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内地会的创建者戴德生与妻子玛利亚结婚13年间,总共生育了八个孩子,戴存爱却是三个女性中唯一长大成人的女儿。
1867年2月3日,戴存爱(Maria Taylor)出生于杭州,为戴德生与马利亚生育的第六个孩子,其前面的哥姐分别为;1859年的格莱斯·戴尔·泰勒、1861年的戴存仁、1862年的戴存义、1864年的撒母耳·戴尔·泰勒、1865年的简·戴尔·泰勒。
小引:内地会的创建者戴德生与妻子玛利亚结婚13年间,总共生育了八个孩子,戴存爱却是三个女性中唯一长大成人的女儿。
1867年2月3日,戴存爱(Maria Taylor)出生于杭州,为戴德生与马利亚生育的第六个孩子,其前面的哥姐分别为;1859年的格莱斯·戴尔·泰勒、1861年的戴存仁、1862年的戴存义、1864年的撒母耳·戴尔·泰勒、1865年的简·戴尔·泰勒。
楊鳳崗:温州是中国宗教的风向标:《当代温州基督教研究》代序
我关注温州基督教已经多年,一直想做个系统的研究,但一直未曾下笔。阅读舍禾的《当代温州基督教》书稿,勾起很多的记忆、联想和反思。
温州基督教的神迹奇事
从2000年开始,我在国内开展宗教社会学田野调查研究,最初的课题是研究“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中基督徒伦理”,从宗教社会学着名的韦伯命题入手,了解当下基督徒在工作伦理和生活伦理方面的所思所行,以及他们所在教会的教导。我们用了三年的时间,在全国八个城市,对基督徒及其教会进行了访谈和观察,包括两个西部城市,两个内陆城市,四个沿海城市,其中就包括温州。完成了八个田野调查报告,但是由于种种困难,至今只发表了其中三个,不包括温州。在温州进行田野调查的课题助理是李峰,当时是上海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生。他对于温州城乡结合部基督教的研究,是国内第一个宗教社会学实证研究博士论文,后来得以出书,可惜起了个绕口的书名《乡村基督教的组织特征及其社会结构性位秩——华南Y县X镇基督教教会组织研究》,很多精彩内容在出版审查过程中删掉了,实在可惜。
阅读李峰的访谈记录和田野笔记,让我对温州基督教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其中,一些神迹奇事留下深刻印象。比如,他在访谈中了解到,有一位基督徒老太太,有一天一觉醒来,自家的房屋全都倒塌了,原来是文革之中武斗两派那晚打得热闹,甚至炮轰对方,导致很多房屋倒塌,但老太太安然入睡,未受惊扰,毫发无损地走出了坍塌的房子,邻居看到无不称奇,认为是耶稣保佑,因此纷纷信耶稣。再比如,有一个村民被鬼附了,这在民间信仰非常流行的温州并不少见。那一家人请基督徒去祷告,信耶稣,鬼就离开了,病就好了。不过,那个鬼却转移去了村中另外一家,基督徒就去那一家祷告,信耶稣后,病也好了。可是那鬼又转到另外一家,再祷告,信耶稣,又没事了。就这样,很短时期内全村人都信了耶稣 ,鬼就不再来搅扰了。作为宗教社会学学者,我们在实证范围内无法证明那样的神迹奇事的真实性,但是,我们却实际观察到温州基督徒信仰的真诚,信仰效果的实在。
其实,基督教在温州存活和复兴本身可以说就是个神迹,是个仅靠简单的逻辑难以推导出来的现象。舍禾在此书中提到温州民间有个顺口溜描述温州的状况:“50年代的海防前线,60年代的武斗火线,70年代的投资短线。”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从1949年以来,温州至少有三次被定为全国的试点:1958-1959年的“无宗教区实验”,1996-2001年的“制非运动”试点,2014-2016年的强拆十字架运动”。但是,根据舍禾在《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基督教历史》记载,就在党国宣布温州已经实现了铲除宗教的时候,一位名叫林乃娒的年轻人在1959年决志信主,成为日后温州基督教发展的重要领袖之一。从1960年开始,在温州市区五马街成立了第一间家庭教会,1961年发展成3间,1962年发展到14间,1963年达到78间。面对基督教的“死灰复燃”,当局很不甘心,“文革”开始后关闭了所有宗教场所,但是,就在1967年9月,温州和梧田约300人在瓯海沙滩头受洗,1968年年4月,新桥教会100多人受洗,1969年5月,18位青年人在下岙受洗,成为教会复兴的骨干精兵。1970年,“温州市区教会”成立,并且分成六个片区。1971年,温州五县一市共600多位青年在瑞安举行了两天的联合聚会,成立“温州地区教会”,选立各县负责人30多人,从此每年举行片区小议会三次,联合大议会一次。这样的事情在“文革”期间发生,实在是局外人难以想像得到的,但却是实际发生了。
基督徒认为温州基督教的发展是上帝所行的神迹,对于宗教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面对宗教压而不倒、毁而不灭、越挫越奋的现实,超越意识形态的束缚,提出符合科学原则的理论解释。
温州的基督徒商人企业家
在2006至2008年,我组织开展了“信仰与信任”研究,访谈七大信仰体系(包括五大宗教加上儒家和无神论共产党员)中的商人企业家,了解他们如何在生意关系中信任客户、员工和其他人。期间,李向平教授等人一同到访温州,参观了一些基督徒企业的厂家,访谈了基督徒企业家数人。当时我就注意到,很多基督徒的企业以圣经或基督教的名词命名,这些基督徒“老板”们给出的理由是以此提醒自己和员工,要通过企业做光、做盐、做见证。这种做法的普遍程度,在舍禾此书中得到印证。
那次在温州,我们访谈了时任温州总商会会长、神力集团老总郑胜涛先生。当时他刚刚参加完一个行业协会的成立大会,口袋中揣着他在那个大会上的讲话稿,拿出来给我们看,内容包括提醒会员坚持诚信。郑先生跟我们讲了他的信仰见证和从商经历,显示出这二者的难解难分。作为准官方性质的工商联负责人,他不能把基督教的信仰挂在口头上到处宣讲,不过,他的基督教信仰是公开的,而他所宣讲的很多商业伦理原则,显然是出于他内心的基督教信仰。
那时,在全国已有超过一百个异地温州商会,我在很多城市遇到过温州基督徒企业家或商人,他们组织团契或教会聚会,也向当地人传福音。舍禾的书中提到,在八九十年代,一些在其他省份偏远乡村走街串巷弹棉花、修皮鞋的温州人中,有些就是基督徒,而且后来成为当地基督教发展的活跃分子。自从2009年以来,我去过欧洲几次,在意大利的几个城市都遇到温州籍的基督徒商人,他们不仅在生意上勤奋努力,而且热衷教会生活,乐于分享他们在生活中的信仰经历,包括个人的悔改和转变,在生意和生活中的成功与失败,处处见证上帝的奇妙和看顾保守。在法国,在西班牙,在以色列,在迪拜,我都遇到过这样的温州基督徒商人。
无论是商人还是基督徒,作为人,便都有人在罪性中的挣扎。不过,因为有了信仰,温州的“老板基督徒”群体便展现出一些独特的魅力,成为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在中国和世界经济舞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舍禾的新着专列章节,讨论温州基督徒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正面形象和反面形象。
那次去温州,令我倍感惊奇的另外一点,是温州基督徒的圣诞节庆祝。整个12月份,各教会轮流做东主办“圣诞酒”聚餐。这在舍禾的书中得到印证。虽然称作“圣诞酒”,却是没有酒的宴席。他们一般租用旅馆大厅,邀请亲朋好友几百人欢聚一堂,一边享受丰盛的桌上食物,一边享受台上福音性的文艺表演。那种热闹景象,无酒也醉人。有些教会还在晚上燃放烟花,把温州的天空装点的绚丽多彩。
温州的政教关系
2014年初的一个夜晚,我被放在床头的手机铃响吵醒。那时我才刚刚学习使用微信,还不熟悉基本功能,半夜里突然开始叮叮不断,原来是被朋友拉进了一个温州基督徒微信群,他们正热闹地发帖,急切地介绍温州各地正在开展的强拆十字架的最新情况,热烈地讨论应该如何应对。有人草拟了一个声明,点名要我给予评论和建议。本来我睡意很浓,但是只好起身回复。在那之前,对于温州基督教,我只不过是一个远距离的观察者。自从那夜之后,我感觉自己如同成为与温州基督徒日夜厮守的乡亲。在随后的日月里,欧美的媒体记者纷纷发邮件、打电话,就温州强拆十字架、中国基督教发展、中国宗教政策、中国各宗教的发展状况等问题不断采访我。原本安静的书斋,从此再也没有安静。
区域宗教研究新方向
温州的宗教情况能够代表中国的整体状况吗?当然不能,因为中国很大,各地差异很大。但是,由于党国在温州过去几十年来打压基督教的种种实验,由于基督教在温州蓬勃发展的特殊历程,也由于温州佛道教和民间宗教的兴盛情形,温州的确可以作为中国宗教发展的一个重要观察站,那里的变化可以看作中国宗教发展的一个风向标。
过去十几年,我们一直在想方设法推动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研究中国宗教,最先是开展田野调查,然后进行了半结构性访谈,后来又应用问卷调查和口述史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很多中国学者投入到当代中国宗教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很多国内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投入了人力和物力,开设了课程,很多中青年学者走向成熟。不过,也仍然存在一些偏裨和不足,这里仅举两例。
比如,至今有人误以为,田野调查,或者对于日常生活的观察,都属于人类学。其实,这样的研究也可以是社会学性质的。社会学研究不局限于定量的分析和统计模型的建立,也不局限于组织制度的分析,而是可以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深度访谈的方法、社会历史的方法,对于微观个体、中观群体、宏观社会进行实证分析。社会科学各学科彼此交叉,甚至难解难分,有些研究需要使用多种研究方法,以便更好地逼近事实真相和全貌。
再比如,有人认为宗教研究需要靠无神论学者,宣称只有他们才能建构超越宗教局限的理论。其实,没有亲口品尝梨子,怎能知道梨子的滋味?无神论者对于宗教的拒斥本身,就注定了他们难以客观,意识形态的坚持更让他们难以实事求是。与此相反,假如一个人真诚相信上帝掌管宇宙中的一切事物,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职责就是客观地观察和记录事实,理性地提出符合逻辑的解释,那么,他的研究可以做到更加客观,更有深度,更有广度。能否做出高水准的研究,不在于是否相信神灵,而在于社会科学方法的掌握和应用,在于社会科学原则的持守,在于逻辑思维和理论的能力。
在宗教研究中,教内和教外学者的结合,在当下的中国尤其重要,因为在无神论意识形态主导之下,各个宗教都处于弱势,宗教信徒不得不小心谨慎地自我保护,对于外来人的学术研究常常怀有疑虑和惧怕。有些重要资料,只有教内学者才能获得。我们在进行七大信仰体系商人的信仰与信任研究时,就尽力安排认信或者熟知某个信仰体系的学者去访谈其中的商人。
舍禾作为温州教会的一员,因此俱有天然优势,获得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而他的学术自觉和批判性反思,使得他处处留意超越主观局限。不过,此书不是学院派纯学术的着作,作者对于很多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作为其中一员的反思,积极探索未来发展方向。对于我这种学院派学者来说,他的这些反思本身,也成为很有价值的研究资料。
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进行学术研究,历史尚短,积累尚浅。在前期的总揽概观之后,非常需要深入细致的研究。其中,区域宗教的深入研究和多种角度的研究,是个很好的路径。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很大,从地理环境到人文积淀,从经济发展到政治环境,每个地区都有所不同。我们近期开展中国宗教的地理信息系统研究,将对不同地区的多种宗教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对于浙江的宗教生态,也已经有了更多的认识。
总而言之,舍禾对于温州基督教近代、现代和当代历史记录和现实反思,为读者和其他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并且有深刻的反思内容,弥足珍贵。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看到有人撰写宁波基督教历史、杭州基督教历史、金华基督教历史、河南平阳基督教历史、安徽阜阳基督教历史、山西临汾基督教历史,等等。当然,我也希望看到有人撰写其他区域、其他宗教的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
转自四季书评
方韶毅|《赵元任影记》里的刘廷藩
我一直关注刘廷芳家族的文献,刘氏兄弟的成长经历及其联姻、社会交往、文学和研究成就等均值得一书。就拿刘廷芳来说,他早在温州艺文学堂就读时即被司徒雷登注意,司徒雷登推荐他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深造,后又安排他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一路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司徒雷登执掌燕京大学后,力邀刘廷芳加盟,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称赞刘廷芳为“全中国最有价值的二或三个华人基督教徒之一”,“在建校初期帮助物色了学校所需要的中国人,从而为确定燕京的办学方针起了重大作用”。
孙中山去世,在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礼堂举行了一个丧礼家祷式,以基督教仪式进行,刘廷芳担任主礼者。同时,刘廷芳是“中国有数的心理学家”,其博士论文《学习中文的心理研究》“是最早的汉语教学心理学方面的观察与实验”,至今仍为研究者关注。刘廷芳又是一位诗人和翻译家,出版有诗集《山雨》,所译《疯人》是中国第一部纪伯伦作品译本。
刘廷芳夫妇与宋美龄、孙科、洪业、赵紫宸等政学界人物都有很多交集。刘廷芳的弟弟刘廷蔚是著名的昆虫学家,也是一位诗人。其《北京蜻蜓目昆虫生活史及分类研究》是中国有关蜻蜓研究最早的论文之一。沈从文曾撰文称许刘廷蔚的诗集《山花》:
“这集中,作者刘廷蔚,有用透明的情感,略带忧郁,写出病的朦胧的美,如题作《我不忘记》的一诗,是我最欢喜的。”
刘廷蔚的夫人吴元俊是吴鼎昌之女。刘廷芳有两位妹妹,刘文端嫁给陆志韦,刘文庄嫁给徐淑希,陆、徐都是燕京大学的名教授。
刘廷芳还有一位弟弟刘廷藩,曾与赵元任同在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工作。以名声论,刘廷藩没有他的哥哥刘廷芳、弟弟刘廷蔚、姐夫陆志韦那样响亮。刘廷藩的侄子刘荣黔先生说,二伯的资料很少,前几年清华大学图书馆找他要二伯的照片,遍寻不得,只好在“全家福”中剪出头像。
母亲行过人生的大风浪
何正中
我亲爱的妈妈李美钦是一位十分虔诚的基督徒。
1914年10月11日,她出生在浙江省温州市一个穷苦的家庭。外祖父是位忠厚老实的建筑木工,约30岁时,他在三楼高作业时失足坠亡;外祖母只得日夜干些手工针线活供女儿读书。妈妈天资聪颖,上小学前已经认识几百个字,还时常陪伴外祖母一起阅读圣经,做祷告,唱赞美诗歌。上小学后,她品德好,学习成绩一直优秀……她17岁时,就读于“宁波市华美医院”护士学校。该医院是一位信主的美国医学博士创办的,故基督教风气十分浓厚;妈妈成绩特别优异出众,所以一毕业她便留院担任产妇科护士长。
我祖父(注:何漱芳牧師)是一位专职牧师,而外祖母是该教堂里的同工,彼此相当熟悉友好,故我妈妈与爸爸何其美从小就相识相知,互有好感,早早地订了婚。后来,每当妈妈离别温州赴宁波时,爸爸总是送她到长途汽车站;两人泪眼汪汪互道珍重,相依相偎不舍分开,真是“多情自古伤离别”。
妈妈24岁时与爸爸结婚,婚后两人情投意合,生活甜美。因为两人都不愿分居异地,于是妈妈辞去了宁波的工作回到温州。他们俩都亲密地称呼对方“darling”(亲爱的)。
三年后,爸爸自创小型医院——“温州市福民医院”,并把自己的名字“何其美”改为何福民。爸爸担任院长,妈妈担任副院长,并物色了一些有学历、有实践经验的医务人员,“温州市福民医院”就此宣告诞生。几年后,该医院成为温州市著名的全科小型医院,市内外众多病患者慕名而来就医。
过了几年,爸爸雄心勃勃,又创办了一家肥皂厂,大量生产成本低廉、质量尚可的肥皂。这些肥皂源源不断进入温州千家万户;我们家也因此赚到了不少钱。
我们提前过上了小康生活,但妈妈并未忘记上帝的恩典。每逢礼拜天,她总是早早地起床,把子女们打扮得整整齐齐的,一同来到基督教堂敬拜主,使我们从小就接受真理的浇灌。
1949年4月,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爸爸被两个冒充病人家属,许诺出重金请大医生到病人家看病为由骗去,而实际上,他是被绑架到了大土匪霸占的小海岛——鹿西山。
爸爸被绑架后,灾难随即降临,妈妈在受此晴天霹雳般重大惊吓后,精神恍惚,面容憔悴;她终日拭泪的形象我至今还历历在目。
绑匪敲诈勒索去50两黄金以后,仍不见爸爸归来,生死未卜。家里有七个子女(第七个尚在腹中),上面还有一位60多岁的外祖母,祖父也每天来我家陪伴妈妈一起禁食恒切祷告。
感谢上帝听从了我祖父及妈妈的祷告,保守我爸爸性命。1949年酷暑,鹿西山即将解放,大小土匪成了亡命之徒,拋下人质各寻生路。爸爸逃回家里。祖父和妈妈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才落下,大家彼此安慰,都说50两黄金是身外之物,上帝恩赐的生命才是最宝贵的,要感谢主。
解放后,妈妈携带爸爸一起来到宁波市华美医院(市第二医院前身),我们七个子女也来到宁波。妈妈当即恢复产妇科护士长职务,月薪75元;爸爸担任腹外科主治医师,月薪130元。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我爸爸因仗义执言,被单位打成右派分子,取消工资,铐上手铐押送到“宁波市劳动教养所”,宣布劳教三年,每个月只发给他7.5元的伙食费。爸爸劳教期间,妈妈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精神压力;另外,经济上也变得十分拮据,家里每月一下子少了130元收入,仅靠她75元月薪要养活9口人何等困难!
平时,妈妈自己在食堂吃饭时,总是只买一分钱的汤;但她依然积极工作,年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她连生病也不请假。另外,妈妈时刻挂念着爸爸,她总是利用在上深夜班清晨下班后,放弃睡眠时间,步行30多里路程(为的是省几元钱)去劳教所看望爸爸。她每次去探望爸爸时,总是替他恒切祷告,求主怜悯,祈求上帝时时刻刻与爸爸同在,引导他行过“死荫的幽谷”。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开始。妈妈为了让子女能多吃上几口饭,自己仅以米糠、红刺藤粉、革命草根为食,结果她得了非常严重的“浮肿病”,十来天都拉不出一次大便。
更加不幸的是:在“宁波市劳动教养所”经过三年关闭“改造”的爸爸,性格发生了很大变化。他非但不记妈妈的情,反而以怨报德,“darling”的称呼也不叫了,他把在外面受到的凌辱,全都发泄在妈妈身上,不仅自己不做一点家务,还经常命令式直呼妈妈的名字干这干那;对家庭开支也变得斤斤计较,每个月都要审查家庭开销账,常常为了几角钱对不齐就发怒,多次拍桌子谩骂妈妈;双方矛盾日益加深并公开化,邻居、医院、亲朋好友都知晓了。
1966年“文革”开始,因爸爸的原因,除大姐已在北京工作外,我们六个子女都被牵连,在歧视的目光下忧郁度日。其中有三个子女因而产生轻生念头,终于有一天,我的大妹上吊自杀了。妈妈同我到第二医院太平间,她站立在我大妹的遗体旁痛哭祷告:“天父啊,您是又公义又慈爱的大牧者,对丽灵这只饱受痛苦、惊吓的小羊,在绝望之际选择了错误的出路,祈求能得到您的谅解和疼爱。”
妈妈是一位信仰十分坚定的基督徒,她爱神爱人,经常向产妇们传播基督福音,还多次输血给危急病人;她也是一位称职的好妈妈,一生抚养了七个子女,对每个子女都倾注了爱。最大的爱就是我们兄弟姐妹还小的时间,每逢礼拜天,妈妈总是早早地起床,把子女们打扮得整整齐齐地来到教堂敬拜主,使我们从小起就受到真理的浇灌。
妈妈的爱是博大的,她乐于把对子女的爱扩大到他人,众多同她接触过的邻居、同事、病人、教友……都接受过她真诚的关爱和无私的帮助。妈妈一生热爱学习,退休后便应聘进入宁波市科技局图书馆工作,她除做好本职工作外,也借此机会阅读大量书籍;八十多岁时,她还参加宁波市老年大学英语班学习,勤学苦练英语口语;平常,每当路途中遇到外国友人,她总是主动前去与他们亲热交谈,这件事一时传为佳话,并且被《中国老年报》和《宁波日报》作为新闻报道。
后来她应在美国定居的小弟正恩邀请,84岁时只身一人来到美国住了近一年;在美期间,她身体康健,精神抖擞,看望了我的三叔父何其义(何天择)夫妻、姑妈们,以及我的大姐和其他不懂中文的美国友人,其中好几位就是当年经妈妈接生的洋人产妇和她们的子女。能够用英语交流给她带来很大的便利和愉悦,三叔父何天择来信对我说:“你妈妈如此高龄还能远行,这真是上帝的恩典。”
妈妈曾做过一次证道,题目是“爱”。她说:主耶稣讲过,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得不到爱的可怜人,只要来到耶稣身旁,就必定能够得到爱;耶稣用他的爱引领大家行走未来的义路、灵路、天路、永生的道路。她还当场唱了一首赞美诗《耶稣爱你》——“耶稣爱你,救你摆脱罪恶权势,耶稣永远爱你……”(注:台灣天韻詩歌)她人品极佳,受到了众弟兄姊妹的敬重,到她家拜访的信徒络绎不绝。每次离别前,大家总是轮流做祷告,愿上帝赐予各家大小人员健康、幸福、喜乐、平安、生命长进,灵性活泼,并互道珍重。
妈妈于2001年9月15日中午,离别了人世,回归天家。她去世的第三天,举行了追思礼拜。
在“李美钦姐妹追思礼拜”上,众弟兄姊妹放声高唱了多首赞美诗歌,背诵了几段宝贵经文,接着讲道、祷告,并宣读妈妈生平;另外,有好几位妈妈生前结成的“果子”,也一一做了自己怎样在妈妈带领下归主的见证。
如今的我,正跟随妈妈的脚踪,日近一日地奔向天国。深信将来我会在天父的宝座前,与我亲爱的妈妈重逢,在永恒中得享天父无比的慈爱。愿一切荣耀归于全能、全爱、全知、全善、公义、公正、奇妙的耶和华我们的上帝,直到永远、永永远远。阿们!
天使到訪
何漱芳(1882-1961)
何牧師步上講臺,選讀聖經使徒行傳二章十六至十八節,便將他親眼看見的異象及異夢的經過情形,向教會報告如下:
我於1934年6月20日出外探望信徒,傍晚回家,忽覺身體倦倦,晚餐後即入睡。那時大概是七點半鐘。約睡了半小時,忽見明光四射,閉目仍見亮光。我以為是妻子拿燈來;但光線太強,我即呼喊妻子說:「很光!很光!」話猶未完,見一容貌英俊的白衣少年,面帶笑容。我又呼喊妻子說:「天使!天使!」同時嚇得四肢酸軟,不能移動。
生平事、現鏡前
之後妻子進來,她看不見天使和亮光,問我發生了甚麼事?我便將情形告訴她。她出去後我再入睡。夢中與天使同行。天使問我何時得救,我答:「當我决心相信主的那天,即已得救了。」天使說:「不錯。」又問得救至今有多少年,我答:「以首尾共34年。」天使說:「不對,是32年。」又問:「得救32年內的事都記得嗎?」我答:「不能完全記得。」
天使攜我到一大鏡子前,鏡中初無他物,旋即有一辮髮少年站立在小牆上講道,聽者約二十餘人。我問這少年是誰,天使說:「不是你嗎?」我即憶起30年前,在潘埭藥舖,曾站在一小牆上為主耶穌作見證。此後,32年內,有關道德的言語行為,歷歷可見:像因信徒跌倒而流淚禱告,為病人禱告,擔任傳道助手,出外往各地傳揚福音,一概都顯現在鏡子裡面。一次乘船赴上戍,一個船夫失足跌傷,我告訴他止血的方法,且用新手巾替他裹傷;一次在一個貧窮婦人的家裡,因霍亂注鹽水,臭蟲鑽身,解衣以待天明等等,一舉一動,如實擺在眼前。看完以後,天使從鏡中取出一本大簿子,放在一座天平左邊的銅秤盤上,秤盤直徑約一呎多,又取出一顆紅色寶石為法碼,放入右邊銅秤盤,兩端相稱,便將紅寶石給我作為賞賜。紅寶石長約八寸,闊約六寸,厚約一寸,上有「第一寶石」四字,燦爛奪目,非常可愛。我得到這塊寶石,喜不自禁。
天使又問我行事為人完全嗎?我說不能完全。他再引我至鏡前,看見我初信耶穌時仍去賭博兩次,在西郭與母親相爭,打妻子一次,在白門教會辱罵會友,出言不遜,在上海打車夫,反對長輩上司,懶惰不肯作工,袒護罪人,疏忽生病教友,形形色色,都顯明在鏡子裡,不看也不能。看完後,天使仍照先前另取出一本大簿子,將前簿放入天平左盤,後簿放天平右,將紅寶石添入右盤,則右邊垂下,不平衡了。天使取出紅寶石,換上一藍色寶石,兩端才告平衡。他即把藍寶石給我,說那是我所當得的獎賞。我看這塊藍寶石,比那紅色寶石為小,色澤暗淡,上有「第七寶石」字樣。接過後痛悔不已,自怨自艾,平生過失可恨,叫我少得賞賜,內心傷痛,流淚哭泣。天使便說:「凡人被主寶血洗過,他的眼淚可以滌除自己已經悔改的罪孽,我替你再稱一稱。」遂將前簿置左銅盤,加一黃色寶石,兩端相平,於是把黃寶石給我為賞賜。我接過來後,見此石大小亮光勝過藍寶石,上有「第四寶石」四字,心稍覺安慰。我問天使,我未得救前之罪何在。他說,已經被主耶穌擔當了。我又問,得救以前所行善事沒有一點價值嗎?他說,罪人雖行大善事,但被罪孽遮住,主並不記念。
(我以當主再來時,對信徒工作的審判,主不用查明事實,亦無需人招認,只需將影片似的簿子給人自看自聽,人人不能推諉。全能的主判斷公正,奇妙莫測,願諸位反省流淚,痛悔己過,每日省察,千萬不可疏忽。)
教會中各人被鑑察
天使又引我到一禮拜堂,會眾約百餘人,甚為嚴肅整齊,敬虔莊重。會後進飯廳午餐時,男女數目卻在四、五百人。我問這些出來的人為何不在會中?他們說都在會中,但敬拜上帝是屬靈的事,吃飯是肉體的事,凡不以心靈敬拜上帝的人,他們的靈性是看不見的。飯後各人三三五五,各坐各位,觀察他們的靈命,有的健康,有的瘦弱,有較平時的美觀,有較醜陋;近視、盲眼的亦不少。天使吩咐我取藥來給他們診治,我以為我僅有一些治發炎的眼藥,而近視眼、盲眼是無藥可治的;但忽見台上有一藥櫃,天使指著說,此櫃裡各藥俱全,可將他們一一治好。又見一位腳跛的,一位爛掉鼻子的,及一位赤身露體的。
(此異夢顯示我教會的信徒,用心靈誠實敬拜上帝的只有百餘人,健康的乃指靈性剛強,平日有善行者;瘦弱的乃指靈性軟弱,德行較差者。近視即愛世界過於愛主;盲目即信主七、八年或十餘年仍不明白救恩。跛腳者指不常聚會事奉主,爛鼻子指驕傲自滿。赤身露體指犯姦淫罪的。我自見異象之後,查核本教會一切會友方知其確。)
信徒同工被試驗
天使又引我至一處,裡面人數不少,各人愁眉苦臉,心中如焚,天使說這些人正在火裡鍛鍊。我問火在何處?他說是無形的火。我又問他們是信徒嗎?回答說當然是。我心中極其難過,既屬信徒,為何仍在火中(誤以為是指永火)。天使就取出精金一塊,形爲如粗石,一面厚,一面薄,金黃色,非常光亮,指著問我是甚麼,我說是精金,他又問精金怎樣形成?答以火煉成。他說,你現在可以知道了。
(我以本教會信徒阮醒塵弟兄,為人忠厚誠實,在教會中熱心事奉,教內教外無不稱讚他,可惜患腦瘤,臥床一年多,痛苦不堪。我不明白他為何受此痛苦,上帝為何不垂聽我們的懇求。我現在才明白他的靈性在受試煉,原是一件美事。)
在異夢中我又看見瑞安縣同工們的工作,各在建造房子,有人建得美麗高大,有人造得雖小但尚可觀,有人造得卑微窄小;有的建在高處,有的建在低處,各不相同。又看見好像差會支發薪水,天使說:作工的人得工資是應當的,得工價作工亦是應當的。
(我以同工們的工作,平日外表看來似乎相同,但實則不同。思及明鏡中之事,自我擔任傳道助手時之工作,無不顯明在鏡中,惟自作牧師以後之工作,鏡中卻一無所見。這件事的解釋,大概是認為義務傳道無工價,作牧師有工價,工作是應該,而主有辦法評斷工作之優劣──參哥林多前書三10至15。)
得救之道與樂園之境
天使又引我至一處,看見一大池,池內多人正在掙扎。池上面有蓋,蓋乃由長木條作成的方格子。握住池蓋的人均從池中爬起,但又被二位少年推入右邊另一小池中,我對此現象不明白。天使說:必須經過寶血池。那二位少年說,人到橄欖山必須先經過加略山,不可到西乃山;如到西乃山,就不能到橄欖山云云。
(我以大池指世界,池蓋方格木條表示十字架,池內溺民指世人沉在罪中;若舉起信心的手靠著十字架,立即可得拯救。小池指寶血池,人人得了主的寶血,一切的不義都給洗淨。橄欖山是主升天之地,加略山是主受苦之地,西乃山是摩西傳律法之地。到橄欖山即指升天,必得先經過加略山,即與主一同受苦。不可到西乃山即指不可靠律法,否則無法被提升天。)
天使又領我到一大平原,一望無際,雪白明亮,如太平洋風平浪靜的風景。前面隔一小河,河中左為火,右為水,水上有橋與地成水平,兩旁欄杆白色。我立於左邊欄杆,看見河的彼岸光亮極大,周圍有穿白衣的孩子及會眾在那兒作樂跳舞,口唱哈利路亞。那美麗的光景,殊非世界的榮華可以比擬。我問這些孩童從哪裡來,天使回答說都是信徒的子女;又問這些白衣會眾從哪裡來,他說是主的寶血買來的。我打算走過橋去,但橋旁有兩位青年攔阻不讓我過去,說:「從前曾有人過去,將來也有人過去,現在卻不許你過去。」我就仍舊退回原地觀望,羨慕不已。
(我以前面相隔的是死河,過橋即指肉身升天。河彼岸美麗風光為主的樂園,最高處是寶座,信主子女都在寶座周圍逍遙自在,快樂異常。回憶吳博仁先生公子四歲夭折,心極憂傷,他說不是憂愁孩子死了,乃是憂愁孩子還沒有得救,因孩子只有四歲,還不明白信仰。異夢中所見寶座周圍皆是孩童,可見孩童所得的更美,與主更為親近。樂園中除主寶血買來的人外,並沒別人,就是舊約古時的先知聖人,也是倚靠主的寶血得救的。)
夢醒之時
夢到這裡便醒了,看見教會許多弟兄姊妹立在我床前,我以為是主日。他們卻說:「今日不是主日,我們呼叫你,你聽見嗎?」我回答:「沒有聽見。」此時已早晨八點鐘了。妻子告訴我:「你昨晚說看見天使,我早晨四點即進房來,喚你不醒,告訴祖母,兩個人大聲呼喚你,你還是熟睡。但見你的面貌光紅,氣息如常,請薛揚芳中醫來為你診病,說你無病,恐怕發的是痧症,施予推拿手術,仍不見效。我們慌張起來,一面請瑞安縣來蘇醫院王厚齋醫生醫治,一面電溫州白累德醫院叫長子何其美速即返家……。」到了十點鐘,我略進飲食,以後休息了數天,體力復原,繼續為主工作。
(此文刊登於《傳》雙月刊第 101 期)
注:何漱芳牧師(1882-1961),原中國内地會溫州内地會牧師,溫州永强沧头人,杭州神学毕业,后任教师。1920年在白象主建教堂,后封任牧师。1919-1921年受溫州總會差遣在溫州樂清北白象教会住堂。鄭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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