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大神科科长
司徒雷登的知遇之恩，影响了刘廷芳的一生。在司徒的安排下，刘廷芳赴美深造，分别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纽约协和神学院、耶鲁神学院等受训，取得心理学、教育学和神学三项专业背景，使他在专业背景上比他人更有优势，以致日后成为世界知名的中国基督徒。刘廷芳对司徒也是言听计从，早在出国前就已经答应司徒，将来回国与他一起在金陵神学院共谋教会大业。1919年，司徒雷登接受燕京大学校长的职务，遂于1920年春电促刘廷芳回国，直接进京，任燕京大学神科教授，主授教育学、心理学和神学等课程。刘廷蔚称，刘廷芳是“司徒先生开办燕大时，携同北上的唯一助手”[1]。
刚刚毕业的刘廷芳一时成为国内许多大学争相聘请的“红人”。1920年从美坐船返国抵达上海时，就已收到要求担任东南大学心理学系主任的聘书，接着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和国立北京大学，亦邀请他出任相同职务。因此，为得刘廷芳在燕京大学任职，燕京许下优厚的条件，包括由合办燕大的美以美会任命刘为该会驻燕大代表，因此刘在燕大的薪金、住房待遇一直与西教士相同。另外，燕大还特批刘在校外兼职，分别任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育系教授及北京高等师范教育研究所主任[2]。
刘廷芳到燕大不到半年，便于1921年3月9日接替即将回国休假的厚巴德，任神科科长，成为当时中国主要神学院中第一位华人最高负责人。但刘廷芳却坚持只任神科代理科长一年，但到1922年11月20日，燕京在美托事部正式批准他为神科科长，并先后于1922年4月11日与1923年4月12日晋升为燕大副教授与教授，使他成为当时燕京大学仅有的四名教授之一。1922年9月20日，刘廷芳在其神科科长就职日发表题为〈一个大学的宗教学院的任务和标准〉的英文演讲辞，称大学宗教学院应成为服务者的养成所、保守普世公教二千年来丰富的精神遗产的场所、先知导师应募会合的场所、研究真理实验真理的试验场、灵性艺术家的工厂、铸造基督化人格的场所。[3]
就任神科科长之后，刘廷芳不负众望，开始诸项举措，将过去不利神科发展的问题一一除去，朝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目的是为教会事业培育人才。他在1923-1924年神科简章中，将神科的目的规定为：“向中国教会提供教牧人才，使他们在圣艺上有充分的技术训练，尊重本民族的优长的历史遗产，掌握圣经学和神学的最新发展，以及与宗教真理有关的哲学和科学研究的最新趋势。理智地同情改进全体信众团契的努力，使他们能对教会为时代之社会、经济、政治和国际需要所持主张和使命抱有热情；使他们对彰显上帝大能，使诸凡信者得到拯救和基督福音，拥有活生生的、日益精深的个人体验；使他们抱定宗旨全身心地投入教牧事工，作为为国为主服务之至上机会。”[4]
为提高燕大神科的学术水平，刘廷芳在1923-1924年的举措，徐以晔教授有如下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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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刘廷芳对神科教员的重整，对于神科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贡献。吴昶兴介绍：“聘请学有专精的神科教员，如李荣芳博士（精希伯来文）、易文思先生（R.K.Evans，精于新约）、王克私博士（Philip de Vargas，精于宗教历史）、甘霖博士（G.T.Candlin，精于系统神学）等人，皆是当时一时之选。尤为特别的是新聘张纯一先生任比较宗教学的讲席，因为他在佛学、道学及中国哲学各方面，皆有深沉圆妙的研究。”[6]另外，刘廷蔚回忆几年后的宗教学院时称：“第一年宗教学院教授，加上司徒雷登、刘廷芳（兼院长）亦仅五六位。但一二年内，新聘的教授及兼任教授、教师，我能记得的有：陈垣（援庵）、吴震春（雷川，后任燕京大学校长）、赵紫宸、简又文、徐宝谦诸位。这样的新阵容，在当时是很触目的。陈援庵是研究景教的学者。吴雷川是带有翰林身份的基督徒，主编真理与生命刊物，鼓吹‘本色中国教会’主义，亦即基督教思想革新理论。简又文是文史学家，当时正在考证太平天国史事。赵紫宸原是苏州东吴大学文学院长，富于著作。徐宝谦原为税务司，弃官就职基督教北京青年会作社会改造服务事业，亦为真理与生命的编撰人。这几乎是个学术集团，包括非基督徒学者在内，与以前神学，由清一色的教士身份的人担任教职竟截然不符，是教会守旧人士大感惶惑的事。从这个角度亦反映司徒雷登、刘廷芳两位奠基人的进取魄力。”[7]
燕大神科在刘廷芳的主持下，逐步形成为一所神学研究机构。1925年3月，燕大神科改称为宗教学院，由刘廷芳任第一任院长。该学院在人事上已实现本色化，“华籍教员无论在人数或是声望上可以说高出西籍教员，并且中西教员的待遇，也朝向要求一视同仁的目标，这在当时的中国宗教教育界可以说是绝无仅有。”[8]关于刘廷芳对燕大神科的贡献，继任者李荣芳博士评价说：“对于宗教学院之贡献，无论较诸何人，均成就最多。彼能聚集各国教职员于一处，同心趋向于宗教学院之目标和理想。”[9]且司徒雷登也肯定说：“不久，他就当了我们神学院的院长，而且开始说服他在美国认识的其他人加入该院。他对那些愿意加入文学院（燕大的另一个学院）的人也作了同样的说服工作。他同所有这些十分称职的中国人争论说，尽管他们持怀疑态度，但它毕竟是一所真正的教会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中国人和外国人一样地参与一切事务，他们应当帮助这一新的试验成为成功的范例。他在建校初期帮助物色了学校所需要的中国人，从而为确定燕京的办学方针起了重大作用。”[10]
1926年秋，刘廷芳在任燕京神科（宗教学院）六年之后，身力交瘁，接受美国燕大托事会书记诺思（Eric M.North）的提议赴美讲学顺便休养身体两年。[11]
[1]刘廷蔚著，〈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载于《学府纪闻——私立燕京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2月，第49页。
[2]吴昶兴著，《基督教教育在中国——刘廷芳宗教教育理念在中国之实践》，香港：浸信会出版社，2005年5月，第59页。
[3] 引自徐以骅著，〈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盛衰〉，载于章开沅、马敏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第三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12页。
[4]引自徐以骅著，〈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盛衰〉，载于章开沅、马敏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第三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13页。
[5]引自徐以骅著，〈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盛衰〉，载于章开沅、马敏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第三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13-14页。
[6]吴昶兴著，《基督教教育在中国——刘廷芳宗教教育理念在中国之实践》，香港：浸信会出版社，2005年5月，第60页。
[7]刘廷蔚著，〈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载于《学府纪闻——私立燕京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2月，第50页。
[8]吴昶兴著，《基督教教育在中国——刘廷芳宗教教育理念在中国之实践》，香港：浸信会出版社，2005年5月，第63页。
[9]引自徐以骅著，〈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盛衰〉，载于章开沅、马敏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第三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18-19页。
[10]司徒雷登著，《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程宗家译，北京出版社，1982年4月，第72-73页。
[11]吴昶兴著，《基督教教育在中国——刘廷芳宗教教育理念在中国之实践》，香港：浸信会出版社，2005年5月，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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