灵感化，长临本堂，世世无穷，亚们。主降世一千八百九十八年英国传教士 苏慧廉识
早在温州传教期间（1906），苏氏就已将《论语》译为英文，名为《论语：孔子与其弟子及其他人的谈话》（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于1910年在日本横滨出版。他编撰了《中国佛教术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一书，在伦敦出版。除以上重要作品外，苏氏特意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以自传写了专著，名为《AMission in China》，还为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专门写了传记。
苏氏早在正式翻译圣经之前，就先编纂了一本罗马拼音的入门书和一本赞美诗集。在编纂时，苏氏采用中国民乐的五声调式建立本色格律，并以简易的长调、中调、短调、七调、八七调等曲调，令信徒习唱。苏慧廉的罗马拼音入门书和赞美诗集好编十年后，他的同工海和德（James W.Heywood）从英国来到温州传教。学会听、讲温州方言之前，他就先学习用苏氏编的赞美诗集唱诗。当他将一首诗歌唱完之后，旁边的温州人大为诧异问：“这是怎么回事？海先生还不会说中文就已经会唱了？”至今，《乐守主日》、《主日为圣》等苏慧廉当年编纂的赞美诗歌尚为温州信徒所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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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乐克(JohnPollock)：《戴德生与玛利亚》，1982年8月，第224页。
Grace Stott，Twenty-six Years of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January，1897，Chapter one。
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2001年7月再版，第474页。
薛氏（Grace Ciggie Stott），中文名为曹明道，1870年（清同治九年）4月26日与曹雅直牧师在宁波结婚，成为来温第一位女传教士。曹明道辅佐曹氏宣教工作，于1878年创立温州近代历史上第一所女书院。当曹雅直牧师在1889年去世之后，她又只身回到温州挑起宣教大梁。1895年，在她50岁时，全温州各地教会同献寿联：“二十五龄驾历中华正设帨良辰转瞬于今逢大衍；数十载恩由上帝已盛行圣道介睂从此祝长生”。曹明道于1898年发表著作《Twenty-six Years of MissionaryWork in China》。曹明道于1922年1月24日去世。
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2001年7月再版，第488页。
高建国：<基督教最初传入温州片断>，《温州文史资料（第7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344页。
高建国：<基督教最初传入温州片断>，第344页。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9，p462。莫法有、支华欣、胡识因等都记载为1878年建立，在此我们接受为1874年。
Edited by J. Hudson Taylor，M.R.C.S.，F.R.G.S.，China’s Millions， London: Morgan and Scott，1881，p.36.
致刘廷蔚、吴元俊，1938年2月15日。
朱德盛于1885年到达中国，1886年来温宣教，驻扎内地会平阳分会牧会，直到1911年离温。
Edited by J. Hudson Taylor， M.R.C.S.， F.R.G.S.， China’s Millions， London:Morgan and Scott， 1886， pp152.
Lodwick, Kathleen L,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Volume XVIII, Shanghai: American Presbtterian Mission Press, 1887, pp212.
Lodwick, Kathleen L,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umeXVIII, Shanghai: American Presbtterian Mission Press, 1887, pp166.
Edited by D. MacGILLVRAY: A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07-1907) ，Shanghai: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Mission Press，1907，p.160.
文国伟：《循道卫理入神州》，香港：基督教循道卫理联合教会，1995年初版，第10-12页。
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年，第461页。
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第461页。
莫法有：《温州基督教史》，香港：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1998年7月，第 58页。
文国伟：《循道卫理入神州》，第14-15页。
文国伟：《循道卫理入神州》，第59-60页。
Edited by D. MacGILLVRAY: A Century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07-1907)，Shanghai: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7，p.131.
The China Mission Hand-book,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6, p.107.
Lodwick, Kathleen L, Chinese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ume XII, Shanghai: American PresbtterianMission Press, 1881, p.238.
Edited by D. MacGILLVRAY: A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07-1907) ，Shanghai: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Mission Press，1907，p.131.
Twenty-six Report of the Home and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UnitedMethodist Free Church for the Year Ending, June, 1882.转引自舍禾：《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基督教历史》（上册），台北：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2015年6月，第248页。
支华欣记载苏慧廉于1881年冬来温，与《教务杂志》的记载不符，应该为1882年11月。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浙江省基督教协会，2000年5月，第65页。
Lodwick, Kathleen L,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Volume XIII, Shanghai:American Presbtterian Mission Press, 1882, pp465.
苏路熙：《乐往中国》，吴慧译，2007年8月，未正式出版，第28页。
现存城西堂。
支华欣牧师在其著作中未提1885年重建的教堂，显然是被他忽略的。
海和德牧师（J.W.Heywood）于1891年来华，在温州协助苏慧廉牧师工作。于1896年调往宁波主持会务，推广会堂。在苏慧廉牧师调离温州（1907）之后，海和德牧师再次来温，接替苏氏之工作，直到1927年回国。
吴廷扬编：《夏铎——中华循道公会温州宁波两教区月刊》，第1卷第9、10期，温州循道公会宗教教育部夏铎月刊社，1938年1月1日，第30页。
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第463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87-88页。
莫法有：《温州基督教史》，第82-83页。
W.E. Soothill, A Mission in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p.21.
W.E.Soothill，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Fukuin PrintingCompany, Ld., Yokohama，1910.
《李提摩太传》（TimothyRichard of China）中文版于1924年由广学会出版。
Lucy Soothill, A Passport toChina,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1931,p.33.
文国伟：《循道卫理入神州》，香港基督教循道卫理联合教会，1995年初版，第10页。
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2001年7月再版，第4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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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国温州教会各宗派发展
民国时期的温州基督教除了清末传入的中国内地会（1927年改为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与偕我会（1907年改称圣道公会，1933年改称循道公会）外，发展出两个自立的教派，即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温州中华基督教会，新传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分裂出土生土长的基督徒聚会处，以及小教派真耶稣教会（最新发现）。
（一）温州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
温州内地会原在五县分为三大总会：一为温州郡城总会，治理永嘉、乐清两县及部分瑞安教会；二为平阳总会，治理平阳七乡；三为瑞安总会，治理瑞安、泰顺两县。1908年，瑞安总会会牧高隆德回国，该总会归属温州郡城辖管。1911年，平阳总会会牧施恒心回国，该总会亦归温州郡城辖管。因此，温州内地会三大总会联合，由温州郡城辖管，英牧衡秉钧任总牧。
1924年，温州内地会总堂主任仇九渊牧师在《中华基督教会年鉴》中以〈温州内地会〉为题介绍温州内地会近50多年的简况，并特别介绍永乐大总会的情况：“窃思温州内地会，自英国苏格兰曹雅直抱道东来，驻吾瓯城五十余载，述其成绩，不亚当时保罗设教于马其顿也，盖其建教堂，兴学校，开医院，办道学，布福音，设养老院，创勉励会，与主日学等等善举。各中西善牧相继续行于今，且有分设教师驻足地四十余区，内会支堂百五十余处，星散设于永乐平泰瑞青六县，受洗者约四千余人，学友约四千左右，主日领袖助士约百另，传道卖书数位，内分十二小总会，三大总会，（永乐）（平泰）（瑞青）凡大小总会会长，皆华教牧充任之，大总会议事部职员十二名，内有四名，由小总会会长兼充，余八名大总会代表中选出，此乃温属内地会之大概情形也。兹将永乐大总会一部分报告，该大总会设在温州郡城，名曰中华内地会，内附设男女两等小学各一所，福音堂，养老院，男女勉力会，与主日学，及小子小女勉励会等，分堂于城镇乡村，南郊，西郊，永强镇，西南，西溪，乐清西部，共有十一小总堂，皆是本地教师主持，内分小支堂五十余处，受洗者一千五百人，光景学友亦加半数，分类报告于后。”
1920年代，全国兴起“非基督教”运动，“五卅惨案”的发生促使华人基督徒谋求教会自立。1927年左右，浙江教会普遍陷入空前的危机。温州内地会于1927年1月，借教会建立60周年之机，三大总会在市花园巷堂举行年会，主题为思考移交教权于华牧。具体讨论内容为：1、选立圣职；2、设立中文会名；3、教会财产；4、差会辅助。从而建立了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温属总会。据《温州市宗教团体登记资料（1951年）》记载：“查我会所有产业（下桥除外）皆为中国信徒捐献款与西差会协助款合同购置建筑房屋，一九二七年反英运动，我会爱国信徒响应这一伟大运动与西差会外人决裂随行自治，故名自治内地会，西差会留一座楼自用，其他四处情愿交还中国信徒，亦愿将自用一所，何时外人离中国时，亦愿无条件交还。”在〈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历史沿革〉一文中记载：“并提出三点声明，（一）不再接受英国差会之津贴，（二）将中西合置之产业交归中国教会，（三）教权归中国教牧掌握负责。为此经过激烈的斗争终于达到目的，内地会遂改名自治内地会，成为中国人民自办的宗教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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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温属总会虽然还会在经济上接受西差会的补助，但在教权方面进入华人自治的阶段。1931年3月，瑞安内地会孔介人的介绍中可见西差会经济补助方面的政策以及当时瑞安内地会在经济上的负担：“瑞安内地会。分小总会三区。堂会十余处。总计全年经费。约需千元以上。其强半由西差会补助。其余归大总会负担。自四五年前起。差会补助费。按年递减五十元。若干年减尽。完全由大总会负责经济责成。达到自养之目的。差会补助费每年减去五十元。本大总会自养捐银。须按年增加五十元。尚足抵。但近见各属教会自养捐银。只有停滞不前之象。顿使本会经济。日形恐慌。教会前途。实堪危险。祈吾海内同道。代祷为盼。”
经过十年的努力，温州内地会在教会自治方面达到重大的突破。《China’s Millions》显示：至1938年6月，永乐中华基督教内地会自治完成。
由于抗日战争期间及解放战争时期温州内地会资料极其稀少，我们无法详述该时期教会情况，但从极少资料中可知一二：1947年6月1日，“温州内地会……举行八十周年纪念大会，是日除该会所属各分会均派代表出席外；温州城西堂、沧河堂、永光堂等到三大总会、均送赠精美喜幛，并推派代表到会致贺，远在南京汉中堂之鲍忠牧师，亦赠送木刻金字之纪念对联一副。会后续开培灵会六天，由镇江杨牧师主领，与会代表，莫不共沾灵恩，满载而归。”
1948年10月9日，《天风》第六卷第十四期登载〈浙江平阳教会鸟瞰〉，其中提到平阳内地会的情况，可以作为温属内地会的缩影：“稳进的内地会——披荆斩棘，做开路先锋，将福音传给平阳人的，就是内地会。教会发达，历史悠久，在他们的教牧师多半年已半百，工人的训练，已是急不容缓的事了。还好他们都很有经验，近来青年人也有增加，前途异常光明。五十多所教会，三十余教牧师，步伐整齐，向前迈进，颇有奋进的气象。”
（二）圣道公会&循道公会温州教区
自苏慧廉牧师离温之后，海和德牧师挑起温州教会的重任。1912年，温州圣道公会海和德牧师继承苏慧廉牧师的计划，筹集信徒奉献款项，为教会自立作预备。此间，教会发展迅速。《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三期（1916年）记载：温州圣道公会（原偕我公会）“共会堂大小二百五十处。内一百八十处。系本处教友自备。助讲员二百五十名。每月各人传道二次。完全义务。不受薪金。只取路费而已。受洗者三千五百名。慕道者七千名。各处教友。为自立自养事。积款达六千元。生息作传道费。温州城内医院二所。由西国医士监理。去岁诊治病人。约一万七千。又大学一所。亦由西国牧师为校长。学生一百十六名。布道之工。归三位西国牧师管理。数年以来。教友较前增加二倍。但未添教士。”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圣道公会城西堂尤树勋牧师在上海亲眼目睹事件经过，爱国热情激发，回温联络教牧发起自立运动。海和德牧师因处理不当而离开温州。温州圣道公会从而陷入教会发展的“瓶颈”。特别是1927年初，由于国民革命军入驻温州，在温外国传教士纷纷离温。温州各派教会华人教牧人员束手无策，寻求出路，遂各会间谋求联合，拟成立协会。但由于会名的争拗而不能达成联合。同年12月，温州会昌镇原属圣道公会的八处教会因传教士离温而谋求自立，转入中国耶稣教自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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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光德牧师）
华人牧师不甘于教会陷入不可回旋的危机，温州圣道公会于1928年开始选立温籍牧师卢源生、汤复三等轮流任温州教区总会会长之职。因此，自1928年开始，圣道公会温州教区行政管理权力由温籍牧师与英国传教士共同掌握。自圣道公会委派孙光德牧师（Rev. Irving Scott）来温接任教区长，与温籍牧师卢源生、汤复三等共同执掌教权以来温州教会迎来受挫后新一轮复兴。城西堂的儿童宗教教育的创办为温州众教会之冠，并带动了辖内教会的发展。圣道公会在原苏慧廉牧师所倡导的自养计划的基础上于1929年订出十年自养计划，即每年差会拨款减去百分之十，信徒奉献增加百分之十。但此计划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和解放战争的爆发而未能完全实现。
在孙光德牧师和众多温籍牧师的共同努力下，圣道公会温州教区在各项事工上都得到逐步恢复。在艺文中学停办后，为恢复教会教牧人才培育，孙光德牧师于1930年创办圣道学院。圣道公会温州教区又于1929年，在城西堂率先创办儿童主日学，称为儿童主日学初级科。第一年有学生20人，第二年则增至120人。至1932年，又开办起儿童主日学启蒙科，由陈涤氛姊妹担任，该班共有学生40人。两班共有主日学教师10人。1931年，城西堂在成人勉励会的基础上，开办了儿童勉励会，由盛旭初先生负责，共有学生75人。至1932年，城西堂共有儿童宗教教育学生19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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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有温籍牧师任教区主席等要职，但在行政与教务方面还是由西教士主要执掌，温籍牧师主要是配合事工开展。教务方面，孙光德牧师极其努力，他与温藉牧师汤复三、卢源生、陈格迷、戚文迁、吴廷扬、汪仁、谢圣弢等，与英藉传教士爱乐德、胡保华，女教士汤克谐、唐恩祺，医药传教士施德福博士等同心协力，在该时期循道公会温州教区教务、医务等事工上起到积极促进作用。该时期循道公会温州教会在事工开展上有以下特点：
第一、注重人才培养。教区在圣道学院的基础上，于1934年办艺文神学院，又于1939年与宁波教区合办浙东神学院。神学教育的开展为温州循道公会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教牧人才。在医疗方面，温州教区分别于1929年开办私立白累德护士职业学校，1934年开办私立白累德助产职业学校，培养护士、助产士约150人。
第二、注重宗教教育。宗教教育的实施是该时期循道公会温州教区大力发展的事工。继城西堂儿童宗教教育的创办，所辖各联区相继开办儿童主日学。1934年1月，温州循道公会成立儿童宗教教育部，统筹和管理整个教区的宗教教育工作。特聘伦敦大学文学士唐恩祺女教士为总干事兼主席。1936年7月，循道公会温州教区为扩充工作，于28日召开宗教教育领袖会议，会议将原有“儿童宗教教育部”取消，重组“温州教区宗教教育部”，定名为“中华循道公会温州教区宗教教育部”。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1938年初，温州教区共有儿童主日学校44所，教员254人，共有主日学学生1246人。吴廷扬牧师于1940年在《宗教教育季刊》中发表〈温州循道公会宗教教育的设施〉一文，详细介绍当时温州教区宗教教育的情况。他将温州教区的宗教教育工作分为儿童宗教教育、青年宗教教育和成人宗教教育三类。儿童宗教教育分为儿童主日学、儿童启蒙科、儿童勉励会、邻童班、儿童夜校、夏令儿童会、儿童节大会等项目。青年宗教教育分为基督徒青年社、基督徒团契会、宗教讨论会等。成人宗教教育分为宗教教育领袖训练、平信徒宗教教育两大项。其中宗教教育领袖训练又分为：宗教教育工作人员训练班、女传道训练班、初级圣经学校等；平信徒宗教教育分为：识字运动、主日学勉励会、主日学识字运动。
第三、藉文字宣扬福音。为帮助儿童勉励会的发展，温州教区儿童宗教教育部于1934年编著《儿童勉励会讲义》一书，由中华基督教勉励会全国协会出版，供全国儿童勉励会使用。为全面推展文字事工，温州教区于1937年与宁波教区合办《夏铎月刊》，孙光德牧师任社长，吴廷扬牧师任主编。温州教区宗教教育部于1937年分别编辑出版《我们天父的儿女》、《儿童圣歌集伊田歌》、《儿童主日的设计》、《路加福音读书》等书籍。后又相继出版儿童主日学讲义（吴廷扬著），青年之路（唐恩棋吴廷扬合编），儿童主日学设计（吴廷扬编），灵歌集（吴廷扬）等。为了教导教区信徒崇拜上帝，于1943年年底出版《实用崇拜简礼文》。
第四、重视福音布道。在孙光德牧师的大力提倡下，温州教区不但在各教会间组织布道团举办各种布道会，而且建立“中华差遣会”，使穷乡僻壤的同胞得听真道，并发起监狱布道，使身陷囹圄的囚徒，得听福音，洗心革面，悔改归主。1936年11月1日，温州城西联区布道团成立，由吴廷扬等12人负责，定于每主日礼拜后出发到各乡镇布道。布道分为四个步骤：（1）征求会友；（2）小组班会；（3）预备会友；（4）布道大会。
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教会的发展在1933至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的爆发，使温州教区的事工大受挫折。1938年年初，孙光德牧师离开温州回国，教区长职位由爱乐德牧师接任。教区刊物《夏铎》仅发行一年，于1938年初停刊。爱乐德牧师掌教之后，温籍教牧在教会中的地位再度提升，陈格迷、戚文迁、汪仁、谢圣弢等牧师相继担任要职。
（三）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平阳、温州分会
1906年，俞国桢牧师在上海建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的消息很快传到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建立自立教会。此处，仅将浙江省内其他地区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的创立经过按成立时间先后简述如下：
1. 平阳耶稣教自立会
1910年，得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成立消息后，平阳城关黄时中、姜铭臣（鸣琴）、陈日铭；鳌江范志笃（志泉）、陈楚卿、朱信之；北港林溥泉（湄川）、吕信真、俞竹庭等有识之士，即起响应，设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平阳分会。
年7月，平阳自立会共有分会27处，总会设在鳌江，除平阳县所辖的七乡之外，还涉及瑞安县、福鼎县，共有教友604人，慕道友2000多人。
平阳耶稣教自立会在创立后的首十年，可以说是教会自立运动的最高潮，平阳七乡共建分会60余处，会友达6000余人。到1920至1930年代，该会进入稳步发展时期，同时也因基督徒聚会处的传入而使教会陷入分裂的危险。20世纪30年代末期至40年代，因为林湄川、范志笃牧师相继去世，平阳自立会陷入内忧外患的危机。
1940年，范更生在鳌江永平堂的教牧退修会上，被按立为牧师。1947年夏令退修会在鳌江永平堂举行，会议选举了叶挺超、林绳武为牧师，由范更生牧师按立，并将浙闽教区工作交由他们分担管理。1948年，平野学道院第一届学员结业，有郑集昭、施正受、郑集辉、杨经明、孙华民、谢炳庚、朱志勤、周上飞、朱志通、谢慎敏等学员，被派遣到各地教会负责教会圣工，成为该会教牧队伍的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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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阳耶稣教自立会领袖林湄川）
2. 温州耶稣教自立会
1912年12月5日，温州耶稣教自立会成立，推选梁景山为首任会长，会址设在施水寮日新浴池楼上。上海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会长俞国桢牧师亲临会场祝贺演说并祝福。
温州耶稣教自立会成立引来温州各地教会自立的浪潮。最先响应被实行自立的是永嘉县楠溪峙口和朱山教会。1913年2月10日，永嘉楠溪峙口、朱山教会召开成立大会。之后，各地自立教会不断建立：1913年8月24日，永强镇自立支会成立；1914年农历三月初三，乐清圣道公会部分信徒宣布自立；1914年9月3日，永嘉蒲州内地会得母会许可成立自立会；1916年5月，乐清西乡盐盆召开成立大会；1917年3月25日，瑞安塘口自立支会开成立大会；4月12日，瑞安县二都竹溪、三都塘口两处设立支会；1917年5月4日，瑞安城区自立会成立；1918年夏，瑞安莘塍自立会成立；1919年冬，泰顺仕洋、雅洋、小溪、瀛滨等处先后成立自立会；1922年春，瑞安山坑原内地会教会成立自立会；1923年2月，温州旅沪信徒何文波、陈宝麒、陈永锡等30人在上海南市区小石桥路成立江苏十一分会；1923年春，温州新桥自立会成立；1927年12月26日（农历12月初三），温州会昌镇有八处圣道公会宣布自立。至1929年春，该会共有支会22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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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耶稣教自立会在成立之初，没有自己的教堂，其会址暂由李成修提供，因此建立自己的教堂，是最先需要努力的。1914年10月10日，温州耶稣教自立会新堂落成。1923年9月，温州自立会总堂新堂落成，于农历八月二十日开奉献礼。
自立教会包括自治、自传、自养。温州耶稣教自立会自成立以来，已实现自治、自传，但在自养方面却是不容易的。因此温州自立会为实现自养，就大力倡办实业，其中会长梁景山牧师犹为积极。1924年5月，梁景山牧师的儿子梁栋在城南山前创办美达席厂。同年农历四月初八，梁景山牧师、师母及公子志刚在永嘉城南所创建的美达工厂的教堂（称为厂堂）举行落成典礼。同年7月，瑞安自立会创办席厂。
除此之外，温州耶稣教自立会热心开展学校教育，大力推展神学教育，并开展公益事业。在创立之初，自立会就开始创办男女小学。1926年2月16日，温州中华基督教会与温州耶稣教自立会合办的“宏道学院”正式开学。
1931年10月9日，温州耶稣教自立会总会新屋及礼拜堂开落成典礼。1935年，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总会辖下，设立四处特别区联会，分别是上海、永乐瑞、平阳、南洋等，其中永乐瑞（永嘉、乐清、瑞安的简称）、平阳都在温州境内，显示温州境内自立会的复兴状况。
1940年左右，梁景山牧师去世，陈骏声牧师继任。1940年，该会在松台山麓，建筑规模宏大的圣堂。10月10日，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永嘉分总会总堂“永光堂”举行献堂典礼。同时，该堂聘请上海林景牧养。1941年，该会开设道学院，名为“永光圣经学校”。1944年7月，温州又遭沦陷，日军进驻自立会永光堂，以致信徒无法敬拜。
1946年，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总会谢永钦牧师等来温视察，为温州永光堂委任潘庸甫牧师为温属教区区会会长。并介绍上海黄福祥牧师来温州永光堂负责会务。1948年4月4日，温州基督教四大公会在城西堂召开联合布道团成立大会。
（四）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浙南区会
1917年，安息日会传入温州，后发展至处州、台州地区。据传，1917年，江浙区会派两位书报员曾路得、熊湘元到温州作工。未开工前，他们先到一座小山上祷告，求天上的能力指引他们。开工后不久，便有一大群人开始遵守安息日，研究圣经。不久，安息日会传入温州附近各乡村，建立了20多个遵守安息日的团体。1917年，温州所建立的教会划归江浙区会管辖。
1918年，华东联会派韦更生牧师（G．L.Wilkinson）到温州专习土语。1919年，华东联会区会将温州、台州和处州三府割让，另组为浙南区会，推任韦更生牧师为会正。1920年，韦更生在华东联合会的年会中报告：浙南区会有教会5所，教友122人，有本地男传道9人，女传道4人，教员3人，书报员3人，其它4人。1919年秋，浙南区会开办高级小学。1920年正月，耿光廉牧师奉派来到，加强教育事工。1924年，浙南区会在温州南门外购地40亩，创建“浙南三育初级中学”，并附设小学。
1930年，浙南区会有教会16所，教友513人。1937年左右，浙南区会会长方适，教会41所，教友l，306人，牧师5人，教士9人，传道士34人，中学教员7人，小学教员7人。
抗日战争期间，温州、台州、处州三府经历数度沦陷，教会圣工受到极大阻碍。浙南三育研究社被日寇占据，抢劫一空。西教士普遍撤离，浙南区会改由华人牧者陈友石担任总干事并代理会长。抗日战争胜利后，西教士回到浙南区会。1946年，浙南区会由狄思白担任会长，陈友石担任总干事，由蔡步洲担任书记兼司库。1948年，狄思白全家返回美国，区会长一职仍由陈友石继任。1950年9月，中华总会调任陈友石为南京中华三育研究社男生训育主任兼圣经导师，区会会长由蔡步洲担任。1951年下半年，蔡步洲到上海与家人团聚，区会会长一职暂缺。
1952年，安息日会中华分会而停止工作，所属全国各地之医院、学校及报馆由政府接管，许多联会、区会也停止工作，浙南区会则仍然维持圣工。1952年春，浙南区会召开信徒代表会，推举区会司库肖庆元担任会长。为便于推广福音发展，浙南区会将职权下放，成立了七个分教区，每个教区推选主任一人，会计、出纳各一人。七个分教区分别为：平阳分教区、稻安分教区、台州分教区、处州分教区、温州分教区、乐清分教区、玉环分教区等。同年7月2－7日，浙南区会召开革新代表会议和控诉大会，成立“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浙南区会三自革新委员会。”
（五）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会
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发生震惊全球的“五卅”惨案，温州圣道公会尤树勋同工正在上海出席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议，目睹惨景，哭于旅社中。返温后，尤氏召集圣道公会众教师于6月17日（农历闰四月廿七）晚间在城西勉励会堂开会，议决三事如下：（一）要求海和德牧师代电英领，请其秉公从速解决此案。（二）发表宣言，反对英人之暴行。（三）筹备自立教会。会后，陈启梅、池翔庭、李景贤、尤树勋等代表，面见圣道公会温州教区英籍传教士海和德牧师，报告及商榷会议议决之事项。海和德非但不愿代电英领，还扬言惨案乃英国巡捕的正当防卫。代表们见要求无效，便拂袖而走。几日之后，代表们再次面见海和德，商榷自立事宜，遭到拒绝。
继而，圣道公会教牧师纷纷辞职，并于6月29日在八字桥召开第一次筹备会。经多次致函海和德，请求允准自立，但屡受海牧的拒绝和阻挠。最终于1925年7月26日在沧河巷礼拜堂成立温州中华基督教会。该会成立之时，得到温州社会各界的支持。“报纸登载，赞声洋洋，各界来宾，多有演说，演说之词，句句珠玉，语语沉痛，爱国爱教，溢于言表。社会如此赞成教会，实为温州从来所未有。”当天，社会爱国人士如梅祖芳律师、郑恻法厂长（中一草席厂）夫妇、胡识因女士、徐素芬女士、陈仲雷同志、平阳汤定一先生、徐志莱医师等都大力以舆论声援、支持。并于9月22日得到瓯海道尹公署立案。
圣道公会海和德牧师得到温州中华基督教会成立消息之后，软硬皆施，恐吓、利诱教会领袖及教友，以致自立运动发起人中一部分跌倒，放弃自立主张，但自立之声势并未受影响。在一年之中，温属地区共有47处教会实行自立，脱离老会之职员计50余人，信徒达1500多人。7月19日玉环坎门教场头、里蚕相继成立自立教会；8月24日，乐西、蟾川、湖头成立自立会；9月15日，青田全县31教堂，同时联合自立；10月22日至11月上旬，楠溪、烘头、表山、五漱各地相继自立；1926年2月26日，上戌各教会领袖，发起自立，共有6个分会。
1926年7月10－12日，温州中华基督教会举行周年纪念会。在《瓯海基督教自立丛刊》中报告该会一年中的七项事工：一、布道与鼓吹自立，每逢主日或周间，在各城乡布道及鼓吹自立，甚至在特别机会沿街演讲；二、讲道与教授圣经，每逢主日及礼拜二、六晚间公开讲道或研究圣经，并组织各地分会传道人圣经培训；三、主日学校，每逢主日下午组成男女大小主日学班，而孩童则自成一科，课程用圣经课题十级、圣经图说及其他故事书；四、勉励会，每逢礼拜六晚间，聚勉励会之查经班，以资预备，至次日晨，在未正式礼拜之前则行勉励会公祈礼拜，由实行会友轮派主席，众会友挨次宣讲勉励会经题，互相讨论、彼此劝勉，以养成服务才能；五、宏道学院，与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温州分会合办专门圣经学校，定名为宏道学院，一年中培养28名学生，大都担任讲台工作；六、教友服务团，教友中虔诚有力者，组成一服务团，为服务软弱教友，并进行布道、代祷工作；七、服务社会之工，该会设立卫生部、教育部、演说部、青年社、救火会、书报室、男女小学校、平民义务学校等，在初建的一年中，已办义务儿童学校四所，学生230人，颇得社会赞许。
1947年，该会为“阐扬圣经真理，培养传道人才起见”，创办“圣经学社”一所，招收男女学生18名，于10月14日在东门塔儿头礼拜堂开学上课，投考者须为现任义务传道士或立志奉献为主作工的男女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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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教会报》第19卷第230册，广学会出版，1911年10月，第57-58页。
“仇九渊，字静泉，年四十五岁，浙江永嘉人，清光绪三十一年入教，隶内地会，曾任内地会传道，大总会正副会长，勉励会司库义务传道助士，现任温州中华内地会总堂主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七期）》，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24年，台北：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联合出版，1983年3月重印，第7页。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7期）》，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24年，台北：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联合出版，1983年3月重印，第93-94页。
China’s Millions，Vol.LIII.No4.London: Morgan andScott，April.1927， pp59.
该登记资料原文记载有参差，其“历史沿革”部分记载为“1917年”，而“备注”部分则记载“1927年起中国教会自治自办，每年约万斤米左右，自治以前，无法估计，因教会行政权在英人手中”。温州市基督教中华自治内地会，《温州市宗教团体登记资料》，1951年。
佚名，〈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历史沿革〉，1951年8月3日，收入《温州市社会团体登记表》。
《通问报》，第1436回，1931年3月，第3页。
China’s Millions, 1939,p134.
《浙东教会通讯》第1卷第2期，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9月20日，第四版。
《天风》第6卷第14期（总141号），1948年10月9日，第16页。
《浙江青田基督教会之创始及自立经过的报告》，青田基督教自立会同工编印初稿，1954年，第7页。
中华续行委办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3期）》，上海：广学会，1916年，台北：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联合出版，1983年3月重印，第续92页。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编：《圣报》第17年第8期，上海：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总会，1927年8月，第13-14页。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编：《圣报》第18年第1期，第15-16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6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6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7页。
吴廷扬编：《夏铎——中华循道公会温州宁波两教区月刊》，第1卷第1期（创刊号），第47页。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12期）》，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34年6月，台北：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联合出版，1983年3月重印，第193页。
爱乐德牧师为中华循道公会温州教区最后一任教区长（即差会代表）。他于1930来温，并于1932年按立为牧师。1938－1944年和1948－1950年任温州循道公会教区长，并任温州宗教教育部主席和艺文神学教授。他虽不能如其前任般轰轰烈烈创办、拓展教会事工，但在教会基建、牧养方面作出卓越贡献。首先，他于1937年开始建立循道公会温州教区中心主日学校舍。其次，他于1940年任浙东神学院院长。最后，他在温州教区内整合教会崇拜礼仪，于1943年编著《实用崇拜简礼文》专供温州教会使用。1950年9月6日，爱乐德牧师正式离温，为最后一批离温的外国传教士之一。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88页。
盛旭初编辑，《温州循道公会儿童宗教教育部一九三四年度工作报告》，温州循道公会儿童宗教教育部，1935年2月出版，第6、10页。
吴廷扬编：《夏铎——中华循道公会温州宁波两教区月刊》，第1卷第1期（创刊号），第46页。
吴廷扬编：《夏铎——中华循道公会温州宁波两教区月刊》，第1卷第9、10期，温州循道公会宗教教育部夏铎月刊社，1938年1月1日，第36页。
中华基督教宗教教育促进会，《宗教教育季刊》第4卷第3期，中华基督教宗教教育促进会出版，1940年9月，第61-64页。
吴廷扬编：《夏铎——中华循道公会温州宁波两教区月刊》，第1卷第1期（创刊号），第49页。
盛旭初编辑，《温州循道公会儿童宗教教育部一九三四年度工作报告》，温州循道公会儿童宗教教育部，1935年2月出版，第8页。
盛旭初编辑，《温州循道公会儿童宗教教育部一九三四年度工作报告》，第8页。
中华基督教宗教教育促进会，《宗教教育季刊》第1卷第1期，中华基督教教育促进会出版，1937年3月，第35页。
中华基督教宗教教育促进会，《宗教教育季刊》第4卷第3期，中华基督教宗教教育促进会出版，1940年9月，第62页。
《协进月刊》，马鸿纲主编：第6卷第6期，中华民国36年9月16日出版，第17页。
吴廷扬编：《夏铎——中华循道公会温州宁波两教区月刊》，第1卷第9、10期，温州循道公会宗教教育部夏铎月刊社，1938年1月1日，第37页。
吴廷扬编：《夏铎——中华循道公会温州宁波两教区月刊》，第1卷第6期（夏季特大号），温州循道公会宗教教育部夏铎月刊社，1937年6月，第54页。
《圣报》第4年第6期，1914年6月，第9-10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8页。
《圣报》第4年第7期，1914年7月，第9-10页。
《圣报》第30年第1期，1940年1月，第9-10页。
叶挺超、金守夫、陈更新编著：《平阳县志——宗教志：基督教部分之一》，第9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8-9页。
《圣报》第3年第1期，1913年1月，第9页。
《圣报》第3年第5期，1913年5月，第9页。
《圣报》第3年第10期，1913年10月，第10页。
《圣报》第4年第5期，1914年5月，第6-7页。
中华续行委办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2期，上海：广学会，1915年11月，台北：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联合出版，1983年3月重印，第11页。
《圣报》第6年第5期，1916年5月，第8页。
《圣报》第7年第7期，1917年7月，第8-9页。
《圣报》第7年第7期，1917年7月，第9页。
《圣报》第7年第7期，1917年7月，第8-9页。
《圣报》第10年第3期，1920年3月，第9-10页。
《圣报》第11年第4期，1921年4月，第9页。
《圣报》第12年第11期，1922年11月，第20页。
《圣报》第13年第1期，1923年1月，第2页。
《圣报》第13年第3期，1923年3月，第13页。
《圣报》第18年第1期，1928年1月，第15-16页。
《圣报》第18卷第4号，1929年4月，第10页。
《圣报》第4年第10期，1914年10月，第9页。
《圣报》第13年第1期，1923年1月，第16-17页。
《圣报》第14年第5期，1924年5月，第9页。
《圣报》第14年第7期，1924年7月，第27页。
《圣报》第14年第7期，1924年7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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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报》第16年第3期，1926年3月，第14页。
《圣报》第21年第11期，1931年11月，第9-12页。
《圣报》第25年第10期，1935年10月，第11页。
《圣报》第30年第3期，1940年3月，第16页。支华欣牧师在其《温州基督教》中记载永光堂于1938年开始建造，于1940年建成。该记载与《圣报》登载有不符，故以《圣报》记载为准。参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100页。
《圣报》第30年第11期，1940年11月，第11页。
《圣报》第30年第6期，1940年6月，第14页。
2012年11月4日于温州市基督教两会档案室。
叶挺超、金守夫、陈更新编撰，《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在平阳县的发展概要（初稿）》，第4页。
马鸿纲主编：《协进月刊》第7卷第2期，中华民国37年5月16日，第11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49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25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27－28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28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62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62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28、471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158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159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101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159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162－163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151－152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163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163－164页。
《天风》1952年第30期（总325号），1952年8月2日，第15-16页。
《瓯海基督教自立丛刊》，1926年9月，第13页。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9期，第12页。
《瓯海基督教自立丛刊》，1926年9月，第13页。
《浙江省宗教志资料汇编（二）——温州宗教》，第249页。
《瓯海基督教自立丛刊》，1926年9月，第13页。
《瓯海基督教自立丛刊》，1926年9月，第19－20页。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10期，附载第29页。
《瓯海基督教自立丛刊》，1926年9月，第22－23页。
《浙东教会通讯》第1卷第2期，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9月20日，第2版。
陈福中编著：《倪柝声传》，第79-86页。
陈福中编著：《倪柝声传》，第79-86页。
《通问汇刊》1934年6月1日第6期，《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5册，第113-121页。
《通问汇刊》1934年2-3月第3期，《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5册，第28-44页。
《通问汇刊》1934年6月1日第6期，《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5册，第113-121页。
《通问汇刊》1934年9、10月第10期，《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6册，第38-56页。
《通问汇刊》1934年9、10月第10期，《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6册，第38-56页。
《温州市志》，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72页。支华欣认为是1930年春。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14页。
《通问汇刊》1934年7月9日第8期，《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5册，第176-180页。
《敞开的门》1938年5月第7期，《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11册，第220-221页。
《敞开的门》1938年5月第7期，《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11册，第221-222页。
《敞开的门》1938年5月第7期，《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11册，第221-222页。
详情分别记载在《敞开的门》1939年第14、15、17、18、19期中。
《敞开的门》1938年10月第12期，《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12册，第94-95页。
《敞开的门》1939年2月第14期，《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12册，第169页。
《温州市志》，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72页。
魏以撒主编：《真耶稣会创立三十周年纪念专刊》，真耶稣教会总会发行，1947年12月，第185页。
魏以撒主编：《真耶稣会创立三十周年纪念专刊》，第186页。
四、解放初三自爱国运动简况
解放初期，温州基督教的几个大宗派均加入三自爱国运动，我们分别简述：
（一）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温属总会
1950年，由于王春亭牧师年迈，温州自治内地会聘请华北神学院毕业生高建国先生主持工作。在《温州市基督教各教派1951年信徒人数统计》中，自治内地会仅随循道公会之后，有堂点134个，信徒人数21665人，其中有男信徒9749人，女信徒11916人；市辖区内堂点共110个，信徒人数有19165人，其中男信徒8415人，女10750人。
1957年4月12－14日，温州区内地会在总堂花园巷堂举行同工扩大会议及按立牧师典礼。此次按立牧师典礼，得到全区教会的重视，因为温区内地会已有34年没有按立过牧师。在2月份举行的年度年会中，就已通过了选立高建国、陈公权二人为牧师，并追认付牧周景尧为牧师，特邀上海杨绍唐牧师主礼。14日下午举行隆重的按牧典礼，有超过1300人参加典礼。杨绍唐牧师勉励新牧师：“要努力圣工，忠心事奉神，为实现三大见证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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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2月27日至3月18日，温州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出席代表300余人。高建国牧师由于“大鸣大放”时期所提出的“3章9节27个小意思”而被划为右派分子，撤销温州市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付主席职务。5月26－27日，温州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做出联合礼拜的决定。
（二）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温州教区
1949年5月8日，温州解放，在温州传教的所有传教士都开始预备回国的行程。温州教会又再次陷入危急状态。1950年1月2-5日，循道公会温州教区举行年议会，在〈温州循道公会一九五O年教区议会纪录〉中记载了当时教会的情况。首先，温州教区尚需外国传教士来温协助，在决议中提出：“请求差会调派胡宝华牧师，宫教士夫妇，或其他曾在温州教区工作，可能来温之西教士，继续来温服务。”其次，温州教区所办艺文小学改组，〈纪录〉中记载：“解放后本校与本市其他私立小学共同接受政府之命令，重新改组校董会，依法将校董十三人调整为七人，呈报军管会文教部批准立案。”该校校长盛旭初先生因体弱辞去校长之职，转由陈清华先生任之。再次，白累德医院院长施德福于1949年12月回国，医院转由汪起霞为正院长，陈墨豪、郑求是为副院长，而医院经费陷入困境，在年议会中要求差会补助。可以肯定，温州教区对于外国差会在经济上和教区工作上尚有依赖，但西牧离开的事实，使温籍教牧不得不负起使命，教会自立就被动实现了。
1950年9月6日，温州循道公会英国传教士爱乐德牧师、女教士汤克谐（L.Tucker）以及白累德医院护士长狄兰仙（N.Gedye）等离温赴沪，准备回国。他们是温州基督教最后一批离温的传教士。9月23日，中国基督教“三自”宣言发表，温州教区主席谢圣弢牧师率先签名拥护，事后发动信徒继续签名拥护。《天风周刊》1951年1月20日报道：“温州基督教联合会于去年十二月十七日下午假城西街循道公会大礼拜堂，召开抗美援朝革新签名大会，到各教会学校医院等十四单位计四千余人，由联合会会长董鸣皋牧师主席，谢圣弢牧师主讲革新运动，徐汉民先生主讲抗美援朝运动，政府代表许宝仑郁宗鉴亦相继发言，会场情绪极为热烈，为温州教会空前盛举，当场并通过六项爱国公约。最后报告宣言签名人数已达三千八百九十人。查温州市区基督徒约有七千人，该会决争取目标为五千人，现仍在继续进行中。”1951年1月6日，尚在上海的爱乐德牧师向温州教区发来英差会汇款的电报，但温州教会以“本教区已自养，款决不要”覆电。因此，循道公会温州教区与外国差会彻底切断往来。到1951年，温州教区共有堂点244个，信徒人数达24299人。
1951年1月19日，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温州教区革新委员会正式成立，由郑求是与谢圣弢为主任。其工作方式为：“一、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三自革新运动以及执行人民政府的政令法令和有关三自革新的决议并向各联区传达。二、向教区及各联区建议各项应兴应革事宜。”全教区积极参与拥护世界和平与三自革新宣言的签名运动中，拥护世界和平签名人数达11119人，革新宣言签名的人数达12153人。
在三自革新运动全面展开的同时，温州循道公会与其他教派一同在“三自革新委员会”的带领下进入一系列的学习和运动之中。教牧人员无暇顾及教牧事工，教会活动由全面展开的控诉运动所替代。其中值得关注的有：一、在土地改革时期，温州有许多教会曾一度停止聚会，且有一些教堂被政府部门占用。二、教会医院转由政府接办。1953年1月15日，经温州市人民政府批准，中华循道公会温州教区创办之白累德医院由政府接办，改名为“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指派林荣澄为医院的政府代表，任命汪起霞为院长，陈梅豪、郑求是为副院长。三、反右运动开始后，温州许多教牧人员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循道公会温州教区中陈哲海牧师于1958年2月27-28日被打为右派分子，后因病在劳改所去世；陈格迷牧师于3月6-7日被划为右派分子，遣返回乡；8月，支华欣牧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三）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永乐瑞教区与浙闽教区
解放后十年内，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浙闽教区与其他在平阳基督教各教派一样，在“三自革新”的号召下，投入一系列运动之中。教会无瑕顾及自身灵命素质的培育，取而代之的是思想的革命。从土改时期的教会“暂停聚会”，经过支持抗美援朝等反帝运动，以及反右运动，教会在联合礼拜的高调中教堂关闭、聚会停止。
1951年1月11－13日，温州市基督教首届代表会议，割断了温州教会与外国差会的联系，从此走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会议选举三自革新委员会的领导班子，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永乐瑞教区徐汉民担任三自革新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温州全区，包括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永乐瑞教区、浙闽教区，共有教堂139个，信徒人数达14665人，其中男6999人、女766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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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会
自创建到1951年，该会经26年的惨淡经营，总会堂宇焕然一新。至1951年，该会共有121个堂点，分属7个联区，有教牧传道人员123人，信徒人数达16258人。解放后，该会响应“三自革新”的号召，成立三自爱国组织。据1957年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总会年会的报告，该会堂点增至146间，信徒增至1万8午多人。
（五）温州基督徒聚会处
1948年，《天风》登载的《浙江平阳教会鸟瞰》一文中提及当时的平阳基督徒聚会处的情形时，提到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甚至几乎使整个自立会倾覆的“弟兄会”，“在平阳已逐渐衰败，大非往日可比了”。表达当时基督徒聚会处在发展上面临的危机。
1948年6至10月，倪柝声在福州鼓岭举办第一期同工训练班，称为鼓岭执事之家。该训练班实行家长式管理，倪柝声为总家长，下设分家家长，按房屋原主人的姓氏为各分家名称，分别为白家、禅家、沙家、何家、吴家、倪家。倪家为总家长倪柝声的住处，倪柝声常在此召开各家家长会议。平阳的黄履铨为白家家长，管理浙江、温州地区学员。陈福中在《倪柝声传》中详细记载温属学员的情况：“在鼓岭第一期的学员中，来自浙江温属一带的同工们，占与会人数的最高比例，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是具有代表性的。单是温属一带，共有一百多处教会，还不包括其他浙江的县份。……以黄履铨为家长的白家，被称“鼓岭第一家”，学员人数多达三十多人。这些在鼓岭被培训的平阳同工，包括黄履铨、薛崇新、周达卿、苏梯升、范佩真、周清玉、张悟生、林维中、吴新造、蔡琦、陈敬超、徐荣三、陈宝华等男同工，以及林金菊、苏美秀等女同工。”陈福中同时指出平阳基督徒聚会处的危机：“到了一九四八年，平阳一带的教会，一方面蒙神祝福，增加到一百多处；另一方面，许多同工，息劳归主，包括蔡际清、王天佐、王锦义、张明华、潘活灵、李树人、傅宣羔等弟兄，和黄兰如师母。最可惜的，是很有恩赐的两位前面同工，王雨亭和陈钦法，也同样离世与主同在；留下黄履铨，有独木难支之感。”
（六）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浙南区会
1950年9月，中华总会调任陈友石为南京中华三育研究社男生训育主任兼圣经导师，区会会长由蔡步洲担任。1951年下半年，蔡步洲到上海与家人团聚，区会会长一职暂缺。
1952年，安息日会中华分会因控诉革新而停止工作，所属全国各地之医院、学校及报馆由政府接管，许多联会、区会也停止工作，浙南区会则仍然维持圣工。1952年春，浙南区会召开信徒代表会，推举区会司库肖庆元担任会长。为便于推广福音发展，浙南区会将职权下放，成立了七个分教区，每个教区推选主任一人，会计、出纳各一人。七个分教区分别为：平阳分教区、稻安分教区、台州分教区、处州分教区、温州分教区、乐清分教区、玉环分教区等。同年7月2－7日，浙南区会召开革新代表会议和控诉大会，成立“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浙南区会三自革新委员会。”
1958年7月第一个主日，温州基督教实行联合礼拜，全市教会只开放各宗派的总堂聚会（城西堂、沧河巷堂、花园巷堂、永光堂、头梳脑堂、西城下堂）活动，继将六个总堂合并，集中在城西堂活动。1966年9月16日，红卫兵关闭城西堂，教牧人员受批斗，整个教会活动完全停顿。“教堂被封闭占用，圣经、诗歌和宗教书刊均被作为迷信品烧毁，出现三无（无圣经、无圣职、无教堂）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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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1957年第9期（总528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57年5月13日，第31页。
《天风》1958年第6期（总549号），1958年3月31日，第13页。
《天风》1958年第18期（总561号），1958年9月22日， 第20-21页。
该〈纪录〉现存于温州基督教两会档案室。
汪起霞、陈梅豪、郑求是提供资料，苏虹整理，“施德福与白累德医院”，《温州文史资料（第3辑）》，第145-146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7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101页。
《天风周刊》第11卷第2期（总247号），1951年1月20日，第11页。
莫法有：《温州基督教史》，香港：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1998年7月，第173页。
参〈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温州教区革新委员会概况〉，现存于温州基督教两会档案室。
《协进月刊》1952年3月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52年3月出版，第48页。
《天风周刊》1952年第24期（总319号），1952年6月21日，第11页。
汪起霞、陈梅豪、郑求是提供资料，苏虹整理，“施德福与白累德医院”，《温州文史资料（第3辑）》，第147页。
《天风》1958年第5期（总548号），1958年3月17日，第31页。
《天风》1958年第6期（总549号），1958年3月31日，第31页。
《天风》1958年第19期（总562号），1958年10月8日，第26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20页。
《浙江省宗教志资料汇编（二）——温州宗教》，第249页。
《天风》，1957年第6期（总525号），1957年4月1日，第33页。
《天风》第6卷第40期（总141号），1948年10月9日，第16页。
陈福中编著：《倪柝声传》，第79-86页。
陈福中编著：《倪柝声传》，第79-86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162－163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151－152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163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163－164页。
《天风周刊》1952年第30期（总325号），1952年8月2日，第15-16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 第41、101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 42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 第43页。
五、非常时期温州教会的复兴
1957年开始，全国上下开展反右运动，温州教会中有不少教牧人员被划为右派份子。1958年7月的第一个礼拜，温州基督教六大宗派率先联合礼拜，许多教堂停止聚会，改为他用。到文化大革命，所有信教群众（包括教牧人员与一般信徒）都被视为“牛鬼蛇神”，所有教堂被迫关闭，有形的教会在温州被迫停止任何宗教活动。然而，基督徒的信仰热忱在这种强压之下没有消除，反而对信仰有更加忠贞的信心，从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温属各地兴起隐密处的家庭聚会，成为教会复兴的强大动力。
(一) 教牧人员参加劳动生产
1958年8月，浙江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蔡文浩牧师在《浙江教会在前进中》一文中提到：“近来，好些乡间的同工，已经参加了农业社、手工业社或当地的医疗机构。城市的同工也组织了生产机构，从事生产。温州的同工，早已开始了集体饲养畜牧。湖州的同工亦已自办了养兔场。宁波廿多位同工，已经把教会原有的一块坟地，改造为一个畜牧农场，同工们开始了集体的生活，一起住在农场内劳动，到主日分赴各堂主领礼拜。杭州市的教牧同工，亦正在三自的领导下，筹备养蜂、小型工厂等生产机构。同工们的劳动热情很高，几个月来，他们还经常的参加修公路，抢种抢收，灭白蚁等集体劳动。”
接着，教牧人员很快被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温州叶国启牧师于6月被分配到温州市华侨化学工厂为司炉工人；青年神学生余建荣向神学院申请于6月回到温州参加劳动生产；永嘉黄正仁得温州市基督教自立会批准全家搬到永临六龙乡下徐村农业社；温州循道公会潘文康牧师于8月18日参加乐清县社会福利洋瓦厂工作；乐清县安息日会程力樵回到家乡南沙岙，并于10月8日到农村洗铁沙；温州安息日会蔡步洲于1959年开始分别在修配车间劳动、学习机织羊毛衫技术、参加全民炼钢运动等。
温州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高建国牧师于1958年2月27日至3月18日的温州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扩大会议中被划为右派份子，并于3月21日，被撤销了温州市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副主席职务。打成右派之后，高建国牧师先在温州市华侨化工厂工作了几个月，之后又被下放到潘桥镇仙门村看牛。三年后（1961年），右派的帽子摘掉，回到温州市区学习半年。于1962年调到统战部办的一个小工厂的厨房里工作，后又被分配到温州市华侨针织厂做车间管理员。
(二) 地下教会的隐密活动
1980年，丁光训主教在接受香港基督教杂志《桥》的采访时说：“在家庭聚会、读经、祷告，是中国教会的一个传统。过去礼拜堂很多的时候，许多信徒除了到礼拜堂做礼拜之外，也喜欢在家庭里聚会。我小时候，我的母亲每周一次请亲友邻居来家聚会。‘文化大革命’期间，家庭聚会就更多了。”
浙江省基督教两会主席兼会长蔡文浩牧师则说：这些在家里聚会的信徒是推动中国教会勇往直前的动力。他坦然承认：“在文革期间，我自己的信仰远远不如许多平信徒。他们成为今日教会的原动力。若是没有他们，教会不能渡过文革。但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他们却继续传福音的工作。我们是受到他们的鼓舞而鞭策自己的。”蔡牧师的话刻划出中国信徒生动而感人的见证：即使是在黑暗无光的日子，信仰的火把仍然在默默地传递，迸出点点希望的火花。信徒坚忍不拔的信心，胜过了猖獗一时的极左狂澜。
自1958年教堂关闭、停止聚会开始，温州诸教会从有形的教会崇拜转到无形的家庭聚会，从零星的家庭小组到大规模的温州区教会联合聚会，从10万信徒到30万信徒，其发展的过程值得大书特书，本处仅作简单概括。
1. 隐密处教会的建立与发展
支华欣在《温州基督教》中简要提到：“文革初期，城镇信徒找住在冷巷底的信徒家中，农村信徒找高山偏僻的地方，集中少数人进行聚会，没有诗歌本唱短歌，无圣经凭记忆背诵，或讲解大意，就这样简朴隐藏的活动，饥渴的信徒亦感受到是不可多得的灵里享受与满足。故能锲而不舍，坚持事奉。那些作为活动点的家庭，则认为是神的约柜来到他家中，他家必蒙神祝福。因而甘担风险，背责任。……到文革武斗时，造反派们即放弃了对这些活动点的冲击，信徒们深深感受是投靠在神翅膀下的‘隐密处’（诗61：4）。”
文化大革命期间教会活动不止限于小范围内，甚至在当时全温州市都有开展联合事工。1971年3月，温州地区交通会第一次大议会在在瑞安南陈举行，参加人数逾500人，来自温州市区、瑞安、平阳、乐清、瓯海、永嘉、泰顺、洞头、玉环等县。此次聚会决定每年召开四次会议，即三次小议会、一次大议会。在温州市区、平阳、瑞安、乐清、永嘉中选出小议会代表，代表最多五位负责人。每年的大议会，各地可选派最多40到50人。聚会地点不固定，轮流承办，承办方负责选址、管理饭食等。从此，温州教会在相互扶持中前进，在本地牧养与福音事工上均得到迅速地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末，该交通会参加人员除了温州地区的信徒之外，还扩展至福建霞浦、温岭、黄岩、丽水、青田、金华等地。
倪光道牧师回忆：“当时温州地区总会由温州的林乃娒、永嘉的黄益兴及平阳的陈瑞赏为核心人物，主要组织每年的大、小议会，其中以林乃娒为总负责。”
永嘉县黄益兴长老回忆中见证：“72年至77年内，我们温州区的九县一市的负责弟兄在地下开会，一年三次，都有好几十人。在江北开过好多次，在双珑山开过几次；有时在温州市里，在葡萄棚、西角；及瑞安都开过会。会议是议会式的。开会时，谈谈各县教会的情况，没有选择总负责。当时还是在逼迫时期，组织上也比较健全。有一次，我们江北请各县请一个同工，在我们教会的各堂点开培灵会。那时，紧张是紧张的，不过我们还是只管开。心里很紧张，但又是很高兴。那时，江北同工学道会，一季都有一、二次。有一次在潘山聚会，年间不记得了，不过就是在那个时期。聚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放哨的。有一天，白天，花岙的宗志弟兄，到江北乡里面办一点事。他在乡里听到一个乡里的人说：‘今天晚上是杜鹃山啊！’宗志弟兄听得不清楚，就以为是：‘今天晚上是大田山。’他就立刻报信回来说：‘他们是说错了，我们是在潘山，不过，他们肯定知道我们晚上有次聚会。’这样，大家在那天晚上就散了。”
据林乃娒先生回忆，1974年温州教会的“扩充很大，有青田、玉环、福建、温岭等参加我们温州市合一聚会，共同工作，温州市每县一年中大议会同工造就会，最少两次，多的三、四次。大部分都请温州市总会的同工去开培灵会、同工学道会。关于信徒培灵会，互相建立交流，各县建立交流，有恩赐讲道的，都互相连络。信徒培灵会每年每县最多三、四次，最少二次。”
据统计，解放初温州基督徒总数为七万八千人，但到了1986年，全市基督徒达三十一万人。如今寻访各地教会就会发现半数以上信徒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信主的。《瑞安教会史》中记载：“1967年到1978年，是瑞安教会历史上聚会点发展最快，信徒增加最多的时期。每年全县有数千人受洗（浸）入教。30%以上是中、青年。”
在《探讨温州教会复兴的原因——兼谈教会面对的新挑战》一文中，给温州教会的复兴作出如下的探讨，正是浙江教会在特殊时期复兴的一个缩影。“事实告诉我们，温州从来不是‘无宗教区’。在‘文革’期间，他们没有在大市镇里进行宗教活动，却转移到一些穷乡僻壤的地方去聚会，那里山高皇帝远，谁也管不着。现在，很多村庄里负责聚会的中年信徒都是在文革期间信主和接受造就的。他们信主的原因有很多，一般认为他们受父母传统的影响是最主要的因素。但‘传统’只是提供了信仰宗教和接触信徒的机会，我们不能因此忽视他们主观决定的因素。当时的政治环境使他们失望，人活着是为什么呢？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在社会里找答案，但找不到；这时，他们的‘传统’正给他们指明一条出路——从上帝而来的答案：爱。这才是最令他们折服的原因。其次，宗教经验的获得，也是令他们信奉基督信仰的另一重要原因。说也奇怪，鬼附、神医、灵恩等神迹奇事当时比现在更多。即使撇开这些‘神秘经验’不谈，温州信徒重视读经、祷告和交通亦是使他们获得更实在的宗教经验。他们不辞劳苦地找圣经、抄圣经、印圣经（土法油印），以至读圣经、背圣经，将圣经教训变成自己生活的准则。在读经的过程中，信徒的灵魂得着净化，心灵获得平安，以致活得有能力，人生有盼望，这又转过来使他们更加确信神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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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宗派合一现象的产生
1958年教会联合聚会，在形式上使各宗派信徒走到一起，但特殊时期“化整为零”的聚会模式，使教会完全抛弃原有宗派的成见，走上合一的道路。
温州教会合一运动的进程中，首先要提的就是温州各区县教会自发组织的“交通会”（又称“总会”）。永嘉县乌牛牧区的林定尧先生，原是内地会永乐区乌牛教会的义务传道。他回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会时说：“平阳、瑞安、永嘉、乐清等有交通会。永嘉有永嘉的交通会，乐清也有。温州市也有五县会议。乐清县在乌牛东垟开过负责人的交通会，有二、三百人。开培灵会有本地的传道人来讲道。”
《苍南县基督教简史》中记载：“1979年，我县‘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中华基督教循道会’在求大同存小异，互相尊重，彼此学习的基础上合一起来，定名为‘平阳县中国基督教会’（又称‘合一教会’）。在实践真道，传扬福音，引人归主为目的。”书中提到教会合一时信徒彼此间的关系：“大家走在一起，谁也没有问你是哪个教派，哪个教会，都同心合意事奉神，彼此相亲相爱，大大发展了教会合一的成果。”此合一教会有规范的架构，先由全县各区教会民主推选10人为执事会成员，“并选出陈瑞赏、朱昭复为总负责人；杨忠、吴显明、李新决、彭蒙恩负责教务；徐存道、陈更新（兼文书）、贾辅民（兼司库）、邱复兴（兼记账）负责会务；任期两年，连选得连任，设办事处于鳌江。下设九个区会，江南南区区会（金乡、钱库）、江南北区区会（宜山、龙港）、小南区会（鳌江）、万全区会（万全、平阳城关）、麻步区（麻步）、北港区会（水头、腾蛟、山门）、南港区会（灵溪、桥墩）、矾山区会（矾山、福鼎）、马站区会（马站、赤溪）。每个区会设5－7人的区执事会，负责管理各区所属的教会工作。”
1974年10月，永嘉县成立“总会”，据《永嘉县基督教史料》记载：“文革后期‘四人帮’顾不及再来破坏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信徒三三五五的聚会祷告，人数越来越多，各地热心的信徒和邻近的聚会点联络交通、主日祷告、唱诗亦有讲道，并与邻近聚会点交换讲道，由少到多，形成一个地区的派单，到1974年秋季，由江北黄益兴、杨宝礼、苏德恩等人通过串联，了解情况后，召集各个地区（以后称片）负责人20余名在江北双垅山赵志仁家里开会，这次到会人员代表着各片教会，都没有讲原宗派的仪文礼节，各人都愿望有县性的教会组织，于是协商推选出筹备成员17名，建立‘永嘉县基督教总会筹备会’，由教务组成员为筹备会负责人，下分设福音组、培灵组、探访组、青年组、奉献（财务）组，县会经费由各片自报所承担份额，定下百分比（江北占50%）分担全县性会议的开支费用，一年四次定期召开季度会议，互相交通，彼此了解各片教会情况，此外，还有以江北片为主，每年有一二次青年交通会，其他各片有时也有几名青年参加，地点大多在江北的双垅山、大田山或牙郎桥等僻静的山村里，各片有开培灵会和信徒洗礼，都在野地和溪水边举行，主日礼拜有的在晚间，有的半天，有的因缺传道人员，另定周间一个晚上，聚会时都是提心吊胆，有的聚会甚至放哨守护。”
余永进长老在回忆永嘉县江北牧区合一的过程，其中原内地会牧师陈公权对争议提出自己的建议，得到教会领袖的同意。余长老说：“江北牧区开始派单（1970年）时，教会就开始合一。当时，黄益兴（循道公会的领袖）与杨宝礼（内地会的领袖）在一些细节上取得统一，决定圣餐就按循道公会的分杯形式来做。陈公权牧师虽然不能直接出来服侍，但是经常偷偷地来参加聚会。比较开放之后，陈牧师开始参与服侍，被派到教会中去讲道。后来，温州市区教会有些人将宗派背景的细节问题的争论带到江北牧区来，导致产生关于圣餐与洗礼的辩论。陈公权牧师发表看法与建议：关于洗礼，他认为内地会一贯是多水洗（浸礼），而循道公会一贯是少水洗，洗礼是一个仪式，若不悔改，就算在水里浸个十天，都是没有用，所以他主张两样并举；关于圣餐，温州地区的内地会一贯是单杯的，但上海某内地会的教会是分杯的，他认为分杯的仪式比单杯更好。因此，这场辩论就此止息，江北牧区在合一的事情上很顺利地达成共识。”
3.“义工”队伍的复兴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义工因时势而复兴，成为浙江教会的守望者，肩负教会复兴的使命。从各地教会的书面记载、回忆录及口述史采访中，都一致见证了义工在这个特殊时期中的作用。
《瑞安教会史》中记载：“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的深入开展，极‘左’路线抬头，导致了1958年闻名全国的温州‘灭教运动’。……1958年7-8月间，全县所有教堂均被关闭，改作他用。……同年年底，教牧人员队伍和三自爱国组织被摧毁。当时的教牧人员和主要负责人陈哲海、吴高谦、马筱琴、叶志钦、潘胜玉、林作迪、肖崇三等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其他教牧人员都被下放劳动。……‘灭教运动’打击对象是教牧人员，而‘文革’运动则无限扩大打击面，大批信徒被戴高帽子游街示众，不少人被关押。……‘文革’运动表面看来对教会是更彻底的打击，似乎斩草除根。其实不然。58年‘灭教’时，牧人被击打，羊群确有分散；而‘文革’大搜抄，大批斗，把每个信徒都逼到一处，大家都有‘风雨同舟’之感。并且时势造英雄，使一批本来无学问的义工与平信徒，成为‘三无’时期的勇士。”
温州市区的林乃娒先生在其回忆录中见证说：“从1971年起温州地区包括九个县不分教派，建立教会，1971年到1980年，温州地区建立聚会点，一千九百五十四个，又兴起将近二千个传道人。”
永嘉黄益兴长老回忆：“以前那个时代正是需要我们（指义工）来工作。因为我们是一般的人，被抓住也没有关系，但是他们（指教牧人员）若是出来工作，被抓住就要被定罪。那个时候，他们都不敢出来。只有陈公权牧师一直和我们一起在教会工作，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样。他礼拜天都有派出来，有去平阳、苍南等地，不管白天黑夜，都会出去。那时，他七十多岁。他出来一直没有被抓。除了他之外，没有见到其他的教牧人员出来工作。上路洋有一个内地会的教师有参加。”
施诚惠牧师回忆：“在大跃进的时候，据说要在温州开刀。还听说，温州要在江北开头一刀。经过那一次的学习，江北教会的门，就因此被关掉了。门关掉之后，因为我是温州人，就联系温州派出所，迁回温州，然后下工厂去工作。温州教会的门也关闭了，只剩下城西。城西教堂平时是放电影，在礼拜天早上给我们做礼拜，礼拜做完之后，就再放电影。就是要将我们消灭。温州的传道人都被安排到工厂，我因为从永嘉回来，就自找出路，也在工厂作工。这样在工厂直到八二年，二十五年的时间。在工厂的时候，什么聚会都没有了，就连城西也被停止了。六六年之后，每年春节之前，在街上就会贴布告：禁止非法聚会、非法祷告。那时，温州教会特别得神的祝福，虽然有形的教会被关闭了，但无形的教会得神保守。我们就会在半夜出去聚会，半夜偷偷摸摸地出去。但是我们教牧人员不出面，因为教牧人员出面就会被抓住小辫子。都有弟兄姊妹出面。温州的教牧人员都是一样，有去聚会，但不出面，只是听道。后来，渐渐地，神的恩门打开。开了之后，我们就参加讲道，（还没有开放）我们就到处去讲道。”
当温州地区“总会”中一部分同工决定支持“三自”路线之后，他们在各自市县的“三自”组织中都担任了相应的职务。原温州地区“总会”负责人林乃娒先生于1980年12月担任温州市“三自”委员，1984年任鹿城区三自副主任；原温州市区交通会同工郑大同先生于1980年12月担任温州市“三自”委员；原“平阳县中国基督教会”教务负责人吴显明先生于1983年12月担任温州市三自副主席；原温州地区“总会”负责人之一、原“平阳县中国基督教会”总负责人陈瑞赏于1983年11月任苍南县三自副主席，1983年12月任温州市“两会”委员；原温州地区“总会”成员倪光道先生于1981年9月任瑞安市三自筹备小组秘书长，1983年12月任温州市“两会”委员，1992年任瑞安市三自主席兼协会会长，于1993年3月任温州市三自常委，1996年2月任温州市基督教协会副会长，1998年2月任温州市三自副主席；原温州地区“总会”负责人之一，永嘉县交通会负责人黄益兴于1981年任永嘉县三自筹备组组员，于1985年任永嘉县基督教协会总干事；以上几位同工与其他各县市同工一道，在各地“两会”中担任重要职务，对于教会的发展带来重要作用。不过，也就因为对“三自”的不同看法，有部分同工始终没有加入三自，也有部分同工虽然在三自或协会中任职，但始终没有成为主要负责人，游离于家庭教会与“两会”之间，相关的情况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
由于特殊时期教会中复兴的义工传道，未接受过正规的神学训练，也没有接受圣职按立，但他们却也担任了教会的圣事，如施礼与圣餐。因此，在教会恢复之后，产生许多关于义工传道可否施行圣事与义工传道施行的圣事是否有效的争辩，宁波教会在这方面的处理应该说是比较典型的：“由于文革期间，教会里没有了牧师，也没有认可的长老，一些热心的弟兄便起来执行牧师和长老的职责，并给人施洗和施餐。这种情况直到1979年教会正式复堂后才逐渐消失。对于自封的长老和从他们领洗的教友，市三自是怎样去处理的呢？一般是以爱心接待为原则。自封的人，若是一向依正道分解福音，教会是愿意再加以按立，表示认可的，而且按立的条件也较宽。教友若心里不踏实、有疑问，牧师也会在施发圣餐前为他们祷告，使他们安心领受主的身体。这种祷告的作用跟坚振礼相似，免得有人怀疑洗礼的有效性。”
4.特殊的印刷、发行事工
文化大革命时期，“教堂被封闭占用，圣经、诗歌和宗教书刊均被作为迷信品烧毁，出现三无（无圣经、无圣职、无教堂）教会。”温州陈直牧师的师母叶瑾瑜回忆说：“文化大革命很苦，被斗了好多次，在温州游街也游过好多次。将许多圣经拿出去烧，堆起来很高很高，那时天色很热，整个烧起来都很热，底下的圣经烧不掉就用铁杖掀起来烧。”
教会在隐密处聚会逐渐复兴的时候，热心的基督徒不满足没有圣经、没有赞美诗、没有属灵读物的日子，因此兴起特殊时期的文字印刷事工。《苍南县基督教简史》中记载：“渴慕圣经、爱慕神的话，没有圣经、诗歌，有的用手抄，有的刻腊纸油印圣经节、暂编诗歌本、主日历等。”
温州教会各地出现属灵书籍的“誊写”印刷，以供应各地基督徒属灵追求的需要。誊写版印刷俗称油印，以其设备简单、操作方便、印刷成本低廉而广受欢迎。温州基督徒文化大革命的印刷的属灵书籍都属手工誊写。誊写版名叫“版”，其实就是一张蜡纸。誊写者将蜡纸铺放在钢板上，用钢针笔在蜡纸上刻写或刻画。由于钢板上布满凸起的网纹，在钢针笔尖与钢板网纹的作用下，蜡纸上的蜡质层被划破，露出蜡纸自身的纤维孔隙，把刻好的蜡纸附着在张紧的网框上，即成了蜡版。印刷时把蜡版放在承印物上，用墨辊在蜡版上往返滚动施墨，在墨辊的挤压下，油墨透过蜡纸图文区域的纤维孔隙，传到承印物上，即完成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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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誊写在温州各处教会都普遍出现，在瑞安、温州市区、永嘉、平阳等都有教会同工誊写属灵书籍。手工誊写圣经则以瑞安的倪光道牧师和永嘉的尤虔诚先生最为出名。尤虔诚先生誊写的圣经图片曾被香港某机构所采用作为特殊的历史文物，倪光道牧师誊写的圣经则被中国基督教两会珍藏，并在中国基督教圣经展中展出。手工誊写圣经在制作和誊写上在当时都是极精致的。手工誊写者仔细地将每节经文照录于蜡纸上，一本新约圣经共400页。经文排列整齐，字迹工整，准确无误，印刷清晰，足见手工誊写者对圣经誊写的谨慎态度。他们对圣经钟爱和敬畏，可与古代圣经抄本的文士和修道者媲美。手工誊写圣经对于温州教会基督徒的“灵粮”的供应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使文化大革命中基督徒的灵里饥渴得到满足。
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编印了许多赞美诗。除了将苏慧廉编的圣诗印刷之外，各原来宗派信徒还将各自宗派的赞美诗印刷出来，如内地会的《颂主诗歌》、循道公会的《圣诗》、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会的《圣教诗歌》等。由于各地都在本质上消除了原有的宗派观念，基督徒又分别印刷了一些超宗派的合一诗歌。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一本名为《圣教普颂》的诗集。在谈到该诗歌的来龙去脉时，参与编辑的陈永聪牧师说：“这本诗歌集是我与几位同工一起编的，那时我们大概20多岁（现年67岁），因为教会聚会的人越来越多，文化大革命前的诗歌本都被红卫兵搜去烧掉了，仅有的诗歌本又不能供给所有信徒的需要。再加上，我们现在的教会是由不同宗派背景的信徒组合而成的，所以就不能只有某一宗派的诗歌。所以为了教会信徒唱诗的需要，我们编了这本《圣教普颂》。”该诗集体现了教会合一的精神，编者说：“其实，‘圣教普颂’取自四本不同的赞美诗歌集。‘圣’即循道公会的《圣诗》，‘教’即自立会的《圣教诗歌》，‘普’就是30年代全国基督教由刘廷芳博士主编的《普天颂赞》，‘颂’则是内地会诗歌《颂主诗歌》。我们从这四本典型的诗歌集里选出134首，又能顾及其他宗派的情感，又能使全教会弟兄姊妹喜爱这本诗歌集。”
《天风》1958年第15期（总558期），1958年8月11日，第25页。
《天风》1958年第15期（总558期），1958年8月11日，第27页。
《天风》1958年第23期（总566期），1958年12月1日，第15页。
《天风》1958年第24期（总567期），1958年12月19日，第37页。
《天风》1959年第13期（总580期），1959年7月6日，第4－5页。
《桥——中国教会动态》1986年7、8月（第18期），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1986年，第10－11页。
《桥——中国教会动态》1986年7、8月（第18期），1986年，第10－11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43－44页。
《林乃娒同工见证》，未出版。
倪光道牧师回忆录，2007年11月18日录音。
黄益兴长老回忆录，2004年9月9日录音，陈丰盛整理。《杜鹃山》是一部根据上个世纪60年代颇有影响的舞台剧改编而成的京剧舞台艺术片，于1974年正式上映。
《林乃娒同工见证》，未出版。
瑞安市基督教两会编：《瑞安教会史》，1995年12月印，第18页。
《桥——中国教会动态》1990年4月（第40期），，1990年，第17－18页。
林定尧先生回忆录，2005年10月25日录音，陈丰盛整理。
苍南县基督教两会主编：《苍南基督教简史》，浙江省苍南县基督教两会出版，2007年10月第1版，第18页。
苍南县基督教两会主编：《苍南基督教简史》，第54页。
苍南县基督教两会主编：《苍南基督教简史》，第55－56页。
《永嘉县基督教史料》，未出版。
《余永进长老采访录》，陈丰盛录音整理，2005年9月13日。
瑞安市基督教两会编：《瑞安教会史》，1995年12月印，第14-17页。
《林乃娒同工见证》，未出版。
黄益兴长老回忆录，2004年9月9日录音，陈丰盛整理。
施诚惠牧师回忆录，2005年6月21日录音，陈丰盛整理。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127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135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127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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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127页。
瑞安市基督教两会编：《瑞安教会史》，1995年12月印，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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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讯》第12期，浙江省基督教三自、协会办公室编印，1996年6月，第5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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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中国教会动态》1984年9月（第7期），，1984年，第12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43页。
叶瑾瑜女士回忆录，2002年底录音，陈丰盛整理。
苍南县基督教两会主编：《苍南基督教简史》，第54页。
1912年12月5日，温州耶稣教自立会成立，推选梁景山为首任会长，会址设在施水寮日新浴池楼上。上海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会长俞国桢牧师亲临会场祝贺演说并祝福。
温州耶稣教自立会成立引来温州各地教会自立的浪潮。最先响应被实行自立的是永嘉县楠溪峙口和朱山教会。1913年2月10日，永嘉楠溪峙口、朱山教会召开成立大会。之后，各地自立教会不断建立：1913年8月24日，永强镇自立支会成立；1914年农历三月初三，乐清圣道公会部分信徒宣布自立；1914年9月3日，永嘉蒲州内地会得母会许可成立自立会；1916年5月，乐清西乡盐盆召开成立大会；1917年3月25日，瑞安塘口自立支会开成立大会；4月12日，瑞安县二都竹溪、三都塘口两处设立支会；1917年5月4日，瑞安城区自立会成立；1918年夏，瑞安莘塍自立会成立；1919年冬，泰顺仕洋、雅洋、小溪、瀛滨等处先后成立自立会；1922年春，瑞安山坑原内地会教会成立自立会；1923年2月，温州旅沪信徒何文波、陈宝麒、陈永锡等30人在上海南市区小石桥路成立江苏十一分会；1923年春，温州新桥自立会成立；1927年12月26日（农历12月初三），温州会昌镇有八处圣道公会宣布自立。至1929年春，该会共有支会22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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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耶稣教自立会领袖梁景山）
自立教会包括自治、自传、自养。温州耶稣教自立会自成立以来，已实现自治、自传，但在自养方面却是不容易的。因此温州自立会为实现自养，就大力倡办实业，其中会长梁景山牧师犹为积极。1924年5月，梁景山牧师的儿子梁栋在城南山前创办美达席厂。同年农历四月初八，梁景山牧师、师母及公子志刚在永嘉城南所创建的美达工厂的教堂（称为厂堂）举行落成典礼。同年7月，瑞安自立会创办席厂。
除此之外，温州耶稣教自立会热心开展学校教育，大力推展神学教育，并开展公益事业。在创立之初，自立会就开始创办男女小学。1926年2月16日，温州中华基督教会与温州耶稣教自立会合办的“宏道学院”正式开学。
1931年10月9日，温州耶稣教自立会总会新屋及礼拜堂开落成典礼。1935年，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总会辖下，设立四处特别区联会，分别是上海、永乐瑞、平阳、南洋等，其中永乐瑞（永嘉、乐清、瑞安的简称）、平阳都在温州境内，显示温州境内自立会的复兴状况。
1940年左右，梁景山牧师去世，陈骏声牧师继任。1940年，该会在松台山麓，建筑规模宏大的圣堂。10月10日，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永嘉分总会总堂“永光堂”举行献堂典礼。同时，该堂聘请上海林景牧养。1941年，该会开设道学院，名为“永光圣经学校”。1944年7月，温州又遭沦陷，日军进驻自立会永光堂，以致信徒无法敬拜。
1946年，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总会谢永钦牧师等来温视察，为温州永光堂委任潘庸甫牧师为温属教区区会会长。并介绍上海黄福祥牧师来温州永光堂负责会务。1948年4月4日，温州基督教四大公会在城西堂召开联合布道团成立大会。
（四）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浙南区会
1917年，安息日会传入温州，后发展至处州、台州地区。据传，1917年，江浙区会派两位书报员曾路得、熊湘元到温州作工。未开工前，他们先到一座小山上祷告，求天上的能力指引他们。开工后不久，便有一大群人开始遵守安息日，研究圣经。不久，安息日会传入温州附近各乡村，建立了20多个遵守安息日的团体。1917年，温州所建立的教会划归江浙区会管辖。
1918年，华东联会派韦更生牧师（G．L.Wilkinson）到温州专习土语。1919年，华东联会区会将温州、台州和处州三府割让，另组为浙南区会，推任韦更生牧师为会正。1920年，韦更生在华东联合会的年会中报告：浙南区会有教会5所，教友122人，有本地男传道9人，女传道4人，教员3人，书报员3人，其它4人。1919年秋，浙南区会开办高级小学。1920年正月，耿光廉牧师奉派来到，加强教育事工。1924年，浙南区会在温州南门外购地40亩，创建“浙南三育初级中学”，并附设小学。
1930年，浙南区会有教会16所，教友513人。1937年左右，浙南区会会长方适，教会41所，教友l，306人，牧师5人，教士9人，传道士34人，中学教员7人，小学教员7人。
抗日战争期间，温州、台州、处州三府经历数度沦陷，教会圣工受到极大阻碍。浙南三育研究社被日寇占据，抢劫一空。西教士普遍撤离，浙南区会改由华人牧者陈友石担任总干事并代理会长。抗日战争胜利后，西教士回到浙南区会。1946年，浙南区会由狄思白担任会长，陈友石担任总干事，由蔡步洲担任书记兼司库。1948年，狄思白全家返回美国，区会长一职仍由陈友石继任。1950年9月，中华总会调任陈友石为南京中华三育研究社男生训育主任兼圣经导师，区会会长由蔡步洲担任。1951年下半年，蔡步洲到上海与家人团聚，区会会长一职暂缺。
1952年，安息日会中华分会而停止工作，所属全国各地之医院、学校及报馆由政府接管，许多联会、区会也停止工作，浙南区会则仍然维持圣工。1952年春，浙南区会召开信徒代表会，推举区会司库肖庆元担任会长。为便于推广福音发展，浙南区会将职权下放，成立了七个分教区，每个教区推选主任一人，会计、出纳各一人。七个分教区分别为：平阳分教区、稻安分教区、台州分教区、处州分教区、温州分教区、乐清分教区、玉环分教区等。同年7月2－7日，浙南区会召开革新代表会议和控诉大会，成立“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浙南区会三自革新委员会。”
（五）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会
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发生震惊全球的“五卅”惨案，温州圣道公会尤树勋同工正在上海出席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议，目睹惨景，哭于旅社中。返温后，尤氏召集圣道公会众教师于6月17日（农历闰四月廿七）晚间在城西勉励会堂开会，议决三事如下：（一）要求海和德牧师代电英领，请其秉公从速解决此案。（二）发表宣言，反对英人之暴行。（三）筹备自立教会。会后，陈启梅、池翔庭、李景贤、尤树勋等代表，面见圣道公会温州教区英籍传教士海和德牧师，报告及商榷会议议决之事项。海和德非但不愿代电英领，还扬言惨案乃英国巡捕的正当防卫。代表们见要求无效，便拂袖而走。几日之后，代表们再次面见海和德，商榷自立事宜，遭到拒绝。
继而，圣道公会教牧师纷纷辞职，并于6月29日在八字桥召开第一次筹备会。经多次致函海和德，请求允准自立，但屡受海牧的拒绝和阻挠。最终于1925年7月26日在沧河巷礼拜堂成立温州中华基督教会。该会成立之时，得到温州社会各界的支持。“报纸登载，赞声洋洋，各界来宾，多有演说，演说之词，句句珠玉，语语沉痛，爱国爱教，溢于言表。社会如此赞成教会，实为温州从来所未有。”当天，社会爱国人士如梅祖芳律师、郑恻法厂长（中一草席厂）夫妇、胡识因女士、徐素芬女士、陈仲雷同志、平阳汤定一先生、徐志莱医师等都大力以舆论声援、支持。并于9月22日得到瓯海道尹公署立案。
圣道公会海和德牧师得到温州中华基督教会成立消息之后，软硬皆施，恐吓、利诱教会领袖及教友，以致自立运动发起人中一部分跌倒，放弃自立主张，但自立之声势并未受影响。在一年之中，温属地区共有47处教会实行自立，脱离老会之职员计50余人，信徒达1500多人。7月19日玉环坎门教场头、里蚕相继成立自立教会；8月24日，乐西、蟾川、湖头成立自立会；9月15日，青田全县31教堂，同时联合自立；10月22日至11月上旬，楠溪、烘头、表山、五漱各地相继自立；1926年2月26日，上戌各教会领袖，发起自立，共有6个分会。
1926年7月10－12日，温州中华基督教会举行周年纪念会。在《瓯海基督教自立丛刊》中报告该会一年中的七项事工：一、布道与鼓吹自立，每逢主日或周间，在各城乡布道及鼓吹自立，甚至在特别机会沿街演讲；二、讲道与教授圣经，每逢主日及礼拜二、六晚间公开讲道或研究圣经，并组织各地分会传道人圣经培训；三、主日学校，每逢主日下午组成男女大小主日学班，而孩童则自成一科，课程用圣经课题十级、圣经图说及其他故事书；四、勉励会，每逢礼拜六晚间，聚勉励会之查经班，以资预备，至次日晨，在未正式礼拜之前则行勉励会公祈礼拜，由实行会友轮派主席，众会友挨次宣讲勉励会经题，互相讨论、彼此劝勉，以养成服务才能；五、宏道学院，与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温州分会合办专门圣经学校，定名为宏道学院，一年中培养28名学生，大都担任讲台工作；六、教友服务团，教友中虔诚有力者，组成一服务团，为服务软弱教友，并进行布道、代祷工作；七、服务社会之工，该会设立卫生部、教育部、演说部、青年社、救火会、书报室、男女小学校、平民义务学校等，在初建的一年中，已办义务儿童学校四所，学生230人，颇得社会赞许。
1947年，该会为“阐扬圣经真理，培养传道人才起见”，创办“圣经学社”一所，招收男女学生18名，于10月14日在东门塔儿头礼拜堂开学上课，投考者须为现任义务传道士或立志奉献为主作工的男女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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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会领袖尤树勋）
（六）温州基督徒聚会处
基督徒聚会处在温州的发展，首先要追溯其在平阳的发展，因为该县聚会处在浙江为最早，在全国基督徒聚会处中也是最早建立的教会之一。
1925年，倪柝声在上海主编出版《基督徒报》，温属教会有些信徒阅读该报并得到启发。1928年2月1日，倪柝声在上海带领第一次特别聚会，平阳的王天佐、张悟生前往赴会，并将“复兴之火”带到平阳，开始在南港乡和蒲门乡一带聚会。继而，陈钦法、王雨亭等在平阳的北港乡、万全乡、江南乡建立教会。
1928年秋，平阳的王天佐、张悟生、蔡际清、毛庆诗、苏梯升、金子芳、苏洁民等，在桥墩门举行第一次特别聚会。自桥墩建立之后，基督徒聚会处在平阳及周边一带发展迅速，至1934年4月，共有聚会处22处。王雨亭于1934年1月报告其中12个（包括桥墩）：钉埠头于1932年建立，莒溪于1933年建立，五岱山于1930年建立，兰松洋于1928年建立，矾山于1931年建立，马站于1933年8月建立，云遮于1929年建立，李家井于1929年建立，岙内于1928年冬建立，霞关于1931年建立。福建省福鼎县城也于1928年冬开始建立聚会处。陈钦法则于1934年4月补充其余10处：雅瑶头于1929年建立；浃底于1932年春建立；方岩下于1932年夏建立；路边于1932年冬建立；萧家渡于1931年4月建立；扈山于1931年秋建立；凤川于1931年建立；墨城于1933年春建立；后仓于1933年建立；钱仓于1932年4月建立。
泰顺与平阳、瑞安毗邻，在教会发展上与平阳、瑞安有密切的关系。早期建立内地会，与平阳合称为内地会“平泰总会”。1928年开始，泰顺有弟兄参加倪柝声在上海举行的第一次特别会议，回泰顺后宣传聚会处思想。至1934年，泰顺共建立24处聚会处，其中有10处原是内地会，14处是从内地会部分人分离另建的。
现罗列各聚会处名称及成立时间：南溪（总名泗溪）（1928年）、下桥（1931年）、葛岭（1929年）、松糗垟（1929年）、秀溪（1928年）、梧村（1930年）、蔡宅（1928年）、秀溪边（1931年）、驼地（1932年）、东溪（1932年）、樟坑岔路口、下洪、瀛边（1929年）、周边、仕垟、莲头、雅垟、章安、小涧（1929年）。
1931年春，温州府城潘活灵、章高来等脱离内地会，先后在珠冠巷、大厅巷、仓坦前进行聚会活动，建立聚会处。陈钦法介绍了温州聚会处的负责人潘活灵从温州内地会脱离出来的过程：“我们又感谢主，在温州主又给我们一位同工了。就是有一位潘活灵弟兄，是温州内地会所重用的教师，因近年来多读福音书房的出版物，得了真理的光照，觉得在宗派里作雇工式的教师，于心有所不安，就愿意离开宗派，跟随主到营外去受苦。他的师母也是顶同心的。现在已经从内地会搬出，住在铁井栏行宫底三十六号门牌。这里的房子是租来的。他的生活完全是倚靠主的。请兄为这位弟兄祷告。求主祝福他的生活和工作。能多多的荣耀主。”
1938年，平阳基督徒聚会处范佩箴与林绳武等到苗族聚居的牛皮岭传扬福音。1938年3月15日至24日，平阳陈钦法、黄履铨在瑞安内地会主领聚会。接着，宁海华世宾和宁波许达微在瑞安自立会、塘口循道公会、平阳方岩下等地主领聚会。1939年，许达微、张光荣、周行义等在平阳、泰顺、瑞安、温州及福建福鼎等地工作。
然而，对于温州基督徒聚会处而言，潘活灵的去世，无遗是一大损失。1938年7月28日，久病的潘活灵，溘然长逝。在潘活灵去世之后，温州基督徒聚会处开始由章高来、张廷祥、张载光三人一起负责。1943年，温州聚会处在西城下购房建堂，成为聚会处温州总堂。至1949年，温属基督徒聚会处共有活动场所121处。
（七）真耶稣教会
真耶稣教会在温州的活动情况，是现今许多教会资料中所没有提及的。笔者近年在研究中发现真耶稣教会活动的情况，遂加以论述。由于该会很快就消亡，所以在后期没有资料可查，且在解放初期也没有加入三自革新运动的记载。但该教会后来于1989年重新传入温州，现在温州仍有聚会点。
真耶稣教会于1924年传入温州。当时温州甜井巷五号安息日会教友潘巴米拿、陈以撒、周存仁等人，因不满教会内部纷争嫉妒，纠合同志，另立教会。他们于1924年6月读到真耶稣教会长沙本会所印行的《真耶稣教会圣灵警告》报，很受感动。1925年农历七月初，真耶稣教会派张巴拿巴赴温州主领布道会，有130多人归入教会，领受圣灵者达50多人。
1927年3月，温州平阳籍台湾侨民朱惠民，从台湾回到故乡平阳传讲真耶稣教会信息。但受到老宗派教会的制止，未得发展。真耶稣教会总会于1929年派朱恩光来平阳传道，牧养半个月，设立祈祷所。《真耶稣教会卅年纪念专刊》登载详情：“平阳城本会经过历史情形，自民国十六年三月间，朱惠民执事在台接受真道后，回归故里，宣布真道，撒晚雨圣灵种子，同时圣灵大动工，使异邦人来信者甚多，不料老教会极其猜忌，尽力破坏，以致渐渐冷落，至民国十八年，总部直派朱恩光执事来此牧养半个月，设立祈祷所，至十八年秋殷荣高灵兄趋上海总部第四期神学会肄业，回梓培养弟兄，然真神不丢弃我们，至二十四年适朱惠民执事赴总部全体大会，蒙派回故籍，作暂时牧养，业经施洗三次，计十九人，合以前原有十余人，共有三十余人，同年于九月一号正式成立本会，延至三十二年，朱羽仪执事与殷荣高传道者相继而逝，无人牧养，使教会渐趋冷淡，无法挽回，时常聚会者，只有十余人，但愿诸负责时刻关心，为我们平阳教会祷告，扑灭魔鬼，使真神的救恩显现，降福平阳。”
“仇九渊，字静泉，年四十五岁，浙江永嘉人，清光绪三十一年入教，隶内地会，曾任内地会传道，大总会正副会长，勉励会司库义务传道助士，现任温州中华内地会总堂主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七期）》，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24年，台北：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联合出版，1983年3月重印，第7页。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7期）》，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24年，台北：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联合出版，1983年3月重印，第93-94页。
China’s Millions，Vol.LIII.No4.London: Morgan andScott，April.1927， pp59.
该登记资料原文记载有参差，其“历史沿革”部分记载为“1917年”，而“备注”部分则记载“1927年起中国教会自治自办，每年约万斤米左右，自治以前，无法估计，因教会行政权在英人手中”。温州市基督教中华自治内地会，《温州市宗教团体登记资料》，1951年。
佚名，〈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历史沿革〉，1951年8月3日，收入《温州市社会团体登记表》。
《通问报》，第1436回，1931年3月，第3页。
China’s Millions, 1939,p134.
《浙东教会通讯》第1卷第2期，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9月20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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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编：《圣报》第17年第8期，上海：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总会，1927年8月，第13-14页。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编：《圣报》第18年第1期，第15-16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6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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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廷扬编：《夏铎——中华循道公会温州宁波两教区月刊》，第1卷第1期（创刊号），第47页。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12期）》，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34年6月，台北：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联合出版，1983年3月重印，第193页。
爱乐德牧师为中华循道公会温州教区最后一任教区长（即差会代表）。他于1930来温，并于1932年按立为牧师。1938－1944年和1948－1950年任温州循道公会教区长，并任温州宗教教育部主席和艺文神学教授。他虽不能如其前任般轰轰烈烈创办、拓展教会事工，但在教会基建、牧养方面作出卓越贡献。首先，他于1937年开始建立循道公会温州教区中心主日学校舍。其次，他于1940年任浙东神学院院长。最后，他在温州教区内整合教会崇拜礼仪，于1943年编著《实用崇拜简礼文》专供温州教会使用。1950年9月6日，爱乐德牧师正式离温，为最后一批离温的外国传教士之一。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88页。
盛旭初编辑，《温州循道公会儿童宗教教育部一九三四年度工作报告》，温州循道公会儿童宗教教育部，1935年2月出版，第6、10页。
吴廷扬编：《夏铎——中华循道公会温州宁波两教区月刊》，第1卷第1期（创刊号），第46页。
吴廷扬编：《夏铎——中华循道公会温州宁波两教区月刊》，第1卷第9、10期，温州循道公会宗教教育部夏铎月刊社，1938年1月1日，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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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廷扬编：《夏铎——中华循道公会温州宁波两教区月刊》，第1卷第1期（创刊号），第49页。
盛旭初编辑，《温州循道公会儿童宗教教育部一九三四年度工作报告》，温州循道公会儿童宗教教育部，1935年2月出版，第8页。
盛旭初编辑，《温州循道公会儿童宗教教育部一九三四年度工作报告》，第8页。
中华基督教宗教教育促进会，《宗教教育季刊》第1卷第1期，中华基督教教育促进会出版，1937年3月，第35页。
中华基督教宗教教育促进会，《宗教教育季刊》第4卷第3期，中华基督教宗教教育促进会出版，1940年9月，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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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廷扬编：《夏铎——中华循道公会温州宁波两教区月刊》，第1卷第9、10期，温州循道公会宗教教育部夏铎月刊社，1938年1月1日，第37页。
吴廷扬编：《夏铎——中华循道公会温州宁波两教区月刊》，第1卷第6期（夏季特大号），温州循道公会宗教教育部夏铎月刊社，1937年6月，第54页。
《圣报》第4年第6期，1914年6月，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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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超、金守夫、陈更新编著：《平阳县志——宗教志：基督教部分之一》，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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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报》第3年第10期，1913年10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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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续行委办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2期，上海：广学会，1915年11月，台北：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联合出版，1983年3月重印，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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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报》第7年第7期，1917年7月，第8-9页。
《圣报》第7年第7期，1917年7月，第9页。
《圣报》第7年第7期，1917年7月，第8-9页。
《圣报》第10年第3期，1920年3月，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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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报》第14年第5期，1924年5月，第9页。
《圣报》第14年第7期，1924年7月，第27页。
《圣报》第14年第7期，1924年7月，第13页。
《圣报》第13年第1期，1923年1月，第1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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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报》第21年第11期，1931年11月，第9-12页。
《圣报》第25年第10期，1935年10月，第11页。
《圣报》第30年第3期，1940年3月，第16页。支华欣牧师在其《温州基督教》中记载永光堂于1938年开始建造，于1940年建成。该记载与《圣报》登载有不符，故以《圣报》记载为准。参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100页。
《圣报》第30年第11期，1940年11月，第11页。
《圣报》第30年第6期，1940年6月，第14页。
2012年11月4日于温州市基督教两会档案室。
叶挺超、金守夫、陈更新编撰，《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在平阳县的发展概要（初稿）》，第4页。
马鸿纲主编：《协进月刊》第7卷第2期，中华民国37年5月16日，第11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49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25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27－28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28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62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62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28、471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158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159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101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159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162－163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151－152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163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163－164页。
《天风》1952年第30期（总325号），1952年8月2日，第15-16页。
《瓯海基督教自立丛刊》，1926年9月，第13页。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9期，第12页。
《瓯海基督教自立丛刊》，1926年9月，第13页。
《浙江省宗教志资料汇编（二）——温州宗教》，第249页。
《瓯海基督教自立丛刊》，1926年9月，第13页。
《瓯海基督教自立丛刊》，1926年9月，第19－20页。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10期，附载第29页。
《瓯海基督教自立丛刊》，1926年9月，第22－23页。
《浙东教会通讯》第1卷第2期，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9月20日，第2版。
陈福中编著：《倪柝声传》，第79-86页。
陈福中编著：《倪柝声传》，第79-86页。
《通问汇刊》1934年6月1日第6期，《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5册，第113-121页。
《通问汇刊》1934年2-3月第3期，《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5册，第28-44页。
《通问汇刊》1934年6月1日第6期，《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5册，第113-121页。
《通问汇刊》1934年9、10月第10期，《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6册，第38-56页。
《通问汇刊》1934年9、10月第10期，《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6册，第38-56页。
《温州市志》，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72页。支华欣认为是1930年春。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14页。
《通问汇刊》1934年7月9日第8期，《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5册，第176-180页。
《敞开的门》1938年5月第7期，《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11册，第220-221页。
《敞开的门》1938年5月第7期，《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11册，第221-222页。
《敞开的门》1938年5月第7期，《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11册，第221-222页。
详情分别记载在《敞开的门》1939年第14、15、17、18、19期中。
《敞开的门》1938年10月第12期，《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12册，第94-95页。
《敞开的门》1939年2月第14期，《倪柝声文集》第2辑第12册，第169页。
《温州市志》，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72页。
魏以撒主编：《真耶稣会创立三十周年纪念专刊》，真耶稣教会总会发行，1947年12月，第185页。
魏以撒主编：《真耶稣会创立三十周年纪念专刊》，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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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温州基督教的几个大宗派均加入三自爱国运动，我们分别简述：
（一）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温属总会
1950年，由于王春亭牧师年迈，温州自治内地会聘请华北神学院毕业生高建国先生主持工作。在《温州市基督教各教派1951年信徒人数统计》中，自治内地会仅随循道公会之后，有堂点134个，信徒人数21665人，其中有男信徒9749人，女信徒11916人；市辖区内堂点共110个，信徒人数有19165人，其中男信徒8415人，女10750人。
1957年4月12－14日，温州区内地会在总堂花园巷堂举行同工扩大会议及按立牧师典礼。此次按立牧师典礼，得到全区教会的重视，因为温区内地会已有34年没有按立过牧师。在2月份举行的年度年会中，就已通过了选立高建国、陈公权二人为牧师，并追认付牧周景尧为牧师，特邀上海杨绍唐牧师主礼。14日下午举行隆重的按牧典礼，有超过1300人参加典礼。杨绍唐牧师勉励新牧师：“要努力圣工，忠心事奉神，为实现三大见证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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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权、高建国、周景尧按牧与杨绍唐牧师（右一）合影留念（1957年）
（二）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温州教区
1949年5月8日，温州解放，在温州传教的所有传教士都开始预备回国的行程。温州教会又再次陷入危急状态。1950年1月2-5日，循道公会温州教区举行年议会，在〈温州循道公会一九五O年教区议会纪录〉中记载了当时教会的情况。首先，温州教区尚需外国传教士来温协助，在决议中提出：“请求差会调派胡宝华牧师，宫教士夫妇，或其他曾在温州教区工作，可能来温之西教士，继续来温服务。”其次，温州教区所办艺文小学改组，〈纪录〉中记载：“解放后本校与本市其他私立小学共同接受政府之命令，重新改组校董会，依法将校董十三人调整为七人，呈报军管会文教部批准立案。”该校校长盛旭初先生因体弱辞去校长之职，转由陈清华先生任之。再次，白累德医院院长施德福于1949年12月回国，医院转由汪起霞为正院长，陈墨豪、郑求是为副院长，而医院经费陷入困境，在年议会中要求差会补助。可以肯定，温州教区对于外国差会在经济上和教区工作上尚有依赖，但西牧离开的事实，使温籍教牧不得不负起使命，教会自立就被动实现了。
1950年9月6日，温州循道公会英国传教士爱乐德牧师、女教士汤克谐（L.Tucker）以及白累德医院护士长狄兰仙（N.Gedye）等离温赴沪，准备回国。他们是温州基督教最后一批离温的传教士。9月23日，中国基督教“三自”宣言发表，温州教区主席谢圣弢牧师率先签名拥护，事后发动信徒继续签名拥护。《天风周刊》1951年1月20日报道：“温州基督教联合会于去年十二月十七日下午假城西街循道公会大礼拜堂，召开抗美援朝革新签名大会，到各教会学校医院等十四单位计四千余人，由联合会会长董鸣皋牧师主席，谢圣弢牧师主讲革新运动，徐汉民先生主讲抗美援朝运动，政府代表许宝仑郁宗鉴亦相继发言，会场情绪极为热烈，为温州教会空前盛举，当场并通过六项爱国公约。最后报告宣言签名人数已达三千八百九十人。查温州市区基督徒约有七千人，该会决争取目标为五千人，现仍在继续进行中。”1951年1月6日，尚在上海的爱乐德牧师向温州教区发来英差会汇款的电报，但温州教会以“本教区已自养，款决不要”覆电。因此，循道公会温州教区与外国差会彻底切断往来。到1951年，温州教区共有堂点244个，信徒人数达24299人。
1951年1月19日，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温州教区革新委员会正式成立，由郑求是与谢圣弢为主任。其工作方式为：“一、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三自革新运动以及执行人民政府的政令法令和有关三自革新的决议并向各联区传达。二、向教区及各联区建议各项应兴应革事宜。”全教区积极参与拥护世界和平与三自革新宣言的签名运动中，拥护世界和平签名人数达11119人，革新宣言签名的人数达12153人。
在三自革新运动全面展开的同时，温州循道公会与其他教派一同在“三自革新委员会”的带领下进入一系列的学习和运动之中。教牧人员无暇顾及教牧事工，教会活动由全面展开的控诉运动所替代。其中值得关注的有：一、在土地改革时期，温州有许多教会曾一度停止聚会，且有一些教堂被政府部门占用。二、教会医院转由政府接办。1953年1月15日，经温州市人民政府批准，中华循道公会温州教区创办之白累德医院由政府接办，改名为“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指派林荣澄为医院的政府代表，任命汪起霞为院长，陈梅豪、郑求是为副院长。三、反右运动开始后，温州许多教牧人员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循道公会温州教区中陈哲海牧师于1958年2月27-28日被打为右派分子，后因病在劳改所去世；陈格迷牧师于3月6-7日被划为右派分子，遣返回乡；8月，支华欣牧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三）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永乐瑞教区与浙闽教区
解放后十年内，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浙闽教区与其他在平阳基督教各教派一样，在“三自革新”的号召下，投入一系列运动之中。教会无瑕顾及自身灵命素质的培育，取而代之的是思想的革命。从土改时期的教会“暂停聚会”，经过支持抗美援朝等反帝运动，以及反右运动，教会在联合礼拜的高调中教堂关闭、聚会停止。
1951年1月11－13日，温州市基督教首届代表会议，割断了温州教会与外国差会的联系，从此走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会议选举三自革新委员会的领导班子，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永乐瑞教区徐汉民担任三自革新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温州全区，包括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永乐瑞教区、浙闽教区，共有教堂139个，信徒人数达14665人，其中男6999人、女766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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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代表会议开会情况（1956年）
自创建到1951年，该会经26年的惨淡经营，总会堂宇焕然一新。至1951年，该会共有121个堂点，分属7个联区，有教牧传道人员123人，信徒人数达16258人。解放后，该会响应“三自革新”的号召，成立三自爱国组织。据1957年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总会年会的报告，该会堂点增至146间，信徒增至1万8午多人。
（五）温州基督徒聚会处
1948年，《天风》登载的《浙江平阳教会鸟瞰》一文中提及当时的平阳基督徒聚会处的情形时，提到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甚至几乎使整个自立会倾覆的“弟兄会”，“在平阳已逐渐衰败，大非往日可比了”。表达当时基督徒聚会处在发展上面临的危机。
1948年6至10月，倪柝声在福州鼓岭举办第一期同工训练班，称为鼓岭执事之家。该训练班实行家长式管理，倪柝声为总家长，下设分家家长，按房屋原主人的姓氏为各分家名称，分别为白家、禅家、沙家、何家、吴家、倪家。倪家为总家长倪柝声的住处，倪柝声常在此召开各家家长会议。平阳的黄履铨为白家家长，管理浙江、温州地区学员。陈福中在《倪柝声传》中详细记载温属学员的情况：“在鼓岭第一期的学员中，来自浙江温属一带的同工们，占与会人数的最高比例，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是具有代表性的。单是温属一带，共有一百多处教会，还不包括其他浙江的县份。……以黄履铨为家长的白家，被称“鼓岭第一家”，学员人数多达三十多人。这些在鼓岭被培训的平阳同工，包括黄履铨、薛崇新、周达卿、苏梯升、范佩真、周清玉、张悟生、林维中、吴新造、蔡琦、陈敬超、徐荣三、陈宝华等男同工，以及林金菊、苏美秀等女同工。”陈福中同时指出平阳基督徒聚会处的危机：“到了一九四八年，平阳一带的教会，一方面蒙神祝福，增加到一百多处；另一方面，许多同工，息劳归主，包括蔡际清、王天佐、王锦义、张明华、潘活灵、李树人、傅宣羔等弟兄，和黄兰如师母。最可惜的，是很有恩赐的两位前面同工，王雨亭和陈钦法，也同样离世与主同在；留下黄履铨，有独木难支之感。”
（六）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浙南区会
1950年9月，中华总会调任陈友石为南京中华三育研究社男生训育主任兼圣经导师，区会会长由蔡步洲担任。1951年下半年，蔡步洲到上海与家人团聚，区会会长一职暂缺。
1952年，安息日会中华分会因控诉革新而停止工作，所属全国各地之医院、学校及报馆由政府接管，许多联会、区会也停止工作，浙南区会则仍然维持圣工。1952年春，浙南区会召开信徒代表会，推举区会司库肖庆元担任会长。为便于推广福音发展，浙南区会将职权下放，成立了七个分教区，每个教区推选主任一人，会计、出纳各一人。七个分教区分别为：平阳分教区、稻安分教区、台州分教区、处州分教区、温州分教区、乐清分教区、玉环分教区等。同年7月2－7日，浙南区会召开革新代表会议和控诉大会，成立“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浙南区会三自革新委员会。”
1958年7月第一个主日，温州基督教实行联合礼拜，全市教会只开放各宗派的总堂聚会（城西堂、沧河巷堂、花园巷堂、永光堂、头梳脑堂、西城下堂）活动，继将六个总堂合并，集中在城西堂活动。1966年9月16日，红卫兵关闭城西堂，教牧人员受批斗，整个教会活动完全停顿。“教堂被封闭占用，圣经、诗歌和宗教书刊均被作为迷信品烧毁，出现三无（无圣经、无圣职、无教堂）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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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1958年第6期（总549号），1958年3月31日，第13页。
《天风》1958年第18期（总561号），1958年9月22日， 第20-21页。
该〈纪录〉现存于温州基督教两会档案室。
汪起霞、陈梅豪、郑求是提供资料，苏虹整理，“施德福与白累德医院”，《温州文史资料（第3辑）》，第145-146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7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101页。
《天风周刊》第11卷第2期（总247号），1951年1月20日，第11页。
莫法有：《温州基督教史》，香港：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1998年7月，第173页。
参〈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温州教区革新委员会概况〉，现存于温州基督教两会档案室。
《协进月刊》1952年3月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52年3月出版，第48页。
《天风周刊》1952年第24期（总319号），1952年6月21日，第11页。
汪起霞、陈梅豪、郑求是提供资料，苏虹整理，“施德福与白累德医院”，《温州文史资料（第3辑）》，第147页。
《天风》1958年第5期（总548号），1958年3月17日，第31页。
《天风》1958年第6期（总549号），1958年3月31日，第31页。
《天风》1958年第19期（总562号），1958年10月8日，第26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20页。
《浙江省宗教志资料汇编（二）——温州宗教》，第249页。
《天风》，1957年第6期（总525号），1957年4月1日，第33页。
《天风》第6卷第40期（总141号），1948年10月9日，第16页。
陈福中编著：《倪柝声传》，第79-86页。
陈福中编著：《倪柝声传》，第79-86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162－163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151－152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163页。
杨健生主编：《中华圣工史》，第163－164页。
《天风周刊》1952年第30期（总325号），1952年8月2日，第15-16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 第41、101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 42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 第43页。
1957年开始，全国上下开展反右运动，温州教会中有不少教牧人员被划为右派份子。1958年7月的第一个礼拜，温州基督教六大宗派率先联合礼拜，许多教堂停止聚会，改为他用。到文化大革命，所有信教群众（包括教牧人员与一般信徒）都被视为“牛鬼蛇神”，所有教堂被迫关闭，有形的教会在温州被迫停止任何宗教活动。然而，基督徒的信仰热忱在这种强压之下没有消除，反而对信仰有更加忠贞的信心，从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温属各地兴起隐密处的家庭聚会，成为教会复兴的强大动力。
(一) 教牧人员参加劳动生产
1958年8月，浙江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蔡文浩牧师在《浙江教会在前进中》一文中提到：“近来，好些乡间的同工，已经参加了农业社、手工业社或当地的医疗机构。城市的同工也组织了生产机构，从事生产。温州的同工，早已开始了集体饲养畜牧。湖州的同工亦已自办了养兔场。宁波廿多位同工，已经把教会原有的一块坟地，改造为一个畜牧农场，同工们开始了集体的生活，一起住在农场内劳动，到主日分赴各堂主领礼拜。杭州市的教牧同工，亦正在三自的领导下，筹备养蜂、小型工厂等生产机构。同工们的劳动热情很高，几个月来，他们还经常的参加修公路，抢种抢收，灭白蚁等集体劳动。”
接着，教牧人员很快被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温州叶国启牧师于6月被分配到温州市华侨化学工厂为司炉工人；青年神学生余建荣向神学院申请于6月回到温州参加劳动生产；永嘉黄正仁得温州市基督教自立会批准全家搬到永临六龙乡下徐村农业社；温州循道公会潘文康牧师于8月18日参加乐清县社会福利洋瓦厂工作；乐清县安息日会程力樵回到家乡南沙岙，并于10月8日到农村洗铁沙；温州安息日会蔡步洲于1959年开始分别在修配车间劳动、学习机织羊毛衫技术、参加全民炼钢运动等。
温州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高建国牧师于1958年2月27日至3月18日的温州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扩大会议中被划为右派份子，并于3月21日，被撤销了温州市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副主席职务。打成右派之后，高建国牧师先在温州市华侨化工厂工作了几个月，之后又被下放到潘桥镇仙门村看牛。三年后（1961年），右派的帽子摘掉，回到温州市区学习半年。于1962年调到统战部办的一个小工厂的厨房里工作，后又被分配到温州市华侨针织厂做车间管理员。
(二) 地下教会的隐密活动
1980年，丁光训主教在接受香港基督教杂志《桥》的采访时说：“在家庭聚会、读经、祷告，是中国教会的一个传统。过去礼拜堂很多的时候，许多信徒除了到礼拜堂做礼拜之外，也喜欢在家庭里聚会。我小时候，我的母亲每周一次请亲友邻居来家聚会。‘文化大革命’期间，家庭聚会就更多了。”
浙江省基督教两会主席兼会长蔡文浩牧师则说：这些在家里聚会的信徒是推动中国教会勇往直前的动力。他坦然承认：“在文革期间，我自己的信仰远远不如许多平信徒。他们成为今日教会的原动力。若是没有他们，教会不能渡过文革。但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他们却继续传福音的工作。我们是受到他们的鼓舞而鞭策自己的。”蔡牧师的话刻划出中国信徒生动而感人的见证：即使是在黑暗无光的日子，信仰的火把仍然在默默地传递，迸出点点希望的火花。信徒坚忍不拔的信心，胜过了猖獗一时的极左狂澜。
自1958年教堂关闭、停止聚会开始，温州诸教会从有形的教会崇拜转到无形的家庭聚会，从零星的家庭小组到大规模的温州区教会联合聚会，从10万信徒到30万信徒，其发展的过程值得大书特书，本处仅作简单概括。
1. 隐密处教会的建立与发展
支华欣在《温州基督教》中简要提到：“文革初期，城镇信徒找住在冷巷底的信徒家中，农村信徒找高山偏僻的地方，集中少数人进行聚会，没有诗歌本唱短歌，无圣经凭记忆背诵，或讲解大意，就这样简朴隐藏的活动，饥渴的信徒亦感受到是不可多得的灵里享受与满足。故能锲而不舍，坚持事奉。那些作为活动点的家庭，则认为是神的约柜来到他家中，他家必蒙神祝福。因而甘担风险，背责任。……到文革武斗时，造反派们即放弃了对这些活动点的冲击，信徒们深深感受是投靠在神翅膀下的‘隐密处’（诗61：4）。”
文化大革命期间教会活动不止限于小范围内，甚至在当时全温州市都有开展联合事工。1971年3月，温州地区交通会第一次大议会在在瑞安南陈举行，参加人数逾500人，来自温州市区、瑞安、平阳、乐清、瓯海、永嘉、泰顺、洞头、玉环等县。此次聚会决定每年召开四次会议，即三次小议会、一次大议会。在温州市区、平阳、瑞安、乐清、永嘉中选出小议会代表，代表最多五位负责人。每年的大议会，各地可选派最多40到50人。聚会地点不固定，轮流承办，承办方负责选址、管理饭食等。从此，温州教会在相互扶持中前进，在本地牧养与福音事工上均得到迅速地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末，该交通会参加人员除了温州地区的信徒之外，还扩展至福建霞浦、温岭、黄岩、丽水、青田、金华等地。
倪光道牧师回忆：“当时温州地区总会由温州的林乃娒、永嘉的黄益兴及平阳的陈瑞赏为核心人物，主要组织每年的大、小议会，其中以林乃娒为总负责。”
永嘉县黄益兴长老回忆中见证：“72年至77年内，我们温州区的九县一市的负责弟兄在地下开会，一年三次，都有好几十人。在江北开过好多次，在双珑山开过几次；有时在温州市里，在葡萄棚、西角；及瑞安都开过会。会议是议会式的。开会时，谈谈各县教会的情况，没有选择总负责。当时还是在逼迫时期，组织上也比较健全。有一次，我们江北请各县请一个同工，在我们教会的各堂点开培灵会。那时，紧张是紧张的，不过我们还是只管开。心里很紧张，但又是很高兴。那时，江北同工学道会，一季都有一、二次。有一次在潘山聚会，年间不记得了，不过就是在那个时期。聚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放哨的。有一天，白天，花岙的宗志弟兄，到江北乡里面办一点事。他在乡里听到一个乡里的人说：‘今天晚上是杜鹃山啊！’宗志弟兄听得不清楚，就以为是：‘今天晚上是大田山。’他就立刻报信回来说：‘他们是说错了，我们是在潘山，不过，他们肯定知道我们晚上有次聚会。’这样，大家在那天晚上就散了。”
据林乃娒先生回忆，1974年温州教会的“扩充很大，有青田、玉环、福建、温岭等参加我们温州市合一聚会，共同工作，温州市每县一年中大议会同工造就会，最少两次，多的三、四次。大部分都请温州市总会的同工去开培灵会、同工学道会。关于信徒培灵会，互相建立交流，各县建立交流，有恩赐讲道的，都互相连络。信徒培灵会每年每县最多三、四次，最少二次。”
据统计，解放初温州基督徒总数为七万八千人，但到了1986年，全市基督徒达三十一万人。如今寻访各地教会就会发现半数以上信徒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信主的。《瑞安教会史》中记载：“1967年到1978年，是瑞安教会历史上聚会点发展最快，信徒增加最多的时期。每年全县有数千人受洗（浸）入教。30%以上是中、青年。”
在《探讨温州教会复兴的原因——兼谈教会面对的新挑战》一文中，给温州教会的复兴作出如下的探讨，正是浙江教会在特殊时期复兴的一个缩影。“事实告诉我们，温州从来不是‘无宗教区’。在‘文革’期间，他们没有在大市镇里进行宗教活动，却转移到一些穷乡僻壤的地方去聚会，那里山高皇帝远，谁也管不着。现在，很多村庄里负责聚会的中年信徒都是在文革期间信主和接受造就的。他们信主的原因有很多，一般认为他们受父母传统的影响是最主要的因素。但‘传统’只是提供了信仰宗教和接触信徒的机会，我们不能因此忽视他们主观决定的因素。当时的政治环境使他们失望，人活着是为什么呢？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在社会里找答案，但找不到；这时，他们的‘传统’正给他们指明一条出路——从上帝而来的答案：爱。这才是最令他们折服的原因。其次，宗教经验的获得，也是令他们信奉基督信仰的另一重要原因。说也奇怪，鬼附、神医、灵恩等神迹奇事当时比现在更多。即使撇开这些‘神秘经验’不谈，温州信徒重视读经、祷告和交通亦是使他们获得更实在的宗教经验。他们不辞劳苦地找圣经、抄圣经、印圣经（土法油印），以至读圣经、背圣经，将圣经教训变成自己生活的准则。在读经的过程中，信徒的灵魂得着净化，心灵获得平安，以致活得有能力，人生有盼望，这又转过来使他们更加确信神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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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教会联合聚会，在形式上使各宗派信徒走到一起，但特殊时期“化整为零”的聚会模式，使教会完全抛弃原有宗派的成见，走上合一的道路。
温州教会合一运动的进程中，首先要提的就是温州各区县教会自发组织的“交通会”（又称“总会”）。永嘉县乌牛牧区的林定尧先生，原是内地会永乐区乌牛教会的义务传道。他回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会时说：“平阳、瑞安、永嘉、乐清等有交通会。永嘉有永嘉的交通会，乐清也有。温州市也有五县会议。乐清县在乌牛东垟开过负责人的交通会，有二、三百人。开培灵会有本地的传道人来讲道。”
《苍南县基督教简史》中记载：“1979年，我县‘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中华基督教循道会’在求大同存小异，互相尊重，彼此学习的基础上合一起来，定名为‘平阳县中国基督教会’（又称‘合一教会’）。在实践真道，传扬福音，引人归主为目的。”书中提到教会合一时信徒彼此间的关系：“大家走在一起，谁也没有问你是哪个教派，哪个教会，都同心合意事奉神，彼此相亲相爱，大大发展了教会合一的成果。”此合一教会有规范的架构，先由全县各区教会民主推选10人为执事会成员，“并选出陈瑞赏、朱昭复为总负责人；杨忠、吴显明、李新决、彭蒙恩负责教务；徐存道、陈更新（兼文书）、贾辅民（兼司库）、邱复兴（兼记账）负责会务；任期两年，连选得连任，设办事处于鳌江。下设九个区会，江南南区区会（金乡、钱库）、江南北区区会（宜山、龙港）、小南区会（鳌江）、万全区会（万全、平阳城关）、麻步区（麻步）、北港区会（水头、腾蛟、山门）、南港区会（灵溪、桥墩）、矾山区会（矾山、福鼎）、马站区会（马站、赤溪）。每个区会设5－7人的区执事会，负责管理各区所属的教会工作。”
1974年10月，永嘉县成立“总会”，据《永嘉县基督教史料》记载：“文革后期‘四人帮’顾不及再来破坏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信徒三三五五的聚会祷告，人数越来越多，各地热心的信徒和邻近的聚会点联络交通、主日祷告、唱诗亦有讲道，并与邻近聚会点交换讲道，由少到多，形成一个地区的派单，到1974年秋季，由江北黄益兴、杨宝礼、苏德恩等人通过串联，了解情况后，召集各个地区（以后称片）负责人20余名在江北双垅山赵志仁家里开会，这次到会人员代表着各片教会，都没有讲原宗派的仪文礼节，各人都愿望有县性的教会组织，于是协商推选出筹备成员17名，建立‘永嘉县基督教总会筹备会’，由教务组成员为筹备会负责人，下分设福音组、培灵组、探访组、青年组、奉献（财务）组，县会经费由各片自报所承担份额，定下百分比（江北占50%）分担全县性会议的开支费用，一年四次定期召开季度会议，互相交通，彼此了解各片教会情况，此外，还有以江北片为主，每年有一二次青年交通会，其他各片有时也有几名青年参加，地点大多在江北的双垅山、大田山或牙郎桥等僻静的山村里，各片有开培灵会和信徒洗礼，都在野地和溪水边举行，主日礼拜有的在晚间，有的半天，有的因缺传道人员，另定周间一个晚上，聚会时都是提心吊胆，有的聚会甚至放哨守护。”
余永进长老在回忆永嘉县江北牧区合一的过程，其中原内地会牧师陈公权对争议提出自己的建议，得到教会领袖的同意。余长老说：“江北牧区开始派单（1970年）时，教会就开始合一。当时，黄益兴（循道公会的领袖）与杨宝礼（内地会的领袖）在一些细节上取得统一，决定圣餐就按循道公会的分杯形式来做。陈公权牧师虽然不能直接出来服侍，但是经常偷偷地来参加聚会。比较开放之后，陈牧师开始参与服侍，被派到教会中去讲道。后来，温州市区教会有些人将宗派背景的细节问题的争论带到江北牧区来，导致产生关于圣餐与洗礼的辩论。陈公权牧师发表看法与建议：关于洗礼，他认为内地会一贯是多水洗（浸礼），而循道公会一贯是少水洗，洗礼是一个仪式，若不悔改，就算在水里浸个十天，都是没有用，所以他主张两样并举；关于圣餐，温州地区的内地会一贯是单杯的，但上海某内地会的教会是分杯的，他认为分杯的仪式比单杯更好。因此，这场辩论就此止息，江北牧区在合一的事情上很顺利地达成共识。”
3.“义工”队伍的复兴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义工因时势而复兴，成为浙江教会的守望者，肩负教会复兴的使命。从各地教会的书面记载、回忆录及口述史采访中，都一致见证了义工在这个特殊时期中的作用。
《瑞安教会史》中记载：“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的深入开展，极‘左’路线抬头，导致了1958年闻名全国的温州‘灭教运动’。……1958年7-8月间，全县所有教堂均被关闭，改作他用。……同年年底，教牧人员队伍和三自爱国组织被摧毁。当时的教牧人员和主要负责人陈哲海、吴高谦、马筱琴、叶志钦、潘胜玉、林作迪、肖崇三等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其他教牧人员都被下放劳动。……‘灭教运动’打击对象是教牧人员，而‘文革’运动则无限扩大打击面，大批信徒被戴高帽子游街示众，不少人被关押。……‘文革’运动表面看来对教会是更彻底的打击，似乎斩草除根。其实不然。58年‘灭教’时，牧人被击打，羊群确有分散；而‘文革’大搜抄，大批斗，把每个信徒都逼到一处，大家都有‘风雨同舟’之感。并且时势造英雄，使一批本来无学问的义工与平信徒，成为‘三无’时期的勇士。”
温州市区的林乃娒先生在其回忆录中见证说：“从1971年起温州地区包括九个县不分教派，建立教会，1971年到1980年，温州地区建立聚会点，一千九百五十四个，又兴起将近二千个传道人。”
永嘉黄益兴长老回忆：“以前那个时代正是需要我们（指义工）来工作。因为我们是一般的人，被抓住也没有关系，但是他们（指教牧人员）若是出来工作，被抓住就要被定罪。那个时候，他们都不敢出来。只有陈公权牧师一直和我们一起在教会工作，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样。他礼拜天都有派出来，有去平阳、苍南等地，不管白天黑夜，都会出去。那时，他七十多岁。他出来一直没有被抓。除了他之外，没有见到其他的教牧人员出来工作。上路洋有一个内地会的教师有参加。”
施诚惠牧师回忆：“在大跃进的时候，据说要在温州开刀。还听说，温州要在江北开头一刀。经过那一次的学习，江北教会的门，就因此被关掉了。门关掉之后，因为我是温州人，就联系温州派出所，迁回温州，然后下工厂去工作。温州教会的门也关闭了，只剩下城西。城西教堂平时是放电影，在礼拜天早上给我们做礼拜，礼拜做完之后，就再放电影。就是要将我们消灭。温州的传道人都被安排到工厂，我因为从永嘉回来，就自找出路，也在工厂作工。这样在工厂直到八二年，二十五年的时间。在工厂的时候，什么聚会都没有了，就连城西也被停止了。六六年之后，每年春节之前，在街上就会贴布告：禁止非法聚会、非法祷告。那时，温州教会特别得神的祝福，虽然有形的教会被关闭了，但无形的教会得神保守。我们就会在半夜出去聚会，半夜偷偷摸摸地出去。但是我们教牧人员不出面，因为教牧人员出面就会被抓住小辫子。都有弟兄姊妹出面。温州的教牧人员都是一样，有去聚会，但不出面，只是听道。后来，渐渐地，神的恩门打开。开了之后，我们就参加讲道，（还没有开放）我们就到处去讲道。”
当温州地区“总会”中一部分同工决定支持“三自”路线之后，他们在各自市县的“三自”组织中都担任了相应的职务。原温州地区“总会”负责人林乃娒先生于1980年12月担任温州市“三自”委员，1984年任鹿城区三自副主任；原温州市区交通会同工郑大同先生于1980年12月担任温州市“三自”委员；原“平阳县中国基督教会”教务负责人吴显明先生于1983年12月担任温州市三自副主席；原温州地区“总会”负责人之一、原“平阳县中国基督教会”总负责人陈瑞赏于1983年11月任苍南县三自副主席，1983年12月任温州市“两会”委员；原温州地区“总会”成员倪光道先生于1981年9月任瑞安市三自筹备小组秘书长，1983年12月任温州市“两会”委员，1992年任瑞安市三自主席兼协会会长，于1993年3月任温州市三自常委，1996年2月任温州市基督教协会副会长，1998年2月任温州市三自副主席；原温州地区“总会”负责人之一，永嘉县交通会负责人黄益兴于1981年任永嘉县三自筹备组组员，于1985年任永嘉县基督教协会总干事；以上几位同工与其他各县市同工一道，在各地“两会”中担任重要职务，对于教会的发展带来重要作用。不过，也就因为对“三自”的不同看法，有部分同工始终没有加入三自，也有部分同工虽然在三自或协会中任职，但始终没有成为主要负责人，游离于家庭教会与“两会”之间，相关的情况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
由于特殊时期教会中复兴的义工传道，未接受过正规的神学训练，也没有接受圣职按立，但他们却也担任了教会的圣事，如施礼与圣餐。因此，在教会恢复之后，产生许多关于义工传道可否施行圣事与义工传道施行的圣事是否有效的争辩，宁波教会在这方面的处理应该说是比较典型的：“由于文革期间，教会里没有了牧师，也没有认可的长老，一些热心的弟兄便起来执行牧师和长老的职责，并给人施洗和施餐。这种情况直到1979年教会正式复堂后才逐渐消失。对于自封的长老和从他们领洗的教友，市三自是怎样去处理的呢？一般是以爱心接待为原则。自封的人，若是一向依正道分解福音，教会是愿意再加以按立，表示认可的，而且按立的条件也较宽。教友若心里不踏实、有疑问，牧师也会在施发圣餐前为他们祷告，使他们安心领受主的身体。这种祷告的作用跟坚振礼相似，免得有人怀疑洗礼的有效性。”
4.特殊的印刷、发行事工
文化大革命时期，“教堂被封闭占用，圣经、诗歌和宗教书刊均被作为迷信品烧毁，出现三无（无圣经、无圣职、无教堂）教会。”温州陈直牧师的师母叶瑾瑜回忆说：“文化大革命很苦，被斗了好多次，在温州游街也游过好多次。将许多圣经拿出去烧，堆起来很高很高，那时天色很热，整个烧起来都很热，底下的圣经烧不掉就用铁杖掀起来烧。”
教会在隐密处聚会逐渐复兴的时候，热心的基督徒不满足没有圣经、没有赞美诗、没有属灵读物的日子，因此兴起特殊时期的文字印刷事工。《苍南县基督教简史》中记载：“渴慕圣经、爱慕神的话，没有圣经、诗歌，有的用手抄，有的刻腊纸油印圣经节、暂编诗歌本、主日历等。”
温州教会各地出现属灵书籍的“誊写”印刷，以供应各地基督徒属灵追求的需要。誊写版印刷俗称油印，以其设备简单、操作方便、印刷成本低廉而广受欢迎。温州基督徒文化大革命的印刷的属灵书籍都属手工誊写。誊写版名叫“版”，其实就是一张蜡纸。誊写者将蜡纸铺放在钢板上，用钢针笔在蜡纸上刻写或刻画。由于钢板上布满凸起的网纹，在钢针笔尖与钢板网纹的作用下，蜡纸上的蜡质层被划破，露出蜡纸自身的纤维孔隙，把刻好的蜡纸附着在张紧的网框上，即成了蜡版。印刷时把蜡版放在承印物上，用墨辊在蜡版上往返滚动施墨，在墨辊的挤压下，油墨透过蜡纸图文区域的纤维孔隙，传到承印物上，即完成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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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编印了许多赞美诗。除了将苏慧廉编的圣诗印刷之外，各原来宗派信徒还将各自宗派的赞美诗印刷出来，如内地会的《颂主诗歌》、循道公会的《圣诗》、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会的《圣教诗歌》等。由于各地都在本质上消除了原有的宗派观念，基督徒又分别印刷了一些超宗派的合一诗歌。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一本名为《圣教普颂》的诗集。在谈到该诗歌的来龙去脉时，参与编辑的陈永聪牧师说：“这本诗歌集是我与几位同工一起编的，那时我们大概20多岁（现年67岁），因为教会聚会的人越来越多，文化大革命前的诗歌本都被红卫兵搜去烧掉了，仅有的诗歌本又不能供给所有信徒的需要。再加上，我们现在的教会是由不同宗派背景的信徒组合而成的，所以就不能只有某一宗派的诗歌。所以为了教会信徒唱诗的需要，我们编了这本《圣教普颂》。”该诗集体现了教会合一的精神，编者说：“其实，‘圣教普颂’取自四本不同的赞美诗歌集。‘圣’即循道公会的《圣诗》，‘教’即自立会的《圣教诗歌》，‘普’就是30年代全国基督教由刘廷芳博士主编的《普天颂赞》，‘颂’则是内地会诗歌《颂主诗歌》。我们从这四本典型的诗歌集里选出134首，又能顾及其他宗派的情感，又能使全教会弟兄姊妹喜爱这本诗歌集。”
《天风》1958年第15期（总558期），1958年8月11日，第27页。
《天风》1958年第23期（总566期），1958年12月1日，第15页。
《天风》1958年第24期（总567期），1958年12月19日，第37页。
《天风》1959年第13期（总580期），1959年7月6日，第4－5页。
《桥——中国教会动态》1986年7、8月（第18期），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1986年，第10－11页。
《桥——中国教会动态》1986年7、8月（第18期），1986年，第10－11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43－44页。
《林乃娒同工见证》，未出版。
倪光道牧师回忆录，2007年11月18日录音。
黄益兴长老回忆录，2004年9月9日录音，陈丰盛整理。《杜鹃山》是一部根据上个世纪60年代颇有影响的舞台剧改编而成的京剧舞台艺术片，于1974年正式上映。
《林乃娒同工见证》，未出版。
瑞安市基督教两会编：《瑞安教会史》，1995年12月印，第18页。
《桥——中国教会动态》1990年4月（第40期），，1990年，第17－18页。
林定尧先生回忆录，2005年10月25日录音，陈丰盛整理。
苍南县基督教两会主编：《苍南基督教简史》，浙江省苍南县基督教两会出版，2007年10月第1版，第18页。
苍南县基督教两会主编：《苍南基督教简史》，第54页。
苍南县基督教两会主编：《苍南基督教简史》，第55－56页。
《永嘉县基督教史料》，未出版。
《余永进长老采访录》，陈丰盛录音整理，2005年9月13日。
瑞安市基督教两会编：《瑞安教会史》，1995年12月印，第14-17页。
《林乃娒同工见证》，未出版。
黄益兴长老回忆录，2004年9月9日录音，陈丰盛整理。
施诚惠牧师回忆录，2005年6月21日录音，陈丰盛整理。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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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127页。
瑞安市基督教两会编：《瑞安教会史》，1995年12月印，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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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讯》第12期，浙江省基督教三自、协会办公室编印，1996年6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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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中国教会动态》1984年9月（第7期），，1984年，第12页。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第43页。
叶瑾瑜女士回忆录，2002年底录音，陈丰盛整理。
苍南县基督教两会主编：《苍南基督教简史》，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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