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方言聖經的問世是傳教士心血的結晶。它促進了基督信仰的傳佈和基督教教徒對信仰的瞭解和認識。時光流逝，這段歷史雖然似乎被淡忘，但它卻為當代溫州基督教打下了基礎。本文旨在通過對溫州方言聖經的歷史做一簡要回顧，使讀者對此寶貴史跡有初步認識。
一、溫州方言聖經的翻譯者蘇慧廉簡介
溫州方言聖經由英國偕我會（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2]傳教士蘇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 1861-1935）牧師最早翻譯。蘇慧廉牧師出生在英國約克郡哈利法克城(Halifax, Yorkshire)。1882年冬來溫州傳教，直到1907年離溫任山西大學堂西齋總教習為止，在溫州傳教歷時25年之久。在大約四分之一世紀裡，蘇氏對溫州的宗教、文化、醫療等領域都有頗深的影響。
蘇慧廉牧師是一位佈道家，據溫州偕我會1905年報告，蘇氏任溫州教區長期間，共建立150間教會，受餐信徒2144人，慕道友5711人。[3]，並建造以城西堂為代表的五間著名西式教堂。為促進醫療佈道，蘇氏將西方醫術引介到中國，在不斷努力下，於1897年建成“定理醫院”，[4]1906年正式將定理醫院改建為“白累德醫院”。他是一位教育家，分別在1887年創立藝文小學，1897年開辦藝文中學，為教會和社會培養一批批有用的人才[5]。在語言學方面，蘇氏是一位翻譯家。蘇氏深知傳教事業的成功與聖經翻譯有密切關係，為使溫州普羅大眾都能閱讀聖經，1893年回英國度假期間完成以羅馬拼音翻譯的四福音與使徒行傳，定名為“CHAÒ-CHÏ YI-SÛ CHI-TUH SANG IAH SÌNG SHÏ：Sy FUH-IANG TÀ Sy-DU E-DJÜE”(溫州方言，即“救主耶穌基督新約聖書：四福音帶使徒行傳”)，並於1894年由大英聖書公會出版發行。取得重大成效之後，又在1903年翻譯了全部新約聖經，並由大英海外聖經公會出版。蘇氏除熱衷於傳教使命之外，還涉足于中西文化的交流，堪稱為漢學專家[6]。他於1907年受聘為山西大學堂西齋總教習，1920年至1935年任英國牛津大學漢學教授，其間曾於1926年至1927年被英國政府派為英中庚款委員會委員，1928年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教授。早在溫州傳教期間（1906），蘇氏就已將《論語》譯為英文，名為《論語：孔子與其弟子及其他人的談話》(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於1910年在日本橫濱出版[7]。他編撰了《中國佛教術語詞典》（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一書，在倫敦出版。蘇氏還是一位元作家，除以上重要作品外，蘇氏特意將自己在中國的所見所聞以自傳寫了專著，名為《A Mission in China》，還為著名傳教士李提摩太專門寫了傳記[8]。
二、翻譯溫州方言聖經的動因
外國傳教士來中國傳教的困難之一就是語言。當傳教士們來到方言語種繁多的江南地帶時，語言的障礙就猶為明顯。蘇慧廉和他的先驅們（包括偕我會的李華慶牧師和內地會的曹雅直牧師）來到溫州之初，就需要開始學習語言。蘇慧廉在剛來溫州半年之後，就顯出自己語言方面的特長。在1883年6月，他找到一篇用寧波方言寫成的講章，自己在詞句上的刪減和改寫，就在一天晚上向三十多位基督徒講道。講完之後，他問大家是否聽懂，他們都笑著回答：“oh tung-djah ba”（溫州方言：都懂了）。[9]
蘇慧廉學會用溫州方言講道之後，下一目標就是翻譯方言聖經。什麼原因使他盟發這一奇想並付諸實踐的呢？其初衷就是為福音的傳佈。蘇慧廉說：“傳教士可以沒有許多應得的東西，但他絕不可以沒有一部為他的人民的語言而翻譯、記載著主基督生命和教訓的作品。不然，他的傳道只有表面效果，永不能持久。”[10]為使自己傳道的工作達到永久的效果，他幾乎傾注了自己全部的精力。他將自己翻譯溫州方言聖經與英國威克裡夫和丁道爾相比較，說：“自從我開始力圖為兩百萬溫州人民像以前威克裡夫和丁道爾為四百萬英國人那樣（翻譯聖經）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11]
雖然當時已經有為數不少的中文聖經譯本問世，如文理譯本、淺文理譯本，但這些譯本只是那些文人學士才能看懂。就連官話譯本，也只是受過教育的人才能讀懂的。對於絕大多數目不識丁的溫州大眾來說，他們交流的唯一方式就是溫州方言。蘇慧廉陳述自己用溫州方言翻譯聖經的初衷時，列舉了幾個常見的普通話與溫州方言作對比。例如許多常用字：官話的“他們”溫州話的字面讀法是“ta-mang”，方言是“gi-da-ko”（直白譯為：渠大家）；“那裡”字面讀法是“na-li”，方言是“boa-ta”（直白：旁單）或“nya-uh-doa”（直白：狃宕）；“什麼”的字面讀法是“zang-mo”，方言則是“ga-nyie”（直白：何乜）；“怎麼”字面為“tsang-mo”，方言是“tsz-na”（直白：訾那）；“不”字面為“pai”，方言是“fu”（直白：否）；“沒有”字面是“mo-yao”，方言則是“n-nao”（冇）。再例如句子“那個東西拿來”，書面讀法是：“na-ko tung-si na-lai”，溫州人則說成“he-kai mu-z tso-li”（直白：許個物事捉來）。當時中國教會官話聖經已是最為流通的漢文，畢竟與溫州方言有很大不同，如蘇氏所說：“官話本是人們能得到的唯一本子，牧師在上朗讀，除了那些有聖經的人以外，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就算是讀得聲如洪鐘或鏘鏘然如銅鈸，還是不得其義的。”[12]
三、溫州方言聖經翻譯的歷程
確定福音傳佈的需要，溫州方言聖經的翻譯是勢在必行。蘇氏就要選擇用什麼文字翻譯方言聖經。在蘇氏之前，已經有許多其他方言聖經翻譯成功[13]。傳教士們一般會採用兩種翻譯方法，即漢字翻譯和羅馬字拼音。蘇慧廉最初也曾打算用漢字翻譯，他說：“最初我嘗試將四福音翻譯為方言時的打算是寧願就地取材，而不願介紹一個純屬外國的拉丁化系統。但經過一次次失敗之後，我便意識到這樣的努力是徒勞的。因為許多方言土語沒有文字，結果每頁近四分之一的篇幅需要自己創造新字，或轉借方言別字的專門發音或意義。”[14]賈立言牧師在其<中文聖經譯本小史>中說：“用羅馬拼音可有兩項原因：第一，有些方言，有音無字，所以不能寫出，這樣《聖經》的翻譯就顯得極其困難，甚至絕不可能。其次，即使有字體可以寫出，人民識字的能力也很低薄，所以有許多人以為若用羅馬拼音，那麼在數星期之內即可習得，單是這個優點已足使許多人決意採用這個方法了。”[15]蘇氏也為自己選用羅馬字拼音的理由作了說明：“教育一個本地人，尤其是本地小孩子讀寫羅馬字系統，比複雜麻煩的方塊字更為容易。……事實證明這個系統(羅馬字拼音)簡單易行，一個男孩或女孩需要幾年才能讀寫的文字在幾個月內即可學會。許多青年需要大量閱讀課本的，只要一個星期學習了初級(羅馬字拼音)課本後，回到牧師那裡，就能啃出他的新約聖經了。”[16]
蘇慧廉在確定用羅馬字拼音翻譯方言聖經的方針之後，就將此計畫分為兩個步驟。在正式翻譯聖經之前，他先編纂了一本羅馬拼音的入門書和一本讚美詩集。顯然，蘇慧廉的第一個步驟不但行得通而且很奏效，在其妻子蘇路熙（Lucy Soothill）論述中曾提到：蘇慧廉所創立的溫州話拼音系統很容易學習，甚至中國人和西方人都可以輕易掌握。她講了一個頗為形象的故事：在蘇慧廉的羅馬拼音入門書和讚美詩集寫好的十年後，他的同工海和德從英國來到溫州傳教。在學會聽、講溫州方言之前，他就先學習用蘇氏編的讚美詩集唱詩。當他將一首詩歌唱完之後，旁邊的中國人大為詫異問：“這是怎麼回事？海先生還不會說中文就已經會唱了？”[17]
蘇氏開始著手翻譯聖經的具體時間，在他本人和夫人的著作中都沒有提到。不過從蘇氏翻譯方言聖經的底本來看，是在1889年後啟動的。蘇氏以《楊格非官話譯本》[18]為底本，將聖經從官話語言用拉丁文拼寫為溫州方言。《楊格非官話譯本》於1889年完成，在漢口出版。此譯本是應大英聖書公會及蘇格蘭聖經公會的聯合請求，目的是出一本“能以成為中國說國語之處的公認的譯本”[19]，而它的面世成為“第一部被全國廣泛採用的白話文聖經譯本”。[20]據蘇慧廉所說，此譯本對1890年傳教士大會後著手的官話聖經翻譯有很大的影響。[21]蘇慧廉因為此譯本影響大，就以此為藍本，首先將《四福音書》和《使徒行傳》翻譯出來，並在1893年告假回英國期間交付大英聖書公會印行。在取得重大成功之後，蘇氏又繼續翻譯新約其他卷目[22]，並於1903年完成。大英海外聖經公會接受了這個譯本，出資於1904年出版[23]。蘇慧廉說：“在把聖經翻譯成溫州話的繁忙勞作時期，充滿了啟迪、富足和靈感，我生命中沒有哪個階段能與之相比；有一點我深信：不管別人能從中受益多少，譯者自己是最主要的受益者。”[24]
[1] 賈立言（A.J.Garnier）牧師將新教聖經譯本分為四個部分：文理譯本（High Wen Li Version）、淺文理譯本（Easy Wen Li Version，Sample Wenli Version）、官話譯本（Mandarin Version）和方言譯本（Colloquial Version）。參氏著，<中文聖經譯本小史>，《新約聖經流傳史略》，(香港：拾珍出版社，1999年7月)，頁87-146。
[2] 偕我會（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1857）為英國循道會（Wesleyan Methodist Church）之一派，于1857年建立。1907年偕我會與同宗的聖道會（Methodist New Connexion）、美道會（Bible Christians）合併稱為“聖道公會”（United Methodist Church, U.K.）。1932年，英國聖道公會又與循道會（Wesleyan Methodist Church）、循原會（Primitive Methodist Church）聯合，稱為“英國循道公會”（The Methodist Church, U.K.）。
偕我會於1878年派李華慶牧師（R. Inkermann Exley另譯李應克）來溫州建立教會，1881年李華慶牧師病逝，偕我會派蘇慧廉牧師接替工作。文國偉著，《循道衛理入神州》，（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1995年初版），頁10-12，14-15，59-60。
[5] 藝文中學新校舍於1903年竣工，竣工典禮中溫州著名文學大師孫詒讓和著名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到場演講祝賀。支華欣編著，《溫州基督教》，（浙江省基督教協會，2000年5月），頁92-93。
[9] W.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pp21.
[10] W.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pp194.
[11] W.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pp199.
[12] W.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pp199.
[13] 在溫州話譯本之前，已有方言譯本為：上海話(1847)，廈門話(1852)，福州話(1852)，寧波話(1852)，客家話(1860)，廣州話(1862)，金華話(1866)，汕頭話(1875)，杭州話(1879)，蘇州話(1880)，台州話(1880)，邵武話(1891)，海南話(1891)，興化話(1892)。參《中華歸主--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1901－1920》（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中華續行委員會特委會編，1922年），頁1037-1038。
[14] W.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pp199-200。
[16] W.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pp199.
[17] Lucy Soothill, A Passport to China,（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1931）,pp33. 書中“Mr. Sea”應該就是海和德牧師（James W.Heywood），當地中國人習慣稱他為“海牧師”或“海先生”，蘇路熙根據慣稱直譯為英文Mr. Sea。海和德於1891年來溫州協助蘇慧廉工作，並於1907-1927年任聖道公會溫州教區教區長。有關海和德事蹟可參湯清著，《中國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聲出版社，1987年10月初版），頁462。支華欣編著，《溫州基督教》，（浙江省基督教協會，2000年5月），頁6。
[18] 楊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又譯“楊篤信”，英國新教倫敦會來華傳教士，1855年來華，在上海及各地傳教，後在湖北、湖南傳教建堂，曾翻譯《淺文理譯本》於1885年出版，並獨自完成官話聖經的翻譯。參海恩波著，《道在中國——聖經在中國的翻譯與流傳》，蔡錦圖譯，（香港：國際聖經協會，2000年9月），頁95，104-105。
[21]W.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pp200.
[22] The New Testament, in Romanized form in the Wenchow speech (Shanghai: Brit.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904).
[23]W.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pp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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