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基督教熱”在全國各地呈不斷升溫的趨勢，基督教研究所在各大學相繼成立。在學術界，基督教研究已形成一股旋風，眾多的研究者跟風而上，各類研究著述、學術論文騰空出世，真所謂百花開放，百鳥齊鳴。不過，這些論著良莠不齊，更甚者，研究者幾乎都以馬克思主義的宗教觀為出發點，或以中國的政治處境為依歸，因此，作者大都戴著有色眼鏡，缺乏公正、客觀的評述。 與全國性的研究氛圍相比，溫州基督教的研究，特別是對基督教教育方面的研究卻屬於冷門課題，相關著述屈指可數。而僅有的幾篇文章存在嚴重的缺陷，它們不僅對傳教士的辦學缺乏公允的評價，甚至與基督教信仰相去甚遠，實屬隔靴搔癢之舉。對於一個真實的溫州教會歷史，這些作者更是無能為力，特別是在文革期間建立起來的溫州教會體系，這些文章大都隻字未提。筆者盼望借本文能做一些彌補，讓溫州基督教教育走出深閨，並繼續發揚光大，讓基督教教育的偉大身影重新回到溫州人的視野中來。 一、教會學校的“西學東漸”與中國近代教育的崛起 溫州基督教教育的發展離不開中國的大環境。 1、從英華書院到學校林立 1818年，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在麻六甲創辦“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1818～1856年），它被視為傳教士創辦學校的肇始，中國教育歷史從此翻開全新的一頁。到了1877年，教會學校已達347所，學生人數達5917位。［1］1890年，“基督教教育會”（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成立。［2］1920年，由中華續行委辦會所做的統計表明，約有一萬名以上的中國男女職員任職于教會學校，這些人從事全時間的教育工作。當時全國教會學校的在校生已達20萬之多，這還不包括聖經學校、師範學校、神學院、專科學校和大學。不過，令人感到振奮的是，當時的神學院也達到31所，學生共有985人。［3］可見，基督教教育在全體國民教育中的比率已是相當之高。［4］根據1949年前的統計，當時教會學校的數目為：高等學校13所，中等學校247所，初等學校約1000 2、從舊式教育到西化課程 中國傳統教育的代表是科舉制度，教育事業並非是全民的，乃是憑個人去努力，其終極目標就是升官發財，出人頭地。當中國的大門被西方列強打開之後，朝廷開始意識到西學強大的衝擊力。1898年，光緒皇帝頒佈了一系列的教育改良政策，其中之一就是要建立全國性的現代化教育體制。不過，好事多磨，同年秋天，在慈禧太后的阻撓下，新政被迫停止，科舉制度重新登上學界的至高殿堂。1901年，慈禧太后重新下令，把各省的貢院改為大學，並大興教育事業。1911年，清朝被推翻，民國政府成立，這一歷史的轉折為中國教育奠下了里程碑。關於課程的內容，傳統教育教授四書五經等，“講究的是所謂義理、考據、辭章之類的空疏陳腐之學。”［5］教會學校的課程則是學科範圍廣，注重基督教信仰和西方科學知識的教導，比如：算術、地理、歷史、科學、生物、縫紉、農業、工業等科目。 3、從教會大學到現代教育 在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歷程中，教育是極其重要的一個方面，而在中國近代教育體系中，教會大學又扮演著溝通中西文化的非常重要的角色，以至對中國傳統教育制度的近代轉型起著某種程度的示範與導向作用。［6］或者說，教會大學成為政府發展教育體系的催化劑和有力助手，［7］它加速舊式教育體制的瓦解，且把最先進的西式教育體制引進中國。 “從19世紀80年代起，教會教育開始由小學向高等教育過度。教會大學從根本上突破了中國傳統教育的缺陷，在辦學模式、教學內容、人才培養、適應社會等許多方面都為中國高等教育提供了嶄新的內容，促進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發展。”［8］在此基礎上，北洋大學、京師大學等一批中國大學應時而生，這使得中國高等教育與西方高等教育之間縮短了差距。 二、中國人對基督教教育的單向判斷及三種批判理論 1、文化侵略論 基督教被認為是精神的鴉片，傳教士被認為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教會學校被認為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文化的一種工具和手段，其旨在摧毀中國傳統文化，並為帝國主義服務。其實，此乃民族主義者情結加上政治因素所演變成的強勁有力的炮彈，它佔據人們的意識形態，半個世紀過去了還經久不衰。 2、促現代化論 該觀點的理論依據是現代化理論，“它以西方經驗為根據，將人類社會分為傳統和現代兩大類，強調這種從西方開始的現代化進程的示範性和不可逆性。”［9］其宗旨在於改造中國文化，讓西方的文明注入其中，使之成為現代的新文化。 3、普遍主義論 該觀點認為，“基督教不僅將整個歐洲從文化上連結起來，而且有著向世界各地拓展的強烈動機。”［10］由此確定基督教只不過是帝國主義殖民擴展的附庸品。不僅如此，普遍主義還體現在聖經教義上，神就是充滿宇宙的神，他的救贖也臨到世界上所有的人。因此，“普遍主義在不斷深化著關於人類一致性的信仰，試圖確立一套對所有人都通用的、統一的價值標準。”［11］基於這一因素，基督教來到了中國。 三、基督教教育在溫州的興起與當時的困難處境 限於篇幅，筆者在本段落中就不展開詳細的討論，僅為點到為止 1、基督教學校的分類 溫州是比較早就開埠的沿海城市，因此，傳教士也就捷足先登。如下為溫州基督教學效的發展情況。 （1）按性別分：男校、女校 1866年10月，內地會傳教士曹雅直（George Stott)［12］抵達溫州，從而開始了近代溫州的福音事工。［13］1867年8月，曹雅直租用了花園巷張姓房子設立傳道站。［14］1869年，曹雅直聘請了一位姓劉的老學者為教師，開始了溫州第一所男子書院，溫州教會學校的序幕由此拉開。當時的學生人數也就三四位，傳授的課程包括聖經和四書五經，學費和食宿費則全免，甚至還給學生家庭補貼十元銀元。1877年，學校遷至新落成的花園巷教堂。1902年，該校定名為崇真小學，當時的學生人數已經超過100人，並培養和造就出一批傳道人才。 溫州第一所女校的創辦有一段趣事。1872年，曹雅直的廚師與一位非基督徒結婚，這原本是傳教士所反對的。兩年後，這位廚師的信仰產生嚴重的蛻變，曹雅直夫婦不得不讓他離開。經過再三的考慮和多方多次的禱告，曹雅直和他太太格蕾絲（Grace Stott）決定開辦一所女子寄宿學校。［15］1878年，女子書院正式創辦，1902年定名為育德小學。 之後，由教會創辦的女子學校逐漸增加，如1906年的愛群女學，1907年的大同女學等。 （2）按程度分：小學、中學 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兩所教會小學之外，還有其他的小學陸續在溫州創辦： 1877年，循道公會在康樂坊創設一所教會小學，學生人數約為十人，教學設備非常簡陋。1896年，學校遷至楊柳巷原定理醫院的舊址，並正式定名為藝文小學。 此外，還有內地會創辦的另外兩所小學：培德小學，增德小學；由溫州自立會創辦的永光小學，這是一所由中國人自己創辦的教會學校。而各縣所創辦的教會學校也有不少。 中學的情況試舉一例：1895年，循道公會在海壇山創辦藝文書院，1901年，清廷下令各省、府、州、縣設立學堂（中學），藝文書院因此改名為藝文學堂，由來自英國的傳教士蔡博敏任校長。這是溫州最早的正規中學之一。 （3）按性質分：醫校、神學院 1926年，白累德醫院［16］創辦高級護士、助產護士學校，成為溫州第一個培養護理人員的學校。1949年，該院與董若望醫院護士班和溫州醫院職業學校合併，成立溫州市私立高級醫事職業學校。1950年改公辦，1952年定名為浙江省溫州衛生學校，成為浙江省最早建立的綜合性衛生中等專業學校之一。 神學院方面情況如下：1911年，循道公會在里安衙後街創辦“偕我道學院”，院長為海和德，這是溫州的第一所神學院。1915－1929年因故停辦。1930年恢復招生，道學院遷至溫州市內楊柳巷藝文小學內，並改名為“聖道學院”。1937年，該學院與寧波教區神學院合併，定名為“浙東神學院”，院址遷至藝文學校舊址。［17］ 2、基督教學校的辦學困難 （1）封建陋習的阻撓：如禮教與裹足 在舊的教育體制中，女子沒有適當的地位，“女子無才便是德”的錯誤觀念的盛行正是對此種處境的總結。不過，傳教士提倡男女平等，教會學校為女子的就學開創了新時代。傳教士人為，“中國教育中存在明顯欠缺且不能與西方教育並衡者，則在於不興女學。”［18］因此，傳教士所宣導的不僅是與奉行幾千年的封建禮教體制做抗爭，也為婦女的翻身埋下重要的伏筆，他們的行為打破了“男女不雜坐，不同施枷，不同巾櫛，不親授。”的習俗。［19］“當男人的新時代剛剛開始，婦女的新時代也就來臨了。”［20］ 此外，各女學規定不准裹腳。育德女學與學生簽訂的合同中有非常明確的一款內容：“不准裹腳，已裹腳的應即放開。”然而，很多家庭因此而受到社會的歧視，甚至被人棄絕。 （2）對傳教士的敵視：如回收教育權 四、溫州基督教教育的不菲成就與深遠的社會影響 筆者從如下兩個角度做簡單地分析： 1、培育出一批專業人才 （1）培養學校的師資力量 在新舊學制替換的過程中，教師的缺乏成為教育發展嚴重的障礙。“從舊學校徵聘任何大數目的教師是絕不可能的，這是因為舊學問在內容和方法上都有它的特殊性質，也是因為舊式教師的守舊精神。”［22］故此，教會學校就成為教師最主要的來源。舉例來說，藝文中學辦學超過20年，畢業生達一千多位，許多優秀人才日後就從事教育工作。在溫州歷史上聲名顯赫的穀寅候、劉廷芳等人早年都畢業於教會學校。 （2）培養醫務和護理人員 通過醫院和醫學校，一批有名的醫師誕生了，如陳梅豪、鄭濟時、張德輝、鄭求是、何其美等；而高級護士、助產護士學校在二十年間共培養畢業生150多名，形成了一支專業的護理隊伍，其中不少人晉升為護理師、醫師。［23］ 2、溫州方言注音的誕生 1893年，英國傳教士蘇慧廉翻譯並出版了溫州話的《四福音與使徒行傳》和《新約聖書》（溫州方言拉丁文譯本）。［24］當時，藝文中校、藝文女校校長兼教員的湯聯奎為蘇慧廉撰寫《華英論語》，後又為白累德醫院院長施德福編寫《甌音字彙》（1925年）。沈克成指出，《甌音字彙》是按溫州方言音序排列的一本漢字字彙，收字15000餘個。在每組同音漢字的上端，書有蘇慧廉式方言羅馬字，而在每個漢字後面，則用羅馬字標出該字的北京讀音。《甌音字彙》收字之多、標音之準確、編排方法之科學，超出比它早出和晚出的任何一本溫州方言字彙。［25］ 五、溫州基督教教育公眾平臺的失落與內化轉型 1、隱沒歷程 （1）1952年西方傳教士被清空 1952年，隨著最後一個宣教士離開溫州，［27］溫州教會進入死蔭幽谷，溫州基督教教育全線退出公共平臺，學校和醫院相繼被中共政府接管，如白累德醫院於次年的1月10日被政府接管，並被更名為溫州市第二人民醫院。 （2）1959年的“全國無宗教區” 1958年，大躍進運動正式開始，［28］而一個“消滅基督教”的運動在全國暗暗地展開，溫州市平陽縣“有幸”成為全國的試點。［29］1959年，溫州被稱為全國唯一的“無宗教區”，宗教活動被徹底打垮，唯一開放的城西教堂白天出售報紙，晚間出租給甌江電影院。在那極端困難的年代裡，信仰成了過街的老鼠，消滅“洋教”更成了人們的天職。但是，基督徒暗中的禱告會依然在持續。“禱告點”模式就成了教會的模式，即一個禱告點就是一個隱形教會，教育活動必然全面停止。 三年大躍進之後，即1961年正月，溫州市區位於五馬街的第一間教會建立，但基督教的社會教育尚未得到恢復。 （3）1997－2000年的全國性打擊“實驗地” 1997年，正值香港回歸之時，此時，很多問題在教會和社會上凸顯出來，比如：溫州教會內部流行末世的思想，特別是農村教會，他們認為香港回歸一定會遇到挫折，因此，世界大戰近在咫尺，末日也就會來到。而中國政府也值此之際營造所謂穩定的社會環境，加上其他的政治考慮，結果，對教會“大打出手”，溫州則成了此次逼迫的“試點”。這場逼迫一致持續到2000年，炸毀教堂和抓捕傳道人不在少數，各地的祈禱山基本上都毀於一旦。在如此處境下，基督教教育必然經歷更進一步的挫折，各教會紛紛化整為零，以求度過難關。 2、轉向內部 （1）掃盲 識字是全世界人類追求發展的基本人權，而文盲對個人而言是一項嚴重的負擔。［30］據《溫州市教育志》記載，上世紀50年代，溫州是一個文盲社會，文盲人數占人口總數的90％以上。1953年8月，市文教局提出掃除文盲標準：工人識2000字，市民識1500字，農民識1000字。［31］除政府之外，另一種力量就是民間組織，其中教會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與美國成人教育的發展史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因為美國早期的成人教育是以教會為主的各民間團體帶領民眾識字。 在農村教會有“三多”，即婦女多，兒童多，文盲多。因此，掃盲工作自然成為教會要開展的工作之一。很多教會在家庭裡開辦學習班，還有一些教會邀請村裡的讀書人來讀聖經，也有教會請其他教會的識字的人來教詩歌，既可學習敬拜，又可學習漢字。筆者有一位親戚，年紀約有八十，她未曾念過書，但能讀聖經，並靠著超強的記憶，背出幾百首的讚美詩歌，而且，很多詩歌不止一段。這與教會直接和間接的掃盲工作是分不開的。 城市教會也是一樣，教會較為公開地開辦掃盲班，在周間學習，並邀請非基督徒鄰居參加學習。筆者教會有一位元弟兄，大字不認識幾個，信主後熱心追求，並參加掃盲班，幾年之後，該弟兄成為教會的領袖，這令周邊的鄰居刮目相看。 （2）兒童、青少年教育 溫州教會的兒童、青少年教育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但步入正軌是九十年代，至今已有超 過二十多年的時間。與美國不同的是，溫州所指的主日學單指兒童和青少年，此項工作不僅教導聖經，也為引導溫州社會的青少年走向起到一定的、積極的作用。比如，很多主日學的孩子品學兼優，熱心愛主，而且還影響身邊的同學和朋友，在無形之中起到了光和鹽的作用，成為基督教教育成功的典範。 （3）婚姻、家庭教育 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溫州社會的離婚率在全國就已高居前幾位，然而，溫州基督徒的離婚率卻是非常之低，與社會上的處境形成極大的反差，這不得不令人對基督徒的婚姻生活產生興趣。其實，教會在婚姻方面的教導一向嚴厲有加，甚至幾乎所有的教會規定，在任何的情況之下都不得離婚。這在一定的程度上形成了尊敬婚姻的理念。 最近幾年，婚前、婚後輔導，家庭營，親子教育等活動在溫州各教會如火如荼地展開，為基督徒的婚姻和家庭提供了更廣更多的幫助，許多人因著基督徒美好的婚姻見證而決志信主；而在婚前同居成為理所當然的事實的情況下，溫州的青年基督徒走上街頭，開展“真愛需要等待”的簽名活動，並有國有媒體親臨現場採訪報導，對社會產生不小的影響。 （4）音樂教育 信耶穌的人都是會唱歌的人。儘管不是每個人都懂得樂理知識，不過，溫州教會的一大特色就是“教詩歌”，無論哪次大型聚會，甚至是主日崇拜都會安排人教會眾唱詩，因此，教詩歌成為教會的一個鐵定的服事崗位。有了教詩歌必然要有彈琴的人，因此，彈風琴和彈電子琴就有了專門的人才。 在溫州地區，把教會音樂發揮的最出色的是樂清市的教會。據筆者所知，樂清教會的樂團遍地，從事音樂事奉的人才比比皆是。教會在每一個特定的時間段裡面會舉行一次大範圍的有關音樂方面的比賽，至今這一比賽已經影響到全市，不少教會都定期舉行詩班比賽等。曾經有溫州大學的學生寫過一篇叫《溫州樂清地方基督教音樂發展現狀》的文章，可見教會音樂的發展已經引起社會及知識份子的關注。 |
六、基督教教育在溫州的“輸出”與探索性前
改革開放之後，溫州基督教教育重新進入人們的視線，不過影響非常有限。因此，我們需要不斷探索，領受從神而來的異象，繼續把教育事業發揚光大。
1、從教會教育到專業機構
溫州人關注經濟超過關注政治。然而，隨著經濟的增長，教育被溫州人擺上了重要議程，甚至遠超經濟。這正是溫州教會開展教育工作的大好時機。
從目前情況來看，溫州教會有能力創辦教育機構，比如文化傳播、婚姻輔導、職業培訓等。雖然政府尚不允許教會公開成立機構，但我們可以靈活地進軍文化和教育的公共平臺，並借著領受神的異象和禱告，就能突破現有境況。
（1）文化傳播
由基督徒創辦的各類機構在一些大城市已經出現，比如“找到啦圖書公司”、以諾文化傳播、因信文化、橡樹文字工作 室、陶土文化等，這些文化傳播機構雖然不是教會所為，但都由基督徒所為，它們所傳播的都是基督教的文化和教育，而這一塊在溫州尚屬空白，因此，溫州教會一 定要力求突破，迎頭趕上。
當今社會除了資訊之戰，最能吸引人眼球的是大眾傳媒之戰。溫州教會在公共平臺上幾近銷聲匿跡，這不得不說是一個遺憾。而今，假如能重新開展大眾傳媒，又何樂而不為？影視、出版、文藝、期刊都是可行的管道，只有這樣，才能讓世人有更多機會正視我們的信仰。
（2）婚姻輔導
溫州基督徒在婚姻上曾經作了美好見證，不過，我們仍然需要走出去，以基督化的婚姻觀影響社會。筆者盼望有一批基督徒能從事婚姻教育的事工，並讓他們獲得政府認可的婚姻輔導的資格證書，然後開設婚姻教育事務所，到社區開辦婚姻和親子講座，以神的道引導在婚姻上遭遇危機的人。
（3）職業培訓
溫州有龐大的民工市場，他們來自不同省份，屬社會的最低階層，沒有知識，沒有專業能力，他們被稱為“打工”的，常常被社會愚弄。
基於福音的需要，也基於對民工朋友的關心，教會可以開辦職業培訓班，比如電腦班、制鞋班、會計班、烹飪班……一方面訓練專業知識，一方面傳揚福音，既可拯救靈魂，又可為社會提供穩定的因素。
當然，職業培訓的物件不限於民工，本地人也有這個需求。比如，因著經濟不景氣，下崗（失業）人員與日俱增，很多人因為沒有一技之長，而無法再次就業。這些人或許就在教會之中，我們該如何去幫助他們呢？職業訓練就是一種方法。
筆者相信，開展這類職業培訓，必然會帶動基督教教育事業。
2、從主日學校到社會辦學
最近幾年，主日學的發展遇到了瓶頸，我們過於注重形式，以及強調並不全面的“聖俗觀”，以至我們培養的是“聖 人”而不是“社會人”。學生一進入大學如同進入魔穴，一進入社會則難以招架，這是主日學教育所遇到的強勁挑戰。依筆者之見，這與主日學趨於“封閉式”的教 學情況有關。因為我們僅僅影響在教會中的孩子，如果能在教會之外也營造信仰的氛圍，這不是更好的舉措嗎？因此，筆者鼓勵教會把“神的道”帶出主日學，進入 普遍的社會辦學之中。具體建議如下：
（1）助學行動
助學是社會辦學的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助學行動已在個別教會中興起，如某教會傳道人成立了“以便以謝基金 會”，這就是一個良好的開始。基督徒理當照顧社會上失學的孩子，這項工作不僅要由個別教會去做，更要讓眾教會看到問題的重要性。比如，已經有教會在幫助失 學的小學生，為他們提供從小學到大學的學費，這些行動已經產生非常好的果效，不僅令社會刮目相看，也讓被援助的孩子以及他們的家人看到神的愛。
（2）學校教育
由基督徒創辦的幼稚園已有不少，但還需要繼續壯大。儘管我們不可能像美國的教會學校，可以直接把聖經教導編成課 程，但我們完全有可能將聖經的原則植入課堂教育。比如，我們可以教孩子唱一些教會的兒童詩歌，可以對孩子講聖經故事，也可以把基督教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放到 課程之中。
目前在溫州還沒有一家小學或初中是由基督徒開辦的，這在溫州的確是一個不太正常的現象。溫州人從來不擔心經費問 題，也不擔心政府的政策問題，因為在私有經濟占絕對地位的溫州，連飛機場、火車站、高速公路等公共設施都是私人產業，溫州大學也是私人開辦，那為什麼就不 能爭取私人辦學的空間呢？我們不求一步登天，但我們期待這一領域能在不久的未來綻放出五彩繽紛的花朵。
（3）週末學校
還有一種方法，就是採納美國華人教會的“中文學校”的作法。因為出生在美國的華人孩子大多只能講英文而不懂中 文，基於這一原因，教會開辦了週末的中文學校，吸引了不少的華人孩子就讀，也為父母提供了接觸和認識教會的機會。而在溫州，我們不必開辦中文學校，但我們 可以在週末開辦英文學校，或是藝術學校，並盡一切可能把聖經的教導注入其中。
3、從自我滿足到走向社區
（1）社區關懷
從前，由於種種因素，教會與社區之間失去了彼此聯繫的紐帶。教會“潛伏”在社區之中，對社區來說，教會無非是一個累贅，與他們沒有必然關聯。不過，隨著時代的變遷，這種困局將被打破，教會也將成為社區中亮起的明燈。
社區關懷已經在一些教會中啟動。比如，看望孤寡老人，為年邁或殘障人士提供生活幫助，舉辦社區清洗活動等。
（2）學生中心
不過，筆者建議，教會在社區中的作用應該擴大，建立“學生中心”，比如開辦補習班，接待社區的學生來教會，為他們提供免費的作業補習，而有些下班較遲的父母也可以把孩子放在教會，不僅補習功課，也有安全保證。教會則借此展開寬大的膀臂，迎接鄰家的朋友。
（3）公益講座
教會可以開放大門，抓住適當時機，舉辦親子教育、應對金融危機、理財、生活輔導等講座，讓鄰居樂意來到教會，這在西方國家非常普遍，但在溫州卻是一片空白。
4、從“墻內教育”到各個階層
突破四面高牆不是為了摧毀自己，恰恰是為了打破“困局”。正如溫州的經濟，它現在所面臨的困局被提到了喉嚨，讓人上下為難，困局重重。［1］突破“溫州式困局”就需要走出家族企業的緊箍咒。我們該如何走出去呢？筆者有以下建議。
（1）告別以“經驗主義”掛帥的思想
溫州教會需要告別以經驗主義掛帥的年代，所謂“屬靈”無非是常被曲解的經驗。比如，我們相信“無知”的“神聖性”，結果便產生了“越無知越屬靈”、“知識只能使人自高自大”等符合封建社會的禮教要求。［2］即是如此，教育就不是重要事工，那麼，就沒有必要“攻擊”教會在50年來所建立的“屬靈規則”，也無所謂走向社會的各個階層。因此，“解放思想”便成為改變行動的前提。
（2）“走出去”不等於放棄持守原有的
上世紀二十年代的美國教會，因著基要派與自由派的抗爭，基要派選擇了“走為上策”的路線，結果便把學術重鎮拱手讓人，留下今日自由派張牙舞爪、大張旗鼓，而福音派卻無可奈何花落去。
中國教會的前提大不相同，我們不是拱手“讓人”，乃是被人“放逐”。繼而，溫州社會經歷了瘋狂的經濟增長之後， 許多基督徒竟然也選擇“自我流放”，他們情願隱藏信仰，也不願放棄對物質與名利的追逐。溫州基督徒雖在商業界具有一定影響力，但在教育界我們更要發揮影響 力。所以，我們該是到了反省的時候了。
（3）“主動出擊”才能擴大教育的影響
筆者在上文已經提到，無論商界、教育界、藝術界，或是文學界，它們都需要耶穌基督的救贖，都需要被基督教教育更 新。因此，溫州教會需要興起各類尖兵，如基督徒教育家，基督徒藝術家，基督徒文學家，基督徒經濟學家等，神要透過他們，在不同階層彰顯基督的道，這樣，基 督教教育將會被全面地展開。
結論
本文是對溫州基督教教育的初探，試從溫州基督教教育的發展，以及對未來的展望而思考基督教教育對溫州教會與社會 的影響與作用。唯願神繼續使用溫州教會，不僅使它影響溫州社會，同時能影響更多人，培養和教育更多的天國和地上國度的人才。願自有永有的神在這個時代得著榮耀。
參考書籍、刊物、網頁
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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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華續行委辦會調查特委會編、蔡詠春等譯：《1901－1920年 中國基督教調查資料 下卷》（原書名：《中華歸主——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 1901－1920》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9月二刷。
4、馬敏著：《基督教在華傳播及其文化、教育事業》，臺灣：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2006年7月初版一刷。
5、胡衛清著：《普遍主義的挑戰：近代中國基督教教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
6、蔡錦圖著：《戴德生與中國內地會》，香港：建道神學院，1998年。
7、莫法有著：《溫州基督教史》，香港：建道神學院，1998年。
8、《禮記·曲禮》
9、鄧運林主編：《成人教育專題研究》，臺灣：高雄複文圖書出版社，1997年3月初版三刷。
刊物：
1、施楊著：<教會學校對中國近代教育體制的積極影響>，刊物《遼寧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08年第3期。
2、參格蕾絲（Grace Stott）著、恩際翻譯團契譯：《二十六年宣教在中國》（Twenty-six Years of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節選四，刊于《麥種》第15期，2008年7月。
3、鄭頡峰著：<近代前來溫州的外國宣教士>，發表于《鹿城文史資料》第十七輯（溫州市鹿城區政協學習文史委員會編）。
4、于莉娟、張旭著：<溫州式困局>，刊于《小康》月刊，2009年第8期。
網頁：
1、章婧著：《早期教會學校VS中國課程近代化：雙重矛盾下的催化作用》，請參
3、佚名著：《掃盲，見證那“瘋狂”學習的年代》，
發佈時間：2010-6-17 16:11:28。文章來源：《麥種》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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