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部分资料曾在活石创刊号登过了，没打，请找到那部分电子稿合并，打印后请朱维芳神父057788239631核较修改后发回，此电子稿比原书面稿已做部分修改精简。省两会雷迪057185151587或13185065859雷）
1875年栅桥天主堂徐志修神父到乐清里岙过复活节，给温州城内高建荣拳师等三位慕道者施洗，接着马神父又再次来温州花柳塘巷天主堂替23位慕道者付洗，这23位教友是温州城区最早的教友。
1876年宁波宗座代牧苏凤文主教来温视察教务，拜见温州道台等官员，求得官府的同意，买下周宅祠巷周庆妹的三进30间豪门租房，作为圣堂和神父住宅。当时圣堂建在现在的聋哑学校宿舍处，将花柳塘的临时堂点搬迁到这里，举行了开堂典礼，宴请地方官绅与邻居来热闹一场，地方官绅也送来贺礼、贺帖等等，对外开放三天，接待群众进堂观礼，和教会沟通联系，影响很好，城区教友人数与日俱增，就此打下发展城区教会的良好基础。
1877年11月，宁波苏凤文（法籍）主教委派董增德神父（意大利籍公元1850-1922年）常驻温州堂，同时兼任栅桥副本堂，那时温州地区已有教友400多人，教学4所（包括玉环青塘背天主堂）。1879年顾宝法神父（浙江平湖人）来温作为董增德神父的助手，即副本堂，当时温州教会仍属黄岩栅桥天主堂管理。
1880年，温州教务发展很快，根据需要，宁波宗座代牧决定温州教务不再从属黄岩栅桥天主堂，当年12月20日，正式成立温州本堂区，董增德神父为温州第一位神父，顾宝法神父为副本堂神父。
1881年顾神父他调，陈子愚神父来继位。1885年又有王恩兴神父（黄岩人）来接替陈子愚神父为副本堂。1887年王神父调离，有付茂禄神父（衢州麻蓬人）来接位。
温州天主教孤儿院“天神会”的沿革
温州本堂区自1880年已开始创办“天神会”即孤儿院。董增德主任司铎去茶坑巡视教务后，发现个别教友因家境困难，无力养活子女，有弃女婴的情况，董神父慈悲为怀，将女婴收来带到温州城里，雇保姆抚养。同时，温州城里弃婴的事屡见不鲜，尤其是残疾婴儿或病危女婴丢弃在堂门口，董神父就创办了“育婴堂”收养残疾婴儿，有些女孩已八、九岁，生活能自理，家境极端困难的教友家庭和外教家庭都来要求董神父收容教养，董神父就请宁波拯灵会姆姆来教养，成立了“天神会”女儿收养院。“天神会”收养女婴不断增加，规模越来越大，最多人数达50多人。天神会女孩子们每日早起念经，望弥撒。生活很有规律，有神父给她们讲道理，教圣歌，稍长，教她们缝纫、刺绣等手工艺，待到出嫁的年龄，教友子弟来择配，教会给办简朴的嫁妆，“天神会”女儿到夫家后，因熟习经文，能参与礼仪、唱圣歌，熟悉要理，成为传福音的基本人员，很受教友欢迎。1891年大堂落成后，在堂对面购置了十来亩土地，扩建了“天神会”内建女教友道理经言学习所，名为“仁慈堂”称为女堂，其对面称为男堂。
“天神会”在抗日时期，教区因战争失去教廷的传教基金，经济困难，无法维持生活。1943年温州本堂顾保禄神父向宁波宗座代牧戴安德主教请求委派其他神父来温主持教务，戴主教于1944年春特派宁波增爵修院副院长苏希达神父来温视察教务，戴主教于同年7月委任他为温州地区总本堂神父。苏公见“天神会”维持不下去，只得迁往苍南钱库天主堂，请当地教友捐助得以勉强维持生活。抗战胜利后，1945年底，“天神会”重返仁慈堂，开办纺织布厂。1950年停办，“天神会”解散，回顾70年来“天神会”共收养孤女800余人，功不可灭。
甲申教案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军入侵越南，法国海军进攻福州、厦门等地，激起全国人民反帝浪潮，当年10月4日，正值中秋节，温州人民在泽雅荣等人策动下，一夜间焚毁了花园巷耶稣、城西礼拜堂，也烧掉周宅祠巷老堂的一部分，当时，老堂在原聋哑学校所在地。瓯海关的档案室也是被烧毁，这就是温州的
“甲申教案”。
在这次事件中，董增德神父当闹事群众来杀害他时，他从神父楼东南角越墙逃到西郊外教人家，躲在堆柴间里，这家主人，心地善良，保护了他，供给膳宿，设法营救。因当时官府保护洋人的，那主人就偷偷地向县官报告，县官立即命人用自己的乘坐的轿子去接董神父送到江心屿英国海关税务司一公馆避难。县官还带去中国衣帽，使董神父佯装中国官员安全出走。
温州总堂的重建
经过这次事件后，温州教友们反而更加虔诚教主，信仰丝毫没受到影响。教友们看到教堂被烧毁的情景，非常痛心，不少老年教友提出要重建新圣堂。
1888年后开始动工营建现今仍存的新圣堂和已毁于二战的神父。宁波赵何禄主教（法国籍）亲自来温参与设计作图。国籍傅貌禄神父负责主持，不辞辛劳，亲自到丽水、龙泉等山区原始森林采购高大木材，现场监工，管理工地等付出很多心血，经过三年时间，于公元1891年，一座规模宏伟哥特式大教堂落成了。大堂面阔17.5米，深度35.5米，钟楼35.5米高,共计六层呈四方六角尖塔式伞状屋顶,弧拱长窗,梅花大柱,上饰宗教图案,圣堂占地面积为698.25平米。大堂落成时钟楼无尖塔，公元1904年将堂背瓦片换成瓦楞铅板，红色油漆，同时钟楼加六层尖塔。解放前是温州市最高建筑物。
大堂东面有5间坐北向南的神父住宅，和大堂同时落成。这是一座法国式二层楼房，宅前有小花园。抗日战争受到日本侵略者轰炸成了废墟，庆华老神父手臂受伤。
温州天主堂保禄书院
1885年始，周宅祠巷堂创办了一所“保禄书院”，院址在目前已废了的聋哑学校，初时规模较小，仅供教友，学习教理和经言之用。1891年大堂落成后在原来的老堂址上修造了一幢二层楼房，正式成立“保禄书院”，扩大了规模，学生增至100多人，以住宿生为主，家境经济困难学费给予减免。
保禄书院为教会培养了不少人才如李仁声神父、陈燕止神父、徐振存神父。许多优秀的传教先生如陈叔阳、徐佰笃、史作霖等和许多教友骨干都由保禄书院培养出来的。
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保禄书院”因为没有教育厅备案，改为“保禄经言学习所”。抗战胜利后改为保禄小学，解放后汪鸣皋神父任校长，约在1953年被政府接管，搬到对面仁慈堂，即现在广播电视大学，改名为信河小学，后改建成广播电视大学。
董增德神父对温州教区的贡献
董增德神父(公元1850-1922)（domenico Vincengo Procaca）
意大利拿波里市皮东托人，生于1850年10月，1871年11月入巴黎遣使会修院攻读神学，1877年3月26日升神父，10月11日抵达宁波。当时温州教会刚成立，宁波苏凤文主教立即派董公作为黄岩栅桥堂分驻温城神父，当年12月3日，本堂神父徐志修陪董公到了温州堂，一进堂门，董公高呼“中国万岁”，董公因人地生疏，语言不适，较难开展教务。
1879年5月圣神降临节，董公抱病登台作首次用温州俚语讲道，并给来自乡村五名新教友付了洗。
1880年国籍神父顾宝法来助理董公，教务开始好转，办起了孤儿院（天神会）和保禄书院，还培训了好几名传教先生分派到瑞安、乐清、青田等地传教。1883年温州教友由1878年250人增至630人。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温州发生
“甲申教案”。温州堂被民众焚毁，董公死里逃生，后被官兵救出，坐轿到县署过宿，一星期后董公赴宁波休养，第二年5月返回温州。
董公因圣堂被焚使他受到虚惊，甚至举止失措，1885年下半年有傅貌禄神父来协助他，和董公一起重建了温堂新住宅和新大堂，重开了孤儿院天神会和保禄书院，教友每年增加50人左右，至1891年他们调离进，已由1885年的790人增至1091人，农村堂点增至6个，传教先生8人。
董公在温州开教创业，也在处州（丽水地区）传扬福音
开设祈祷所。董公以温州为他第二故乡，不断向主教要求从定海调回温州，董公生活在定海，为牧灵任劳任劳任怨。
1917年董公晋铎40周年，赵保禄主教很关怀他，向教廷上报董公传教功绩，当时教宗本笃十五世和国务卿加斯巴里枢机分别发来贺信。赵主教还在9月27日会同宁波避静的中外遣使会神父30多人为董公举行庆祝会。当赵主教把罗马教廷贺信交给他时，引用圣经一句话“日出星消”时，董公潸然泪下。
1922年12月，董公病逝于定海，安葬于雷鼓山，董公对温州教会的功绩丰伟的，温州教友深深怀念他。
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的温州教案
19世纪末期，温州地区受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平阳金宗财、瑞安许阿擂（道士）等，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以“扶清灭洋”为宗旨组织了神拳。讲坛授拳，各地群众纷纷参加。1900年7月9日（光绪二十六年）金宗财在平阳蔡郎桥，次日许阿擂在瑞安马屿先后起事，捣毁焚烧瑞安杜山头、平阳肖江、乐清里岙、虹桥郭路、菇溪等地天主堂，平阳鳌江、肖江等地基督教堂及好几家基督教徒住宅也被烧毁，在马屿杀了一位牧师。当月7月16日，许阿擂被清军捉拿归案，8月9日金时东、黄时东（乐清白溪人）被捕处死。瑞安华表地区张新栋继任教坛，率领群众捣毁一座基督教堂和两座基督教徒住宅。第2年1月，在帝国主义插手干预下，清政府镇压了义和团（神拳会）结果赔款白银36218两，其中赔偿天主教2万两，赔偿基督教16218两。
刘怀德神父简历
1891年新大堂刚落成，董神父被调往定海北门任本堂职。回顾董公初来温州，教友共有400多人，农村堂口四所，专职传教人员还没有，董公调离时教友发展到1088人，农村堂口增至六所，专职传教司事已有八名。
刘怀德神父来接替董增德神父。刘公是法国人，名pierreLouat 是宁波赵保禄主教的表弟，1865年出生，1888年抵宁波大修院攻读神哲学。1891年6月赵主教祝圣铎品。不久就来温为温第二任本堂。先后有马宗良、王恩兴、徐辅贤、孙弗之等神父来协助开展教务。刘公爱憎分明，守正不阿，教内外人很敬畏他。刘公在日记中写道“我认为在温州传教不能温文尔雅，应该是一位严肃的警官”。
1893年3月，刘公以120元银洋买下平阳县城区五间破旧楼房，设立教会活动点，派潘子斌（潘嘉禄神父之父）为传教司事。后来开设了瑞安马屿、汤岙、杜山头、乐清虹桥、白石、永嘉霞嵊等地堂点，并派了传教司事，使全区堂点增至十八个，教友发展到1125人。
可是温州城区不如其它县城，教友增长很慢，自1886年至1895年近十年来教友原有250人仅增多22人，为272人。后来徐辅贤神父（台州临海人）成为刘公得力助手，同孙弗之神父起向宁波征求同意，创建“仁慈堂”，赵主教拨银五千元，建造了“仁慈堂
（在大堂对面，旧称女堂）占地9.7936，建筑面积3598.8平方，除了“天神会”孤儿们住宿等用房外，还设有女教友经室，教理学习班，请宁波拯灵会修女管理培训，成绩斐然。自1896到1899年4年内，温城教友增至338人，永嘉381人，乐清259人，平阳153人，丽水93人，青田40人，玉环17人，共计1566人。
1894年瑞安汤岙群众和1895年记永嘉茹溪群众因迎神赛会和教友发生冲突，外教群众捣毁教堂，殴打教徒。刘公强烈要求清政府平息事故，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严惩凶物和肇事人。刘公在菇溪事故中被群众用乱石击中脸部，，当夜乘船返回温州，次晨去见知府，提出强烈抗议，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交涉，终于使茹溪教友摆脱长期受骚扰的困境。
1900夏，义和团事发，刘公和刚来温州的法藉冯烈鸿神父带领仁慈堂全体修女和孤儿到宁波避难。同年秋后去天津仁爱会创办的医院充当“随营同铎”为法国伤兵服务。义和团事件过后，刘公返法国探亲，1902年回温带来两口大钟，供加高了的温堂新钟楼使用。同年离温调任湖州、绍兴等地本堂。
1912年5月，刘公在绍兴救济灾民中不幸染上时疫身亡，终年47岁，葬于绍兴。刘公在温十一年，教友由1091人跃增2181人，传道员由8人增至22人，（处州地区除外），农村教堂6个跃增至30个左右，都附有经言学习所。传教神父由2名增至3名。
刘怀德神父功不可灭，是温州教区的奠基人之一，温州教友应该永远怀念他！
冯烈鸿神父的丰功伟绩
冯烈鸿神父又Cyprien Aroud ,1876年1月出生于法国里昂市，于1893年入巴黎遣使会，1899年晋铎，当年9月中国，被派到温州传教，1900年任副本堂，1902年任温州本堂，1903年（光绪廿十九年）温州本堂升格为总本堂区，管理温州，处州（丽水地区）教务，直到1928年有1月因眼疾严重离任回国。
冯公在温州教会服务近30年，为温州教会打下良好基础，功不可灭。他因眼疾接近失明离开温州。回国后曾任法国维希市遣使会退休教士院理院。1940年逝世，享年73岁温州教友永远怀念他。
冯公继意籍董增德神父和法籍刘怀德神父之后主持温州教会的第三任本堂，他十分信任徐辅贤和孙弗之等神父，尤其是徐辅贤神父是冯公的得力助手，冯公敬重他是谋士，认为徐公十分明理，德才兼优。现举一例，冯公在任时，温州出了个有名的教友，别号叫锟钝金，此人依外国神父势力干了不少欺人的事，冯公辨明是非在堂门口张贴声明：“教会是慈善机关，锟钝金的不法行为，全由他个人负责，与教会无关”并加了粗铁丝框，人人瞧了，非常敬佩。
冯公财大气粗，教务发展很快。他的大哥伯多禄神父在法国组织了“温州传教廊友会”为温州教会筹集了大量资金，再加上温州董若生医院院长斯大姆姆的资助。本堂区发展到4个，即温州本堂、平阳西坑天主堂、瑞安城关天主堂、永强沧头天主堂，教友由2181人增至26068人。到了1928年又增加了永嘉枫桥、乐清虹桥、平阳钱库天主堂等三个堂区。1926年玉环教务由台州并入温州天主堂。1927年处州教会划分给加拿大斯加尔波罗传教会，温州教务飞速发展。
1906年温州总堂原建的五间神父楼房不够使用，冯公在其东首另建六间楼房，与原有五间成直角型，于是大客厅、大餐厅、会议室、图书室都俱备了。
冯公任本堂26年间，为各新堂区建造教堂和神父住宅，创设100多公所经堂和生活用房，还附设教学经言要理的活动场所。1913年开办了由仁爱会修女主持的董若望医院。1924年建成由拯灵会修女管理的平阳善导堂，1926年创办了温州窦妇桥增爵中学和平阳西坑一泉小学等。
冯公富有基督博爱精神，怜苦济贫，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积极为群众排难解忧，深受社会各界人士对教会的好评。民国元年赈空后温州士绅赠送“惠周瓯括”匾额，民国十三年调解彭、郝两军阀对峙消除一场战争后，社会贤达人士赠送“一视同仁”匾额，这是对温州地区人民对冯公的敬仰和怀念。
冯公是一位杰出的传教士，为福传事业操劳奔走，备受艰辛。冯公在经常在暗淡的油灯前写作，因而眼疾加剧。他不辞艰苦往永嘉山区付圣事是义不容辞的。他在通讯简报中记载“我在溪中寸步难行，这苦是非亲身经历所能体会的，在艰难的日子里传福音，也许是一场场空？只有全知的天主会知道”。这种忍受让人钦佩，永嘉教友信仰扎根，虔诚教主的不在少数。
冯公擅长文章，曾在法国《遣使会年鉴》和宁波教区《简讯》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并以家书形式向家兄神父报导温州教务的事，汇有10多册，可惜国内已流失，现存法国巴黎遣使会。
冯公回国后，于1936年曾出版《传教生涯》一书，以增进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作出贡献。
董若望医院（现温州三院）的创建
温州天主教为了救死扶伤，救济贫苦群众免费施药的事业。在冯烈鸿总本堂主持下，在岑山寺巷和七圣殿东段购置了十五亩民宅址，于1912年动工，兴建医院，命名“董若望医院”为纪念一位于1890年在南昌为主殉道的董文学圣人，奉他为主保，解放前称为白帽姑娘医院，因为是由仁爱会修女管理的，第一任院长是法籍类恩姆姆，创建医院的经费大部分是类恩姆姆的奉献，类恩姆姆个人生活非常简朴，对穷人慷慨大方，她还资助冯公为福传事业作出很大的贡献，是温州教友的大恩人。
董若望医院于1913年9月11日正式开始门诊并接收住院病号，成员有医师一位，国籍修女及护士28名，医院以献爱心为宗旨，对病员收费极低，遇真正贫困者，往往免费诊治。每天上午开设免费门诊施药。每逢星期天，修女们分别是东门高殿下、西门横街、南门河屿桥三所分堂义务出诊施药，经常去监狱为犯人旋药，出钱给犯人铺筑低板床。
1930年始医院对外院长由国籍医师担任，还在本市蛟翔巷建造一幢院长寓所，（即目前温州老年大学，抗日时期被国民党部队占领，教会丧失产权）。担任院长的有吕泰然、张忠邦、王德明等医师。修女对内任院长的有类恩姆姆、玛利亚姆姆（英籍）是仁爱会修女，她把分得家产全奉献给温州，南门、西门、永嘉山区大部分公所都是玛利亚姆姆出资建造的，功不可灭。
玛利亚姆姆于1936年逝世，安葬圣山（今景山公园）接着白依德、高光明、葛良员等修女担任大姆姆（院长）。
医院床位开办时仅28张，很快增至230张，成为温州市三大医院之一，1951年由人民政府接管，改名温州市工作保健院，后又改为第三医院。
温州育婴堂
温州育婴堂原是民间创办的慈善事业，始建于公元1747年，名为瓯海道育婴堂，多年来不论设备管理等方面都不上轨道，直到1918年当时瓯海道尹黄庆澜为了办好育婴堂专程到上海和大慈善家陆伯鸿先生商议。陆伯鸿先生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同上海仁爱会负责修女协商，经温州育婴堂董事会讨论同意后，次年4月双方签订协议，首任临时在姆姆即董若望医院玛利亚姆姆。1919年8月正式签约，上海仁爱会指派法籍方良沙姆姆来温担任育婴堂大姆姆主持育婴堂事务，方姆姆带领二位国籍仁爱会修女为助理，立即着手整顿育婴堂，自己出资金改建育婴堂，另建了三间楼房三幢作为办公用房和修女住宅，扩大了规模，改善了管理，收养大批弃婴。
方大姆姆一直在育婴堂服务了26年，抗战胜利1926年，积劳成疾安逝于温州育婴堂。当时举办了规模盛大的追悼会，怀念她为温育婴堂慈善事业所作的巨大贡献，并敬佩她个人高尚献身品德。
解放后，1951年初育婴堂由人民政府接管，当时有婴儿孩童204人，其中乳婴57人，后作为温州市儿童福利院。
温州增爵小学
温州天主堂于1925年春在松台山北麓窦妇桥之间购地18亩，为建造中学，共建八间四层教学大楼一座，及附属八间楼房作为教师宿舍，又建20间平房作为厨房，餐厅等用房，当时命名“中法中学”校内课程为中法文并设，校长为林芳谷神父。
1926年温州教育界在“温州学联”和“温州各界收回教育大同盟”发动的“非基督教运动”要求收回教育权，取消教会学校，中法中学被取缔了。
1934年，国民党县政府教育局里有一位督学名陈雪溪，是教友通过他的努力，改为私立增爵小学。增爵小学设备师资在温州城区首屈一指，毕业生升学率很高，增爵小学在体育比赛中经常得奖，知名度颇高。抗战年代老师队伍中有革命画家陈沙兵、夏子颐和当时参加地下革命活动的葛克俭、李国英、胡秀玉、江雪琴等，毕业生中有参加浙南游击队的李庆霖、林松卿等，解放后曾担任一定职位的干部。
1951年底，由政府接办，改为温州师范学校，后将原有的校舍全部拆建改为温州市第七中学。
温州天主堂
1912年8月28日到30日狂风暴雨袭温州地区，沿江200多个村子无存，死亡5万余人，9月11日台风再次来临，飞云江和瓯江两岸乡村一片汪洋，死亡931人。当时永嘉县议会和瓯海道尹公署决定拨款救济灾民，联合商请冯烈鸿本堂神父协助举办，冯公博爱为怀，立即承诺。联同上海华洋义赈会拨巨款救灾，从越南购来大量大米，向灾民分发了10万斤面粉，4万元大洋，冯公还派一批传教司事，参与赈灾具体事宜，博得社会人士一致好评，事后温州各界士绅特赠“惠周瓯括”匾额一块给温州本堂以表诚忱。
1920年8至9月间，台风数起，温州各县农民外出逃荒乞食者10万余人，幸存者挖草充饥，缺衣少被。冯公四方求援，先后募捐到西贡米1200袋，银洋20万元，在医院类斯大姆姆和玛利亚姆姆的大力协助下全部施舍给灾民。1921年3月又运来西贡米150吨，在地方官员配合下，将100吨大米分施给永嘉，50吨施给青田、瑞安、乐清灾民。
1922年8月11至12日，9月11到12日和29日至30日，温州先后3次遭受台风袭击，经上海国际救济总会温州分会的指派，温州天主堂郎儒望和马福良神父分别受灾较重的永嘉和乐清进行了调查开列损失报表，为永嘉、乐清分别申请到20万和10万银元的救济款，宁波教区还另捐5080银元。浙江省府曾为救灾慷慨解囊者在杭州中山公园刻有“孤山”两大字壁两侧留念，宁波赵保禄主教和温州冯烈鸿神父的名字都写在亭子的梁上。
1924年9月，闽浙两省军阀混战，军阀郝国玺占据温州，福建彭德铨欲吞并浙江带兵到平阳直捣飞云东南岸，两军对峙，形势极其紧张。温州城乡人心惶惶，温城危在旦夕。当时温州城区著名绅士吕文起受温州道尹及地方各界人士委托，出面调停此事，吕文起请求冯公协助，冯公欣然承诺，和辅祭曾月舫先生等人与彭军接触。彭军对他们船开枪，险情环生。后来在平阳城进行谈判，在冯公极力调解下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使温城避免了一场战争的浩劫。郝军撤退，彭军过境，事后吕文起等士绅向温州总堂赠送“一视同仁”匾额一块留念。
1929年夏秋之交，温州霍乱病流行，温州三家医院无法容纳众多病人，而霍乱病必须隔离。天主教会将停办的窦妇桥增爵中法中学的校舍作为临时瘟疫病院，设床位80多张，羡慕派出简余兰主持医师，经过三、四个月努力，使瘟疫得到控制。温州群众为了感谢教会的援助，特赠温州总堂“乐与为善匾额一块”。
以上三块匾额是天主教会在温州地区行了“三大善事”留念。三块匾后在文革时被砸烂，但证实天主教会流芳百世的高风亮节和为人民服务的具体实践，也说明冯公的高尚品德，永载史册。
温州教区的传教司事
温州教区的传教司事是温州天主教福传事业的生力军，是温州教会的特色。温州教会的开创人如马宗良、董增望、刘怀德等神父物色得力助手传教先生。二十世纪初法国冯烈鸿神父任本堂司铎后和老徐公辅贤，大力招募热心福传事业、德才较优的教友充当传教司事。
当时的传教司事或称传教先生分两类，一类是专职的传教司事另一类称为散工先生。
专职司事，按文化水平、办事能力、教理水平分为总司事、正司事、副司事三等。以温州总堂为主，将农村所有堂口划分若干总司事区，派驻总司事如枫林、藤桥、张堡、井头等几个堂口都有总司事常驻，总司事管辖各堂点正、副司事。正、副司事遇到困难问题可与总司事商议。总司事如不能解决处理可由他向总本堂神父请示解决。历任由总本堂委派的总司事有林锡祺、陈辉庭、胡松亭、王松琴、谢韩甫、朱醒初、徐志勉、陈遗玉先生等。不论正副司事都备有日记本，将一切有关教务事宜如婴儿付洗，病人临终付洗，教友亡故名单、婚嫁名单保守教友名册及慕道情况等随时加以记录，以备向本堂汇报。每年写道理稿四篇，道理题目一般都由老徐公辅贤出的。每年分四个季度到总堂领工资时，同应上交日记本的记录和道理稿。道理稿由神父阅后评给分数，分别为上、中下三级，用金纸、红纸、白纸写上等级号，挂牌公布。每年冬季，全体传教司事集中进行避静，时间约一星期。
如有人员调动，都在避静结束时公布。被调动人员绝对服从不会推辞。司事的工资分等不同最高达三十银元左右，最低十多元，多子女有补助费。工龄较长的以“养老金”名义加以补贴。乡村教友对传教先生非常敬重，向先生赠送柴、谷物土产等，传教司事生活待遇相当优越。直到二战期间，教会经济困难，传教司事工资无着逐年减少。解放后专职传教司事全部解散。总堂传教司事半个世纪以来人数七十多名，其它堂区如平阳、乐清、永嘉、瑞安等都有传教司事分驻各堂点。解放前全教区传教先生至少一百多人，他们对神职人员鼎力相助，对福传事业作出很大的贡献。温州总堂往往招收文化水平一般的热心青年教友来堂任辅祭之职，在教理、文化各方面加以培养，择配对象可在仁慈堂学习经言教理，成婚后双方派驻堂点开展福传工作，男女教友由传教司事夫妻二人分担招待、培养等。温州教区这个福传组织还得受到重视和推荐，希望能恢复地来。
另一类“散工”先生，其实也是传教先生，他们没有固定专职，在家操业度生，每逢主日被传教司事派遣到公所或祈祷所带领导教友过主日、讲道理，但没有固定工资。教会仅给微薄的补助金。便散工先生表现较好，具有传教司事能力，可由总司事向总堂神父推荐，可提升为传教司事。为此、散工先生是传教司事的预备人员。
德高望重的徐辅贤神父
徐辅贤神父（公元1871年—1935年），原名仁德，圣名玛弟亚。浙江临海人，贫苦家庭出身，1884年7月入定海舟山小修院。1892年到宁波加入遗使会。1895年6月29日晋升铎品，到舟山传教。第二年一月到温州天主堂协助法籍刘怀德本堂神父，冯烈鸿总本堂，朗儒望本堂神父开展教务，直到1935年于温州天主堂逝世。
徐神父一身正气、老成持重、和蔼可亲、多才多艺。温州地区教堂祭图样、神父祭衣设计圣号门对花样，很多是他的艺术作品。徐公为人谦而毅，抑强扶弱、怜苦济贫、温良恭让为神职人员的楷模。深受中外传教士尊敬，教友群众的爱戴。温州教友都称他为老徐公。因为1920年后温州地区神父，二姓同音，为分辨称徐辅贤神父为老徐公。
1900年义和团事件发生外籍传教士逃往上海、宁波、温州教务由徐公临时主持，徐公坚守岗位。1913年圣诞节前夕下午，徐公往南门天主堂“听告解”经过小南门双莲桥时不慎跌倒成了跛子。
徐公日理万机，每天从事整理“教友名册”，传教司事道理稿件，安排“天神会”女儿成亲，办理嫁妆，亲自到仁慈堂天神会女儿们剌绣祭衣、对联。设计教堂建筑和内外装璜图案，审核传教司事的工作实效。他对全教区大小事项了如指掌，是冯烈鸿总本堂的得力助手。冯公称他为“不可思议”的奇才，冯公遇事都与他商量。每次教友来往，询问徐公对此人评价，征求他的意见。当时确有人利用外国传教士的势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表面是教友，其实是坏人，徐公心明眼亮，协助冯公以免被坏人利用成为帝国主义份子，温州教会可以夸口温州天主教没有帝国主义份子，这应归功于徐公的英明辅助。
1921年徐公五旬寿庆，又值晋铎银庆，温州教会举行盛大的庆祝。冯公拿出300银元作为活动费。喜庆那天教内外欢庆一堂，贺礼十分丰厚。
同年9月赵保禄主教在宁波保禄大修院祝圣一位新铎，趁此机会向参加晋铎典礼的徐公授予罗马教廷颁发“为教会，为教宗”的十字勋章，主教和大家同声说“这是你老神父传教劳苦功高，教宗特此嘉奖表彰你”。
两年前，1919年教宗本笃十五世曾在赵保禄主教推荐下，确认徐公是“宗座传教士”拨下一大笔保养金。这是宁波教区和全省天主教有史以来获此资金的唯一传教士。
徐公谦抑不居功，衣着朴素，温文大度，平易近人，每日接待前来的教友从不厌烦。徐公工作积劳成疾，喘哮日趋严重，病逝于1935年2月21日，享年65岁，送殡者2000余人，为温州城历史以来少见的死后哀荣。
徐辅贤神父是神职界的好榜样，他工作的热忱，深厚的学问，圣德的造诣，在温州天主教会史上写下辉煌的篇章，流芳百世，他永远活在信友们的心中。
徐公原葬在景山公园护国寺后，“圣山”后迁至瓯北马岙山。
冯公回国、郎公接班
自1928年冯烈鸿神父离开温州回国后，温州总本堂由法籍郎儒望神父接任，郎公任总本堂期间，温州教务发展很快，先后成立瑞安城关、乐清虹桥、永嘉枫林、玉环坎门、平阳钱库等本堂区，每个堂区都有神父长驻。平阳西坑天主堂设立了“仁慈堂”由宁波拯灵会修女管理，每个本堂区都创办了小学如平阳“一泉小学”，永嘉（龙湾区）的“文心小学”，乐清的“乾西小学”，钱库的“诚德小学”等都博得社会人士的赞许，当时温州全区教友已超过三万人。
自1891年后，温州教会的总本堂神父都是法籍的教会传教经费由教廷拨款，相当一部分由法籍神父向法国筹募。
波兰籍神父来温接任总本堂
1934年法国遣使会长上报教廷，温州教会由波兰籍遣使会神父来接任温州总本堂，首来者为顾伯乐神父任本堂，同时有九位随同前来，计有柏、钱、孙、萨、戚、魏、冯、高等及葛、白二位会士。波兰籍神父又初来温州，不懂方言，无法立即开展教务。为此，郎儒望神父暂留温州协助做好交接工作，一年多时间，波兰籍神父学方言能力较强，基本上可应付对话、讲道、听告解等，郎神父于1935年离温至宁波，后调往上海首善堂（遣使会赈房所在地）工作。
首批来温的波兰籍神父很快被分配到乐清虹桥、永嘉枫桥、苍南钱库和龙湾沧南天主堂协助教务工作，留在温州总堂的还有五位波兰籍神父，加上原有国籍神父徐辅贤、潘加禄神父、谢拥三神父、吴钦华神父、林雅各、黄学圣神父、戴方赞神父和一位国籍会士吴楚三先生。当时温州总堂神父和三位会士共有十五人，是历史上温州总堂神职人员最多的时期。
由于神父人数增多，原来的神父宿舍不够用，顾本堂在原神父在原神父楼东北首再造一幢七间楼房，楼上为神父宿舍，楼下最靠东向一间为大厨房，隔壁是大饭厅，谷仓等等到，同时又在该楼东南角筑三间楼房一幢，楼上为辅祭先生寝室，楼下作屯谷仓和捣米间，雇工捣米。当时温州总堂盛极一时，分男堂和女堂两部分，住堂用膳人员近二百人。整个教堂建筑群，包括仁慈堂和董若望医院建筑面积跨三条巷，即木杓巷、周宅祠巷和岑山祠巷，总面积约四十多亩，各种用房计一百多间，当时没有自来水设备，为供应这么多人员用水，总堂开凿六口水井，解决生活用水，规模相当宏大。
抗日时期的温州天主教
战争初期，日军认为温州总堂是法国财产没有侵犯，经常有数百人在敌机来时到总堂避难。
1941年后，天主教罗马教宗比约第十二世发表声明谴责日本侵略行为后，日本对天主教在中国境内财产开始轰炸破坏，对教堂也不例外。
温州总堂于1942年两度受日机轰炸，被炸神父楼一幢，老神父吴庆华伤了右臂。接着仁慈堂、增爵小学、平阳西坑天主堂、钱库天主堂等遭日机轰炸。
温州教区的建立
1924年，浙东教区（包括台州、温州、丽水）统称宁波宗座代牧教区，因宁波是主教长驻地，又因为当时全国称为传教区域，没有正式成为圣统制的教区，宁波主教被称为齐伯代牧（齐伯教区原在非洲，因教友失散湮灭，成为挂名教区，宗座将此虚名赐给宁波主教）。1926年首批中国主教区胡若山主教成立了台州宗座代牧，从宁波代牧教区划分开来。1931年处州（丽水）成立处州宗座监牧教区，又称丽水宗座代牧教区，由加拿大波罗会士主持。温州和宁波之间有台州教区间隔，应当自立一个教区。
温州地区教会自1920年法籍遣使会士冯烈鸿来温任本堂神父后，教务发展很快，是全省任何地区望及莫及的。1935年宁波教区教友总数为45383人，温州一区为28414人，占总数为62.6%；1936年宁波教区教友总数为48165人，温州一区为30342人，占总数为63%，面对这种情况，宁波主教为戴安德向遣使会总会请求会士来温支援。1932年遣使会派遣了以顾保禄神父为首的波兰籍遣使会士陆续来温办理教务。
当时留在温州的法籍神父仅郎儒望和马福良二位，他们按戴安德主教的部署，等到波籍神父学会温州方言，略悉温州风土人情，初步掌握温州教务知识后调往宁波。可惜，顾保禄神父他们拘泥于本国教会情况，很难与温州本土教会相适应，两位法国神父见他们自行探索，不向他们求教，很快就申请离开温州，时在1934年。
那时温州地区本堂神父大部分是国籍神父主持，1934年永嘉法籍马福良神父调往宁波后，立即由波籍神父薛茂华去接班。1939年枫林本堂林其嵩被戴主教调宁波，由波籍高若山神父接任，但是，枫林教友一来对林其嵩神父德高望重，感情很深，二来听说波籍神父对温州福传一窍不通就反对此事，拒不接受。欢迎酒宴当天，还有教友要对高若山神父动武。其他堂口本堂神父先后均由波籍神父接任，国籍神父居于辅助地位，真是喧宾夺主。无形中，国籍神父与波籍神父产生隔阂。例如吴希天神父主管增爵小学，为了为了改筑学校礼堂大门与顾保禄神父意见分岐，逐渐产生成见，国籍神父与波籍神父闹不团结的情况时有发生。
抗战期间，顾保禄神父见教务很难开展，再说外汇断绝，无经济来源，就向宁波戴安德主教诉说困难，并向北京蔡宁总主教表白自己对温州教区难以胜任，决定放弃温州教务他往。为此，蔡总主教对此事很关切，数次召见当时正在辅仁大学读书的王益骏神父了解温州教务和中外神职人员相处的情况。
1944年春，戴安德主教为了缓和温州波籍神父和国籍神父之间的矛盾，特派宁波增爵小修道院副院长苏希达前来温州视察教务，调整各堂人事。同年7月，戴安德主教委任他为温州区总本堂兼温州总堂神父。苏希达神父是温州总堂有史以来第一任国籍本堂神父，教友热烈欢迎他到任。1944年7月《浙瓯日报》在第一版曾作了专题报导，对社会爱国人士影响很大。
戴安德主教委任了苏希达为总本堂，怕波籍神父思想上有想法，给顾保禄神父荣誉副主教衔头，并在委任书上写明“无法典上规定的实权只赋予批准婚姻申请书的权限”
波籍神父对苏希达神父甚为不满，竟然公开反对。例如有一次苏本堂派冯拨萃波籍神父去温溪施行终傅，冯公开拒绝不去，苏本堂再三催促，冯竟大发雷霆，北后还谩骂苏本堂是窃权者。
1945年抗战胜利，教友们认为温州教区成立的日子为期不远了。这时波兰神父积极为做温州教区主教而打好基础，派柏长青神父到美国加紧募捐资金，戚德光神父又到波兰去筹募捐款。
国籍神父也积极筹划，力争温州教区成为一个非会士的国籍教区。其难度最大的方面不是资金而是主教任选问题。本地神父没有一位有资格堪为温州教区第一位主教。苏希达神父因体弱多病，客观上不能胜任，最后，全体国籍神父赞成王骏神父的建议，准备邀请曾任全国公教进行会书记并任于斌主教秘书的正定教区牛若望神父来做温州教区主教。
蔡宁总主教决定上报在温州建立新教区，命戴安德主教往温州征求国籍神父的意见，决定成立国籍教区或外籍教区。戴安德主教于1946年初来温州，对成立教区的事，守口如瓶，只是说他来为了领导神父们举行避静。他将避静神父分为三班：第一班为全体波兰神父，在春节前（2月2日）举行；第二班为各堂的年长者国籍神父在春节后举行；第三班为其余国籍神父很可能戴安德主教已向波籍神父透露了教区成立的事，波籍神父出静后个个笑逐颜开。苏公探知戴安德主教已面许他们成立遣使会士波兰教区。因此，顾保禄神父改变放弃回国的决心，准备留下在教区。
苏希达总本堂召开了国籍神父紧急会议，一致通过要向罗马教廷、北京蔡总主教和宁波戴安德主教呈上请愿书，要求建立非会士的国籍温州教区推选陈神父用拉丁语写请愿书三份。请愿书主要内容：首先温州地区教务发达，成绩显著，温州教区建立已时机成熟。其次例举国籍神父与波籍神父意见分岐、不团结的事实。说明他们不适应领导温州教区。再次，说明温州国籍神父有能力建立不依赖外籍神父的国籍教区。最后，温州地区缺乏能胜任的主教的人才，提名推荐牛若望神父提供参考。
陈神父写好三份，有3000多字，国籍神父签字的有：苏希达、潘嘉禄、吴钦华、张越尘、林雅谷、谢拥三、黄学圣、萨柏露、黄浩然、方味增、童逸仙、关希天，李仁声、汪呜若、郑济民、陈熙止、林隆起、陈玮、徐振存、林铭翦、杨君陶、蔡叔毅、张乃希、两封寄给教廷和蔡总主教。一封由苏希达神父送戴安德主教回宁波时交给戴主教。戴主教到上海会见蔡总主教时，强调此书无知强词夺理，与事实不符，早在十五年前遣使总会已经决定将温州总地区划归波兰遣使会主持。蔡总主教认为国籍神父和波籍神父不统一，不团结对温州教务是不利的，国籍神父要求建立国籍教区的意志非常坚决，顾保禄神父来信说自己对温州教务无能承担，蔡总主教考虑到各种理由以宗座代表名义宣布：温州教会，将建立非会士的国籍教区，波兰神父应立即全部离开温州。戴主教对蔡总主教的决定只能服从，电报美国谢绝那二位美籍遣使会士来温助理的事。并向温州波兰神父传达了蔡总主教的命令。
这时，温州教友们尤其是公教进行会的骨干，积极响应国籍神父们的行动，在增爵小学会堂集会，到会的有胡爱庭先生、戴永华等数十位教友，会上讨论了“自传、自养、自治”方针的正确性，一致认为温州教会应自力更生，不必依赖外籍教士，会议决定上书蔡总主教要求建立温州国籍教区，并动员城区各分堂，祈祷新教友签名上书。
1946年4月，温州波兰神父接到撤退令后，赖着不走，并以已募得的波兰和美国传教经费相威胁，如他们离开温州，这捐款就不会汇来。也有部分教友反对波籍神父离开，造成教务工作瘫痪，戴主教亲临温州督促波兰神父离开。部分同情波兰神父的教友极力反对，经过激烈的斗争，波兰神父还是只有离开。1946年7月6日，顾保禄神父和另一位波兰神父在戴主教的陪送下乘船离温赴沪，其余的波兰神父下一班轮船离温。
1946年4月11日，中国天主教圣统制成立，宁波宗座代牧戴安德升格为宁波主教，杭州宗座代牧梅占魁升格为杭州总主教，同年罗马教廷与南京政府建立公使级外交关系。7月6日任命黎培理总主教为驻华公使。原驻北京的宗座代表撤消，蔡宁总主教另有任务被教廷召回。1947年25日圣神降临节，黎培理公使到杭州为梅占魁升总主教举行典礼，特召苏希达神父前往观礼，并商议有关成立温州教区事宜及主教人选问题，黎培理公使邀请苏公当选温州教区主教，苏公因病体弱不堪胜任，坚辞主教之位，黎培理公使依就地取材原则，向他推荐杭州教区两位神父一是姜德昌神父，一是遣使会士胡宗文神父。苏公提出温州神父一致通过要求南京牛若望神父来主持温州教区。戴主教转告黎培理公使的批示要温州神父投票选举首任主教，并将选票直接寄往南京教廷公使馆。指示中提到严禁串通、协商等，温州神父不约而同的都投了牛若望神父的票。
1949年6月29日温州总堂主保圣保禄宗徒瞻礼教廷正式宣布：温州教区成立。脱离宁波教区，正式成立永嘉（温州）教区，并委宁波主教戴安德兼任永嘉教区宗座代办，直到新主教就职为止。戴安德主教则任命苏希达神父为永嘉教区副主教。
苏希达副主教的丰功伟绩
苏希达副主教原名苏理得，洗名保禄，黄岩路桥人，出生于1898年。姐姐是一位修女，弟弟升了神父。
苏希达副主教平易近人，开朗乐观。他于1912年入舟山小修院。同学有姚弥高、林雅各。1917年1月25日搬迁到新落成的宁波草马路新修院。他在协助搬家中工作能力中显示出来。1918年2月入宁波保禄大修院。他与同学交往融洽，受戴安德院长的器重，只是体质不好，后因病辍学到增爵小修院休养。苏公于1922年2月升五品，次日升六品，5月6日晋铎。
苏公聪明好学晋铎后，赵保禄主教和戴安德院长保送他到北京参加遣使会举办的高级神学培训班，可惜多病的他一年后就回教区了，1923年被派到平阳西坑天主堂传教，主管一泉小学，每年九月中旬去宁波避静。1927年在宁波避静时开始喘哮，三十岁开始直到六十岁死于喘哮病。
1929年苏公被调到宁波增爵小学修院任教，1933年任副院长，温州和宁波籍神父很多是他的门生：方志钢博士、施森道、姚宗监、钱志纯主教、林锡黎主教、王益骏副主教、严叔毅神父、曹兆吉神父、张乃希神父、朱维芳神父等等都是他的学生，苏公对修生的培育循循善诱、爱护备至。那时宁波大修院院长是爱尔兰籍的安神父，常因小事开除修士，苏公尽力求情，保住了不少后来成为合格神父的圣召。
1944年春，宁波戴安德主教派他来温州调查波兰神父和国籍神父之间的矛盾。同年7月被委任为温区总铎和温州市本堂主任，这是第一任国籍神父膺此重任。
苏公来温任职时，有新晋铎的蔡叔毅神父随行，一到温州本堂原本堂主任顾保禄神父就把帐本向苏公交来，没有钱，如何办？首先是孤儿（天神会）维持不下去了，苏公只得把孤儿们带到苍南钱库天主堂已停办的增德小学。由于苏公在平阳传过教（当时苍南也属平阳县）许多老教友相识，也很尊重他。蔡神父协助他大力发动义捐，很快解决了天神会生活问题。苏公和蔡公在温州总本堂等处奉劝教友要与教友同甘共苦的传统精神，发动制订了“经常费”制度，教友们须量力捐助逐步实现各堂口、各公所自给自养，允许传教司事行医或其他副业增加家庭收，在增爵小学里设立校董会筹措奖金。苏公抱病坚持福传事业，蔡公当时年青力壮，是苏公的得力助手。
1945年宁波增爵小修院经济无着只得解散，抗战胜利后9月初苏公立即召开温州籍小修生到堂集中，暂时组织上课和自学，到第二年春节，宁波小修院恢复，再回修院。钱志纯修生染上霍乱，在苏公爱护照料下起死回生，苏公有如慈父爱护修生，得到全体修生们的爱戴和崇敬。
1946年秋，苏公为了筹划成立温州国籍教区，与教廷新任驻华公使黎培里密切联系，并于1947年5月，黎公使为杭州法籍梅占魁主教晋升总主教举行典礼，召苏公赴杭面谈，商谈黎公使肯定温州教会已有条件成立国籍教区，多次请苏公担任主教之职，苏公有自知之明，强调身体病弱，不能胜任，坚决婉言辞却。
1947年春到1948年秋，苏公想方设法筹集奖金将抗战期间损坏的温州总堂修理一新，又重建了抗战前火灾烧毁的东门天主堂，教务开始复兴。
1949年6月29日，永嘉（温州）教区正式成立，苏公委为副主教，宁波戴主教暂时兼管温州教区，直到新主教上任为止。
温州市于9月5日解放，戴主教宣布苏希达、郑济民、方志钢三人相继为非常时期的温州教会主持人。教区成立后，依教会法典指定温州教区咨议员五名：苏希达、郑济民、方志钢、潘嘉禄、郑熙止神父。
1950年总堂为了庆祝圣年，政府说是违反冬防法令，学生游行到圣堂内驱散教友，教友提出抗议，立即逮捕了苏公和郑济民神父，经过七十天获释出狱。
1951年3月，温州天主教三自爱国革新委员会成立，苏公被推选为主任委员，因当时宁波教区戴主教不同意，苏公滞疑不前，政府很为不满，矛盾不断。如圣体灯问题：解放初国民党经常派飞机来轰炸，灯火管制很严，一个晚上青年教友在堂里面 拜圣心，点有圣体灯，民警来干涉，青年教友不服气，当场发生争执，逮捕了两位青年朱维良和胡阿银，朱被判了刑，说是“坏分子”。
1953年，政府取缔了圣母军，逮捕了方志钢、蔡叔毅神父。其它堂口如坎门金子建神父、碧莲张乃希神父都相继被捕狱。
1955年10月8日，苏公和徐振存神父被捕。当年底，温州所有被捕神父都被押送到杭州，经过乌龙巷看守所转到湖墅看守所受审讯。苏副主教在湖墅看守所受审讯9个月。1956年秋再次被押送到乌龙巷看守所。
那年12月初，各教区都有几个在押神父抽调出来举办一个学习班，杭州教区有李炳辉神父、叶露嘉神父、曾韬然神父，宁波教区有周信智神父、林锡黎神父。台州教区有程行可神父、张文爽神父。温州教区有苏副主教、、朱维芳神父。学习班学习内容有国际形势、批评认罪。
1956年10月，苏副主教和王益骏、郑熙止神父被押送到温州解放电影院开公审大会，还有一位在状元公所传教的司事张祝三先生。期间苏副主教对王益骏神父说今后教区的事由你负责就是了。当天公审大会宣判张祝三参加反共救国军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判处苏希达为反革命分子有期徒刑十年，王益骏有期徒刑五年。郑熙止坦白交待，做到认罪伏法，态度较好立即免于刑事处分，释放回去。
苏副主教因患严重喘哮病，经过两年多监狱处于病危状态，1958年1月6日，病死狱中。
苏副主教体弱多病，患严重喘哮病，但他对有病痛的教友非常同情。还把救济物资如奶粉、衣物等分给贫困教友，不独自享受。苏公对福传事业认真负责、不悲观能尽力而为，死而后已。苏公灵修有深度，非常真挚。苏公是温州教区第一任副主教，是温州教区的奠基人，他的道德造诣可当神职之模范，他的精神不死，永远活在温州教区信友们的心中。
新中国成立后的温州教区
解放后抗美援朝，政府下令驱逐教廷驻华大使，在教会内掀起反帝爱国运动，提出脱离教宗的口号。这是有关信仰的问题，使真诚的天主教徒对政府更加恐惧和反感。
温州教区的神职人员近三十位，逃往台湾的有姚宗
、黄学圣神父除了方味增、李仁声、施禹臣三位神父外，其余二十多位神父先后被捕判了刑，朱维芳神父1955年从上海神学院毕业，被苏副主教指派到钱库天主堂，不足4个月就被捕入狱，。至于传教司事，圣母军人员，一般教徒被捕入狱，按不完全统计到少有1000多人。
大跃进初期，仅温州总堂还有一些弥撒礼仪，其它乡镇教堂被占为工厂、仓库等。1958年6月1日，温州市成立爱国会，1958年6月4日下午，选举方志钢为温州教区首任正权主教，当年12月举行就职典礼和庆祝会。1960年4月27日方志钢由李仁声神父陪同去上海徐家汇天主堂举行由皮漱石主教，李维光、赵振声主教襄礼祝圣主教典礼。自选自升的主教未经教廷批准，是非法有效的，温州教友不愿意也不能接受，方志钢很快结了婚，受到教友们排斥，只能靠边站。
文革结束后，1979年爱国会恢复活动。但温州教区绝大多数教友对爱国会很难接受。原因是当时爱国会成员本身有问题，例如陈达夫是个爱国不爱教的人物。他公开说“天主就是大自然，大自然就是天主”。他是个泛神论者，不是天主教徒。七十年代四人帮动乱时，神父从劳改场陆续回来，进行地下教会。
1982年初，董其体先生又被逮捕。王益骏、朱维芳、陈以良神父也先后被捕。王忠法神父不同意温州总堂蔡叔毅神父配合政府落实宗教政策，温州教区很快形成了地上、地下两派，而且势不两立，互相斥、攻击，教会内耗损失巨大，不可弥补。1988年朱维芳神父被释回温，受地下教友的围攻，反对他住在总堂里，蔡叔毅神父态度不朗。1992年王益骏从劳教场所回来后，因他在总堂里举行了弥撒，又不反对朱维芳神父，地下神父说他也太烂了，于是物色林锡黎神父推荐他为温州正权主教，没有通过教区大多数神父的同意，在国内河北保定易县地下主教刘贯东的赞助下，外有台湾花莲教区钱志纯主教向教廷斡旋，1992年10月初由邯郸地下主教肖立人来乐清偷偷把他祝圣为主教。据林主教后来说的内心话：“我开始拒不接受，肖主教一再劝说，尤其是一位同来的北方神父（王弥禄的兄弟）”
带恐吓的口气，说我不接受是失责，我才勉强接受了。
据说肖立人主教去了深圳会见当时代办费洛尼Filoni强调自己有特权可祝圣主教，代办告诉他这特权早已被教廷收回了，事已如此，木已成舟就不了了之。
林锡黎主教被祝圣后，一直隐瞒主教身份，直到1994年4月台湾姚崇鑑蒙席来乐清探亲，给我们带来了宗座已肯定林主教为温州教区正权主教的讯息，姚蒙席请王益骏教区长到他家，也请了林主教去，向他们说明宗座的意愿，请王教区长委屈一下，作为林主教的副主教，教宗命令他们二位必须通力合作，把温州教区的合一工作做好，还给林主教带来主教的戒子和胸前的十字苦像，所谓委任状是一张教宗小肖像后面以代办的口吻写道：“我以宗座的名义，承认您是温州教区正权主教，并祝复活节快乐”。那天宣布时，王教区长叫朱维芳神父作见证，林主教也请了邵祝敏神父去作旁证。姚蒙席还吩咐林主教和和王副主教向教宗表态，林主教欣然承诺，他热情洋溢地写了一封拉丁文信，向教宗信誓旦旦地表示：“凡对合一有利的事，必全力以赴，对合一不利的事，一概不做”。
王教区长对林主教的合一意向和工作没有信心，他曾对朱维芳神父说：“林主教不会同我们合作的”事实果然如此。
1995年不少关心教会统一的神父和教友，要求林主教跨出合一的步子，尤其是温州几位堂务负责先生如陈卓人，陈善、金保禄等多次到七里港和陈星度先生等商讨合一的步骤，他们向陈主教慷慨陈词，林主教也同意他伞兵建议，可以难以付诸实践。
王益骏副主教对当时现状难以容忍，他能耐勇敢地负起合一的使命，征求林主教同意，双方各派代表五名到乐清白鹭屿天主堂会谈合一大事，王副主教与朱维芳神父、董其体、陈单人先生同去，林主教告诉我们他已派了代表，竞有二十多人，由王成智神父带领，其目的不是来沟通而是来坚决不同意合一。会议一开始王成智神父就指责朱维芳神父说朱神父不论从学问、圣德、威望哪一样能比得上林主教……，当时陈单人先生当仁不让指出王成智神父的发言不符合今天
的会议精神，。有一位青年责问陈单人先生是何等人物，引发一场争执。林主教把钱志纯给他的信向大家宣读，内容有关王副主教有特殊权力是宗座的意愿。王成智神父听后站起来说：“好，从此有两个中心，两个领导，散会！”温州教区为什么分裂？为什么不合一，从这句话里，大家可以领会几分深意。
編者：溫州天主教會的史料，以上發表的是作者個人的立場，並不一定代表本網編輯的立場。作者是溫州修女院的王華平修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