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3日星期四

聚焦百年医院里那些令人记忆深刻的人和物






温州年龄最大的医院——市二医 今年113岁了
聚焦百年医院里那些令人记忆深刻的人和物
本版撰文:张伊凡胡海珍
来源:温州晚报
发布日期:2011年09月01日
每当人们急匆匆经过市二医急诊楼前时,几乎没有人知道,旁边这棵看起来毫不起眼的樟树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而站在它旁边的,正是温州历史最悠久的医院——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今年这家百年医院已经有113岁了。
始建于1897年的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是浙南地区最早的西医院。历经一百多年的磨砺,从一间狭小的教会医院发展为一所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及保健为一体的三级综合性医院,是温州市首家“三院一所”格局的医疗集团。
被现代化高楼簇拥的它,外观看起来跟任何一家大医院没有区别,但是穿过历史长河,百年沧桑岁月稠,这家跨越了三个世纪的医院,里面充满了故事。现在,不妨跟随记者的脚步,去一探个中奥秘吧。
1897年,英人苏慧廉请建筑师定理来温,在杨柳巷(现墨池小学内)兴建以建筑师名字命名的定理医院,此为浙南地区首家西医医院。
有意思的物:猜猜看,它们是干什么的?
猜到这些竹签在医院里是用来干什么的吗?答案是挂号用的凭证。
当时医院每天从7时开始挂号。挂号费30枚铜钱,换取一根号码竹签。通常有五种颜色的竹签,初诊是红色签,复诊是绿色签,要住院的危重病人是蓝色签,黄色签则由施德福院长亲自诊治,挂号费高于其他竹签。当然,对于穷困的病人可以免收挂号费,连药费也减免,他们领的竹签是黑颜色的。
如今市二医的门诊挂号系统已迈入信息化、无纸化的行列,足不出户就可拨打医院电话预约门诊,或登录医院网站自助选择就诊医师。门诊专科全部进入“三合一”电子排号系统,即挂号处分诊排号、查询机自助排号和分诊台护士排号,为病人提供方便快捷的多渠道排号,使就诊顺序透明公开。复诊病人来院做检查不再需要挂号,可直接到医师诊室刷卡开具各类电子化验单、检查单,无需划价直接收费,减少了病人排队次数和等候时间。病人做完检查后,门诊医生可以同步看到病人的检查图像,实现了实行全内网终端WEB影像浏览方式和实时报告,极大地缩短了诊治时间。
  竹签:10厘米长,有红、黄、蓝、绿、黑五种颜色。
  
1906年,新建医院落成,定理医院随即并入。因定理先生的好友白累德捐资占总投资的三分之二,故名“白累德纪念医院”,后简称白累德医院,是当时温州最豪华的建筑。
1917年,英国人施德福医师接任院长,任职历史32年。1912年,陈梅豪进入白累德医院给施氏当助手习医,连续从事妇产科工作达60年之久。
  铜钟:挂在那棵老樟树上
在以前通讯不发达的情况下,医院里挂铜钟,到底是干什么用的?记者就这个问题随机请几位读者来猜。有说“病人出院了通知用的”,也有说“出了重大问题用的”,还有说是“开会、会合用的”。
答案是急诊通知用的。上世纪70年代前,急诊楼前的老樟树上一直挂着一口铜钟,因为当时没有电话,每当有急诊病人来院时,这口铜钟就起着“通风报信”的作用。敲一下意味着急诊需要内科医师前来会诊,敲二下意味着外科医师会诊,敲三下意味着妇产科会诊,敲四下意味着儿科会诊,重复敲打就意味着危重病人需要各科医师会诊。
如今,市二医急救科是温州市急诊医学质控中心挂靠单位、华东地区危重病急救协作单位、卫生部国际紧急救援中心网络医院、温州市重点医学学科、温州市120急救中心滨江分站。急救科在各类急性中毒、急腹症、多发性创伤等的抢救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抢救水平接近省内先进水平。急诊科配备内、外、妇、儿各科医师,能随时组织多科联合抢救,能在5分钟内启动急诊应急预案,实行急诊化验、B超、拍片、收费等“一站式”服务。
1929年,白累德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创立,首期学生有叶兰珍、陈舜华、朱德音、施子哲4人。
这些水井,难道是给医生护士洗手用的吗?
答案是用来清洁医用物品的。以前没有自来水,每个科室都有一口水井,全院的32口水井担负着医院的保洁工作,一些科室配备了大缸,用来清洁医用物品。
如今,医院后勤实行社会化管理,专业公司负责院内保洁,后勤服务配送中心,实行24小时值班制,对药品、检验、输血、病理标本、配餐、病人运送实行集中配送;陪护中心统一培训、调配、管理住院病人的陪护人员。
水井:医院里到处都是水井
1953年1月10日,市人民政府接办白累德医院。10月6日,白累德医院改称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2000年,医院被授予浙江省三级乙等综合医院,当时医院拥有30个临床专科,16个病区,10个医技科室,核定床位500张,卫技人员543人。  
2004年,市二医与市肿瘤医院、市第五人民医院(市传染病院)合并重组,重新组建的市二医西院区于2月18日正式挂牌开诊,成为我市首家医疗大集团。  
2008年7月,医院21层新住院大楼落成启用,大楼建筑面积3.98万多平方米,总病床数为868张,硬件设施完全按照最新的现代化医院管理与建筑要求设计。  
2008年底,医院顺利通过温州医学院专家组的终评验收,增列为温州医学院临床学院,名称为“温州医学院定理临床学院”。 
百年二医医德双馨的名医辈出,他们厚德精医的精神与人格让人敬仰,影响了几代二医人,他们是百年二医的标杆人物,一起来认识一下吧!
名医陈梅豪首创“自身输血疗法”,创造了无数难产妇起死回生的奇迹;名医钱启同是温州第一个拥有化验室的西医师,用土法自制奎宁粉拯救了无数传染病人;名医陈超在双眼几乎失明的状态下,仅仅依靠双手和听诊器,诊断病人却比CT还灵,人称“温州第一手”;名医傅大均自制的“恒温保育箱”,快速检出菌痢仪、电灼断脐等医疗仪器及自制氧驱蛔虫法,为温州市儿科的创建和发展立下功勋……
75岁的王素云是市二医的一名退休老护士,当时她与陈梅豪、钱启同共事过,深切感受到钱老高尚的医德与人格魅力,也感受到亲如一家的医患关系。王素云回忆,有件事至今还让她记忆深刻,一次有位危重病人送到医院急诊室,虽然经过医生抢救,但由于送过来太迟,还是回天乏力。家属失去了理智,一脚踢倒了在场的一名医生。那名医生正是钱老。但钱老不急不恼,还尽力宽慰病人家属,后来那位病人家属意识到自己的过错,主动向钱老赔礼道歉。一场纠纷就这样“化干戈为玉帛”了。
如今,在前辈大师“一日为医,终身奉献”精神的感召下,医院的精神文明建设也结出了累累硕果。如2009年5月,医院在全市率先开展了无“红包”医院创建,并实行个人向科室、科室向医院、医院向社会“三级承诺制”,得到了患者和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支持。截至2010年11月,拒收红包266人次,共计金额近23万元。
有意思的人:好医生影响深远
2009年,医院西院区成为全市甲型H1N1流感防控救治的定点医院,承担着全市甲流患者的防控救治指导和收治危重甲流患者的任务,开设了甲流专科病房和负压病房。截至2009年底,医院已收治甲流确诊患者近两百例,危重症患者近百例。  
2010年11月,医院接受浙江省第三轮等级医院评审,此时医院开放床位1280张,设38个病区,35个临床专科,18个医技科室,职工1864人。

白衣天使来自西 作者:吴旭东


白衣天使来自西
2011-08-06 11:29 来源:温州晚报
     “挖肝剖腹”这个血淋淋的词现在已经很少被提到,但在100多年前,刚刚由传教士们带进中国的西医,就被视为这样的“巫术”,遭到国人的拒绝。但西医还是在中国扎下根来,一是因传教士的执著精神,二是因有一些没钱治病,或是“病急乱投医”的人壮着胆子来试诊,三因治疗效果明显,这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1880年,西医进入温州,内地会的稻惟德医生在五马街街头教堂里办起第一个西式诊所,继他之后,偕我会传教士苏慧廉为很多温州人治过病,被温州人称为“神医”。苏非常重视医疗事业,在他的努力下,定理医院建起来了,白累德医院(今日市二医前身)建起来了。在英国医生施德福的努力下,又办起了两所西医学校。可以说,偕我会对温州的近代医疗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第一个白衣天使——稻惟德医生
稻惟德医生是内地会的医疗传教士,他1880年在内地会五马街的街头教堂里开了一个小诊所,给病人免费看病,并聘请了本地的陈日铭先生作为助理。这是温州最早的西式诊所。
     1883年,稻医生调到烟台芝罘医院,他带走一个16岁的名叫刘世奎的温州青年,后来刘世奎成了一个很有名的眼科医生,刘的儿子就是著名的刘廷芳博士。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稻医生的医院救治了大量中国伤兵。战争结束后,清廷颁发给他最高荣誉“双龙勋章”,一位提督(孙金龙)送给他一块非常名贵的匾额,上书“西国扁卢”,挂在医院的墙上。
     稻医生于1899年10月5日,在医院里不幸染上赤痢不治离世,年仅49岁。这位白求恩式的医生,救了许多人,却不能救自己的命,真是令人叹息。
二、“神医”苏慧廉
     苏慧廉是英国偕我会传教士,于1882年被派到温州来接其前任李华庆的。而李华庆就是因为当时生了重病,在温州没法医治,只得去宁波医病,也许是看了李华庆的遭遇,使苏慧廉对医疗事业特别重视。
     苏慧廉带了一柜子顺势疗法的酊剂到温州,他就用这些药物及仅有的医学知识,为来听道的人治疗疟疾、感冒等常见疾病。西药比中药见效快,所以温州人觉得非常神奇,于是苏慧廉就有了“神医”的美名。
     苏慧廉在他的回忆录《拓荒布道》里称自己对医学非常无知,却为病人做过拔牙、修正倒睫等手术。因着来就诊的病人越来越多,苏慧廉邀请海和德等英国医生来温工作,并考虑建医院。英国雅茅斯的约翰定理捐了两百英镑,苏慧廉在杨柳巷建了定理医院(即现在的墨池小学处),于1897年2月17日开张。这个温州第一所正式西医院九年里共接诊七万余人次,接待住院病人四千余人次。1905年春季,又开工建造另一所更大的医院,它就是在大简巷的“白累德医院”(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前身)。亨利·白累德捐了一千六百五十英镑,承担了所有费用。没有这位乐善好施的白累德,也就没有今天的市二医。
     正是在苏慧廉等的努力下,定理医院与白累德医院在温州创建,为温州的医疗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三位“默默无闻”的医生
  海和德
     海和德是英格兰普雷斯顿人,生于1867年,在曼彻斯特医院学过为期六个月的医学课程后,于1891年来到温州。他带来许多大药瓶,接手了苏慧廉的医务工作,原先设在苏家的小诊所也搬到了城西教堂。
     从1893年海和德向英国总部的汇报中,可见这个小小的诊所当时有多繁忙。“在过去的十二个月,我接待了5624个病人。其中3736例为新病人,1888例为复诊。单天最高的新病人门诊量为106人。”
     当时在瓯海关工作的劳莱医生自愿前来帮助海医生,他是来做义工的,不愿接受任何报酬。苏慧廉说多亏了他的好心肠和好技术。
  霍厚福
      霍厚福于1894年1月20日抵达温州,他是温州的第一个医疗传教士。在1895年的记录里他写道:“在诊所的一年期间,就我所看到的,病人数量按照中国方式总计如下:新病人——2750人,全部病例——5006人。尽管如此,这并不包含全部的住院病人,这其中的许多病人每日,可以说几乎就是每日都在,他们住院的周期从两周到两月不等。同时以上数字也不包括相当一部分在医生家中就诊的病例,或在非门诊日就诊的病例,因为这些病例的确切记录并没有被保留下来。此外,还要增加海和德在他频繁去乡村的路程上接手的那些病人。”
包莅茂
   包莅茂医生1901年来到温州,接替回英的霍厚福医生,在温州工作了十四年。包医生原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是在苏慧廉的感召下,关掉生意到温州来的。
     苏慧廉这样描述包医生:“我们的包医生是个大忙人。每年要接待一万两千个门诊病人、七百个住院病人;每年还要给四百人施行手术,其中半数要麻醉。同时他每年还要拜访欧洲的同道四百五十次。他每一分收入都进入医院基金。一年九个月的时间里几乎天天要给他的十名本地学生和助手上课,每年还被安排出席五百五十次为病人举行的礼拜和晚间讲座,谁要说我们的包莅茂医生懒惰,我们可不答应。”
四、唯一以外国人姓氏命名的老地名——施公里
     在浙江地方志里,有一个“施德福”词条,是这样介绍施德福的:“施德福,英国人。毕业于爱丁堡医科大学,1917年,由循道公会差会派遣,来温州任白累德医院院长。1925年,和宁波斐迪中学英籍女教师梅甫硕士结婚。1929年夏,创办温州第一所护士职业学校。1934年,又开办助产士职业学校,这两所学校是温州卫校的前身。外科操刀准确度可在一叠纸上随意裁到指定一层。医德高尚,教课不厌其详,学生百问不厌,实验一丝不苟,严以律己,乐于助人,态度和蔼,作风端厚,赢得医院内外普遍尊敬。抗日战争期间,温州数度沦陷,白累德医院避迁永嘉枫林,外汇断绝,经费困难,加上连年战祸,疫病流行,救死扶伤,任务艰巨。施氏自开门诊,收费悉数归公,登报呼吁,恳请各界解囊资助,得以渡过难关。解放战争时期,浙南游击队受伤人员秘密住院,均得悉心诊治。1950年,年迈回国,任院长32年,温州医师公会和各界人士盛会欢送,摄影留别。邑人名其宅旁巷弄为施公里,并立坊纪念,文化大革命时毁。”
     徐定超的孙女徐章在她2005年写的《忆英籍医生施德福夫妇》里,写到抗战期间她家逃难到枫林,后来施院长夫妇也来到枫林,两家同住一楼,有一天施院长免费为村民义诊,这种爱心改变了她父亲对施院长的态度,烧了一桌好菜,宴请他们一家,从此两家成了朋友。
     李秀兰李秀珠两姐妹,是当年施德福任院长的白累德高级护士学校毕业生(1945届)。2009年11月26日,在青田的姐姐李秀兰写了一封信给自己在温州的女儿,信的题目就是《追忆院长施德福无私的爱心》。在信中,李秀兰举了几个例子:一位做杂务的老人已到退休年龄了,因她独生儿子被日本飞机炸死,院长因此仍留她在医院工作;她两姐妹租的房子将要拆了,院长把自己的客厅让给她俩住;一次快下班时,院长发现一个急性阑尾炎男孩,立即给孩子做手术,一切免费,出院时还送钱给他上学。
     据白累德高级护士学校毕业的吴传娇、项燕淦老人说,当时温州人都说“施德福要是医不好,那就没得医了”;医院每天有十支黑色签是免费给穷人拿去看病的,而施德福每天都是先看免费的。白累德护士学校毕业的护士很抢手,因为学生素质很高。
     市二医前副院长郑求是先生曾师从施院长,他不但从施院长那里学到高超的技术,更是继承了高尚的医德。据他儿子郑可麟回忆,父亲晚年退休在家,每周抽出一天在家义诊,免费接待慕名从各地赶来的穷苦病人。同时还组织同是基督徒的几个名医,每月在城西教堂义诊一天,并去仰义的老人安乐家免费看病。
     还有窦维新护士长、类恩和玛丽嬷嬷(董若望医院的首任、二任院长),她们的坟墓今天仍在瓯北牙郎桥山和市区景山上。
     我们怎能不缅怀那一位位曾在温州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纪念他们曾为我们付出的无私的爱心?

2012年2月22日星期三


与时空对话(三十六)
——悼念主的使女陈宝钗师母(陈丰盛)
2011年11月13日星期日早上,我受派到永嘉县江北牧区大浃堂讲道。刚到不久,郑师母(陈宝钗)的妹妹来到我的面前,问我是不是白水教会的。我曾在七、八年前见过她,而且谈过有关她家族信仰的问题,但她显然已经不记得我了。我肯定之后,就告诉我已故永嘉名牧郑颂三牧师的师母陈宝钗已于11月11日16时,在温州市区杨府山家中去世。我听到消息之后,很是震惊。然后,就询问了相关的情况,并打电话给父亲,报告消息。
陈宝钗,永嘉县大若岩镇西坑村人,1923年11月17日出生。父亲陈雨亭,1937年任中华循道公会温州教区教师。其大哥陈哲海牧师,先后毕业于浙东神学院、武昌华中协和神学院、福建协和神学院,反右运动中在瑞安被划为右派分子,于1960年冬殉道,年仅42岁。陈宝钗在26岁时,到浙东神学院深造两年,后与循道公会教师吴廷波结为夫妻,后因丈夫去世,而于37岁时转嫁给失偶的郑颂三牧师,后来教会都称呼她为郑师母。
其夫郑颂三牧师,本名郑九楠,1916年出生,1993年去世,原,1954年1月16日在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温州教区第四届年议会上被按立为牧师。文革时期,以中医师名义到永嘉各地教会主领培灵聚会,牧养在逼迫中“主的群羊”,其不畏艰险、为主受苦的心志深受永嘉各地教会所爱戴。改革开放后,任永嘉县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主席、永嘉县基督教协会会长。
2004年9月24日,我在大浃堂与她会面,作一次口述历史采访,主要论及其兄陈哲海牧师和丈夫郑颂三牧师事迹。关于陈哲海牧师,他的去世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被瑞安教会称为史上第二批殉道士。她回忆说:
他先是在张堡座堂,大概是二十来岁,以后在乐清县,后来是在瑞安,教会进行学习(政治),我大哥被划为右派,就被劳动改造。我大哥在张堡住堂的时候,我们都还很小。我大哥很刚强,作工也很热忱,讲道也很有恩赐(讲外道很好),也很勇敢,工作热心。教牧师(政治)学习的时候,同工当中揭发他。
我大哥是在同工学习的会场中被打为反革命,以后被打为右派的。当时我在福建农场里,我就写信给他说:“大哥,他们都没有被打成右派,是你太骄傲了吧!所以同工都会与你合不来,给你提意见,你才会失败。”他很刚强的说:“我得胜!”
他曾被关到温州四面营,我也会去看他。他都叫我去看他,带东西给他,有泥鳅等物。但是到了那里,那边的同志都不让他吃,还责备我。以后,回天家的时候,他曾作保健员。有人说,是共产党将他害死的,就拿了一张毯,挖了一个坑将他随便埋掉了。我们知道后,都赶过去,但是找不到他。三年后,我大嫂去找(有人告诉她大概葬在哪里),教会的教友很好,就给他建了一个坟。去将他的骸骨拣回来,但她去的时候找不着,就在那边过夜,晚上她就祷告神。第二天她去的时候,看见一个老人站在前面,她就去问:“阿公,请问有些外人的坟在哪里?”老人说:“你看,这一片都是,有两个已经被挖走了。”大嫂就去挖,挖下去时候,她看见一颗镶的牙齿,并她织给大哥穿的毛衣残片,她就确定是他。塘下有个姊妹说:有几个人一起去的,他们将骸骨放在一个盒子里,后来他们看见骨头放光。教友们看到有许多同工(教牧师)都跌倒,有个老人就祷告问神说:“救主啊,陈牧师是不是真正的神的仆人?请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也好去照顾他的家庭。如果不是的话,也就算了!”后来,他作了一个梦,梦见我大哥跪在一张红地毯上面。后来他们就非常照顾我大哥的家庭。我大嫂以前是很痛苦的,因为是反革命,他们来将她织洋袜的机器都拿走了,这个是她维持生计的。在这么痛苦的情况下,都是教友们照顾他们。他有两个儿子,三个儿女,都照顾他们长大。
我大哥去世后,我到现在就有两次梦见他。有一次,我看见一张大梯,我就上去,看见另外一个世界,上面挂着许多牌子,我就认为是信徒被提的牌子。我去找自己的名字,是不是在其中。找到后发现,这牌子上,我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被改了。我就很疑惑。后来我大哥来了,说:“这个就是你的,宝钗宝赞音是同样的。”赞美主,我认为这个很有意义。就世界来说,我的命也是很苦,但是有救主,我心里很平安。尽管以前被下放到楠溪种田、砍柴,我都很喜欢唱歌,心中都是很喜乐。我很会赞美,我天天会唱歌,如(唱)“等主回来,末日回来,要聚集多珍宝;净白珍宝,明亮珍宝,主心真喜爱;耶稣珍宝如星星,所得冠冤照明明;我在天堂得平平,必永远自在。”我认为这个梦很有意思。宝钗、宝赞、这个宝会赞美的。
还有一次,我本来是给人接生的,教会开放后就没有接生了。我也给隔壁亲属接生,但是大家说我总是到处乱走,东一天西一天,都是在外面。接生了,我也会去探访。去温州的时候我也会给那些逃生(逃避计划生育)的教友接生,现在我就留下一把接生的剪刀。后来有一次我又梦见梯子,上去后看见大哥,然后,我就说要将剪刀交给他。大哥说:“宝钗,你到我这里来,你在世界上很苦。”我说:“说我苦?我可一点都不苦,江北的弟兄姊妹对我很好呀。”(我曾在大浃住了两年)我大哥就哭着说:“还说自己不苦,就是像你这样最苦了!”其实,就世界来说,我真的很苦。救主的恩典,我一直在外面作工,但是一直很喜乐。
关于其夫郑颂三牧师的晚年,她回忆道:
我的先生,别人反应说:“就是他这家人,与信道的人像的(意思是说他在行为好)。”他是一个老实人,地方上对他的反映都蛮好的。晚年,他中风,但主祝福他三年时间一直在床上睡。自己起不来,我就将他抱到靠椅上,靠累了,就将他抱回床上。一天好多次。他从来不会说自己苦,也没有向我提什么要求,如,累了帮他转个方向,身上痛要我摸摸等等。我都怕他累,怕他因为长期躺着,身上有过敏之类的。我总会在晚上帮他转方向。我故意说他:“你现在真是很苦呀,我现在可以到处走,而你只能躺在床上。”他回答我说:“我一点都不苦啊!”他从来没有说自己苦的。三年后,有一次从医院回来,他说:“有一棵大树,要我在下面走三圈。”我就想神要让他休息三年,大树就是救主耶稣。确实是三年,最后,吃饭越来越少。后来我梦见:“摆酒很多,很热闹啊,我没有媳妇娶,没有女儿嫁,但是很热闹啊!” 我就想:救主要他回家了。真的,去世的酒席,中午摆了十五桌,晚上摆了三十桌。临终的时候,饭吃少了。很平安的回天家了。在服侍他的时候,有人说:“你真是很苦,要三年服侍。”我说:“我可不苦。”
我以前住在大浃,后来运动来了,不让我们住。我梦见一个同志来,说:“搬出去,马上搬出去。”我就与我家先生说,他们不让我们住了。之后我去租了一间房子,还在打扫房子, 有人来对我说:“怎么还在这里,礼拜堂的门被封了。”我赶快回去,告诉他们说:“同志,我已经有房子了,你们开门让我搬出去。”他们也就真了开了门,让我搬出去。后来有一桶番薯水,我想留到第二天,但是他们不肯,只好将水慢慢地提回家。
教会开放前我们都是挺苦的,因为我们唱歌也不行,聚会也会被干涉。后来我梦见,我站在礼拜堂门口,看见天空乌云密布,我就叹息:“为什么天这么暗呢?”没等多久,我看见天空太阳出来了。我就非常高兴,就对弟兄姊妹说:“教会会开放的。”没等多久,文件下来说要将礼拜堂还给我们了。
陈宝钗师母的追悼会在温州西山殡仪馆举行,来自温州市各地教会的基督徒一同悼念这位已逝圣徒。我由于圣经培训班的课程没能赶赴参加,但从永嘉县基督教协会滕道恩牧师处得到一份他所撰写的悼念文,题为〈主的使女陈宝钗同工行述〉。该文在追悼会现场宣读,成为对郑师母一生的很好总结。该文总结她生命的四句话:
一、信仰坚贞、信心稳固
二、勤俭持家、培养子女
三、忠心侍奉、鞠躬尽瘁
四、学主样式、发光作盐

2011年11月16日星期三



郭溪街道塘下耶稣基督教会
源自温州城西基督教聖道公会,始创者WANG公是温州聖道公会〔原偕我公会〕传道人。主降一九一八年,WANG公举家迁居永嘉县会昌镇十九都〔今郭溪街道〕四里梅园坦〔今梅园村〕,置地筑三间草廬作寓。
  WANG公在外出布道时,常肩挎红十字包,携痧刀,走村访户,引人信主,完全义务。多历年所,福音得广宣,不久于前桥地创办耶稣基督教会,每逢主日,周边男女信徒,扶老携幼而来,教会場内几无隙地。
  WANG公教授信徒静默、祈祷、唱诗、读经、提倡家庭礼拜,使之信徒能熟读、背诵、明白经义;热忱鼓励诱导青年归主,培植信徒知识,随时宣扬布道,造就传道人材,恩光渐照渐明,始复有此兴盛。
  WANG公于主降一九七六年归主。主降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藉众会友议,幸托主恩,集资成数,在郭溪街道塘下上村之地始建教堂聖殿,福音处处广行,聖道蒸蒸日上。爰欸其缘由,鋕铭以垂久远。愿救主恩、天父博爱、聖灵感化,长临本堂,世世无穷,阿门。
  《资料来源于塘下基督教会创始人WANG公后人,有不详与不妥之处望塘下耶稣基督教会年长者予以指正补充》

刘廷芳生平大事年表


刘廷芳生平大事年表

1878年,祖母叶氏正式皈依基督。
1881年,祖母叶氏进入内地会育德女学。
1891年1月8日(清光绪十六年11月28日),出生于浙江省温州永嘉县大同乡(今属鹿城区)。
1900年,廷芳9岁,父亲刘世魁去世。
1905年,任温州内地会主日学会委办。
1907年,出任温州内地会勉励会第五任书启兼副书记司事、经斋二部委办、通问部委办长等职。肄业于温州偕我公会所办的艺文中学后,任该中学的英文教员。
1908年,司徒雷登受聘为南京金陵神学院教授,讲授《新约希腊文》课程。
1910年,代表温州教会出席全国勉励会,即能登台演讲,大家都佩服他的口才伶俐。
1911年,负笈美国,住在亚特兰大(Atlanta,美国乔治亚州首府)花商罗兰家里。首先进乔治亚中学(High School of Georgia)二年级进修。
1913年,取得心理学贺瑞斯奖(Horace Prize in Psychology)。
191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学士学位。
191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同年,与上海珠宝商之女吴卓生结婚。
191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师范学院获得教育文凭,同年入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但由于他怕考希伯来文,就转学到耶鲁神学院(Yale Divinity School)。
1917年6月24日,刘廷芳与洪业等人在纽约秘密宣誓成立“十字架与宝剑”(Cross and Sword)兄弟会,简称C and S。该会的创始人中有后来在上海办教育的陈鹤琴及上海青年会的秘书长涂羽卿。该会创建之初,刘廷芳为主要负责人。
1918年,取得耶鲁大学神学院神学士学位,成绩是班上第二名。
1919年,司徒雷登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
1920年,取得哥伦比亚师范大学的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同年,任协和神学院助理讲师。同年,刘廷芳回国,在燕京大学主授教育学、心理学和神学等课程,又在教育学系教授儿童心理学、青年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科目,同时在北京大学学育学系、心理系兼任教授。
1921年3月9日,接替即将回国休假的厚巴德,任神科代科长,成为当时中国主要神学院中第一位华人最高负责人。4月11日,晋升为燕京大学副教授。
1922年11月20日,燕京在美托事部正式批准他为神科科长。
1922年,中华基督教全国大会在上海召开,刘廷芳是大会的第三股委员。同年,刘廷芳参与组织中国全国基督教会的活动,任该会理事达十年之久。
1923年4月12日,晋升为燕京大学教授,成为当时燕京大学仅有的四名教授之一。同年,任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标准测验委员会主席,所制定的测验标准由全国教育促进会广泛运用于中国国立学校和基督教教会学校。同年,洪业回国到燕京大学任职,他是刘廷芳为燕大神科招聘的第一名教员。同年8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施行教育心理测验讲习会”,讲习会邀请刘廷芳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教育测量专家麦柯尔博士(William A. McCall)共同担任教授。来自全国17个省,295人参加,该讲习会的目的为促进教育心理测验在中国的推广。
1925年3月,在北京协和医院,他协助主持孙中山先生的基督教丧礼。燕大神科改称为宗教学院,由刘廷芳任第一任院长。同年,刘廷芳卸下心理学系主任之职,由其妹夫陆志韦担任。
1926年秋,任燕京神科(宗教学院)六年之后,身力交瘁,接受美国燕大托事会书记诺思(Eric M.North)的提议赴美讲学顺便休养身体两年,分别在耶鲁神学院、哈德福神学院讲学。同年,东吴大学文学院院长赵紫宸北上就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神学教授。
1927年,在欧柏林大学及密德尔堡大学(Middlebury Univ.)获荣誉博士学位。并于是年夏,出席瑞士洛桑国际宗教会议,并代表中华全国基督教协会参加在德国召开的教会促进国际团契世界联合会会议。继而做美国波士顿大学客籍教授。
1928年,在缅因州班哥尔神学院和芝加哥神学院讲学,同年回国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任职。
1930年,被选为新成立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大学委员会主席,其后五年中又历任此职。
1932年,担任联合圣歌编辑委员会主席兼文字支委会主席主编《普天颂赞》。
1936年,刘廷芳出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翌年作为代表参加在牛津和爱丁堡举行的基督教会大会世界委员会会议。
1937年1月24日,中国心理学会在南京成立,陆志韦为该学会主席,刘廷芳、艾伟、萧孝嵘等为理事。刘廷芳又分别担任国际教育协会实行委员、中国注音字母会会员等职。
1938年,去印度但白伦参加国际传道会议。
1940年4月2日,刘廷芳母亲李玺在上海逝世。
1941年,因故疾赴美就医。
1947年8月2日,因长期罹患严重的支气管炎,并发肺炎在美国新墨西哥州艾尔布克市长老会疗养院去世,享寿56岁。
1966年1月18日,吴卓生于在美国纽约去世,临终遗言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的话:“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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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大三师”之首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刊物《协进》主编马鸿纲在〈悼前协进主编刘廷芳博士〉一文中说:“中国基督徒青年人们所最接近的‘税务三杰’,现已只剩下吴耀宗先生了。‘燕京大学的三师’,现在只剩下赵紫宸先生了。每一位先进的逝世,都在受过他栽培者的心灵中激起无数的波浪和无限的悲哀。现在我们这位亲爱的前协进主编刘廷芳博士又于八月二日在美与世长辞了!”[1]他所指的“三师”分别为刘廷芳、吴雷川与赵紫宸。[2]

吴雷川(1870-1944),本名吴震春,祖籍杭州。被称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中国基督教激进思想家,中国本色神学的开拓者之一。于1893年(光绪十九年)参加科举考试,中举人。又于公元1898年(光绪廿四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于1906-1910年,任浙江高等学堂(今浙江大学)校长五年。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浙江教育司佥事,曾被当地民众公推为杭州市民政长,但未就职。1912年,应蔡元培邀请赴北京,任教育部佥事,后升任参事,从事教育行政十五年。同时受基督教思想影响于1915年受洗入教。他在中国古典文学的造诣甚高,于1922年受聘为燕京大学教授,1926年出任燕大副校长。1928年,经浙江门生蒋梦麟、陈布雷等推荐,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1929年,因教育部规定在中国的教会大学一律需由中国人担任校长,司徒雷登亲赴南京敦请其任燕京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于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10月26日因心肌扩大症复发致脑溢血在北京去世。代表作有:《基督徒的希望》、《基督教与中国文化》。[3]

赵紫宸(1888-1979),浙江德清人。早年就读于教会学校,1907年(光绪三十二年)在东吴大学就学时受洗入教。1914年(民国三年)赴美国田纳西州梵德尔特大学,专攻社会学与哲学。1917年毕业,获社会学硕士与神学士学位。回国后,曾回母校东吴大学任教,先后任教务长、文学院院长。1925年开始任燕京大学教授,并于1928年继刘廷芳任宗教学院院长。1947年,他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学,获普林斯顿大学荣誉神学博士学位。赵紫宸曾多次代表中国出席基督教世界性会议,积极参加普世教会运动。1948年8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成立大会中,他当选为该会六名主席之一。赵紫宸的著述甚丰,尤以《基督教进解》、《系狱记》、《耶稣传》、《圣保罗传》为著名。1949年,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后当选 为北京市政协常委。解放后,他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历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委、北京燕京协和神学院、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教授。1979年11月2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

在“燕大三师”之中,刘廷芳当属首屈一指。这与他入燕大的时间和在燕大的地位不无关系。谢扶雅在其〈燕大故人与往事〉说:“燕大的第二号‘头目’是刘廷芳。他于燕大初成立时,为司徒雷登所特邀来同办这所高等学府。一时无人不知刘廷芳是司徒校长的继承人。”[4]这里的“燕大的第二号‘头目’”是指他的地位仅次于燕大的校长司徒雷登。

曾一度继刘廷芳任燕大宗教学院院长的李荣芳在〈追述刘廷芳先生〉中提到刘对燕大的“爱”,他说:“他爱‘燕大’,他一大部分的工夫,用在燕大里面,他愿意使燕大中国化,他愿意使燕大宗教化。他竭力主张提高中国教员的待遇,中西待遇一律平等。他主张燕大中国教员的程度,不应当在国大教员的程度以下,他在北大兼课,在师大兼课,意思说他可以作北大的教授,也可以作师大的教授,然而他还作燕京的教授。他竭力提倡教会学校在政府立案,燕大必须中国化,才能服务中国。他主张燕大基督化,他承认燕大是布道士创立的,资源来自热诚爱国的基督徒,不同情基督教运动的,不应当主持教会学校的教政。他觉得燕大的空气应当使基督化的生活在里面觉着自然,觉着容易。后来他的身离开了燕大,他的心永未离开燕大。他爱燕大,他关心燕大。”[5]





[1]马鸿纲著,〈悼前协进主编刘廷芳博士〉,载于《协进》,第六卷第六期,1947年9月16日,第4页。
[2]吴昶兴著,《基督教教育在中国——刘廷芳宗教教育理念在中国之实践》,香港:浸信会出版社,2005年5月,45页。
[3] http://www.cass.net.cn/show_news.asp?ID=278692
[4] 谢扶雅著,《百龄诗文集》,香港基督教及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1991年,第210页。
[5] 李荣芳著,〈追述刘廷芳先生〉,载于《天风》第93期,1947年10月25日,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