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遇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图片取自网络）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这个名字最早进入我的记忆，是在一篇由毛泽东写的文章，题为《别了，司徒雷登》（《Farewell Leighton Stuart》）。司徒雷登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1876年6月24日生于杭州，父母均为美籍传教士。1904年正式在中国传教。1908年应聘为南京金陵神学院教授，讲授《新约希腊文》课程。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离开中国。1962年9月18日，在美国华盛顿逝世。
司徒雷登与刘廷芳有着很深的交流，而且他对刘廷芳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司徒雷登对于刘廷芳有着知遇之恩。早在刘廷芳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时期，司徒雷登就已经关注这位来自温州的青年。据司徒雷登自己的回忆：“从童年时代起他就是我的朋友”[1]。
刘廷芳与司徒雷登从“童年时代”起就成为好朋友，这里的“童年”应该是指刘廷芳在圣约翰大学求学期间。刘廷芳的弟弟刘廷蔚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一文中描述刘廷芳与司徒雷登认识的过程。他说：“有人说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是中国基督教思想的里程碑，那末，司徒雷登与刘廷芳二位可说是当年植此标志的人。他们二位对此事功，有久蓄共同的意愿，此种遇合与默契亦有一段背境，或非局外人所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担任南京金陵神学教务长兼新约教授，已是中年年龄（该院院长是毕来施Price博士）。刘廷芳是浙江永嘉人，出身基督教家庭，亦是虔诚信徒。辛亥革命时候，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对教会大学，及许多教会学校的办学宗旨、管理措施等，深为不满。尤其对西教士藐视中国文化的愚昧，极为愤慨，屡次撰文，披露于上海通闻报，痛加箴贬。当时司徒博士早已注意廷芳先生批评教会教育的文章，有一次他读到刘君在文中，强调教会须由有教育专门知识之人办学，一般传教士，因本身缺乏学识，虽热心有余，却造育些不中不西、知识畸形之教会青年……云云，甚感刺激，乃函请通闻报主笔陈春生先生居中介绍，约会廷芳先生在上海晤谈。见面畅叙之余，司徒先生对这位青年作者，非常欣赏，以后在书信交往中，建立了强固友谊。廷芳先生自圣约翰大学毕业，即赴美国进修；经由司徒先生安排，先在哥伦比亚大学习教育及儿童心理学，获博士学位，继赴耶鲁大学神学院，从富司迪Rev Fosdick教授读神学，并受封为牧师。计留在美国八年之久，在两校图书馆，博览群书。闻完成此悠长之进修计划，司徒先生始终参与指导协助，虽然廷芳博士是工读学生。”[2]
司徒雷登在《在华五十年》中提到刘廷芳是在他兴办燕京大学“对我们的共同事业”过程中作出特殊贡献的人。他对刘廷芳的一生作了简单地回忆：“还应当赞许的是刘廷芳。从童年时代起他就是我的朋友，在我接受这所大学的管理职务后，他陪伴我从南京到了北京。他在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的学习成绩和演讲成绩均为优等，在美国留学的成绩几乎是外国留学生中最好的。他上过乔治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纽约协和神学院，照美国人的做法——象他自己所讲的——与一位同学在美国成了家，而且尽管东南大学竭力想把他要去，他仍然回到了金陵神学院同我一起工作。当我着手兴办北方的联合大学时，我对他说，同他在一起工作我将很高兴。不过他得自己作出决定。金陵神学院和东南大学都争着要他，而且提出来让他在这两个学校各工作半天，这就使他们的要求更加难以满足了。但是他仍然决定跟我走，这件事本身就是中国人忠实于朋友的一个突出例子。不久，他就当了我们神学院的院长，而且开始说服他在美国认识的其他人加入该院。他对那些愿意加入文学院（燕大的另一个学院）的人也作了同样的说服工作。他同所有这些十分称职的中国人争论说，尽管他们持怀疑态度，但它毕竟是一所真正的教会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中国人和外国人一样地参与一切事务，他们应当帮助这一新的试验成为成功的范例。他在建校初期帮助物色了学校所需要的中国人，从而为确定燕京的办学方针起了重大作用。刘博士作为一名教会领袖在中国基督教运动历史上所起的重大作用是无法在这里一一叙述的。由于他有着少见的中文表达能力，说话充满激情而又雄辩有力，他在宗教集会和各种各样有组织的活动中都表现出是一个突出的人物。直至他于1948年去世前的二十年间，他一直是大多数基督教国际会议上的著名人物。我在这里提到他，不仅仅是因为他同我有着深厚的友谊，而且也是因为他象征着自兴办燕京以来我与中国同事之间的友谊，他们在学术上和行政管理方面都有着不寻常的天赋和才能。这些中国同事与刘廷芳相比，只是他们在燕京的时间长短以及我个人与他们接触的机会多少有所不同而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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