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温州模式之之謎 分析温州民營經濟起家過程 作者：吴洪森

        溫州模式，是以民營經濟占主導地位所形成和展開的市場經濟。溫州民營經濟何以強大起來，至今依然是謎。為此，我想通過分析溫州民營經濟起家過程，來解開這個謎。
　　有人說貧困而相對封閉的環境，導致溫州窮則思變，紛紛走出去闖天下。我認為，這種解釋是滑稽的。改革開放前，和溫州一樣窮甚至更窮的地方有的是，窮的地方都思變。但是，思變不等於能變。溫州的不同之處在於它的“能變”。

　　溫州為什麼窮則能變呢？第一個功臣是“彈棉幫”。當年，溫州很多鄉里人靠彈棉花，行走全國城鄉。計劃經濟時代，日常生活用品極度短缺。“彈棉幫”將市場短缺小商品的資訊回饋回家鄉，家鄉就搞起小作坊，生產紐扣之類的小商品，借助足跡遍佈全國的“彈棉幫”將小商品推銷出去。溫州民營經濟就是靠紐扣起家的。檢驗一下這個起家故事，其中關於“彈棉幫”將資訊回饋回家鄉的重要性顯然是被誇大了。在那個時代，人人都知道日常生活用品短缺。關鍵在於，溫州人為什麼敢於搞地下生產這一“違法”勾當？溫州起家的特殊性，還不僅僅在於它在計劃經濟時代敢於非法生產小商品，這樣的現象在全國各地都出現過。溫州的特殊性在於，其它地方的地下工廠很容易被撲滅，撲滅之後也難以再起，而溫州的地下工廠卻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溫州地下工廠的動力來自哪裡？這就是“彈棉幫”的功勞了。遍佈全國的“彈棉幫”是一張卓有成效的全國分銷網。“彈棉幫”的身份是窮苦農民，他們利用上門彈棉花之機，順便推銷小商品，使推銷活動既有成效又隱蔽，難以成為打擊目標。小商品順利推銷出去，利潤就有了保證。利潤有了保證，後方的小作坊，即使在一場運動中被抄家沒收，但風頭一過，照樣又悄悄幹起來。這就是計劃經濟時代無法撲滅溫州地下工廠的根本原因。“彈棉幫”也成為溫州人戰勝管制的最佳武器。

　　當計劃經濟鬆動，政府默認了小商品的生產銷售活動之後，“彈棉幫”就扔掉了那張彈弓，轉變為遍佈全國的專業銷售人員，漸漸地他們開始進軍各地市場，佔據城市裡的商場。“彈棉幫”消失了，溫州人組成的全國分銷網卻更強大更有實力了。如今這張網已經布向了世界，它既具有分銷和分工合作的功能，又具有資訊回饋功能。

　　問題之二，溫州當年辦小工廠的資金哪裡來？這秘密就在於溫州一直保持著的民間標會傳統。

　　民間標會，儘管屬於非法，實際上各地一直存在，甚至像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底層，計劃經濟時代也存在民間標會。不同之處在於，其它地方的民間標會只是鄰里鄉友之間為了一時的救急互助，資金規模很小。而溫州的標會卻不僅僅是為一時之急，更多的是為了抓住商機的股金聚集。

　　在改革開放初期，萬元戶作為富翁的標誌，還只是絕大多數人的夢想，溫州的民間標會就可以輕易集聚起幾萬元的資本，如今標會規模更是可以大到幾千萬甚至上億。正是標會將社會散錢集聚為資本，使溫州人能迅速抓住在全國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出現的商機。近年來媒體不時提及的溫州炒房團、炒煤團、炒股團，很多都是標會的資本。

　　為了抓住商機而集資的標會由於所需資金量大，參與者常常將自己的全部財產投入進去，有的甚至是借債投進去。這種標會涉及到利益和風險複雜分配形式，其前提是對主持人的信任。雖然偶爾也會出現借助標會欺詐他人錢財的醜聞，但總的來說，溫州標會的信譽是可靠的，這才使得溫州的民間標會經久不衰。溫州的地下錢莊也運轉良好，十分興旺。

　　標會和地下錢莊興旺的背後，是人與人之間的信用關係牢靠。這才是溫州所特有的現象。在中國社會道德水準普遍低下、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幾乎蕩然無存的情況下，溫州為什麼能建立並保持社會信用呢？以我之見，溫州各地教會無意中成了凝聚社會信用的場所。溫州信教人數眾多，溫州民間標會和地下錢莊基本上在鄰里鄉親和同一個教派的教友中產生和運作。世界上虔誠信徒有很多，教堂更是隨處可見。但是絕大多數教堂裡的教友，出了教堂就互不相干了，為什麼溫州教友之間能建立起牢靠的信用關係？

　　溫州人在計劃經濟時代從事地下經濟活動，必然對所有參與成員的忠誠有很高的要求。假如動輒出現告密者，溫州地下經濟就會輕易被查獲破壞。考慮到地下經濟通常都是在同一個教會的教友之間發生，我們就可以大概明白其中的情形：當時的溫州人信仰非法宗教，在政治上已屬非法，而非法信教者之間如果還合作搞非法地下經濟，又犯下了破壞計劃經濟罪。這雙重犯罪無疑加強了教友之間的忠誠度。如果出賣教會、出賣教友，會損人不利己。而相互的忠誠卻可以帶來經濟上的好處。經濟上的好處反過來更加堅定了他們的信仰，更加強了對教會和對教友的忠誠。此時，忠誠既是他們人身安全的保障，也是獲得財富的保障。正是這精神和經濟上的雙重共謀，使得溫州教友之間建立起牢固可靠的信任關係。這樣的信任關係進入到市場經濟時代就成了一筆巨大的社會信用資本。這筆社會信用資本，全中國除了溫州沒有第二個地方擁有。這才是溫州人容易發財致富的秘笈。

　　教會在溫州，並不僅僅是一種精神信仰，它同時還具有經濟組織功能。正是這經濟組織功能，使得教友與教會的關係極為密切和牢固。因此，信教對溫州人來說同時還意味著加入到哪張商業人際網路的問題。有這張互相信任、互相提攜、互相説明的人際網路，個人創業成功的可能性無疑就大多了，而這張以信用為原則的網路，反過來又促進網路中的每個人去自覺遵守和捍衛信用原則。
　　那些將蘇南模式與溫州模式作比較研究的文章，都認為蘇南模式是集體經濟，溫州模式是個體經濟。這是停留在所有制形式上作比較的結果。經過對溫州模式層層剝筍式處理之後，我們看到，改革開放以來，溫州是中國惟一不靠外資也不靠政府特殊政策發展起來的區域經濟，他們不但在本土獲得發展還成為進軍海外的大軍。這說明，社會信用遠比外資和特殊政策更重要。

作者：吳洪森 原文出處：經濟觀察報。2006年04月09日 16:56。 轉載： http://finance.sin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