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精神的傳統與更新 作者：顏新恩

溫州精神的傳統與更新

在廣闊的神州版圖中，溫州只是一個不毛之地。儘管它位於祖國的東南，卻沒有富饒的土地，更沒有能源。唯一馳名的礦產是所值無幾且導致大量肺病的“礬”。溫州之所以成為現象，不外兩個因素：經濟的繁榮與基督教的復興。因此，這兩個題目及其二者的關係，自然成為試圖去瞭解溫州的人的焦點關注。

有一些人認為：溫州的富有，是大部分溫州人信仰基督教的結果。不可否認，基督教對世界的經濟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經濟的發展未必盡是基督教的原因。有時甚至恰恰相反――福音常常落在荊棘內。 不要忘記：遠在基督教未出現時候，巴比倫的經濟就已經很強大；當基督教還在不為人熟知的時候，羅馬帝國的經濟就已經很發達了。當然，人類所有的福祉都是上 帝賞賜的。因為我們的工作能力，是上帝在創造中賜予的。不是賜給某些人（如基督徒），而是所有人。“上帝使太陽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 人。”    這就是為什麼殷勤勞動（包括智力智力）的人必然會獲得工作的酬報――比懶惰者富足。所謂“天道酬勤”。基督教信仰固然可以使人更加殷勤的工作（去服 侍上帝），因為這是天職（Calling）。但在現實中，往往“今世之子”更加成功。對 溫州人而言尤其真實。首先，大多數溫州人天生勤奮。不管是體力還是智力。他們的經濟智慧主要是根據商業經驗的積累而進行思考的結果。溫州經濟得以開拓與形 成，不是別的，正是實幹拼搏的精神。其次，在現今中國社會複雜的背景下，基督徒不能像大多數惟利是圖的奸商那樣“無道”，這是一個他們創造財富的“針眼窄 門”。也許基督徒不屑以犧牲信德換取物質的精神，有利於促進溫州健康的經濟文化的作用，但在商業界的發言權卻意味著你資產的數量。因此，基督徒的“舍己” 不但難以產生形而上意義的影響，反倒作為形而下的失敗樣板。從而打擊了很多人“舍財取義”的使命感。使得真正超脫（分別為聖）的溫州基督徒企業家鳳毛麟 角。大部分的基督徒企業與基督化企業之間還有很深的鴻溝！我們必須追問並十分小心的分辨：他們的價值取向，究竟是基督教（聖經）的精神還是傳統的溫州精 神？這是本文所要努力探究的問題，也將嘗試指出革新之道。

1．溫州精神的載體

勿庸置疑，傳承至今的古越語――溫州話是該地區文化的最典型特徵。因為人類的任何思想、文化最本質的表達是透過語言來承載的。而我們的理解同樣不可能脫離 語言的概念。否則便無法（言）理喻。因為人類的思想必然借助於語言。因此，如果溫州果然存在著一種獨特的精神，她必然體現於溫州話中。這也是為什麼溫州地 處江南，方言屬於吳語系，溫州人卻與同屬吳語的蘇杭、滬甬地區的百姓有著截然的性格差異的緣故。隨著歷史的發展，溫州的不斷開放（吸收很多新詞），現在的 溫州方言不可能等同於春秋時代的樣式。但我們可以肯定：作為源遠流長的溫州精神卻必然依舊寓於其中。

溫州話是一種很特別的方言。它的形容詞非常有趣。常用的比較級是重疊，如好兮好（非常好）、快兮快（很快）、屁輕輕（比屁還輕）……等。最高級則具有令人恐怖的力量，如盲瞳多（非常非常多）、死人靈（極其聰明）、骷髏重（無比沉重）等。整體而論它不是一種優雅的語言。少有抽象的詞彙，如果說在修辭上還有點詩意的話，這還得歸功於一個非溫州人――山水詩鼻祖謝靈運。

    做詩文、做學問，溫州話也許不是一種理想的語言，但對於商業卻是一種巨大優勢。因為它直接、有效率。就如我們的口頭禪： 幹了先，再說。溫州人在商業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他們的經濟型思維。在溫州方言裡體現出了敏感、功利、冒險與實幹的精神。而這正是由她的歷史文化傳統所奠定的。

2．溫州精神的發展

就整個溫州地區而言，它存在著不同的族群。有北方遷徙而來的漢人，也有戚繼光抗倭寇時留下的軍人；還有不知來路的蠻人（溫州蒼南有個地方的方言非常特別， 至今沒有文字，俗稱“蠻話”）。而最主要的當然是世代相傳居住在甌江之畔的越人。在語言文化上最有代表性的，則是飛雲江流經之處的裡安。

古越遺風

越王勾踐的故事正在熱播，使本就耳熟能詳的“臥薪嚐膽”更加深入人心。而作為越國之後代的（大多數）溫州人就是這個故事的現實版本。溫州人很好的繼承了祖 宗越人吃苦耐勞的精神。有人形容溫州商人：白天做老闆，晚上睡地板。溫州經濟崛起的很大原因就是溫州人刻苦經營的結果。對他們人來講，為了賺錢日夜不分， 沒有所謂的假期。閒人在溫州有被鄙視的危險！很多基督徒也一樣，禮拜天在溫州是名副其實的安息日。通常傳道人講道都不忘強調安息日作為休息的重要性。這確 實也是安息日的含義之一，人也很自然的聯想到。在溫州卻需要強調，正是說明瞭溫州人充滿活力的生活節奏。但有趣的是：傳道人也是不分日夜的勞碌。或為學 習，或為工作。沒有休息日，沒有假期。春節與暑假更使溫州教會的聚會與營會達到高峰。筆者還在溫州時，暑假通常上課在40天以上，不包括主日講道和周間的 查經會。有兩周不上課，通常是自己組織的聚會。春節則要整月奔波。另外，強調吃苦也是溫州教會的傳統之一。即使溫州比較富有，但在安排聚會方面都比較節 儉。其他地方某些教會開會、培訓，動輒賓館、度假區在溫州是不能接受的。百萬資產算窮人的溫州，如果按照生活水準比例，溫州教會傳道人的工資也許是全國最 低的。很多家庭教會還在爭論要不要發工資的問題。這有積極的一面，但也是人才培養、事工發展的瓶頸。“義工”是溫州教會一道重要的風景。

越人的祖傳因素是形成溫州精神的關鍵，這因素在歷史上還有被理論化的過程。

“實學”真傳

吃苦耐勞的體力活動，不會促使溫州成為歷史文化名城。作為一個中小城市而言，溫州文化的高度鮮有可比者。其他地方也許有一些名人，或一些騷客的文字傳奇；更發達的商業，但沒有像溫州一樣曾經出現過一個哲學學派！那就是南宋時期的永嘉（即溫州）學派。與當時著名的理學（朱熹、二程）、心學（陸九淵、王陽明）不同，此派注重的乃是事功學說。比美國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早了近1000年！

南宋是溫州歷史上文化的鼎盛時期，“多士為東南最”，共有文科進士達1147名！被譽為六藝之府。但永嘉之學則始於北宋。時與王安石交遊的儒志先生王開祖，是該派最早的孕育者。他開始教授學生時，程朱、陸王均未出現。而後在南宋時期與理學派、心學派的交流對話中，事功之說才漸成一派。其中葉適是永嘉學派之集大成者，也是實學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作為深受儒家傳統影響的學者，相比于朱熹或陸九淵，葉適的特點是相對保守。他努力又不失謹慎地探詢儒家正統精神。在他看來理學、心學皆曲解孔子，使《大學》淪為小學。他指出，再妙的理必須有用，達於時代人情，而不是玄乎空洞。在這一點上，葉適是正確的。儒家的核心精神的確只是社會實踐的哲學,孔子給人的形象也是“完全不理解形而上學問題”。

像孔子一樣，葉適對於本體的“天”的觀念十分含糊，只保留了些許敬畏之情。他更多的強調作為可經驗的客觀世界。因此，他雖然也有“天命”的意識，但更多的傾向唯物主義。在此基礎上去建構他的實用主義哲學。（不過，在他的功利思想中，常常是保護富人的利益）。在秉承儒家的道德倫理的同時，永嘉學派突出了以功利作為實踐的檢驗。而他們的認識論也一脈相承：透過經驗。

葉適不僅對永嘉經世事功的內在理路進行全面的梳理與歸納，而且還積極與其他的學派進行對話與批判。首先在歷史的傳承上切斷程、朱不加考證的以得自曾子真傳的“道統正宗”自居。又指出曾子之言“于大道多所遺略”。其中對理學派所倚重的孟子，更是詳加評述。除了對儒家內部思想的考辯外，葉適對中國周、秦的各家思想都做了分析與批評。這是永嘉學派具有中國古代人文傳統中罕見的批判精神（墨子例外）。

永嘉之學作為一個顯赫的流派，到了宋理宗皇帝獨尊理學的時候，便漸衰微。葉適去世後，溫州學者不再討論“實學”，為奉迎皇帝的意思，大談“道學”。這正是沒有半點浪漫的實用主義之體現！自此，永嘉學派一蹶不振，直至消失于儒林。揚眉吐氣的朱熹斷言：“永嘉之學專注功利……不足做大學問”。在中國思想史上也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在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單卷本）中甚至不曾提及，呂思勉研究宋朝思想的專著《理學綱要》僅有半章。呂氏認為葉適的道統考辯“實憑臆為說”，“不過以達其崇實罷虛之見而已”。也 許永嘉學派對中國的哲學影響不大，甚至懶得批判。但溫州人卻不可回避，因為它對溫州文化的影響，對溫州人價值觀的塑造，至今無可比者（這也是溫州文化單調 的原因！目前看來，基督新教很有可能超過它，但是有條件的）。即使大多溫州人根本不知永嘉學派為何物。不過，哪怕是溫州歷史上的文化巨人――孫詒讓也概莫 能外。

墨學中興

除了葉適之外，溫州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學者，非晚清之孫詒讓莫屬。故居玉海樓是晚清四大私家藏書閣之一。但 他不是一個隻會閉門做學問的書生。61年的壽命不算長，但孫氏的工作量驚人。在商業上，在教育上，都是近代浙江了不起的人物。他創辦了浙江第一所外語學 校：算學書院（學計館）。後來和他所辦的方言堂合併，即現在全國重點中學裡安中學前身。他也是浙江省教育總會的第二任會長。此外，他還開發礦產、經營海鹽、運輸等行業，被推舉為裡安商會會長。更不可思議的是，他也擔任政務――籌防總局總董。我們可以想像，在當時他是怎樣的風雲人物！不過，這些功業已隨逝者而逝，但他的精神卻生生不息。

孫氏在學問上精通考據與文字訓詁之學，各類著作蓋凡幾十種。其中以《周禮正義》和《墨子間詁》最為著名。尤其後者更是中國近代里程碑式的著作。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評道：“……現代《墨子》復活，全由此書導之。古今注《墨子》者固莫過於此書，而仲容一生著述，亦以此書為第一。”梁公發此感歎，乃情理之事。因為自西晉魯勝節注過《墨子》後（今已無存）至清無人問津。雖然孫詒讓不是晚清第一個研究墨學的人，但是第一個進行全面研究的人。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孫氏對墨學情有獨鍾，在繁忙的商務、教務、政務中仍碶而不舍地校注，以致成書呢？也許連孫詒讓自己也不曾深刻地意識到：永嘉學派精神的延伸。無 論是《周禮》還是《墨子》都是講社會實踐與實用技藝的作品。同樣對儒學進行大力的批判。這應了詮釋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前設。它通常決定了我們的理解進 路。可以說，由於孫氏的永嘉學統，才“看”出了《墨子》的現代意義。孫氏借墨學的名義，以他的一生生動地詮釋了“經世事功”的深切含義。

墨子最為著名的思想是“兼愛”，即“愛人如己”。每個人都應該平等地對待別人。因為“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春秋之亂正是起自“不相愛”）。繼而他指出，上天（God）就是以極大的仁慈對待人類的（即“天志”）。因此，人人都應該順應天意而“獻出一點愛”。墨子的這些思想被認為是代表下層大眾的“社會空想主義”。但對墨家而言，卻是實用的教導。墨家是一武士群體，對於他們而言首先就是“武德”。他們十分注重團體生活：親愛族群、彼此保護，甚至“愛人舍己”。表現出十足的俠義。

根據經驗，墨子很清楚：人類往往不是缺乏道德的常識，而是缺乏實踐的動力。他試圖讓人們明白：人怎樣對待別人，別人也會照樣對待他。他 又繼而指出：“天鬼之悅”是實踐道德的根本原因，也是終極原因。換言之，道德的基礎是宗教信仰（“明鬼”）。因為天帝及各種鬼神賞善罰惡。（有點類似康得 道德哲學中的“交帳意識”）。雖然墨子的宗教是比較原始，這也顯示了他在宗教觀念上的保守。但儒家卻不信天鬼，這在墨子看來，是“儒之道，足以喪天下”的 根本所在。其次，便是儒者提倡的厚葬、禮樂，都是徒具形式卻耗費財力精力的無益之舉（“節用”）。第三便是儒家相信命運，導致人慵懶頹廢、不負責任的惡果。相反，墨家的努力拼搏令人刮目。

除上述之外，注重邏輯、改善技藝促進生產也是墨家留給人們的深刻印象。有一位朋友說，如果中國歷史不是尊孔而是墨，那麼中國社會的經濟、科學、道德的效果會完全不同。從某個角度看，也許溫州就是樣板之一。儘管這個版本走樣不輕，但我們還是能夠看出端倪。

表面看來，（孫氏）墨學與永嘉學派沒有什麼聯繫，墨學反儒，永嘉不過是儒之一支。但我們發現的相同之處仍不在少數。尤其在關鍵問題上。首先，二者都是根據 當時的政治形勢，呼籲人們關注實際的問題。而不是空講道理禮儀。永嘉學派體現在事功――經濟，墨子體現在技藝――軍事。其次，二者都強調可見的德行，前者 體現在“功利”；後者體現在“非攻”。再者，二者同樣忽視“抽象”的形上思考，以及藝術審美。無論在思想上，還是生活上，都提倡節儉。

影響與評估

現代的溫州人是不折不扣的實用主義者的子孫。我們承認，樸實、快捷的作風，在這喜大好空的政治氛圍中，與高談闊論卻少有建樹的學術風氣中，彌足珍貴。在當下，仍然需要加以適當的強調。但實用主義帶來的貧乏也同樣醒目。

1976年 文革的結束，全中國人民歡天喜地，溫州人也不例外。對許多人而言，他們歡喜的是終於又可以讀書了。但溫州人的歡喜與許多城市的人不一樣：又可以搞“資本主 義”了。他們良好的市場意識和勤奮的勞動得到了回報：比許多城市更早的體驗了“先富起來”的日子。但溫州人痛切的感受到，為此付出的代價是大的：比其他城 市的教育整整遲了一代人。直到中國高等教育擴招後，大學生在溫州才逐漸普遍起來。溫州現在對文化十分重視，無論政府還是個人，對教育的投入不惜重金。但由 於自身知識的貧乏，在商業上精明的溫州人，在文化消費方面，卻不乏盲點。溫州人對知識的 熱衷，不是出於對學問本身，更多的是未來的生存技能。尤其當許多老闆對科技的陌生（溫州經濟主要是製造業，很需要這方面的知識），缺乏國際貿易所需要的外 語時候，“大學”在他們心中的分量劇增。可以這麼說，溫州人對教育的看重仍然是實用主義的心態。當然我們不能忽視這種現象在中國的普遍性。在其他地方也許 是近幾十年唯物主義教育的結果，但溫州是古來如此。首先，溫州的商人受（新哲學）的教育不多，其次是他們大多有宗教情感（儘管不怎麼認真）。最關鍵的是，溫州人已經證明瞭讀書（賺錢理論）與賺錢之間有很大差距。在溫州有尊讀書的傳統，但也有嘲笑書呆（缺乏實踐能力）的傳統。他們對讀書的看法還遠沒有上升到“憂道”的高度。審美也同樣虛有其表。

古典音樂在其他城市如果還有現場治療失眠作用的話，在溫州則行不通！因為睡覺不是溫州人的癖好。有一次，筆者在溫州觀看一位著名的舞蹈家演出的時候，周圍 的幾個人卻在（用溫州話）精神抖擻的議論著她的身材和服裝！作為中國的服裝名城，溫州人在消費方面的名牌意識很濃，主要不是出於藝術的考慮，而是闊氣的需 要。這種消費心理造就了溫州（曾經的）假冒大潮。雖然服裝、皮鞋是溫州製造業的主打產品，但不像米蘭或巴黎是藝術之都，而是商貿城。當然，喜不喜歡米蘭風 格是一回事，在商業大潮怎樣保全藝術又是另一回事。

作為溫州的基督徒，在氣質上也深受其染。有些基督徒表面上信奉永生之道，卻過著忠實唯物主義者的生活方式。例如在溫州很多教會裡，幾乎都是財大氣粗的老闆坐任“掌門人”（Church boss）。我們不能否認他們的侍奉在中國社會的特殊背景中，在教會轉型過度期的重要作用（稱為中流砥柱也不為過）！但另一方面因為他們財產的牽掛，使得他們面對政治壓力時，常常委曲求全。“雙重老闆”現象的普遍，至少說明瞭溫州教會的主流並不屬靈。而崇尚成功的溫州信徒，也大多默認。一些“明哲”的傳道人對自己的奴性習慣更是早已麻木不仁！在溫州是以（折騰）能力論英雄的。基本上不會考慮“形而上”的問題。

在信仰的問題上，也暴露“實用”思想的氾濫。溫 州人雖然大都有信仰，主要是為了可見可感的果效。很少人為了人生的意義而尋求宗教，極少有所謂“終極關切”的“焦慮”。現在這種情況有了轉變，有很多無災 無病、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受洗入教。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家庭信仰的傳承，尤其體現在教會近20年的主日學教育上。另一方面這些年輕人也帶動了他們的同 學與同事。但這些進入教會的年輕人，祖宗的遺傳也很明顯。儘管在內涵上有了一些變化。從迷信式的敬虔變為娛樂化的宗教：呆在教會的前提往往是聚會的“氣氛”。所以，溫州教會雖然聚會很頻繁，但卻少有崇拜學的意識。最大的崇拜考慮就是教堂。在內容、形式上如果有考慮的話，也是出於潮流的需要。以新鮮的方式取悅會眾，以獲得足夠的人氣（在溫州教會，資料比什麼都重要）。盲目模仿，而且感性、粗糙。傳統的教會雖顯穩重，卻死氣沉沉。

事工方面是溫州教會的一大強項，差不多都是奉行“發展就是硬道理”。尤其在全國各地，發展神速，但植堂、牧養與教導堪憂。因此，溫州教會有外強中乾的隱患。瘋狂的發展事工，卻少有安靜的靈修生活。另外一方面，溫州教會對靈性操練的追求也仍然是以可知的理性/感性模式的二重劃分，極少注意超越性/奧秘性的不可言說性。

     這是永嘉精神在教會的直接體現。總而言之，在溫州就一句話：實用萬歲。

3．溫州精神的更新

“空講”與“散講”

從古越到現代，溫州精神得到繼承的同時，也必然的被調整。如墨學的出現就為“功利”的永嘉精神注入人情與宗教的意味。以及後來李叔同、豐 子愷帶來的人文色彩。我們在肯定溫州精神帶來活力的同時，我們也承認這遠遠不夠。我們的反思與重建勢在必行。可是，在起點上我們就必須越過外在的“事 功”。因此，重建的動機首先不應該是為了溫州再現文化盛景，也不是領跑時代，而是為了我們自身人格的整全與生命的豐富！明顯地，建造的材料不可能從溫州文 化的內部產生。但可能可以從溫州文化所排斥的事上，獲得啟發。例如溫州拒絕“空講”（不實際的話）、“散講”（離譜的話），溫州文化缺少的就是抽象玄奧的 形而上“空話”（玄學）， 以及不著邊際異想天開的夢囈（詩歌）。無論在本體論的意義上，或在歷史的視野中，也明顯地不能從中國的傳統中樹立根基。如今最有可能的就是溫州教會――基 於聖經對溫州精神的光照與更新。使溫州成為名副其實的聖地――上帝之城！但溫州教會需要明確的方向。愛之切，促使筆者鬥膽提出以下的看法。

廣度與深度

毫無疑問，聖經詮釋的視野，是第一個要面對的問題。因為雖然溫州教會的信仰正統，但卻十分狹隘。筆者以為，溫州教會首要任務，就是要擺脫“溫州人讀出溫州 版聖經”的文化捆綁。“真理必使你們得自由”！上帝的道會“使人通達”，進而創建神聖的文化。如要完成這一點，溫州教會要做出一些改變。 改變 已往注重感性、實物的投資方式，提供足夠的資金大力培養人才。不僅把人送到美國、歐洲，也應該去俄羅斯、希臘，甚至南美。開放自己，用心去瞭解全球教會文 化。使這些學子專心浸潤於教會歷史的偉大傳統之中。只有接觸豐富的詮釋群體，才能為我們理解聖經打開眼界，進而（在信經的允許下）達到“視野融合”。南宋 時候文化復興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永嘉學派的領軍人物都“北漂”過（到北方學習）。出去很重要，進來也同樣重要。來過溫州的海外教會名人很多，這解決不了 根本問題，甚至只會加增溫州人賣弄的資本（見過某某）。他們可以繼續來，但溫州教會應該延請出色的非溫籍傳道人駐堂牧會。不是為“新溫州人”（入溫打工群體），而是為“永嘉”人。放棄一些自以為“聖經”的原則（不一定是），接納他們的不一樣。不僅如此，還給予充分的信任與權利。使就任的牧師在屬靈方向上能發揮主導作用。牧師、傳道在教會沒有主動權，筆者竊以為，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溫州教會最大的瓶頸。“義工”權力過分膨脹的難題，是時候處理了。

近年來神學在溫州的復興，具有重大的意義（筆者也是受益者）！尤其是改革宗神學（Reform），給溫州教會帶來了思想的洗禮。幫助基督徒擺脫了很長時間以來對倫理問題的高度關注。（這情不自禁的要提起陳家榮傳道，此外，唐崇榮牧師也功不可沒。）不過，溫州教會不應該淺嘗輒止，心滿意足的背誦“五要條”（TULIP），然後到處標榜自己為改革宗分子。我很敬重加爾文，但不是必然地敬重所有的加爾文主義者。懷著恐懼戰兢的心，我想指出：僅僅改革宗仍顯局限。改革宗對溫州教會的改革成果，主要體現在救贖論與末世論（文化使命）上。對教會制度的觀念雖有影響，但缺乏明顯的成果。但改革宗的神學已經為我們指引了一條正道：“古道”。所以，我們應該更深的追溯基督教的古典傳統――教父神學。這裡不僅是時間問題，而是神學重點的關注：神聖三一！這樣的想法一方面是出於對古代信經的信仰的回應，尤其是使徒信經。另 一方面是出於對中國教會（離不開本人的溫州背景）的考慮。因為，當我們充分思想三一神的時候，自然就會帶進敬拜與靈修。以期在崇拜學與靈修學的問題上有重 大改進。向聖三一之名，而不是只強調基督差傳或聖靈恩賜的崇拜，能幫助我們學會單單親近神。以心靈深處的敬拜，享受上帝的同在。除此之外，尊崇三一的崇拜 傳統會帶來神聖的藝術。建築、音樂、雕刻等等。因為這樣，我們就會將“香膏傾倒在主身上”，而不是一味關注“周濟窮人”。在靈修生活中，會使我們操練樂於獨處默想（meditation），並可能進入默觀之境（Contemplation）。在我們忙碌的工作中，需要這樣“浪費時間”與神在一起。幫助我們更加謙卑，有充足的智慧和力量去勝過試探（詩篇46：10，賽30：15）。懂得面對上帝的無限並向祂委身，是急功近利的現代工作狂們迫切的靈性需要！溫州的同工更是如此（本人深有體會）。

語言與文化

最後，在聖經、神學的基礎上，我們要進入溫州精神重建的外在途徑：改造溫州話。賦予新詞並創作詩歌、話劇、電影等藝術作品。以恩典介入溫州話語，使它成為 上帝恩言的器皿。如開放以來，溫州耶誕節往往會有聖經故事改編的方言話劇，十分可貴。比較可惜的是對政治、文化關注幾近空白，只關注個人道德層面居多（也是溫州精神的體現）。我們需 要思想的高度和宏大的敘事能力，方能上升為經典戲劇的水準。如果溫州話有經典的作品，它不是溫州的，它將是世界的。因此，文字（網路）事工，投資開發基督 教軟體，應當是溫州當下的深度關切。不是更瘋狂的盜版，或自不量力地做業餘編輯。而是要成立工作室，建立團隊。藝術也一樣。這些工作，如果都要溫州人來完 成，即使現在開始積極培養人才，也需要很長時間才可能落實。因此，除了要大力培養本地的人才外，還需要“新溫州人”。和溫州精神的更新一樣，須要溫州之外 的泉源。

本文寫作的緣起，是筆者對溫州的關注，尤其近三年來的思考，也是對自己思想追求的澄清。不是別人，是自己的生命需要更新的焦渴，產生以上拙文。

願上帝賜福溫州。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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