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午從倫敦坐大巴去劍橋。此行，專為一本書——蘇慧廉（W.E.Soothill，1861-1935）譯《新約聖經》溫州方言本。
近幾年關注傳教士蘇慧廉，他的著述幾乎都翻過了，唯缺這本。從溫州到北京，從北美到英倫，我整整找了它三年。問過溫州老牧師，問過英國傳教士的後代，他們都知道這本《聖經》，有的說還見過，但誰也拿不出。讀過溫州方言志書，也查過多種漢譯《聖經》流布史，對此書的記載五花八門，連書名的說法也不統一。
我是去年春天要離開牛津的那個上午，才偶然獲知劍橋大學圖書館可能藏有一本，當時時間已緊，沒法改道前往查考。回來後就與劍橋聯繫，終於在今年夏天確認，他們收藏的這本，就是我要找的《新約聖經》溫州方言羅馬字譯本，並且是全本。以我有限（其實不算有限）之知見，這很可能是全球孤本了。
抵達時已近中午，劍橋微雨。酒店要三點才可入住，於是把行李寄在前臺，就直奔圖書館了。服務生告我，圖書館在不遠的河畔，步行一刻鐘可抵。知道尋找、辦手續需要不少時間，中飯也顧不上了。
劍橋大學圖書館內不允許拍照，只能拍張它的外景。
辦好入館及借閱手續，兩點我準時來到Onesimus Ngundu博士辦公室。這位黑皮膚的博士是《聖經》版本研究專家，也是劍橋Bible Society 分館的負責人。 劍橋1984年“戰勝”牛津，成功接收了大英聖書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近兩百年的收藏，一躍成為全球《聖經》收藏最豐富的地方。
我推門而入，他就知道我的名字了——這個隔了千萬裡，與他郵件聯繫了很多趟的中國人。他的房間裡都是古老的書，估計絕大多數是不同版本的《聖經》。我要的書，他已從庫房裡提出，擺在桌上，靜靜地等我。不過，按劍橋的規定，這些1900年前出版的善本，必須在一個特定的房間閱讀。於是，Ngundu博士捧著書（他堅持他捧著），領著我，穿過幾條古色古香的走廊，來到Munby Rare Books 閱覽室。
劍橋有四本不同版本的溫州方言《聖經》，現在一下子都放了在我面前。除1902年的《新約》全本外，還有《四福音帶使徒行傳》及《馬太福音》、《馬可福音》單行本。《四福音帶使徒行傳》大英圖書館有藏，我去年讀過。
《新約聖經》溫州方言本扉頁。當時不許拍照，於是在辦理了手續後，獲允有限複印了幾張書影。
近幾年關注傳教士蘇慧廉，他的著述幾乎都翻過了，唯缺這本。從溫州到北京，從北美到英倫，我整整找了它三年。問過溫州老牧師，問過英國傳教士的後代，他們都知道這本《聖經》，有的說還見過，但誰也拿不出。讀過溫州方言志書，也查過多種漢譯《聖經》流布史，對此書的記載五花八門，連書名的說法也不統一。
我是去年春天要離開牛津的那個上午，才偶然獲知劍橋大學圖書館可能藏有一本，當時時間已緊，沒法改道前往查考。回來後就與劍橋聯繫，終於在今年夏天確認，他們收藏的這本，就是我要找的《新約聖經》溫州方言羅馬字譯本，並且是全本。以我有限（其實不算有限）之知見，這很可能是全球孤本了。
抵達時已近中午，劍橋微雨。酒店要三點才可入住，於是把行李寄在前臺，就直奔圖書館了。服務生告我，圖書館在不遠的河畔，步行一刻鐘可抵。知道尋找、辦手續需要不少時間，中飯也顧不上了。
劍橋大學圖書館內不允許拍照，只能拍張它的外景。
辦好入館及借閱手續，兩點我準時來到Onesimus Ngundu博士辦公室。這位黑皮膚的博士是《聖經》版本研究專家，也是劍橋Bible Society 分館的負責人。 劍橋1984年“戰勝”牛津，成功接收了大英聖書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近兩百年的收藏，一躍成為全球《聖經》收藏最豐富的地方。
我推門而入，他就知道我的名字了——這個隔了千萬裡，與他郵件聯繫了很多趟的中國人。他的房間裡都是古老的書，估計絕大多數是不同版本的《聖經》。我要的書，他已從庫房裡提出，擺在桌上，靜靜地等我。不過，按劍橋的規定，這些1900年前出版的善本，必須在一個特定的房間閱讀。於是，Ngundu博士捧著書（他堅持他捧著），領著我，穿過幾條古色古香的走廊，來到Munby Rare Books 閱覽室。
劍橋有四本不同版本的溫州方言《聖經》，現在一下子都放了在我面前。除1902年的《新約》全本外，還有《四福音帶使徒行傳》及《馬太福音》、《馬可福音》單行本。《四福音帶使徒行傳》大英圖書館有藏，我去年讀過。
《新約聖經》溫州方言本扉頁。當時不許拍照，於是在辦理了手續後，獲允有限複印了幾張書影。
珍稀圖書不准拍照，於是只能手工摘要。該閱覽室還只准用鉛筆，專門買了一支，二十便士，上面有劍橋圖書館的標誌，正好做個留念。沒帶尺子，無法量書頁尺寸，我想到結繩記事。始終面帶微笑的老外管理員不時抬眼，看看既忙碌又興奮的我。
我還要比對各版本方言譯文的差異。這些在今天看來像天書的文字，在蘇慧廉的年代叫教會羅馬字。英格蘭人蘇慧廉就是按溫州方言的發音，用它將全本《新約》譯寫出來。好在我是溫州人，根據方言的發音規律，連蒙帶猜，還能讀懂大部分的文字。“CHAÒ-CHÏ YI-SÛ CHI-TUH”就是“救主耶穌基督”， “SANG IAH SÌNG SHÏ”即“新約聖書”。“SZ FUH-IANG TÀ SZ-DU E-DJÜE”是其中一個版本的書名—— 《四福音帶使徒行傳》。“帶（TÀ）”是溫州話，意為“並”，由此可見蘇慧廉的溫州話很地道。二十二歲的傳教士蘇慧廉1883年春抵達溫州，不出一年就能嘗試著用溫州話講道。為了讓更多的溫州信徒明白上帝的話，他遂決定著手將《聖經》譯成溫州話。1892年，《新約》第一章《馬太福音》以單行本的形式由大英聖書公會在倫敦出版；1894年，《四福音帶使徒行傳》出版；1902年，《新約》全本終告譯成。
我在蘇慧廉的回憶錄《中國傳教記事》（A Mission in China）中，獲知1902年版《新約聖經》是在溫州印製的。今拿到原書，我希望找到證據。果然，扉頁背後有三行小字“UE-TSIU FU NAI-DI WHAI IANG-SHI KUE IANG”，這也是用教會羅馬字寫的，譯出來應是“溫州府內地會印書館印”。Ngundu博士告訴我，如果不是我來，沒人能懂這句話的意思。“一百年前，大英聖書公會就允許在溫州設點印《聖經》，這段歷史，我也要再查查。”他同時告訴我，“現在我們要特別重視這本《聖經》了，因為你告訴我，這是全球孤本”。
整個下午我都坐在圖書館裡，用溫州話讀蘇慧廉百年前的作品。周圍都是老外，我由此“驕傲”地認為，在今天的劍橋圖書館裡，我是唯一能讀懂這幾本書的人。
傍晚，饑腸轆轆，冒雨步行歸。回到酒店，看介紹才知道，今天匆匆走過的河就是劍河（River Cam），那條在徐志摩筆下柔情似水的河。看來，不論是《聖經》，還是河流，都需要有些特別的說明，正可謂，“尋常一樣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第二天補拍的劍橋及劍河，河畔校園是如此美麗。
劍河上聞名遐邇的數學橋，據說設計者是牛頓。相傳徐志摩《再別康橋》中的康橋就是指此橋。
2010年8月4日晚漫記於劍橋Arundel House Hotel
8月6日劍橋赴諾里奇火車上改定
我還要比對各版本方言譯文的差異。這些在今天看來像天書的文字，在蘇慧廉的年代叫教會羅馬字。英格蘭人蘇慧廉就是按溫州方言的發音，用它將全本《新約》譯寫出來。好在我是溫州人，根據方言的發音規律，連蒙帶猜，還能讀懂大部分的文字。“CHAÒ-CHÏ YI-SÛ CHI-TUH”就是“救主耶穌基督”， “SANG IAH SÌNG SHÏ”即“新約聖書”。“SZ FUH-IANG TÀ SZ-DU E-DJÜE”是其中一個版本的書名—— 《四福音帶使徒行傳》。“帶（TÀ）”是溫州話，意為“並”，由此可見蘇慧廉的溫州話很地道。二十二歲的傳教士蘇慧廉1883年春抵達溫州，不出一年就能嘗試著用溫州話講道。為了讓更多的溫州信徒明白上帝的話，他遂決定著手將《聖經》譯成溫州話。1892年，《新約》第一章《馬太福音》以單行本的形式由大英聖書公會在倫敦出版；1894年，《四福音帶使徒行傳》出版；1902年，《新約》全本終告譯成。
我在蘇慧廉的回憶錄《中國傳教記事》（A Mission in China）中，獲知1902年版《新約聖經》是在溫州印製的。今拿到原書，我希望找到證據。果然，扉頁背後有三行小字“UE-TSIU FU NAI-DI WHAI IANG-SHI KUE IANG”，這也是用教會羅馬字寫的，譯出來應是“溫州府內地會印書館印”。Ngundu博士告訴我，如果不是我來，沒人能懂這句話的意思。“一百年前，大英聖書公會就允許在溫州設點印《聖經》，這段歷史，我也要再查查。”他同時告訴我，“現在我們要特別重視這本《聖經》了，因為你告訴我，這是全球孤本”。
整個下午我都坐在圖書館裡，用溫州話讀蘇慧廉百年前的作品。周圍都是老外，我由此“驕傲”地認為，在今天的劍橋圖書館裡，我是唯一能讀懂這幾本書的人。
傍晚，饑腸轆轆，冒雨步行歸。回到酒店，看介紹才知道，今天匆匆走過的河就是劍河（River Cam），那條在徐志摩筆下柔情似水的河。看來，不論是《聖經》，還是河流，都需要有些特別的說明，正可謂，“尋常一樣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第二天補拍的劍橋及劍河，河畔校園是如此美麗。
劍河上聞名遐邇的數學橋，據說設計者是牛頓。相傳徐志摩《再別康橋》中的康橋就是指此橋。
2010年8月4日晚漫記於劍橋Arundel House Hotel
8月6日劍橋赴諾里奇火車上改定
二
8月6日，上午十點的火車，從劍橋去諾里奇（Norwich）。這是英國東南部的一個古城，兩百年前曾經是僅次於倫敦的英格蘭第二大城市。
去諾里奇，是去朗召（Roger Aylott）的家。朗召是半個多世紀前最後一位離開溫州的傳教士愛樂德（William Roy. Aylott）的長子。他來過溫州，與我熟。知我赴英，邀我一定抽時間去他家看看他父親留下的東西。他父親1997年已去世，享年九十一歲。1930年愛樂德受英國循道公會的派遣，來到溫州，1950年9月6日被剛剛站起來的中國政府驅逐出境。
十一時半到站，網上訂的酒店就在不遠，步行五分鐘即抵。朗召已有留言在酒店，說下午兩時來接我。兩點，朗召準時來，Long time no see，我們差點要擁抱一下。先在房間聊一會兒，全英語交流，感覺不輕鬆。真是不到英國，不知道英語不好。後去他家，就在不遠的河邊，附近是座有千年歷史的大教堂。朗召邊開門邊告訴我，二十五年前移居諾里奇時就住在這裡，半個世紀沒有搬過家。朗召的妻子Marion也出來歡迎我，我們去年在溫州就認識了。先請我在花園坐，擺了休閒椅，拿出糕點，還請參觀花園，這可能是英國人的待客之道。其實，我心裡想早點進去看材料，他在我酒店房間裡就說，他父親留下的東西堆了一房間。
在花園“滯留”了一個多小時，聊了他在溫州的童年生活及他父親1987年的溫州旅行。我也問他認識的赴溫傳教士的情況，他一一報他們的英文名字給我。據說，施德福（E.T.A.Stedeford）的兒子，可能還健在，也是個醫生，住在牛津附近。他說自己六十年代還在倫敦邂逅過施師母。老輩溫州人都知道施德福——白累德醫院（現溫州第二人民醫院）的院長，他寓溫近四十年，治病救人。即便是在極左的年代，被污蔑為“外國間諜”時，溫州人仍堅持說這是好人。
終於進屋，他已事先準備了五、六個紙箱，就堆在桌邊。
先看照片，先看大幅的，一展開，就重返歷史現場。大照片多是合影，中華循道公會一屆全國聯會、歡送愛樂德回英、湯複三牧師七秩榮慶、歡送唐恩祺回國，等等。有些我在循道公會檔案材料裡見到過，不過現在看見的是原照，既大又清晰。有一張歡送愛樂德的照片是1950年在城西教堂拍的，可見聖堂兩側那副著名的長對聯，照片上還可見書寫者落款，署名陳心海。2008年，溫州城西堂為慶祝教會成立一百三十周年，擬恢復此聯。我參與此事，並請林劍丹老師補書。當時諮詢過好多老牧師，都想不起舊制。那時如有這張舊照就好了。
城西堂舊聯清晰可見：上帝造天及地，造物及人，物治以人，窺見林林總總，統死死生生，人受命皆由主宰；斯民逃墨歸楊，逃楊歸儒，儒志於道，認明本本源源，儘先先後後，道成身獨有耶穌。（照片由Roger Aylott與Adrian提供）
有兩張溫州城市面貌的大幅照片，分別是從不同的方向鳥瞰老城，遠山、江心、藝文及內城的小河清晰可見。這是1935年的溫州，拍攝者是還吾照相館。我上月回溫州，剛去博物館看過館藏溫州舊照，沒有發現類似的照片。
還有些老相冊，其中兩、三冊是愛樂德夫婦新婚蜜月各地旅遊的記錄，他們一路走來，都有照片，當然溫州最多。我在其中，發現了幾張名醫鄭求是及其家人的照片，鄭求是曾師從施德福，1949年後參與接管白累德醫院，後一直執掌該院，直到1985年退休。他是我祖母的姐夫，我小時與他住在一個大院子裡，也叫他爺爺。在一張攝於1939年兒童節的照片裡，我的姑太抱著我的二伯，正參加教會組織的健康嬰兒比賽。
還見到一張拍攝於1948年，題署“吳母陳夫人追悼會中外來賓暨親族攝影留念”的黑白合照。朗召說，這張照片他有印象，去世的人是吳百亨的夫人。我見寫的是吳母，又見追悼會如此隆重，便爭辯說應該是吳的母親。朗召不懂中文，只能將信將疑地接受我的判斷。後又找到一本《吳母陳夫人哀挽錄》，看了前言，明確逝者真是他的夫人，去世時僅三十二歲。朗召的記憶沒有錯。他去年來溫州時，也與我說起吳百亨，並打聽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他說自己應該見過他。他雖出生在英國，但還在幾個月大時便隨父母來到溫州，他十歲前的童年是在溫州度過的。
如果細看這張照片裡，定可發現不少民國溫州名流的身影。（照片由Roger Aylott與Adrian提供）
《吳母陳夫人哀挽錄》，馬公愚題簽書名，線裝鉛印本，封面上有毛筆寫的“愛樂德先生”五字。這應是愛氏去參加追悼會獲贈的。吳百亨是基督徒，更是民國溫州數一數二的企業家，當時縱橫捭闔。這本哀挽錄收錄了時人敬獻的挽聯，我隨手翻翻，民國溫州名流大半列名其上。朗召指著其中的一頁問我，這本書寫的是什麼？ 哇塞！我哪知“挽聯”用英語怎麼說？“中國的一種文字遊戲——兩句話寫在門上”，我如此“深入淺出”的解釋，他一定沒明白。他又指著其中一聯問我，這什麼意思？這個考題太難了！幸虧他手指粗，指認不准，我就找了這頁最短的一聯“相夫有道、壯我東甌”，用英語解釋給他聽。其實，他指的是邊上金嶸軒撰寫的一聯——夫婿 乃卜式後身賦粟輸財實業效忠紓國難 、嫂氏有少君坤範知書明禮儒門懿行培家風 。要翻譯此聯，估計要楊憲益再生。
這批材料，朗召說自己也沒有全部看過。我們在燈下一起讀，竟然還在其中一本相冊裡找到張他父親與girlfriend的合影。這個今年已是七旬有五的老人，見此也哈哈大笑。我說，幸虧你媽媽沒看見。他的媽媽叫斐良性（Phyllis Marjorie Aylott，1902-1970），1930年以護士的身份被派往溫州。他父母就是在溫州認識，並墜入愛河，從此相伴一生。斐良性1970年便去世了。愛樂德在妻子去世後，整理了一本紀念集，供親友留念。我今也有幸獲贈一冊。
不覺到晚飯時間，他夫婦留我吃飯。朗召還擺上中國瓷器，一套非常精美的粉彩黃地纏枝福壽碗碟。他說這是他們幾十年前蜜月旅行，經過新加坡時買的。我在飯碗還未開用前，把它反過來，端詳碗底的款識。確實是老景德鎮的精品，估計可上拍賣會。
朗召給我夾菜，並用溫州話說，“慢慢吃”。Marion不解地問，你們說的是什麼？ 我解釋，Eat slowly。朗召雖不會中文，但會幾句溫州話。他說自己學會的第一個溫州話單詞是“電燈”，最留戀的溫州小吃是餛飩。不過，他至今仍覺得遺憾，他的父親當時沒有教他中文。他父親不僅會說流利的溫州話，還能讀中國書。
餐桌上，仍聊起去年他全家的溫州行，及因“豬流感”被封閉一周的不愉快經歷。他父親去世後，朗召去過兩次中國，不過，2003年那趟碰上SARS，2009年又碰上“豬流感”。朗召說他父親當年兩次逃離溫州，一次是1943年，一次是1950年，前者是因日本的戰火，後者是中國的紅色革命。這對父子與中國的離合關係，似乎暗合了充滿意外並且多舛的中國歷史。
飯後，繼續讀歷史。除了照片，還有不少他父親的書信，其中有一包多寫於1949年前後。讀英文信不如讀照片，那麼快便可找出興奮點。遺憾自己的英語不好。今他為了讓我明白sensitive一詞，就舉了好幾個例子。 我才想起，它的意思是“敏感”。他擔心，雖然已隔了這麼多年，如果公開這些材料，會不會牽涉到些敏感的人與事。
很遺憾，在今天的中國，宗教仍是個敏感詞彙。
朗召補充向我表白，儘管這樣，自己與溫州有割捨不了的感情。在暖調的燈下，他一口氣說了一大段，雖然我不能全明白他的每一句話，但能領會其中的要義。他說自己父親當年在溫州，與溫州的關係是對等的，他既幫助了溫州，也從溫州學到了很多。他與蘇慧廉等幫助創建的教會、醫院、學校，其實是溫州自己的的教會、醫院與學校。傳教士走後，溫州牧師、醫生繼續管理著。這段話感覺他講得有點沉重，因為有感情在。
近十時告辭。講了一天的英語，特別累。明天繼續。
8月6日晚漫記於Traveloge Norwich Central酒店
8月11日回上海的航班上改定
8月6日，上午十點的火車，從劍橋去諾里奇（Norwich）。這是英國東南部的一個古城，兩百年前曾經是僅次於倫敦的英格蘭第二大城市。
去諾里奇，是去朗召（Roger Aylott）的家。朗召是半個多世紀前最後一位離開溫州的傳教士愛樂德（William Roy. Aylott）的長子。他來過溫州，與我熟。知我赴英，邀我一定抽時間去他家看看他父親留下的東西。他父親1997年已去世，享年九十一歲。1930年愛樂德受英國循道公會的派遣，來到溫州，1950年9月6日被剛剛站起來的中國政府驅逐出境。
十一時半到站，網上訂的酒店就在不遠，步行五分鐘即抵。朗召已有留言在酒店，說下午兩時來接我。兩點，朗召準時來，Long time no see，我們差點要擁抱一下。先在房間聊一會兒，全英語交流，感覺不輕鬆。真是不到英國，不知道英語不好。後去他家，就在不遠的河邊，附近是座有千年歷史的大教堂。朗召邊開門邊告訴我，二十五年前移居諾里奇時就住在這裡，半個世紀沒有搬過家。朗召的妻子Marion也出來歡迎我，我們去年在溫州就認識了。先請我在花園坐，擺了休閒椅，拿出糕點，還請參觀花園，這可能是英國人的待客之道。其實，我心裡想早點進去看材料，他在我酒店房間裡就說，他父親留下的東西堆了一房間。
在花園“滯留”了一個多小時，聊了他在溫州的童年生活及他父親1987年的溫州旅行。我也問他認識的赴溫傳教士的情況，他一一報他們的英文名字給我。據說，施德福（E.T.A.Stedeford）的兒子，可能還健在，也是個醫生，住在牛津附近。他說自己六十年代還在倫敦邂逅過施師母。老輩溫州人都知道施德福——白累德醫院（現溫州第二人民醫院）的院長，他寓溫近四十年，治病救人。即便是在極左的年代，被污蔑為“外國間諜”時，溫州人仍堅持說這是好人。
終於進屋，他已事先準備了五、六個紙箱，就堆在桌邊。
先看照片，先看大幅的，一展開，就重返歷史現場。大照片多是合影，中華循道公會一屆全國聯會、歡送愛樂德回英、湯複三牧師七秩榮慶、歡送唐恩祺回國，等等。有些我在循道公會檔案材料裡見到過，不過現在看見的是原照，既大又清晰。有一張歡送愛樂德的照片是1950年在城西教堂拍的，可見聖堂兩側那副著名的長對聯，照片上還可見書寫者落款，署名陳心海。2008年，溫州城西堂為慶祝教會成立一百三十周年，擬恢復此聯。我參與此事，並請林劍丹老師補書。當時諮詢過好多老牧師，都想不起舊制。那時如有這張舊照就好了。
城西堂舊聯清晰可見：上帝造天及地，造物及人，物治以人，窺見林林總總，統死死生生，人受命皆由主宰；斯民逃墨歸楊，逃楊歸儒，儒志於道，認明本本源源，儘先先後後，道成身獨有耶穌。（照片由Roger Aylott與Adrian提供）
有兩張溫州城市面貌的大幅照片，分別是從不同的方向鳥瞰老城，遠山、江心、藝文及內城的小河清晰可見。這是1935年的溫州，拍攝者是還吾照相館。我上月回溫州，剛去博物館看過館藏溫州舊照，沒有發現類似的照片。
還有些老相冊，其中兩、三冊是愛樂德夫婦新婚蜜月各地旅遊的記錄，他們一路走來，都有照片，當然溫州最多。我在其中，發現了幾張名醫鄭求是及其家人的照片，鄭求是曾師從施德福，1949年後參與接管白累德醫院，後一直執掌該院，直到1985年退休。他是我祖母的姐夫，我小時與他住在一個大院子裡，也叫他爺爺。在一張攝於1939年兒童節的照片裡，我的姑太抱著我的二伯，正參加教會組織的健康嬰兒比賽。
還見到一張拍攝於1948年，題署“吳母陳夫人追悼會中外來賓暨親族攝影留念”的黑白合照。朗召說，這張照片他有印象，去世的人是吳百亨的夫人。我見寫的是吳母，又見追悼會如此隆重，便爭辯說應該是吳的母親。朗召不懂中文，只能將信將疑地接受我的判斷。後又找到一本《吳母陳夫人哀挽錄》，看了前言，明確逝者真是他的夫人，去世時僅三十二歲。朗召的記憶沒有錯。他去年來溫州時，也與我說起吳百亨，並打聽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他說自己應該見過他。他雖出生在英國，但還在幾個月大時便隨父母來到溫州，他十歲前的童年是在溫州度過的。
如果細看這張照片裡，定可發現不少民國溫州名流的身影。（照片由Roger Aylott與Adrian提供）
《吳母陳夫人哀挽錄》，馬公愚題簽書名，線裝鉛印本，封面上有毛筆寫的“愛樂德先生”五字。這應是愛氏去參加追悼會獲贈的。吳百亨是基督徒，更是民國溫州數一數二的企業家，當時縱橫捭闔。這本哀挽錄收錄了時人敬獻的挽聯，我隨手翻翻，民國溫州名流大半列名其上。朗召指著其中的一頁問我，這本書寫的是什麼？ 哇塞！我哪知“挽聯”用英語怎麼說？“中國的一種文字遊戲——兩句話寫在門上”，我如此“深入淺出”的解釋，他一定沒明白。他又指著其中一聯問我，這什麼意思？這個考題太難了！幸虧他手指粗，指認不准，我就找了這頁最短的一聯“相夫有道、壯我東甌”，用英語解釋給他聽。其實，他指的是邊上金嶸軒撰寫的一聯——夫婿 乃卜式後身賦粟輸財實業效忠紓國難 、嫂氏有少君坤範知書明禮儒門懿行培家風 。要翻譯此聯，估計要楊憲益再生。
這批材料，朗召說自己也沒有全部看過。我們在燈下一起讀，竟然還在其中一本相冊裡找到張他父親與girlfriend的合影。這個今年已是七旬有五的老人，見此也哈哈大笑。我說，幸虧你媽媽沒看見。他的媽媽叫斐良性（Phyllis Marjorie Aylott，1902-1970），1930年以護士的身份被派往溫州。他父母就是在溫州認識，並墜入愛河，從此相伴一生。斐良性1970年便去世了。愛樂德在妻子去世後，整理了一本紀念集，供親友留念。我今也有幸獲贈一冊。
不覺到晚飯時間，他夫婦留我吃飯。朗召還擺上中國瓷器，一套非常精美的粉彩黃地纏枝福壽碗碟。他說這是他們幾十年前蜜月旅行，經過新加坡時買的。我在飯碗還未開用前，把它反過來，端詳碗底的款識。確實是老景德鎮的精品，估計可上拍賣會。
朗召給我夾菜，並用溫州話說，“慢慢吃”。Marion不解地問，你們說的是什麼？ 我解釋，Eat slowly。朗召雖不會中文，但會幾句溫州話。他說自己學會的第一個溫州話單詞是“電燈”，最留戀的溫州小吃是餛飩。不過，他至今仍覺得遺憾，他的父親當時沒有教他中文。他父親不僅會說流利的溫州話，還能讀中國書。
餐桌上，仍聊起去年他全家的溫州行，及因“豬流感”被封閉一周的不愉快經歷。他父親去世後，朗召去過兩次中國，不過，2003年那趟碰上SARS，2009年又碰上“豬流感”。朗召說他父親當年兩次逃離溫州，一次是1943年，一次是1950年，前者是因日本的戰火，後者是中國的紅色革命。這對父子與中國的離合關係，似乎暗合了充滿意外並且多舛的中國歷史。
飯後，繼續讀歷史。除了照片，還有不少他父親的書信，其中有一包多寫於1949年前後。讀英文信不如讀照片，那麼快便可找出興奮點。遺憾自己的英語不好。今他為了讓我明白sensitive一詞，就舉了好幾個例子。 我才想起，它的意思是“敏感”。他擔心，雖然已隔了這麼多年，如果公開這些材料，會不會牽涉到些敏感的人與事。
很遺憾，在今天的中國，宗教仍是個敏感詞彙。
朗召補充向我表白，儘管這樣，自己與溫州有割捨不了的感情。在暖調的燈下，他一口氣說了一大段，雖然我不能全明白他的每一句話，但能領會其中的要義。他說自己父親當年在溫州，與溫州的關係是對等的，他既幫助了溫州，也從溫州學到了很多。他與蘇慧廉等幫助創建的教會、醫院、學校，其實是溫州自己的的教會、醫院與學校。傳教士走後，溫州牧師、醫生繼續管理著。這段話感覺他講得有點沉重，因為有感情在。
近十時告辭。講了一天的英語，特別累。明天繼續。
8月6日晚漫記於Traveloge Norwich Central酒店
8月11日回上海的航班上改定
三
早餐多吃了根香腸，知道今天是體力活。
邊吃飯，邊給溫州老友金輝、方韶毅發短信，報告舊照發現情況。也感慨，一座城市的記憶竟然保存在一個當年被驅逐出境的“帝國主義分子”家的儲藏室裡。我在短信裡寫：“我們不斷驅逐異己，其實驅逐掉的是自己的歷史”。
九時半，步行去朗召家。到了就開始工作，繼續看材料，並訪談。聊他的父母，聊他知道的那段歷史。
中午請我吃漢堡，Marion還烤了雞腿與點心。就在花園裡吃，圓桌上本已擺滿照片、書信，現又擺上午餐，兩種食糧都有了。
吃飯時， 我建議他，在合適的時候，將其中與溫州有關的部分捐獻給溫州圖書館或博物館。他說，這是個好主意。不過，還要與弟弟商量。他有一個兄弟叫Adrian，小時也在溫州長大。他說，重新建立起與溫州的聯繫，是他願意做的事。我說，你父親如知道你們這樣做，也會同意的。他回答了兩個字：Of Course!
飯後他拿出其父的日記給我看，不過，僅是給我看。他父親在第一本的扉頁特別注明，這是私人的記錄。朗召說，你讀讀，別拍照。這套日記有六冊，時間從1941年至1950年，正是愛樂德任循道公會溫州教區長的階段。他父親在生前自己做過整理，還寫了前言，說明緣起及日記中的主要地點、人物。人物表中的第一人便是蘇慧廉，當然還有謝聖弢、吳百亨、鄭求是等溫州名人。可惜除了前言，其它都還是手寫體，我認不了多少字。朗召說自己有將之出版的考慮。
下午他又找出一堆中文書籍及書信給我，他從閣樓捧這些寶貝下來時，額頭都是汗。
有蘇慧廉百年前編的《四千常用漢字學生袖珍字典》（The Student’s Four Thousand and General Pocket Dictionary），扉頁寫著贈者的題字，可惜不是蘇慧廉。還有蘇慧廉夫人蘇路熙（Lucy Farrar Soothill）的回憶錄《走向中國》（A Passport to China），上面有蘇慧廉及女兒謝福芸（Dorothea Hosie）的簽題，是送給溫州教會的。我後來拿此書拍照時，還在其中發現了封蘇慧廉的信，裝在一個白色的小信封裡，信封又被別在其中的一頁上。別針的位置沒有移過，但鏽跡斑斑。朗召說自己不知道有這封信，這算今天的一個意外發現。
在《走向中國》一書中，今天意外發現一封蘇慧廉的信。
孟國美（P.H.S.Montgomery）的《溫州方言入門》（Introduction of the Wenchow dialect）也有，我請他好好保管此書，在倫敦大學圖書館，這本1893年出版的第一本系統介紹溫州方言的專著已列入珍本。我去年借讀時，管理員同時給了我副手套。
還有些中文書信，寫者有溫州牧師盧源生、汪元星等。永嘉縣政府1942年發給他全家的通行證也還在，上面有照片，還有各人的中文名。
我在花園為書籍及書信拍照時，朗召來到我的身邊，說有件寶貝要給我看。東西他故意藏在身後，後來拿出的是一件絲綢禮服，他同時把父母的結婚照給我看，照片裡年輕的新娘就穿著這件禮服。這件衣服是他父親保存下來的，整齊地疊好，裝在一個透明的尼龍袋裡，上面還附了張說明。我請朗召提著衣服，與他父母的結婚照合影。
年邁的朗召今天與年輕的父母合影
四時多，結束工作。他要帶我去做City Tour。冒雨 去了教堂、古街、城堡（已關門，只在當年懸掛人頭的橋上轉了一下），花了約一個半小時，有點匆匆。他說，去年在溫州因“豬流感”被封閉，只在臨離開時有半天獲准出來，當時是我帶他，匆匆走過大半個城市。今天在諾里奇，竟然又是這樣。
我提議晚在外面吃飯，“給我個機會”（我此時想起北京申奧的英文口號），回請他們一頓。 於是去古城門附近的ZIZZI西餐廳。沒想到，朗召夫婦在出門時都做了打扮，朗召西裝領帶，有點盛裝赴宴的味道。我牛仔褲、夾克衫、旅遊鞋，夾在他們中間。給崛起的中國“丟臉”了。
晚十時許告辭，他還送我一罐自家花園釀制的蜂蜜。我堅持他不要再送我回酒店了，於是在門口，互用溫州話道——“再會”。
回酒店的路上，想起以前備考託福、雅思時練聽力的“苦難”經歷，這次算是連做了兩天的聽力訓練。
8月8日漫記於回倫敦的火車上
8月11日回上海的航班上改定
（刊於《悅讀》第十九卷）
早餐多吃了根香腸，知道今天是體力活。
邊吃飯，邊給溫州老友金輝、方韶毅發短信，報告舊照發現情況。也感慨，一座城市的記憶竟然保存在一個當年被驅逐出境的“帝國主義分子”家的儲藏室裡。我在短信裡寫：“我們不斷驅逐異己，其實驅逐掉的是自己的歷史”。
九時半，步行去朗召家。到了就開始工作，繼續看材料，並訪談。聊他的父母，聊他知道的那段歷史。
中午請我吃漢堡，Marion還烤了雞腿與點心。就在花園裡吃，圓桌上本已擺滿照片、書信，現又擺上午餐，兩種食糧都有了。
吃飯時， 我建議他，在合適的時候，將其中與溫州有關的部分捐獻給溫州圖書館或博物館。他說，這是個好主意。不過，還要與弟弟商量。他有一個兄弟叫Adrian，小時也在溫州長大。他說，重新建立起與溫州的聯繫，是他願意做的事。我說，你父親如知道你們這樣做，也會同意的。他回答了兩個字：Of Course!
飯後他拿出其父的日記給我看，不過，僅是給我看。他父親在第一本的扉頁特別注明，這是私人的記錄。朗召說，你讀讀，別拍照。這套日記有六冊，時間從1941年至1950年，正是愛樂德任循道公會溫州教區長的階段。他父親在生前自己做過整理，還寫了前言，說明緣起及日記中的主要地點、人物。人物表中的第一人便是蘇慧廉，當然還有謝聖弢、吳百亨、鄭求是等溫州名人。可惜除了前言，其它都還是手寫體，我認不了多少字。朗召說自己有將之出版的考慮。
下午他又找出一堆中文書籍及書信給我，他從閣樓捧這些寶貝下來時，額頭都是汗。
有蘇慧廉百年前編的《四千常用漢字學生袖珍字典》（The Student’s Four Thousand and General Pocket Dictionary），扉頁寫著贈者的題字，可惜不是蘇慧廉。還有蘇慧廉夫人蘇路熙（Lucy Farrar Soothill）的回憶錄《走向中國》（A Passport to China），上面有蘇慧廉及女兒謝福芸（Dorothea Hosie）的簽題，是送給溫州教會的。我後來拿此書拍照時，還在其中發現了封蘇慧廉的信，裝在一個白色的小信封裡，信封又被別在其中的一頁上。別針的位置沒有移過，但鏽跡斑斑。朗召說自己不知道有這封信，這算今天的一個意外發現。
在《走向中國》一書中，今天意外發現一封蘇慧廉的信。
孟國美（P.H.S.Montgomery）的《溫州方言入門》（Introduction of the Wenchow dialect）也有，我請他好好保管此書，在倫敦大學圖書館，這本1893年出版的第一本系統介紹溫州方言的專著已列入珍本。我去年借讀時，管理員同時給了我副手套。
還有些中文書信，寫者有溫州牧師盧源生、汪元星等。永嘉縣政府1942年發給他全家的通行證也還在，上面有照片，還有各人的中文名。
我在花園為書籍及書信拍照時，朗召來到我的身邊，說有件寶貝要給我看。東西他故意藏在身後，後來拿出的是一件絲綢禮服，他同時把父母的結婚照給我看，照片裡年輕的新娘就穿著這件禮服。這件衣服是他父親保存下來的，整齊地疊好，裝在一個透明的尼龍袋裡，上面還附了張說明。我請朗召提著衣服，與他父母的結婚照合影。
年邁的朗召今天與年輕的父母合影
四時多，結束工作。他要帶我去做City Tour。冒雨 去了教堂、古街、城堡（已關門，只在當年懸掛人頭的橋上轉了一下），花了約一個半小時，有點匆匆。他說，去年在溫州因“豬流感”被封閉，只在臨離開時有半天獲准出來，當時是我帶他，匆匆走過大半個城市。今天在諾里奇，竟然又是這樣。
我提議晚在外面吃飯，“給我個機會”（我此時想起北京申奧的英文口號），回請他們一頓。 於是去古城門附近的ZIZZI西餐廳。沒想到，朗召夫婦在出門時都做了打扮，朗召西裝領帶，有點盛裝赴宴的味道。我牛仔褲、夾克衫、旅遊鞋，夾在他們中間。給崛起的中國“丟臉”了。
晚十時許告辭，他還送我一罐自家花園釀制的蜂蜜。我堅持他不要再送我回酒店了，於是在門口，互用溫州話道——“再會”。
回酒店的路上，想起以前備考託福、雅思時練聽力的“苦難”經歷，這次算是連做了兩天的聽力訓練。
8月8日漫記於回倫敦的火車上
8月11日回上海的航班上改定
（刊於《悅讀》第十九卷）
後記：原文出處應該有幾張照片，但照片顯示出現故障。溫州文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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