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開放改革中，二十餘年來取得重大進展，這是上帝在祝福中國。
溫州走在中國開放改革的前列，是全中國最具活力的城市，溫州人被譽為中國的猶太人，舉世矚目。
在溫州開放改革中，樂清市柳市鎮成為溫州市第一強鎮，是中國開放改革的一顆明星。中國高層領導多人考察柳市鎮，作為中國重大決策的依據。江澤民1991 年10月24日考察柳市，李鵬1992年5月2日考察柳市。1992年10月12日，中共十四大開幕，江澤民宣佈改革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江 澤民2000年5月10日再次考察柳市。2001年7月1日，江澤民在慶祝中共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提出“三個代表”重要理論。到柳市鎮考察過的中央領導 還有胡錦濤、喬石、李瑞環等人。
上萬個參觀考察團湧入柳市鎮，尋求柳市改革超前的成因，學習柳市經驗；不少專家學者發表研究文章，探索柳市、樂清、溫州超前改革的文化背景。
樂清市中層幹部著書《超前與裂變》——走近樂清的開放改革。其中闡述到：“溫州1876年辟為對外通商口岸，洋貨大量輸入，助長了區域文化的混合和變 化。柳市的影響更深刻一點，外來文化留下的痕跡更鮮明一點罷了。對此，我們在今天的柳市民間宗教文化中仍可以尋找到證明。如民間基督教天主教信徒，浙江省以溫州最多，而溫州市又以柳市地區為最。所以，柳市人的競爭意識更接近西方人，更適應市場經濟發展也就不足為奇了。”
歷史和現實都在見證：上帝在祝福中國。以愛國愛教、榮神益人為宗旨的中國基督教，正在與時俱進，為中國的開放改革，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作出應有的貢獻。
第一章 基督教傳入中華大地的歷史回顧
從歷史上來看，基督教在中國傳入，有唐朝的“景教”、元朝的“也裡可溫教”、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以及清末的基督教新教。
“景教”是由在波斯的宣教士，隨西域商人，由絲路進入中國的。景教在華二百多年，因唐武宗的“滅佛“運動，所有的外籍教士被驅逐出境。幾乎二百年來所建 的一點根基，全部蕩然無存。景教的失敗，主要是兩點：一個是景教教士清一色是波斯西域人，未能培養出中國傳道人，因此當外籍教士被遣送出境，中國教會就瓦 解了。另一點是景教在翻譯經典時，過度使用佛教詞彙，甚至用“佛”來翻譯“基督”，很容易令人混淆。景教被誤以為佛教的一個派別。景教經典用詞粗俗，如將 “耶穌”音譯為“移鼠”。景教無法與中國文化交流，也無力向中國人傳揚福音，這是景教在中國逐漸凋零的原因。
元朝天主教傳入，被稱為“也裡可溫教”，系教皇派教士到北京傳教。但因譯著古僻，教士僅在京城向貴族傳教，隨著元朝滅亡，“也裡可溫教”也就消失了。
二百年後，天主教教士利馬竇1580年進入澳門，後入廣東肇慶，他致力學習中文，又辦學教授天文、地理、幾何等課。1601年，他入北京傳教，與高官、 士大夫交往，引領教千人入教。利馬竇初到廣東，身著袈裟，想與佛教會通。但他不久就發現，佛教勢衰，儒學乃中國主流。所以他改著儒服，贏得儒士尊重認同。 他認為，儒學是基督教的“盟友”。他不反對中國人祭祖祀孔，後來引起“禮儀之爭”。教皇頒旨禁止祭祖祀孔，因而引起康熙皇帝震怒，將傳教士驅逐出境。天主教傳教事業再度中斷。
1807年，基督教新教傳教士馬禮遜到達澳門，基督教傳入中國，迄今恰二百年。由於基督教宣教士來自不同國 家、不同教派、大體上都能入境隨俗，各盡所能開創宣教事業。他們的宣教物件以中下層為主，地區為中小城市鄉村為主。他們不僅傳信仰、建教堂，也辦學校、辦 醫院、辦慈善事業，為中國的現代化做了不少貢獻。基督教在引進現代科技、建立現代教育、傳播民主思想、消除封建迷信等方面的貢獻，是有目共睹、不可抹殺 的。
中華民國成立初，基督教、天主教共辦一萬二千多所學校，學生人數二十五萬人。在高等教育方面，公立大學三所，教會大學卻有十六所之多。在醫藥方面，中國的教會醫院有61家。1990年以前，全中國的西醫，全部是基督教辦的醫學院畢業的。
民國成立前後，基督教對建立民主的中國，也有很大貢獻。許多革命黨人即基督徒。孫中山先生是基督徒。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有十幾位是基督教牧師、傳道士。
1919年，基督教經典被翻譯為白話文。和合本聖經流暢淺顯、通俗明白，主要是融合使用了儒家詞彙。儒家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聖經翻譯中均于使用。忠 于上帝、孝敬父母、仁愛、和平、因信稱義等，皆是聖經新舊約中的主題。此譯本為中國教會開拓了白話文譯經的新紀元，被中國基督教各教派共同承認並使用，是 基督教文化融入中國文化的碩果，為消除教派，建立合一的中國基督教會打下了基礎。
溫州地區，基督教最早傳入始於元朝。當時官府在“禁也裡可溫攙先祝贊”公文中記載：溫州路有也裡可溫。
基督新教傳入溫州，始於1867年。當年七月，英國傳教士曹雅植來溫傳教，他採用辦學堂招生辦法傳教。1920年，男校定名崇真學校，女校定名育德學校，課本為聖經及四書五經。後成為中華基督教內地會。
1875年，英人闞斐迪來溫。1877年英人李華慶來溫，設教堂書院，稱循道公會。李病逝後，英人蘇慧廉來溫繼任，建城西堂；1896年創辦醫院，後稱白累德醫院（現溫州第二醫院）；1897年辦藝文中學。
在溫州傳教的還有自立會、安息日會、聚會處等教派。
至解放時，中國基督教信徒達七十萬，溫州基督徒九點五萬，約占全國基督徒七分之一強。解放前，溫州市基督教界由於帝國主義侵華，已有合一自主的意向和行動，曾于1942年建立溫州市基督教聯合會。但真正的聯合合一是在解放之後。
第二章 基督教廣傳中華大地的現實見證
中國解放後，外國傳教士全部離華，中國基督教走上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道路。自中央起，各級成立基督教三自愛國會。後取消各宗派名稱，實行聯合崇拜， 但仍保留各自的特點。從公社化至“文革”，中國極左思潮氾濫，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遭踐踏，全國的基督教堂被佔用，公開的聚會被禁止，大批的牧師、傳道人被 鬥被關，聖經被焚毀。回顧歷史上基督教在中國的三起三落，難道基督教會再一次地消失了嗎？
在文革十年浩劫中，基督教沒有被摧毀， 被拆毀的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教派。處於高壓之下的基督徒均轉入地下聚會，在深山、在野地、在家庭、基督徒再也不認教派，只認耶穌了。只要有念聖經的地方、唱 聖詩的地方、禱告的地方，就有基督徒的聚會。聚會時勸人離惡從善的一派祥和、歡樂、和平的氣息，與當時社會上批判、鬥爭、殘酷、恐怖的氣氛形成鮮明的對 照。教外向善的群眾也樂於參與。信眾不斷擴大。文革“隱密處”的事奉大大發展了家庭教會和義工隊伍，通過探望、陪工、禱告、查經等靈活多樣的信仰形式，福音得到廣傳。文革中群眾性的信仰活動，遠離了西方教派神學的影響，為建設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新神學鋪平了道路。
文革結束後，基督教 會恢復活動，教堂逐步收回。基督教在三自愛國會外又設協會，簡稱基督教兩會，既作為一個屬靈的信仰團契，也是一個宗教社團。兩會的工作，果效是明顯的。老 的教堂一個個收回，新的教堂一個個建起。還有憲法、法律中宗教信仰自由權利的列入。兩會還印刷了數千萬冊聖經和神學書籍、詩歌等等，滿足廣大信徒的靈性生 活需求。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神學方面，培養教牧人員方面，兩會及十餘所神學院的努力工作是實實在在的。
溫州人被譽為中國的猶太人，是因為溫州人到全國各地去經商，到國外去經商，卓有成效，因而名聞中外。溫州也被譽為中國的耶路撒冷，是因為溫州人信基督教全國為最。在溫州，無論城鄉，到處都可見一座座與眾不同的聳立十字架的基督教堂，蔚為壯觀。
溫州的基督教會，是一種學習型的教會。一般信徒、禮拜日是一定要參加聚會的。熱心的信徒、還參加周間四個晚上的聚會。禮拜天晚上普通話講道的聚會，主要 向來溫務工的外地人傳福音。還有三個晚上查經、唱詩、學習禱告的聚會。樂清市基督教堂和聚會點，在二百到三百個之間。每逢禮拜日，須派出三百多傳道人去傳 揚福音。大教堂如柳市、白象、蔣家橋等堂，每堂有教千人聚會聽道。中等教堂有數百人。最偏僻的大荊山區葉山堂，也有幾十人聚會聽道。最小的南塘小橫床海 島，也設了夜聚會點，信徒們可以就近聽道唱詩禱告。
唱詩班是基督教會的特色團契，大、中教會都有唱詩班，它吸引了大批青年信徒的 參與，而且水準逐步提高。樂器演奏有西洋樂器也有民族樂器。詩歌唱法有美聲、民族等唱法。唱詩班經常在追思禮拜時，到村落中去演唱。還有暑期夏令音樂崇拜 會、耶誕節音樂晚會，節目形式多樣。來觀賞的除了基督徒，還有大批非信徒觀眾。唱詩班影響良好，活躍了城鄉文藝生活。
基督教信仰 活動主要是講道、禱告、唱詩。這種堅持不懈的學習、活動是社會上任何社團所望塵莫及的。很多文盲信徒經過學習，能熟識聖經，靈性得到昇華，文化水準也提高 了。大量的義務傳道人經常得到培訓，講道水準不斷提高。在社會上，這些傳道人也都是兼具口才、知識、社交、經營各方面才幹的能人。聖經中許多人物的優秀品 質，在講道中被反復傳揚，在實踐中被信徒效法，潛移默化地培養了信徒的優秀品質。如亞伯拉罕離開本國本族本鄉，蒙神啟示去尋找流奶與蜜之地迦南。雅各空空 地離開故鄉，蒙神祝福，滿滿地歸家。約瑟歷經患難，堅拒罪惡誘惑，使全族全家蒙福。耶穌為真理舍已，服侍人群、救贖人類。保羅不辭艱辛，長途跋涉，廣傳福 音。之所以溫州人具有冒險精神，敢於拼搏闖蕩，善於創新自強，是與基督教文化的浸染、薰陶分不開的。
在樂清市改革開放中，不少基 督徒成為改革開放的先行者，企業家中的精英。柳市鎮就有中國一開電氣集團董事長屠昌忠、上海人民企業集團董事長金福音、中國長城集團董事長葉常堯、中國三 信國際電器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志賢等人。其中一開集團首創企業設慈善部，專門運作慈善事業，各項慈善奉獻已達一千余萬元。虹橋鎮基督徒賴金法，為中國春風集 團董事長，工業產值在虹橋鎮企業中領先。他出身農民，曾承包過幾百畝田，被評為省勞動模範。南塘鎮基督徒黃法娒，為伯特利公司董事長，其公司是南塘鎮最大 的企業。
不僅基督徒中的不少人成為社會的精英，同時，大部分基督徒成為社會上的模範公民，有高尚的道德品質。聖經中的大量經文勸 導信徒愛人如已、與人和睦、和好、不可犯罪，甚至恨人也不可。所以，文革造反派裡沒有基督徒，社會動亂者中尋不出基督徒，刑事犯罪者中找不到基督徒。公檢 法機關為消除人行為上的罪行而工作，罰惡賞善。基督教會為消除人心思中的罪念而工作，勸惡向善。從這方面看，共產黨人和基督徒，已經成為同志和戰友。
全國不論城鄉，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溫州人的足跡。在這一百多萬奔赴全國各地經商經營的溫州人中，有很多基督徒。這些基督徒與其他溫州人一樣，推銷電器、 電子、各種小商品，開辦商場，經營地產、服裝……。但這些基督徒與一般溫州人不一樣的是：堅持了自已的信仰生活。星期天，他們守為聖日，虔誠敬拜上帝。有 的到本地教堂去敬拜，有的購買本地房屋作為聚會點，有的在租來的房屋裡聚會。傳道人是能者為師，大家打成一片，會講道的講道，會彈琴的彈琴，會禱告的禱 告。有的大聚會點，由溫州本地派傳道人去講道，供應生命的靈糧。有時還派唱詩班去慰問。遍佈全國的溫州人基督教聚會點，成了神的家，顯示了基督教的凝聚 力。遠在他鄉，信徒之間彼此相愛，互相勸勉，勝過親人。困難有人幫助，患病有人看護，凡事有人照應。這種活動也吸引了很多教外同鄉參加，得救入教的人數天 天加增。
全國各地的政府，對這些溫州人基督徒的聚會點，沒有加以干涉。各地政府都明白，溫州人在當地的經商經營，會給當地帶來發展和繁榮。對他們的信仰，也就加以尊重了。
在文革期間，溫州地區的基督教沒有被摧毀。在開放改革後，教會迅速恢復活動，自治自養自傳均取得治好養好傳好的成效，並在繼續發展中。由於信徒經濟實力 的提高，信徒人數的增加，新建的基督教堂如雨後春筍般。鄉村的教堂比較簡樸，城鎮的教堂高大壯觀。教會的傳道形式也逐步現代化，用擴音設備已很普遍，寫講 章主題、分題的黑板也被電子螢幕逐步代替。講道的錄影帶可以在家裡電視上放，受到信徒普遍的歡迎，因為電視螢幕上的武打片濫情片被基督徒所厭惡。還有一些 聖經故事的進口錄影帶也很受歡迎，可以加深基督徒對聖經真理的認識。有些教會打破一年只舉行一次耶誕節音樂晚會的常規，經常舉辦一些音樂會、歌舞會，用民 族的傳統樂器演奏、演唱聖詩。演唱者演奏者身著中國的民族服裝。聖詩的內容，與中國人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相結合，使基督教文化與中國文化相契合，在中華大 地上紮根。
不必諱言，基督教是在弱勢群體中開展工作。教會裡，老人多、婦女多、文盲多、病人多、罪人多，這是基督教被某些人看不 起的地方。正如聖經所說：你們蒙召的，按著肉體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的也不多。一位老基督徒，祖孫三代照護一個精神病殘疾者。這種照護根本 不可能有什麼回報。在社會上資助一些無力繳學費的貧困學生，最起碼也會得到一封感謝信、一句感謝話的回報。可是，一個幾十年久病未愈的殘疾人，無知無覺。 照護他能有回報嗎？施恩而不圖報，這種無私奉獻的精神，正是這個世代所最缺乏的，也正是基督徒高尚之處，基督教生命力之所在。
基督教傳入中國200年，中國基督教信徒已從解放前的七十萬人增加到約一千五百多萬人。
溫州市基督教信徒，已從解放初的九萬多，增加到一九九三年的四十多萬，今已達到七十多萬。
樂清市基督教信徒，已從解放初的幾千人，增加到一九九三年的四萬七千，今已達十一萬人。
全國基督徒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約百分之一。溫州市、樂清市基督徒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則已達到十分之一。在樂清市範圍內，“縣西”柳市、白象地區基督徒占總人口比例比“縣東”高。信仰基督教的人數天天加增，基督福音已經深入人心。
第三章 基督教更新中國文化的美好願望
更新中國文化，是中國人民的美好願望，也是中國基督徒的美好願望。讓基督教文化融合于中國文化，是更新中國文化的必然選擇。
江澤民在党八十周年慶祝大會上講：“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黨和人民從五四運動以來形成的革命文化傳統，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先進文明成果，我們都要繼 承和發揚”。基督教文化就是世界性的先進文明成果，是世界現代化的文化背景。宗教改革是西方科學和民主的“驅動力”。美國、英國是基督教新教信徒占比例很高的國家，基督教文化是美英國家文化的主流。我國建設現代化，應當借鑒英美經驗。何況溫州開放改革超前的實踐，已作出見證，中國式的基督教文化已成為溫州開放的“驅動力”。
中國五千年文明史，以儒家文化為主流。孔子“仁者愛人”的人道人權主張，孟子“民貴君輕”的民主平等思想，是 儒家的精華。人倫關係中的父慈子孝、君義臣忠、兄弟相親、夫婦相愛、朋友以信，原來是平等的關係。但漢朝開始儒家有三綱之說，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 婦綱。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不孝。婦女要三從四德。三綱已成為吃人的禮教，成為封建專制的護身符。歷代多少人被愚忠愚孝殺害，如嶽飛、 文天祥直至劉少奇、賀龍。文革中，四人幫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實乃三綱的糟粕復辟，將中國拖入一場彼此相恨、自相殘殺的浩劫。
我們要撥亂反正，更新中國的文化，必須取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去其封建“三綱”糟粕。更須融會基督教信仰的總綱——愛神愛人。耶穌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 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愛人如已。”愛是基督教的核心內容，是基督教倫理的基礎。神就是愛。神的慈愛長闊高深，永 不止息。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神是萬國萬族萬民之父，凡屬人類則地無分東西，性無分男女，年無分老幼，位無分尊卑，品無分智愚，皆為神的兒 女。因此皆有兄弟手足之情誼。在神面前人人平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基督教的愛是博大的愛，不僅要愛教內的弟兄，而且要以愛眾人的愛為至愛。因此，我們今天愛我們的祖國，愛我們的人民，愛社會主義制度，參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完全符合《聖經》教訓、基督教信仰。
改革開放，就是 一切更新。改革，是針對國內的更新；開放，是面向國際的更新。放眼世界，一切都在更新中，全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正走向全球化、現代化。中國在改革開 放中，二十多年來，也發生了最為激烈、最為深刻的更新。一是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轉變；二是計畫體制向市場體制的轉變；三是人治制度向法治制度的轉變。與 上述經濟政治轉變相應的，中國文化也正由一元化轉變為多元化。過去，文化上的閉關鎖國、夜郎自大，只能帶來落後、貧窮與倒退，這是中國歷史所反復證明了 的。世界文化多元化、多樣性、是現今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徵，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同樣，多元化、多樣性的文化，才能使中國文明進步。我們基督徒深信，上 帝正在祝福中國，基督教文化能在中國文化更新中，起巨大的作用。這已被歷史、現實所證明，也將被今後的實踐所證實。
中國已經邁入 二十一世紀，所有對中國前途關心的中國人都必須自問：什麼是今天中國最急切需要的？很多人認為，科學技術和民主政治是中國最急切需要的，我們已經向現代化 國家認真學習了。的確，中國被貧窮窮怕了，中國被不民主治怕了。所以，二十多年的開放改革中，中國是實實在在地發展科技、發展經濟、發展民主政治。物質文 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設成就，輝煌燦爛。但是，精神文明這一塊呢？當然，精神文明建設也取得不少的成績。但由於工業化、都市化、造成人口流動率高、人際關係疏 離、群體意識淡薄、道德約束力大減，就導致犯罪率增加、社會風氣變壞。不僅政府官員出現貪污腐化，而且社會生活變得庸俗不堪。在溫州這塊因開放改革致富的 沃土上，毒菌仍然叢生。娛樂場所燈紅酒綠，三陪女、賣淫女穿梭其間。到大街小巷每間屋看看，多數人家擺滿了麻將桌，搓麻將、打樸克幾乎普及。不少人熱衷於 六合彩賭博，屢禁不止。休閒的人們，在家看看電視算是最文明的了。但是，電視裡也充斥著無聊的武打片、濫情戲。很多生活劇、現代片也是雷同類似，渲瀉情 欲，無益於提高人們的倫理道德素質。很多人洋房有了、洋車有了、洋服有了、洋機有了，洋話有了，物質上現代化了。就是精神上還沒有現代化，心理上還沒有現 代化，缺乏現代化的素質。溫州如此，更何況全國。所以一位副部長級幹部書曰《中國國民素質危機》，認為全國國民素質迫切需要加以改造、教育、更新。呼籲全 社會對國民素質的更新引起重視，並非是危言聳聽。
江澤民講：“世界的人都知道溫州人會做生意，沿海靠山賦于他們這種開放的精神， 冒險的精神。最主要的是溫州人的能吃苦”。江澤民二次考察溫州柳市，從溫州人走在改革開放前列的實踐中，總結出溫州模式是由有溫州精神的人創造的。溫州人 有善於求富、勇於開放、敢於冒險、甘於吃苦的精神，結出了改革開放的碩果。
基督教對這個世界所要提供的，不是一套經濟方案和政治 策略，也不是一種劃一的文化形式，而是改變舊人，造就一批新人。這些新人乃是從內心開始被更新，因此有嶄新的精神素質。這種嶄新的精神素質，藉著聖靈的更 新，不僅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更是心意上不斷變化的更新，將一切都更新了，直到新天新地。這種永不停息的心意更新，能不斷提高人的精神素質，使之適應社會的 不斷前進。
孫中山先生當年提出《三民主義》後，又提出<建國方略>、<實業計畫>等政治、經濟的行動方 案，卻深感推行不易。後來，才悟到是國人的心理障礙所致。對此，他又提出以“知難行易”為中心的心理建設，並認為沒有心理建設，其他的政治、經濟計畫都不 會落實。
孫中山先生是民主革命先行者，也是基督教虔誠的信徒。他“天下為公”的理想和奮鬥精神，為中國人民所共同敬仰。在紀念基 督教傳入中國二百周年之際，我們須牢記孫中山先生的遺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還須努力”。讓我們效法他的佳美腳蹤，求上帝祝福中國，為社會主義物質文 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設作更大的貢獻。
溫州走在中國開放改革的前列，是全中國最具活力的城市，溫州人被譽為中國的猶太人，舉世矚目。
在溫州開放改革中，樂清市柳市鎮成為溫州市第一強鎮，是中國開放改革的一顆明星。中國高層領導多人考察柳市鎮，作為中國重大決策的依據。江澤民1991 年10月24日考察柳市，李鵬1992年5月2日考察柳市。1992年10月12日，中共十四大開幕，江澤民宣佈改革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江 澤民2000年5月10日再次考察柳市。2001年7月1日，江澤民在慶祝中共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提出“三個代表”重要理論。到柳市鎮考察過的中央領導 還有胡錦濤、喬石、李瑞環等人。
上萬個參觀考察團湧入柳市鎮，尋求柳市改革超前的成因，學習柳市經驗；不少專家學者發表研究文章，探索柳市、樂清、溫州超前改革的文化背景。
樂清市中層幹部著書《超前與裂變》——走近樂清的開放改革。其中闡述到：“溫州1876年辟為對外通商口岸，洋貨大量輸入，助長了區域文化的混合和變 化。柳市的影響更深刻一點，外來文化留下的痕跡更鮮明一點罷了。對此，我們在今天的柳市民間宗教文化中仍可以尋找到證明。如民間基督教天主教信徒，浙江省以溫州最多，而溫州市又以柳市地區為最。所以，柳市人的競爭意識更接近西方人，更適應市場經濟發展也就不足為奇了。”
歷史和現實都在見證：上帝在祝福中國。以愛國愛教、榮神益人為宗旨的中國基督教，正在與時俱進，為中國的開放改革，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作出應有的貢獻。
第一章 基督教傳入中華大地的歷史回顧
從歷史上來看，基督教在中國傳入，有唐朝的“景教”、元朝的“也裡可溫教”、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以及清末的基督教新教。
“景教”是由在波斯的宣教士，隨西域商人，由絲路進入中國的。景教在華二百多年，因唐武宗的“滅佛“運動，所有的外籍教士被驅逐出境。幾乎二百年來所建 的一點根基，全部蕩然無存。景教的失敗，主要是兩點：一個是景教教士清一色是波斯西域人，未能培養出中國傳道人，因此當外籍教士被遣送出境，中國教會就瓦 解了。另一點是景教在翻譯經典時，過度使用佛教詞彙，甚至用“佛”來翻譯“基督”，很容易令人混淆。景教被誤以為佛教的一個派別。景教經典用詞粗俗，如將 “耶穌”音譯為“移鼠”。景教無法與中國文化交流，也無力向中國人傳揚福音，這是景教在中國逐漸凋零的原因。
元朝天主教傳入，被稱為“也裡可溫教”，系教皇派教士到北京傳教。但因譯著古僻，教士僅在京城向貴族傳教，隨著元朝滅亡，“也裡可溫教”也就消失了。
二百年後，天主教教士利馬竇1580年進入澳門，後入廣東肇慶，他致力學習中文，又辦學教授天文、地理、幾何等課。1601年，他入北京傳教，與高官、 士大夫交往，引領教千人入教。利馬竇初到廣東，身著袈裟，想與佛教會通。但他不久就發現，佛教勢衰，儒學乃中國主流。所以他改著儒服，贏得儒士尊重認同。 他認為，儒學是基督教的“盟友”。他不反對中國人祭祖祀孔，後來引起“禮儀之爭”。教皇頒旨禁止祭祖祀孔，因而引起康熙皇帝震怒，將傳教士驅逐出境。天主教傳教事業再度中斷。
1807年，基督教新教傳教士馬禮遜到達澳門，基督教傳入中國，迄今恰二百年。由於基督教宣教士來自不同國 家、不同教派、大體上都能入境隨俗，各盡所能開創宣教事業。他們的宣教物件以中下層為主，地區為中小城市鄉村為主。他們不僅傳信仰、建教堂，也辦學校、辦 醫院、辦慈善事業，為中國的現代化做了不少貢獻。基督教在引進現代科技、建立現代教育、傳播民主思想、消除封建迷信等方面的貢獻，是有目共睹、不可抹殺 的。
中華民國成立初，基督教、天主教共辦一萬二千多所學校，學生人數二十五萬人。在高等教育方面，公立大學三所，教會大學卻有十六所之多。在醫藥方面，中國的教會醫院有61家。1990年以前，全中國的西醫，全部是基督教辦的醫學院畢業的。
民國成立前後，基督教對建立民主的中國，也有很大貢獻。許多革命黨人即基督徒。孫中山先生是基督徒。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有十幾位是基督教牧師、傳道士。
1919年，基督教經典被翻譯為白話文。和合本聖經流暢淺顯、通俗明白，主要是融合使用了儒家詞彙。儒家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聖經翻譯中均于使用。忠 于上帝、孝敬父母、仁愛、和平、因信稱義等，皆是聖經新舊約中的主題。此譯本為中國教會開拓了白話文譯經的新紀元，被中國基督教各教派共同承認並使用，是 基督教文化融入中國文化的碩果，為消除教派，建立合一的中國基督教會打下了基礎。
溫州地區，基督教最早傳入始於元朝。當時官府在“禁也裡可溫攙先祝贊”公文中記載：溫州路有也裡可溫。
基督新教傳入溫州，始於1867年。當年七月，英國傳教士曹雅植來溫傳教，他採用辦學堂招生辦法傳教。1920年，男校定名崇真學校，女校定名育德學校，課本為聖經及四書五經。後成為中華基督教內地會。
1875年，英人闞斐迪來溫。1877年英人李華慶來溫，設教堂書院，稱循道公會。李病逝後，英人蘇慧廉來溫繼任，建城西堂；1896年創辦醫院，後稱白累德醫院（現溫州第二醫院）；1897年辦藝文中學。
在溫州傳教的還有自立會、安息日會、聚會處等教派。
至解放時，中國基督教信徒達七十萬，溫州基督徒九點五萬，約占全國基督徒七分之一強。解放前，溫州市基督教界由於帝國主義侵華，已有合一自主的意向和行動，曾于1942年建立溫州市基督教聯合會。但真正的聯合合一是在解放之後。
第二章 基督教廣傳中華大地的現實見證
中國解放後，外國傳教士全部離華，中國基督教走上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道路。自中央起，各級成立基督教三自愛國會。後取消各宗派名稱，實行聯合崇拜， 但仍保留各自的特點。從公社化至“文革”，中國極左思潮氾濫，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遭踐踏，全國的基督教堂被佔用，公開的聚會被禁止，大批的牧師、傳道人被 鬥被關，聖經被焚毀。回顧歷史上基督教在中國的三起三落，難道基督教會再一次地消失了嗎？
在文革十年浩劫中，基督教沒有被摧毀， 被拆毀的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教派。處於高壓之下的基督徒均轉入地下聚會，在深山、在野地、在家庭、基督徒再也不認教派，只認耶穌了。只要有念聖經的地方、唱 聖詩的地方、禱告的地方，就有基督徒的聚會。聚會時勸人離惡從善的一派祥和、歡樂、和平的氣息，與當時社會上批判、鬥爭、殘酷、恐怖的氣氛形成鮮明的對 照。教外向善的群眾也樂於參與。信眾不斷擴大。文革“隱密處”的事奉大大發展了家庭教會和義工隊伍，通過探望、陪工、禱告、查經等靈活多樣的信仰形式，福音得到廣傳。文革中群眾性的信仰活動，遠離了西方教派神學的影響，為建設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新神學鋪平了道路。
文革結束後，基督教 會恢復活動，教堂逐步收回。基督教在三自愛國會外又設協會，簡稱基督教兩會，既作為一個屬靈的信仰團契，也是一個宗教社團。兩會的工作，果效是明顯的。老 的教堂一個個收回，新的教堂一個個建起。還有憲法、法律中宗教信仰自由權利的列入。兩會還印刷了數千萬冊聖經和神學書籍、詩歌等等，滿足廣大信徒的靈性生 活需求。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神學方面，培養教牧人員方面，兩會及十餘所神學院的努力工作是實實在在的。
溫州人被譽為中國的猶太人，是因為溫州人到全國各地去經商，到國外去經商，卓有成效，因而名聞中外。溫州也被譽為中國的耶路撒冷，是因為溫州人信基督教全國為最。在溫州，無論城鄉，到處都可見一座座與眾不同的聳立十字架的基督教堂，蔚為壯觀。
溫州的基督教會，是一種學習型的教會。一般信徒、禮拜日是一定要參加聚會的。熱心的信徒、還參加周間四個晚上的聚會。禮拜天晚上普通話講道的聚會，主要 向來溫務工的外地人傳福音。還有三個晚上查經、唱詩、學習禱告的聚會。樂清市基督教堂和聚會點，在二百到三百個之間。每逢禮拜日，須派出三百多傳道人去傳 揚福音。大教堂如柳市、白象、蔣家橋等堂，每堂有教千人聚會聽道。中等教堂有數百人。最偏僻的大荊山區葉山堂，也有幾十人聚會聽道。最小的南塘小橫床海 島，也設了夜聚會點，信徒們可以就近聽道唱詩禱告。
唱詩班是基督教會的特色團契，大、中教會都有唱詩班，它吸引了大批青年信徒的 參與，而且水準逐步提高。樂器演奏有西洋樂器也有民族樂器。詩歌唱法有美聲、民族等唱法。唱詩班經常在追思禮拜時，到村落中去演唱。還有暑期夏令音樂崇拜 會、耶誕節音樂晚會，節目形式多樣。來觀賞的除了基督徒，還有大批非信徒觀眾。唱詩班影響良好，活躍了城鄉文藝生活。
基督教信仰 活動主要是講道、禱告、唱詩。這種堅持不懈的學習、活動是社會上任何社團所望塵莫及的。很多文盲信徒經過學習，能熟識聖經，靈性得到昇華，文化水準也提高 了。大量的義務傳道人經常得到培訓，講道水準不斷提高。在社會上，這些傳道人也都是兼具口才、知識、社交、經營各方面才幹的能人。聖經中許多人物的優秀品 質，在講道中被反復傳揚，在實踐中被信徒效法，潛移默化地培養了信徒的優秀品質。如亞伯拉罕離開本國本族本鄉，蒙神啟示去尋找流奶與蜜之地迦南。雅各空空 地離開故鄉，蒙神祝福，滿滿地歸家。約瑟歷經患難，堅拒罪惡誘惑，使全族全家蒙福。耶穌為真理舍已，服侍人群、救贖人類。保羅不辭艱辛，長途跋涉，廣傳福 音。之所以溫州人具有冒險精神，敢於拼搏闖蕩，善於創新自強，是與基督教文化的浸染、薰陶分不開的。
在樂清市改革開放中，不少基 督徒成為改革開放的先行者，企業家中的精英。柳市鎮就有中國一開電氣集團董事長屠昌忠、上海人民企業集團董事長金福音、中國長城集團董事長葉常堯、中國三 信國際電器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志賢等人。其中一開集團首創企業設慈善部，專門運作慈善事業，各項慈善奉獻已達一千余萬元。虹橋鎮基督徒賴金法，為中國春風集 團董事長，工業產值在虹橋鎮企業中領先。他出身農民，曾承包過幾百畝田，被評為省勞動模範。南塘鎮基督徒黃法娒，為伯特利公司董事長，其公司是南塘鎮最大 的企業。
不僅基督徒中的不少人成為社會的精英，同時，大部分基督徒成為社會上的模範公民，有高尚的道德品質。聖經中的大量經文勸 導信徒愛人如已、與人和睦、和好、不可犯罪，甚至恨人也不可。所以，文革造反派裡沒有基督徒，社會動亂者中尋不出基督徒，刑事犯罪者中找不到基督徒。公檢 法機關為消除人行為上的罪行而工作，罰惡賞善。基督教會為消除人心思中的罪念而工作，勸惡向善。從這方面看，共產黨人和基督徒，已經成為同志和戰友。
全國不論城鄉，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溫州人的足跡。在這一百多萬奔赴全國各地經商經營的溫州人中，有很多基督徒。這些基督徒與其他溫州人一樣，推銷電器、 電子、各種小商品，開辦商場，經營地產、服裝……。但這些基督徒與一般溫州人不一樣的是：堅持了自已的信仰生活。星期天，他們守為聖日，虔誠敬拜上帝。有 的到本地教堂去敬拜，有的購買本地房屋作為聚會點，有的在租來的房屋裡聚會。傳道人是能者為師，大家打成一片，會講道的講道，會彈琴的彈琴，會禱告的禱 告。有的大聚會點，由溫州本地派傳道人去講道，供應生命的靈糧。有時還派唱詩班去慰問。遍佈全國的溫州人基督教聚會點，成了神的家，顯示了基督教的凝聚 力。遠在他鄉，信徒之間彼此相愛，互相勸勉，勝過親人。困難有人幫助，患病有人看護，凡事有人照應。這種活動也吸引了很多教外同鄉參加，得救入教的人數天 天加增。
全國各地的政府，對這些溫州人基督徒的聚會點，沒有加以干涉。各地政府都明白，溫州人在當地的經商經營，會給當地帶來發展和繁榮。對他們的信仰，也就加以尊重了。
在文革期間，溫州地區的基督教沒有被摧毀。在開放改革後，教會迅速恢復活動，自治自養自傳均取得治好養好傳好的成效，並在繼續發展中。由於信徒經濟實力 的提高，信徒人數的增加，新建的基督教堂如雨後春筍般。鄉村的教堂比較簡樸，城鎮的教堂高大壯觀。教會的傳道形式也逐步現代化，用擴音設備已很普遍，寫講 章主題、分題的黑板也被電子螢幕逐步代替。講道的錄影帶可以在家裡電視上放，受到信徒普遍的歡迎，因為電視螢幕上的武打片濫情片被基督徒所厭惡。還有一些 聖經故事的進口錄影帶也很受歡迎，可以加深基督徒對聖經真理的認識。有些教會打破一年只舉行一次耶誕節音樂晚會的常規，經常舉辦一些音樂會、歌舞會，用民 族的傳統樂器演奏、演唱聖詩。演唱者演奏者身著中國的民族服裝。聖詩的內容，與中國人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相結合，使基督教文化與中國文化相契合，在中華大 地上紮根。
不必諱言，基督教是在弱勢群體中開展工作。教會裡，老人多、婦女多、文盲多、病人多、罪人多，這是基督教被某些人看不 起的地方。正如聖經所說：你們蒙召的，按著肉體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的也不多。一位老基督徒，祖孫三代照護一個精神病殘疾者。這種照護根本 不可能有什麼回報。在社會上資助一些無力繳學費的貧困學生，最起碼也會得到一封感謝信、一句感謝話的回報。可是，一個幾十年久病未愈的殘疾人，無知無覺。 照護他能有回報嗎？施恩而不圖報，這種無私奉獻的精神，正是這個世代所最缺乏的，也正是基督徒高尚之處，基督教生命力之所在。
基督教傳入中國200年，中國基督教信徒已從解放前的七十萬人增加到約一千五百多萬人。
溫州市基督教信徒，已從解放初的九萬多，增加到一九九三年的四十多萬，今已達到七十多萬。
樂清市基督教信徒，已從解放初的幾千人，增加到一九九三年的四萬七千，今已達十一萬人。
全國基督徒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約百分之一。溫州市、樂清市基督徒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則已達到十分之一。在樂清市範圍內，“縣西”柳市、白象地區基督徒占總人口比例比“縣東”高。信仰基督教的人數天天加增，基督福音已經深入人心。
第三章 基督教更新中國文化的美好願望
更新中國文化，是中國人民的美好願望，也是中國基督徒的美好願望。讓基督教文化融合于中國文化，是更新中國文化的必然選擇。
江澤民在党八十周年慶祝大會上講：“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黨和人民從五四運動以來形成的革命文化傳統，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先進文明成果，我們都要繼 承和發揚”。基督教文化就是世界性的先進文明成果，是世界現代化的文化背景。宗教改革是西方科學和民主的“驅動力”。美國、英國是基督教新教信徒占比例很高的國家，基督教文化是美英國家文化的主流。我國建設現代化，應當借鑒英美經驗。何況溫州開放改革超前的實踐，已作出見證，中國式的基督教文化已成為溫州開放的“驅動力”。
中國五千年文明史，以儒家文化為主流。孔子“仁者愛人”的人道人權主張，孟子“民貴君輕”的民主平等思想，是 儒家的精華。人倫關係中的父慈子孝、君義臣忠、兄弟相親、夫婦相愛、朋友以信，原來是平等的關係。但漢朝開始儒家有三綱之說，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 婦綱。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不孝。婦女要三從四德。三綱已成為吃人的禮教，成為封建專制的護身符。歷代多少人被愚忠愚孝殺害，如嶽飛、 文天祥直至劉少奇、賀龍。文革中，四人幫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實乃三綱的糟粕復辟，將中國拖入一場彼此相恨、自相殘殺的浩劫。
我們要撥亂反正，更新中國的文化，必須取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去其封建“三綱”糟粕。更須融會基督教信仰的總綱——愛神愛人。耶穌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 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愛人如已。”愛是基督教的核心內容，是基督教倫理的基礎。神就是愛。神的慈愛長闊高深，永 不止息。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神是萬國萬族萬民之父，凡屬人類則地無分東西，性無分男女，年無分老幼，位無分尊卑，品無分智愚，皆為神的兒 女。因此皆有兄弟手足之情誼。在神面前人人平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基督教的愛是博大的愛，不僅要愛教內的弟兄，而且要以愛眾人的愛為至愛。因此，我們今天愛我們的祖國，愛我們的人民，愛社會主義制度，參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完全符合《聖經》教訓、基督教信仰。
改革開放，就是 一切更新。改革，是針對國內的更新；開放，是面向國際的更新。放眼世界，一切都在更新中，全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正走向全球化、現代化。中國在改革開 放中，二十多年來，也發生了最為激烈、最為深刻的更新。一是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轉變；二是計畫體制向市場體制的轉變；三是人治制度向法治制度的轉變。與 上述經濟政治轉變相應的，中國文化也正由一元化轉變為多元化。過去，文化上的閉關鎖國、夜郎自大，只能帶來落後、貧窮與倒退，這是中國歷史所反復證明了 的。世界文化多元化、多樣性、是現今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徵，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同樣，多元化、多樣性的文化，才能使中國文明進步。我們基督徒深信，上 帝正在祝福中國，基督教文化能在中國文化更新中，起巨大的作用。這已被歷史、現實所證明，也將被今後的實踐所證實。
中國已經邁入 二十一世紀，所有對中國前途關心的中國人都必須自問：什麼是今天中國最急切需要的？很多人認為，科學技術和民主政治是中國最急切需要的，我們已經向現代化 國家認真學習了。的確，中國被貧窮窮怕了，中國被不民主治怕了。所以，二十多年的開放改革中，中國是實實在在地發展科技、發展經濟、發展民主政治。物質文 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設成就，輝煌燦爛。但是，精神文明這一塊呢？當然，精神文明建設也取得不少的成績。但由於工業化、都市化、造成人口流動率高、人際關係疏 離、群體意識淡薄、道德約束力大減，就導致犯罪率增加、社會風氣變壞。不僅政府官員出現貪污腐化，而且社會生活變得庸俗不堪。在溫州這塊因開放改革致富的 沃土上，毒菌仍然叢生。娛樂場所燈紅酒綠，三陪女、賣淫女穿梭其間。到大街小巷每間屋看看，多數人家擺滿了麻將桌，搓麻將、打樸克幾乎普及。不少人熱衷於 六合彩賭博，屢禁不止。休閒的人們，在家看看電視算是最文明的了。但是，電視裡也充斥著無聊的武打片、濫情戲。很多生活劇、現代片也是雷同類似，渲瀉情 欲，無益於提高人們的倫理道德素質。很多人洋房有了、洋車有了、洋服有了、洋機有了，洋話有了，物質上現代化了。就是精神上還沒有現代化，心理上還沒有現 代化，缺乏現代化的素質。溫州如此，更何況全國。所以一位副部長級幹部書曰《中國國民素質危機》，認為全國國民素質迫切需要加以改造、教育、更新。呼籲全 社會對國民素質的更新引起重視，並非是危言聳聽。
江澤民講：“世界的人都知道溫州人會做生意，沿海靠山賦于他們這種開放的精神， 冒險的精神。最主要的是溫州人的能吃苦”。江澤民二次考察溫州柳市，從溫州人走在改革開放前列的實踐中，總結出溫州模式是由有溫州精神的人創造的。溫州人 有善於求富、勇於開放、敢於冒險、甘於吃苦的精神，結出了改革開放的碩果。
基督教對這個世界所要提供的，不是一套經濟方案和政治 策略，也不是一種劃一的文化形式，而是改變舊人，造就一批新人。這些新人乃是從內心開始被更新，因此有嶄新的精神素質。這種嶄新的精神素質，藉著聖靈的更 新，不僅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更是心意上不斷變化的更新，將一切都更新了，直到新天新地。這種永不停息的心意更新，能不斷提高人的精神素質，使之適應社會的 不斷前進。
孫中山先生當年提出《三民主義》後，又提出<建國方略>、<實業計畫>等政治、經濟的行動方 案，卻深感推行不易。後來，才悟到是國人的心理障礙所致。對此，他又提出以“知難行易”為中心的心理建設，並認為沒有心理建設，其他的政治、經濟計畫都不 會落實。
孫中山先生是民主革命先行者，也是基督教虔誠的信徒。他“天下為公”的理想和奮鬥精神，為中國人民所共同敬仰。在紀念基 督教傳入中國二百周年之際，我們須牢記孫中山先生的遺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還須努力”。讓我們效法他的佳美腳蹤，求上帝祝福中國，為社會主義物質文 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設作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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