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溫州模式”問世以來，引起了許多專家學者的關注與研究，但是大多數學者都是從經濟角度來研究“溫州模式”。從溫州文化(民間信仰)角度出發，結合溫州的實際情況來解讀溫州模式，強調社會經濟發展中人文因素的作用。溫州模式的形成離不開溫州文化的推動，非正規約束———甌越原生文化在制度漸進的演進方式中起著重要作用。
【關鍵字】溫州模式;民間文化;宗教信仰
國內經濟界、學術界常提到“溫州模式”或溫州經濟的概念。所謂“溫州模式”，主要是指從溫州開放改革30年的經驗總結出來的一種發展路徑。客觀地說，如果我們對溫州經濟過去的30年的發展做一個回顧，它確實在發展歷程中走出了一個屬於自己的獨特模式。這個模式既不同于“蘇南模式”，也不同於珠三角模式，而是走出了一條自己的發展道路。之所以許多人特別是研究經濟發展的學者越來越重視“溫州模式”，一個基本的原因就是溫州在嚴格意義的發展領域裡，確實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就。然而困惑之處在於，雖然溫州過去30年的發展速度名列前茅，全國各地一直試圖學到溫州模式的精髓，來加快地方經濟的發展，國家也希望將溫州模式廣而推之，但卻不盡人意。浙江省社科院副院長張仁壽研究員認為“：溫州模式之所以難以在其他區域一模一樣地再現，是因為溫州模式背後有一個溫州人特有的、難以模仿的精神模式。目前對這一溫州文化現象的研究較少，而且研究這一問題的難度也較高。”[1]從社會科學角度來講，一個模式的推廣，不僅要講這個模式取得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要清楚這個成果是怎麼取得的。溫州模式本身的淵源是什麼，或者說其特有的文化是什麼，該用什麼樣的社會科學概念去描述它，現在都較為模糊，這也正是本文所要探討和論述的。
一、傳統文化與民間信仰
根據張仁壽等人的研究“，溫州模式”的外在表現為四個典型特徵，即“以家庭經營為基礎、以市場為導向、以小城鎮為依託、以農村能人為骨幹”。既然“溫州模式”的特徵是家庭、農村、市場、個人，那麼它的文化層次就不會很高，屬於民間文化，不是“上層文化”。“溫州模式”在中國經濟改革中確實創造了奇跡，但溫州區域文化卻從未主導過中國社會思潮。這同“溫州模式”的搭配好象不太協調，在高調的“溫州模式”背後缺少先進的文化或精神支撐，使溫州模式的形成和發展缺少理論的闡釋。
人類為要克服和戰勝自然，不但要創造物質文化，也要創造精神文化。“所謂文化就是人類為要生存下去所創造發明的東西”。而精神文化：“意思就是說，人類必須要創造一些東西，一方面表達自己的感情，一方面又因為這些表達的創造又倒過來安慰我們自己。”2[如]文學、音樂、藝術、宗教等，可見文化的概念有時可以體現在日常生活之中。
歷史上溫州一帶幾乎沒有土著居民，相當一部分是康乾時期從福建、江西遷移而來的。“從溫州人形成的歷史過程來看，從東漢末年開始至清朝，因溫州偏居東南海隅，每逢中原有戰亂，就有大批的南下移民遷居此地。鄰近省份遷入人口最多的當屬福建。溫州的形成本身就是歷朝歷代移民的結果。因而甌越文化也就是由溫州本土文化、移民文化，海洋文化等相碰撞融合而形成的。”[3]因此，溫州可說是個移民城市。秦漢之際，福建是閩越人聚居的地方。秦並天下，置閩中郡，據王國維先生考證，不僅囊括今福建全省，還應包括今浙江溫州、台州、處州等地，江西鉛山縣及廣東潮州、梅縣一帶。閩南人受對自然物崇拜的影響，祭祀、圖騰之風特別盛行。
因此，溫州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民間信仰異常繁盛之地。根據明人薑准著《岐海瑣談》記載“：陸務觀《野廟記》雲：甌越間好事鬼，山椒水濱多淫祠。其廟貌有雄而毅，
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厚，晰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媼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容而豔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升級。上有老木攢植森拱，蘿葛翳其上，鴟梟室其間，車馬徒隸，叢雜怪狀。農作之氓怖之。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下犬，雖魚菽之薦，牲酒之奠，缺於家可也，缺於神不可也。一朝懈怠，禍亦隨之，耋孺畜牧栗栗然。疾病死喪，氓不曰適丁其時邪，而自惑其生悉歸之於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4]
詩人顧況，唐代曾在永嘉任職，《全唐詩》中存有他對永嘉觀感的詩篇。其《永嘉江邊即事》一詩，雲“：東甌傳舊俗，風日江邊好。何處樂神聲，夷歌出煙島。”[5]從詩中可見當時溫州的風俗仍好淫祀，娛神的歌舞，仍保持甌越的地方特色。甌越風俗“，信鬼神、好淫祀”是素有傳統的，這反映了甌越人的精神信仰的豐富和對超越人間現實的奇異力量的崇奉心理。
“溫州道教源遠流長。據《史記》記載，西漢初東甌王騶搖酷信鬼神。這與溫州道教的廣泛傳播有較大關係。”[6]溫州作為一個相對獨立封閉的地區，更多地保存了宋代以前的遺風，道家文化特別是後來融合了佛教與民間宗教的道教思想對溫州和溫州人的影響也比儒家思想更為深遠。唐宋時期，溫州道教盛極一時，宮觀眾多，據道書記載，道教在全國有118處洞天福地，溫州就占了5處，可見溫州是當時道教活動極其重要的區域。
佛教在溫州流傳始于晉代。自五代至宋，溫州道場林立，高僧輩出，為溫州佛教鼎盛時期。到宋代寺廟已逾二百座。
溫州信仰西方宗教也是有其歷史的。“大約在五代時期，摩尼教開始由福建傳入溫州。到北宋後摩尼教在溫州非常流行並通過溫州向浙江全境傳播。宋莊綽《雞肋篇》卷上雲“：事魔食菜，法禁至嚴，而近時：泰者益眾，雲自福建流至溫州，遂及二浙。”《宋會要輯稿》說：宣和時“，溫州等處狂悖之人，自稱明教，號為行者。今來明教行者，各于所居鄉村，建立廟宇，號為齋堂。如溫州共有四十等處”。[5]65摩尼教在古代是一個世界性的宗教，西元二世紀到十二世紀風靡一時，從大西洋的西岸到太平洋的東岸，到處都有摩尼教徒的蹤跡。可是到了西元十二世紀以後，除了我國東南沿海地區外，世界各地的摩尼教都近乎絕跡。因此，我國宋、元、明、清時代東南沿海地區的摩尼教的活動情況，已引起各國學者的注意。近代法國傳教士馮烈鴻在他的《書信集》中稱，國外教會歷史文獻中有關於元代基督教在溫州傳播的記載。它最先是從福建泉州傳入溫州的，當時福建教區的主教曾派助手來溫開展工作，卓有成效。此後，溫州的基督教便有相當規模的發展。溫州宗教信仰源遠流長，基督教、佛教、道教歷經滄桑，至今不衰。溫州地區的教堂、寺院、道觀之多，信徒之眾，在全國也是罕見的。這說明宗教信仰並不單純是存在於個人頭腦中的主觀觀念，它同時也是客觀存在的社會事實。隨處可見的金碧輝煌的廟宇、巍峨壯麗的教堂，對於信仰者來說，已不僅是主觀上的東西，而是已客觀化或社會化的現實。
二、民間文化與功利意識
溫州文化特性不足也與它的地理環境息息相關。歷來被稱為海濱城市的溫州，卻又是三面環山。由於大山的阻隔，資訊的短缺，與內地文明的交流是閉塞的。自古以來的土著居民都認為此地是“山高皇帝遠”。因此，溫州的文化受中原儒家文化的影響就來得不那麼深厚，尤其廣大農村。如“父母在，不遠遊”，在溫州幾乎沒什麼影響力。這種狀態既與溫州過去的閉塞和處於中華大地的邊緣有關，也同自身文化有關。民間文化具有比較濃厚的功利主義色彩，與臺灣人一樣“，舍祖宗之丘墓，族黨之團圓，隔重洋之渡險，處於天盡海飛之地”。“[7]當他們一旦遭遇到人力不可及、不可抗拒的天災人禍，他們便不顧一切地燒香叩頭，供祭神鬼，懇請神異力量賜福消災，袪病降吉。他們認為崇拜神鬼之心誠，就會達到‘心誠則靈’的效果;崇拜神鬼之心切，就會收到‘有求必應’的實惠。因此，在民間信仰行為中有人神之間‘許願’‘、還願’的功利交換，人們用崇拜的各種手段與神鬼進行著利益上的酬答互換，重則捐資修廟，再塑金身，輕則晨昏三叩，焚香供祭。這些都打上了功利的烙印。”[8]這種功利主義的趨勢，可以從宗教場所的增加、信教的普遍以及投機冒險的精神中略見一斑：
功利趨勢一：宗教場所、信教人數大量增加。
溫州在歷史上民間信仰風氣很盛，各種宗教在極“左”年代曾備受打擊“，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和政府落實宗教政策，宗教在溫州迅速得以恢復。其後更是掀起‘宗教熱’，無論在經濟發達、交通便利的溫州近郊農村還是閉塞落後的山區，都可以看到動輒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元建起的富麗堂皇的教堂和寺廟。它們與鄉野山區的一般民居相比，往往會成為該村最豪華的標誌性建築。由於信仰者眾多，宗教成為村落場域裡十分普遍的社會文化現象。”[9]
尤其“自80年代以來，溫州的建廟風全國聞名。解放前有廟宇的地方現在都重建了，過去沒有的地方也趕著新建。永嘉縣江北鄉共有24個建制村，占地面積在200一300平方米的廟宇就有24座，每村一座。蒼南縣在80年代末作了調查統計，全縣重建和新建的廟宇837座，祠堂498個。對如此耗資毀地濫建廟宇之風，就連一些和尚也‘深感震驚和不安’。政府部門曾多次組織幹部清理，強令拆除，但拆了又建，建了又拆，始終未能有效刹住。可見，民間信仰在溫州依然佔據著主導地位，只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具有與往昔不同的內涵罷了。”[10]
改革開放後，隨著宗教政策的落實，各教恢復正常活動，主要寺觀教堂相繼修復開放。政府對宗教活動場所進行登記管理。到1997年全市宗教活動場所應登記總數為3870處，已登記發證為2504處，臨時登記677處，其中基督教登記發證1134處，臨時登記54處;天主教登記發證112處，臨時登記12處;道教登記發證469處，臨時登記368處;佛教登記發證787處，臨時243處。至2006年溫州市現有已登記發證的宗教活動場所為4100多處。
溫州主要有四種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和天主教。在1949年以前，溫州地區已經有7萬多基督教信徒，占全中國的1/10。今天，基督教在溫州仍然非常活躍，信徒占總人口的比例是15%，也就是100多萬(官方數字)。教堂與聚會場所相當密集，城鄉各處十字架隨處可見。很多村莊都不止一間教堂，因此溫州也常被稱為“中國的耶路撒冷”。而佛教道教的信徒數量難於統計，寺觀教堂，除經政府批准開放的外，還有一定數量是群眾自己集資修建起來的。但是這種官方的核准與分類方法，只是一種便於管理與登記的形式分類，在實質上並不能包容絕大多數溫州居民的信仰內含。因為很多溫州人信仰的都是擴散式的宗教，一種綜合和包含了祖先、神、靈以及佛、道的成分在內，而在不同生活中表現出來。所以，很難用具體信仰何種教來分類。溫州市民族宗教事務局曾把溫州的宗教情況概括為：歷史悠久，基礎深厚，教徒眾多，情況複雜。
宗教有它超越的一面，也有它涉世的一面。宗教場所增加以及信教現象普遍有其特殊的意義。這種現象的出現表明不僅可以提供更多滿足個人需求的機會，更能規範信仰者的信念和靈魂，規範他們的價值觀，以至決定他們的整個社會生活，這就使宗教在現實生活中成為一種重要的社會力量。溫州人雖然大多都有信仰，主要是為了可見可感的效果，而為了人生的意義而尋求宗教的是不多的。
功利趨勢二：依賴和運用機運，敢於投機冒險的精神。
“從溫州人的信仰動機看，存在著實用主義傾向和見神便求護佑的直接功利心理，不外乎招財進寶、求福消災、延年益壽、升官發財、求婚送子、祭祖安魂、祈求風調雨順之類，這種宗教的功利色彩，既與中國文化背景相聯繫，也與溫州區域文化有關，表現在村民的信仰動機上，也大多為現實的利益需求所驅動。”[9]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我們對鬼神也很實際，供奉他們為的是風調雨順，為的是免災逃禍。我們的祭祀很有點像請客、疏通、賄賂。我們的祈禱是許願、哀乞。鬼神在我們是權力，不是理想;是財源，不是公道。”[11]
1976年文革結束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全國人民歡天喜地，溫州人也不例外。在這種機遇、背景下，溫州人的第一桶金，是敢為天下先得來的。溫州人創造出中國改革史上多個第一：第一個私人工商執照;第一個私營企業條例;第一個實現金融利率改革;第一個建立股份合作企業等。在溫州出現違反市場規則的現象，也正是溫州“民間信仰熱”的時期。因此，可以看到，溫州敢為天下先的人文和經濟意識的根基很深，而經濟性的情結更濃。這種意識和情結是有其淵源的，有其文化底蘊的，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為，文化更多地應該是一種歷史的積澱和傳承。“也就是說，他們往往轉化超自然信仰的理念為企業經營的堅強決心與競爭心，借助這信仰的力量決定其經營和管理的方向。比如，當一個商機出現時，理性特強者可能還要繼續觀察,還要進行反復論證，而依賴機運、利用機運、敢於冒險的溫州人已經全力行動起來。”[12]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溫州地區的民間信仰具有強烈的功利主義特徵，而這種特徵則是伴隨著開放改革的步伐而不斷強化的。造成這種特徵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其一是溫州地區商品經濟的影響;其二是溫州移民社會的特殊文化背景;其三則是溫州地區宗教的普及與多樣性。
三、文化(民間信仰)與經濟發展
要瞭解一個民族或瞭解一種經濟現象，假如不能瞭解其內在的結構，經常是抓不到重點，更不能知道它所受到外來的影響，所引起變遷的原因。
20世紀初，西方宗教社會學家韋伯開創了從文化倫理角度研究經濟發展的理論先河。他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分析了基督教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興起的關係。從此精神文化因素對經濟過程的影響成為理解與研究經濟增長的另一條脈絡。韋伯承認經濟因素具有重要性，但採取某些類型的實際的理性行為卻要取決於人的能力和精神文化氣質。如果這些理性行為的類型受到精神障礙的妨害，那麼，理性經濟行為的發展勢必會遭到嚴重的內在阻滯。並認為，理性的功利意識(衝動)是經濟發展的杠杆。筆者在此借用民間信仰因素來解釋溫州模式的形成和發展，並非沒有道理。同是中國，南方與北方、東部與西部，文化性格亦有明顯差異，不同文化精神背景下的人群會出現不同的社會經濟活動取向。在溫州，當老闆不需要高學歷，現在的溫州企業家大多起于底層，原先很少受到高中以上的教育，文化素質並不高，但都可以當老闆，並大多都取得了成功。或許因為“，民間文化的信仰中有不少現象有利於現代經濟發展的需求。概而言之，在經濟活動中，人們為獵取種種機會而進行的積極的‘鑽營’、不倦的‘試行’、勇敢的‘選擇’，其所需的強大的精神力量往往來自於他們對眾多神靈的一種信仰。他們相信這些神靈會保佑他們、支持他們。反過來說，品類繁多令人眼花繚亂的神靈可以滿足人們的各種需要。”[12]
20世紀60年代末期，舒爾茲認為現代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特徵：土地和資本等物質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下降，而曾經依附與被支配於土地與資本的人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人的技術知識水準和文化素質成為決定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諾斯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視角承接了舒爾茲的這一研究傳統，把文化精神當作一種與正式典章制度並行的非正式制度來研究它對人的經濟活動的導向和規約效應。正如諾斯所說“：我們確實瞭解，文化信念具有極大的生存能力，且大多數文化變遷是漸進式的。”這就是非正式制度安排即價值信念、倫理道德、風俗習慣以及意識形態等統稱為文化的東西。“更由於宗教的教義、信條、行為規範、禮儀規定等常通過文化、藝術、哲學、道德的形式表現出來，不僅規範信仰者的信念和靈魂，更規範他們的價值觀，所以，宗教也是一種社會文化體系。”[13]
溫州經濟引人矚目的超常規增長背後潛蘊著的精神文化因素受到國內理論界日益強烈的關注。當我們考察其經濟發展的時候，發現文化在經濟發展和經濟生活中起著至關重大的作用，一個強大的經濟模式的背後都有一個先進的文化作為其支撐。而把民間信仰和宗教作為溫州經濟奇跡產生的文化原因之一，可能會使一些人感到不快，覺得充滿“迷信”色彩的民間信仰遠不如永嘉學派那麼有檔次，更算不上一個先進的文化，但這並不有損於“溫州模式”的歷史意義。從目前來看，一個強大的經濟模式發展到一定時期能否突破原有的定式，也取決於其背後是否擁有強大的文化作為其支撐。換句話說，經濟越發達，文化越重要。而溫州“敢為天下先”的創新大都發生在上個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進入1990年以後，溫州經濟總體上看在制度方面的創新似乎大為減少，甚至沒有創新。這可能是因為到了經濟體制轉軌初步完成，淺層次上的制度創新空間已經越來越少，深層次的制度創新必然涉及各方面的問題，而這就不是“農村能人”憑藉民間文化信仰或精神所能及的。
四、結語
國內許多學者都認為溫州模式的成因是當地的文化因素，這沒有錯。但這一獨特的文化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有人認為溫州文化的根源于永嘉學派，這是一種值得探討的說法。如果歸結為溫州的傳統文化或者說是甌越文化，恐怕會更實際些。另外，如前所述，歷史上溫州人多來自于福建一帶移民，而且溫州信仰的宗教也多半由福建傳入。因此，溫州文化受閩南文化影響較大，閩南文化的重要特徵之一就是冒險精神。筆者認為，影響溫州模式產生與發展的溫州文化是複雜的，溫州廣大農村的農民，他們自身的生活背景、知識層次和心理需求決定了其信仰和宗教意識的功利性、有限性和混雜性，他們講究“為我所用”的原則，即李澤厚先生所說的“實用理性”。所謂“實用理性”就是它關注于現實社會生活，不作純粹抽象的思辨，事事強調“實用、實際和實行”。[14]強調對現實的關懷，不拘泥於“什麼”，而是關心“怎樣”，關心現實利益。所以就導致了民眾既信神又信教，這也是傳統民間信仰在現代化進程中復蘇、盛行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同時民間信仰又反過來促進和加快地方經濟的發展，促成了溫州模式的形成。葺注：本文為溫州市科技計畫專案(R20090093)的階段性成果。·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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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張玉霞(1959-)，女，黑龍江哈爾濱人，溫州大學法政學院教授，碩士
来源：《黑河学刊》2010年第11期
来源日期：201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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