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7日星期六

溫州精神的傳統與更新 作者:顏新恩

溫州精神的傳統與更新
在廣闊的神州版圖中,溫州只是一個不毛之地。儘管它位於祖國的東南,卻沒有富饒的土地,更沒有能源。唯一馳名的礦產是所值無幾且導致大量肺病的“礬”。溫州之所以成為現象,不外兩個因素:經濟的繁榮與基督教的復興。因此,這兩個題目及其二者的關係,自然成為試圖去瞭解溫州的人的焦點關注。
有一些人認為:溫州的富有,是大部分溫州人信仰基督教的結果。不可否認,基督教對世界的經濟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經濟的發展未必盡是基督教的原因。有時甚至恰恰相反――福音常常落在荊棘內。 不要忘記:遠在基督教未出現時候,巴比倫的經濟就已經很強大;當基督教還在不為人熟知的時候,羅馬帝國的經濟就已經很發達了。當然,人類所有的福祉都是上 帝賞賜的。因為我們的工作能力,是上帝在創造中賜予的。不是賜給某些人(如基督徒),而是所有人。“上帝使太陽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 人。”    這就是為什麼殷勤勞動(包括智力智力)的人必然會獲得工作的酬報――比懶惰者富足。所謂“天道酬勤”。基督教信仰固然可以使人更加殷勤的工作(去服 侍上帝),因為這是天職(Calling)。但在現實中,往往“今世之子”更加成功。對 溫州人而言尤其真實。首先,大多數溫州人天生勤奮。不管是體力還是智力。他們的經濟智慧主要是根據商業經驗的積累而進行思考的結果。溫州經濟得以開拓與形 成,不是別的,正是實幹拼搏的精神。其次,在現今中國社會複雜的背景下,基督徒不能像大多數惟利是圖的奸商那樣“無道”,這是一個他們創造財富的“針眼窄 門”。也許基督徒不屑以犧牲信德換取物質的精神,有利於促進溫州健康的經濟文化的作用,但在商業界的發言權卻意味著你資產的數量。因此,基督徒的“舍己” 不但難以產生形而上意義的影響,反倒作為形而下的失敗樣板。從而打擊了很多人“舍財取義”的使命感。使得真正超脫(分別為聖)的溫州基督徒企業家鳳毛麟 角。大部分的基督徒企業與基督化企業之間還有很深的鴻溝!我們必須追問並十分小心的分辨:他們的價值取向,究竟是基督教(聖經)的精神還是傳統的溫州精 神?這是本文所要努力探究的問題,也將嘗試指出革新之道。
1溫州精神的載體
勿庸置疑,傳承至今的古越語――溫州話是該地區文化的最典型特徵。因為人類的任何思想、文化最本質的表達是透過語言來承載的。而我們的理解同樣不可能脫離 語言的概念。否則便無法(言)理喻。因為人類的思想必然借助於語言。因此,如果溫州果然存在著一種獨特的精神,她必然體現於溫州話中。這也是為什麼溫州地 處江南,方言屬於吳語系,溫州人卻與同屬吳語的蘇杭、滬甬地區的百姓有著截然的性格差異的緣故。隨著歷史的發展,溫州的不斷開放(吸收很多新詞),現在的 溫州方言不可能等同於春秋時代的樣式。但我們可以肯定:作為源遠流長的溫州精神卻必然依舊寓於其中。
溫州話是一種很特別的方言。它的形容詞非常有趣。常用的比較級是重疊,如好兮好(非常好)、快兮快(很快)、屁輕輕(比屁還輕)……等。最高級則具有令人恐怖的力量,如盲瞳多(非常非常多)、死人靈(極其聰明)、骷髏重(無比沉重)等。整體而論它不是一種優雅的語言。少有抽象的詞彙,如果說在修辭上還有點詩意的話,這還得歸功於一個非溫州人――山水詩鼻祖謝靈運。
    做詩文、做學問,溫州話也許不是一種理想的語言,但對於商業卻是一種巨大優勢。因為它直接、有效率。就如我們的口頭禪: 幹了先,再說。溫州人在商業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他們的經濟型思維。在溫州方言裡體現出了敏感、功利、冒險與實幹的精神。而這正是由她的歷史文化傳統所奠定的。
2.溫州精神的發展
就整個溫州地區而言,它存在著不同的族群。有北方遷徙而來的漢人,也有戚繼光抗倭寇時留下的軍人;還有不知來路的蠻人(溫州蒼南有個地方的方言非常特別, 至今沒有文字,俗稱“蠻話”)。而最主要的當然是世代相傳居住在甌江之畔的越人。在語言文化上最有代表性的,則是飛雲江流經之處的裡安。
古越遺風
越王勾踐的故事正在熱播,使本就耳熟能詳的“臥薪嚐膽”更加深入人心。而作為越國之後代的(大多數)溫州人就是這個故事的現實版本。溫州人很好的繼承了祖 宗越人吃苦耐勞的精神。有人形容溫州商人:白天做老闆,晚上睡地板。溫州經濟崛起的很大原因就是溫州人刻苦經營的結果。對他們人來講,為了賺錢日夜不分, 沒有所謂的假期。閒人在溫州有被鄙視的危險!很多基督徒也一樣,禮拜天在溫州是名副其實的安息日。通常傳道人講道都不忘強調安息日作為休息的重要性。這確 實也是安息日的含義之一,人也很自然的聯想到。在溫州卻需要強調,正是說明瞭溫州人充滿活力的生活節奏。但有趣的是:傳道人也是不分日夜的勞碌。或為學 習,或為工作。沒有休息日,沒有假期。春節與暑假更使溫州教會的聚會與營會達到高峰。筆者還在溫州時,暑假通常上課在40天以上,不包括主日講道和周間的 查經會。有兩周不上課,通常是自己組織的聚會。春節則要整月奔波。另外,強調吃苦也是溫州教會的傳統之一。即使溫州比較富有,但在安排聚會方面都比較節 儉。其他地方某些教會開會、培訓,動輒賓館、度假區在溫州是不能接受的。百萬資產算窮人的溫州,如果按照生活水準比例,溫州教會傳道人的工資也許是全國最 低的。很多家庭教會還在爭論要不要發工資的問題。這有積極的一面,但也是人才培養、事工發展的瓶頸。“義工”是溫州教會一道重要的風景。
越人的祖傳因素是形成溫州精神的關鍵,這因素在歷史上還有被理論化的過程。
“實學”真傳
吃苦耐勞的體力活動,不會促使溫州成為歷史文化名城。作為一個中小城市而言,溫州文化的高度鮮有可比者。其他地方也許有一些名人,或一些騷客的文字傳奇;更發達的商業,但沒有像溫州一樣曾經出現過一個哲學學派!那就是南宋時期的永嘉(即溫州)學派。與當時著名的理學(朱熹、二程)、心學(陸九淵、王陽明)不同,此派注重的乃是事功學說。比美國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早了近1000年!
南宋是溫州歷史上文化的鼎盛時期,“多士為東南最”,共有文科進士達1147名!被譽為六藝之府。但永嘉之學則始於北宋。時與王安石交遊的儒志先生王開祖,是該派最早的孕育者。他開始教授學生時,程朱、陸王均未出現。而後在南宋時期與理學派、心學派的交流對話中,事功之說才漸成一派。其中葉適是永嘉學派之集大成者,也是實學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作為深受儒家傳統影響的學者,相比于朱熹或陸九淵,葉適的特點是相對保守。他努力又不失謹慎地探詢儒家正統精神。在他看來理學、心學皆曲解孔子,使《大學》淪為小學。他指出,再妙的理必須有用,達於時代人情,而不是玄乎空洞。在這一點上,葉適是正確的。儒家的核心精神的確只是社會實踐的哲學,孔子給人的形象也是“完全不理解形而上學問題”。
像孔子一樣,葉適對於本體的“天”的觀念十分含糊,只保留了些許敬畏之情。他更多的強調作為可經驗的客觀世界。因此,他雖然也有“天命”的意識,但更多的傾向唯物主義。在此基礎上去建構他的實用主義哲學。(不過,在他的功利思想中,常常是保護富人的利益)。在秉承儒家的道德倫理的同時,永嘉學派突出了以功利作為實踐的檢驗。而他們的認識論也一脈相承:透過經驗。
葉適不僅對永嘉經世事功的內在理路進行全面的梳理與歸納,而且還積極與其他的學派進行對話與批判。首先在歷史的傳承上切斷程、朱不加考證的以得自曾子真傳的“道統正宗”自居。又指出曾子之言“于大道多所遺略”。其中對理學派所倚重的孟子,更是詳加評述。除了對儒家內部思想的考辯外,葉適對中國周、秦的各家思想都做了分析與批評。這是永嘉學派具有中國古代人文傳統中罕見的批判精神(墨子例外)。
永嘉之學作為一個顯赫的流派,到了宋理宗皇帝獨尊理學的時候,便漸衰微。葉適去世後,溫州學者不再討論“實學”,為奉迎皇帝的意思,大談“道學”。這正是沒有半點浪漫的實用主義之體現!自此,永嘉學派一蹶不振,直至消失于儒林。揚眉吐氣的朱熹斷言:“永嘉之學專注功利……不足做大學問”。在中國思想史上也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在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單卷本)中甚至不曾提及,呂思勉研究宋朝思想的專著《理學綱要》僅有半章。呂氏認為葉適的道統考辯“實憑臆為說”,“不過以達其崇實罷虛之見而已”。也 許永嘉學派對中國的哲學影響不大,甚至懶得批判。但溫州人卻不可回避,因為它對溫州文化的影響,對溫州人價值觀的塑造,至今無可比者(這也是溫州文化單調 的原因!目前看來,基督新教很有可能超過它,但是有條件的)。即使大多溫州人根本不知永嘉學派為何物。不過,哪怕是溫州歷史上的文化巨人――孫詒讓也概莫 能外。
墨學中興
除了葉適之外,溫州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學者,非晚清之孫詒讓莫屬。故居玉海樓是晚清四大私家藏書閣之一。但 他不是一個隻會閉門做學問的書生。61年的壽命不算長,但孫氏的工作量驚人。在商業上,在教育上,都是近代浙江了不起的人物。他創辦了浙江第一所外語學 校:算學書院(學計館)。後來和他所辦的方言堂合併,即現在全國重點中學裡安中學前身。他也是浙江省教育總會的第二任會長。此外,他還開發礦產、經營海鹽、運輸等行業,被推舉為裡安商會會長。更不可思議的是,他也擔任政務――籌防總局總董。我們可以想像,在當時他是怎樣的風雲人物!不過,這些功業已隨逝者而逝,但他的精神卻生生不息。
孫氏在學問上精通考據與文字訓詁之學,各類著作蓋凡幾十種。其中以《周禮正義》和《墨子間詁》最為著名。尤其後者更是中國近代里程碑式的著作。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評道:“……現代《墨子》復活,全由此書導之。古今注《墨子》者固莫過於此書,而仲容一生著述,亦以此書為第一。”梁公發此感歎,乃情理之事。因為自西晉魯勝節注過《墨子》後(今已無存)至清無人問津。雖然孫詒讓不是晚清第一個研究墨學的人,但是第一個進行全面研究的人。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孫氏對墨學情有獨鍾,在繁忙的商務、教務、政務中仍碶而不舍地校注,以致成書呢?也許連孫詒讓自己也不曾深刻地意識到:永嘉學派精神的延伸。無 論是《周禮》還是《墨子》都是講社會實踐與實用技藝的作品。同樣對儒學進行大力的批判。這應了詮釋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前設。它通常決定了我們的理解進 路。可以說,由於孫氏的永嘉學統,才“看”出了《墨子》的現代意義。孫氏借墨學的名義,以他的一生生動地詮釋了“經世事功”的深切含義。
墨子最為著名的思想是“兼愛”,即“愛人如己”。每個人都應該平等地對待別人。因為“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春秋之亂正是起自“不相愛”)。繼而他指出,上天(God)就是以極大的仁慈對待人類的(即“天志”)。因此,人人都應該順應天意而“獻出一點愛”。墨子的這些思想被認為是代表下層大眾的“社會空想主義”。但對墨家而言,卻是實用的教導。墨家是一武士群體,對於他們而言首先就是“武德”。他們十分注重團體生活:親愛族群、彼此保護,甚至“愛人舍己”。表現出十足的俠義。
根據經驗,墨子很清楚:人類往往不是缺乏道德的常識,而是缺乏實踐的動力。他試圖讓人們明白:人怎樣對待別人,別人也會照樣對待他。他 又繼而指出:“天鬼之悅”是實踐道德的根本原因,也是終極原因。換言之,道德的基礎是宗教信仰(“明鬼”)。因為天帝及各種鬼神賞善罰惡。(有點類似康得 道德哲學中的“交帳意識”)。雖然墨子的宗教是比較原始,這也顯示了他在宗教觀念上的保守。但儒家卻不信天鬼,這在墨子看來,是“儒之道,足以喪天下”的 根本所在。其次,便是儒者提倡的厚葬、禮樂,都是徒具形式卻耗費財力精力的無益之舉(“節用”)。第三便是儒家相信命運,導致人慵懶頹廢、不負責任的惡果。相反,墨家的努力拼搏令人刮目。
除上述之外,注重邏輯、改善技藝促進生產也是墨家留給人們的深刻印象。有一位朋友說,如果中國歷史不是尊孔而是墨,那麼中國社會的經濟、科學、道德的效果會完全不同。從某個角度看,也許溫州就是樣板之一。儘管這個版本走樣不輕,但我們還是能夠看出端倪。
表面看來,(孫氏)墨學與永嘉學派沒有什麼聯繫,墨學反儒,永嘉不過是儒之一支。但我們發現的相同之處仍不在少數。尤其在關鍵問題上。首先,二者都是根據 當時的政治形勢,呼籲人們關注實際的問題。而不是空講道理禮儀。永嘉學派體現在事功――經濟,墨子體現在技藝――軍事。其次,二者都強調可見的德行,前者 體現在“功利”;後者體現在“非攻”。再者,二者同樣忽視“抽象”的形上思考,以及藝術審美。無論在思想上,還是生活上,都提倡節儉。
影響與評估
現代的溫州人是不折不扣的實用主義者的子孫。我們承認,樸實、快捷的作風,在這喜大好空的政治氛圍中,與高談闊論卻少有建樹的學術風氣中,彌足珍貴。在當下,仍然需要加以適當的強調。但實用主義帶來的貧乏也同樣醒目。
1976 文革的結束,全中國人民歡天喜地,溫州人也不例外。對許多人而言,他們歡喜的是終於又可以讀書了。但溫州人的歡喜與許多城市的人不一樣:又可以搞“資本主 義”了。他們良好的市場意識和勤奮的勞動得到了回報:比許多城市更早的體驗了“先富起來”的日子。但溫州人痛切的感受到,為此付出的代價是大的:比其他城 市的教育整整遲了一代人。直到中國高等教育擴招後,大學生在溫州才逐漸普遍起來。溫州現在對文化十分重視,無論政府還是個人,對教育的投入不惜重金。但由 於自身知識的貧乏,在商業上精明的溫州人,在文化消費方面,卻不乏盲點。溫州人對知識的 熱衷,不是出於對學問本身,更多的是未來的生存技能。尤其當許多老闆對科技的陌生(溫州經濟主要是製造業,很需要這方面的知識),缺乏國際貿易所需要的外 語時候,“大學”在他們心中的分量劇增。可以這麼說,溫州人對教育的看重仍然是實用主義的心態。當然我們不能忽視這種現象在中國的普遍性。在其他地方也許 是近幾十年唯物主義教育的結果,但溫州是古來如此。首先,溫州的商人受(新哲學)的教育不多,其次是他們大多有宗教情感(儘管不怎麼認真)。最關鍵的是,溫州人已經證明瞭讀書(賺錢理論)與賺錢之間有很大差距。在溫州有尊讀書的傳統,但也有嘲笑書呆(缺乏實踐能力)的傳統。他們對讀書的看法還遠沒有上升到“憂道”的高度。審美也同樣虛有其表。
古典音樂在其他城市如果還有現場治療失眠作用的話,在溫州則行不通!因為睡覺不是溫州人的癖好。有一次,筆者在溫州觀看一位著名的舞蹈家演出的時候,周圍 的幾個人卻在(用溫州話)精神抖擻的議論著她的身材和服裝!作為中國的服裝名城,溫州人在消費方面的名牌意識很濃,主要不是出於藝術的考慮,而是闊氣的需 要。這種消費心理造就了溫州(曾經的)假冒大潮。雖然服裝、皮鞋是溫州製造業的主打產品,但不像米蘭或巴黎是藝術之都,而是商貿城。當然,喜不喜歡米蘭風 格是一回事,在商業大潮怎樣保全藝術又是另一回事。
作為溫州的基督徒,在氣質上也深受其染。有些基督徒表面上信奉永生之道,卻過著忠實唯物主義者的生活方式。例如在溫州很多教會裡,幾乎都是財大氣粗的老闆坐任“掌門人”(Church boss)。我們不能否認他們的侍奉在中國社會的特殊背景中,在教會轉型過度期的重要作用(稱為中流砥柱也不為過)!但另一方面因為他們財產的牽掛,使得他們面對政治壓力時,常常委曲求全。“雙重老闆”現象的普遍,至少說明瞭溫州教會的主流並不屬靈。而崇尚成功的溫州信徒,也大多默認。一些“明哲”的傳道人對自己的奴性習慣更是早已麻木不仁!在溫州是以(折騰)能力論英雄的。基本上不會考慮“形而上”的問題。
在信仰的問題上,也暴露“實用”思想的氾濫。溫 州人雖然大都有信仰,主要是為了可見可感的果效。很少人為了人生的意義而尋求宗教,極少有所謂“終極關切”的“焦慮”。現在這種情況有了轉變,有很多無災 無病、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受洗入教。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家庭信仰的傳承,尤其體現在教會近20年的主日學教育上。另一方面這些年輕人也帶動了他們的同 學與同事。但這些進入教會的年輕人,祖宗的遺傳也很明顯。儘管在內涵上有了一些變化。從迷信式的敬虔變為娛樂化的宗教:呆在教會的前提往往是聚會的“氣氛”。所以,溫州教會雖然聚會很頻繁,但卻少有崇拜學的意識。最大的崇拜考慮就是教堂。在內容、形式上如果有考慮的話,也是出於潮流的需要。以新鮮的方式取悅會眾,以獲得足夠的人氣(在溫州教會,資料比什麼都重要)。盲目模仿,而且感性、粗糙。傳統的教會雖顯穩重,卻死氣沉沉。
事工方面是溫州教會的一大強項,差不多都是奉行“發展就是硬道理”。尤其在全國各地,發展神速,但植堂、牧養與教導堪憂。因此,溫州教會有外強中乾的隱患。瘋狂的發展事工,卻少有安靜的靈修生活。另外一方面,溫州教會對靈性操練的追求也仍然是以可知的理性/感性模式的二重劃分,極少注意超越性/奧秘性的不可言說性。
     這是永嘉精神在教會的直接體現。總而言之,在溫州就一句話:實用萬歲。
3.溫州精神的更新
“空講”與“散講”
從古越到現代,溫州精神得到繼承的同時,也必然的被調整。如墨學的出現就為“功利”的永嘉精神注入人情與宗教的意味。以及後來李叔同、豐 子愷帶來的人文色彩。我們在肯定溫州精神帶來活力的同時,我們也承認這遠遠不夠。我們的反思與重建勢在必行。可是,在起點上我們就必須越過外在的“事 功”。因此,重建的動機首先不應該是為了溫州再現文化盛景,也不是領跑時代,而是為了我們自身人格的整全與生命的豐富!明顯地,建造的材料不可能從溫州文 化的內部產生。但可能可以從溫州文化所排斥的事上,獲得啟發。例如溫州拒絕“空講”(不實際的話)、“散講”(離譜的話),溫州文化缺少的就是抽象玄奧的 形而上“空話”(玄學), 以及不著邊際異想天開的夢囈(詩歌)。無論在本體論的意義上,或在歷史的視野中,也明顯地不能從中國的傳統中樹立根基。如今最有可能的就是溫州教會――基 於聖經對溫州精神的光照與更新。使溫州成為名副其實的聖地――上帝之城!但溫州教會需要明確的方向。愛之切,促使筆者鬥膽提出以下的看法。
廣度與深度
毫無疑問,聖經詮釋的視野,是第一個要面對的問題。因為雖然溫州教會的信仰正統,但卻十分狹隘。筆者以為,溫州教會首要任務,就是要擺脫“溫州人讀出溫州 版聖經”的文化捆綁。“真理必使你們得自由”!上帝的道會“使人通達”,進而創建神聖的文化。如要完成這一點,溫州教會要做出一些改變。 改變 已往注重感性、實物的投資方式,提供足夠的資金大力培養人才。不僅把人送到美國、歐洲,也應該去俄羅斯、希臘,甚至南美。開放自己,用心去瞭解全球教會文 化。使這些學子專心浸潤於教會歷史的偉大傳統之中。只有接觸豐富的詮釋群體,才能為我們理解聖經打開眼界,進而(在信經的允許下)達到“視野融合”。南宋 時候文化復興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永嘉學派的領軍人物都“北漂”過(到北方學習)。出去很重要,進來也同樣重要。來過溫州的海外教會名人很多,這解決不了 根本問題,甚至只會加增溫州人賣弄的資本(見過某某)。他們可以繼續來,但溫州教會應該延請出色的非溫籍傳道人駐堂牧會。不是為“新溫州人”(入溫打工群體),而是為“永嘉”人。放棄一些自以為“聖經”的原則(不一定是),接納他們的不一樣。不僅如此,還給予充分的信任與權利。使就任的牧師在屬靈方向上能發揮主導作用。牧師、傳道在教會沒有主動權,筆者竊以為,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溫州教會最大的瓶頸。“義工”權力過分膨脹的難題,是時候處理了。
近年來神學在溫州的復興,具有重大的意義(筆者也是受益者)!尤其是改革宗神學(Reform),給溫州教會帶來了思想的洗禮。幫助基督徒擺脫了很長時間以來對倫理問題的高度關注。(這情不自禁的要提起陳家榮傳道,此外,唐崇榮牧師也功不可沒。)不過,溫州教會不應該淺嘗輒止,心滿意足的背誦“五要條”(TULIP),然後到處標榜自己為改革宗分子。我很敬重加爾文,但不是必然地敬重所有的加爾文主義者。懷著恐懼戰兢的心,我想指出:僅僅改革宗仍顯局限。改革宗對溫州教會的改革成果,主要體現在救贖論與末世論(文化使命)上。對教會制度的觀念雖有影響,但缺乏明顯的成果。但改革宗的神學已經為我們指引了一條正道:“古道”。所以,我們應該更深的追溯基督教的古典傳統――教父神學。這裡不僅是時間問題,而是神學重點的關注:神聖三一!這樣的想法一方面是出於對古代信經的信仰的回應,尤其是使徒信經。另 一方面是出於對中國教會(離不開本人的溫州背景)的考慮。因為,當我們充分思想三一神的時候,自然就會帶進敬拜與靈修。以期在崇拜學與靈修學的問題上有重 大改進。向聖三一之名,而不是只強調基督差傳或聖靈恩賜的崇拜,能幫助我們學會單單親近神。以心靈深處的敬拜,享受上帝的同在。除此之外,尊崇三一的崇拜 傳統會帶來神聖的藝術。建築、音樂、雕刻等等。因為這樣,我們就會將“香膏傾倒在主身上”,而不是一味關注“周濟窮人”。在靈修生活中,會使我們操練樂於獨處默想(meditation),並可能進入默觀之境(Contemplation)。在我們忙碌的工作中,需要這樣“浪費時間”與神在一起。幫助我們更加謙卑,有充足的智慧和力量去勝過試探(詩篇4610,賽3015)。懂得面對上帝的無限並向祂委身,是急功近利的現代工作狂們迫切的靈性需要!溫州的同工更是如此(本人深有體會)。
語言與文化
最後,在聖經、神學的基礎上,我們要進入溫州精神重建的外在途徑:改造溫州話。賦予新詞並創作詩歌、話劇、電影等藝術作品。以恩典介入溫州話語,使它成為 上帝恩言的器皿。如開放以來,溫州耶誕節往往會有聖經故事改編的方言話劇,十分可貴。比較可惜的是對政治、文化關注幾近空白,只關注個人道德層面居多(也是溫州精神的體現)。我們需 要思想的高度和宏大的敘事能力,方能上升為經典戲劇的水準。如果溫州話有經典的作品,它不是溫州的,它將是世界的。因此,文字(網路)事工,投資開發基督 教軟體,應當是溫州當下的深度關切。不是更瘋狂的盜版,或自不量力地做業餘編輯。而是要成立工作室,建立團隊。藝術也一樣。這些工作,如果都要溫州人來完 成,即使現在開始積極培養人才,也需要很長時間才可能落實。因此,除了要大力培養本地的人才外,還需要“新溫州人”。和溫州精神的更新一樣,須要溫州之外 的泉源。
本文寫作的緣起,是筆者對溫州的關注,尤其近三年來的思考,也是對自己思想追求的澄清。不是別人,是自己的生命需要更新的焦渴,產生以上拙文。
願上帝賜福溫州。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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